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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各地城镇化发展迅速，在城市，违法占地、用地现象日益增多，城市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中面临的难题日益显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在行政处罚法中第一次出现的。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目的是解决行政管理领域中比较混乱的行政处罚行为，从而实现行政机构精简和行政处罚执法法治化的目标。对于城市综合管理执法中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理论界、执法界都对其缺少关注和探讨。本文以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监察制度为例，以《深圳市土地监察条例》为样本，从具体条文和机制建设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发现土地违法行政处罚制度存在的问题，归纳试点工作运行情况，并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探求更加完善的行政执法机制。
关键词 土地管理 综合执法 相对集中处罚权
作者简介：丛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级法官。
中图分类号：D9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195-02
一、城市土地管理制度现状
对于土地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的相关法规主要集中在《土地管理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土地执法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是其法定职责。该法第七章的七十三条至八十四条，集中罗列了土地执法部门对土地违法相对人的处罚措施，主要有没收非法所得，限期拆除，恢复土地原状，罚款，责令退还等。在《行政诉讼法》中第六十六条是这样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对于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形，该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也作出了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行政机关可以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依法强制执行。”
二、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监察制度综述
作为经济特区，深圳市于1992年被全国人大授予地方立法权，即深圳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后施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颁布实施《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后经2001年和2005年两次修正。
该条例在《土地管理法》、《行政处罚法》、《城市规划法》（现修订为《城乡规划法》）等法律对土地违法案件规定有待完善的前提下，在深圳市作为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土地纠纷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制定出台，对规范土地管理、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深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该条例历史性的开创了城市综合管理执法部门开展土地规划监察的先例，在深圳市，规划执法权或行政处罚权集中到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规划管理部门不再拥有或承担相关行政执法权。综合执法或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现已上升为法律制度，并广泛存在和普遍应用于全国大中城市的城市管理领域。这一制度创制明确了责任主体，明晰了权力划分，提高了执行效率，对遏制土地违法事件起到了积极作用。
该条例规定了规划土地监察的职责和管辖。对监察人员提出了资质要求，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的职责进行了明确。详细规定了执法机关在处理土地违法案件的立案、调查、处理流程。在第四章规定了强制措施和执行程序，保障行政处罚落到实处，见到成效，有效打击了土地违法案件，保护了土地资源。
但是，随着各项事业改革向纵深推进，近年来深圳市查处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暴力抗法等情况屡屡发生，《条例》中的执法措施不够严厉，亟需创新执法手段、加重法律责任。同时，国家《行政强制法》实施以来，对规划土地监察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查处违法建筑过程中的查封、扣押、强制拆除等行政强制，需要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实施。
三、城市土地管理综合执法制度面临的困境
为了响应行政机构精简和行政处罚执法法治化的要求，2005年2月25日，深圳市对原来的《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进行了修正，实行了行政综合执法。该条例明确规定：“规划、土地管理部门分别负责规划、土地监察的指导和监督工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负责辖区内的规划土地监察工作。”至此，深圳市规划执法集中行政处罚权就从规划管理部门转向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综合执法或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就通过本土地监察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上升为法律制度，并逐渐全国大中城市的城市所借鉴学习。
笔者认为，本条例的主要作用是，有效整合了相关职权，提高了土地执法行政效率，也起到了精简了机构的作用，避免了多部门重合、重复处罚局面。但是，这种利用综合执法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制度创新在理论界一直备受争议。
（一）理论层面
1.违背了行政法理论上的职权法定基本原则。这种做法将土地规划管理执法方面对于行政处罚权力通过地方法规的形式授予了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土地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这就引起了现实操作法律规定（《城市规划法》和《城乡规划法》）之间的冲突。根据《城市规划法》的规定，行使土地管理或者土地规划执法处罚权的合格行政主体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区级政府的行政规划部门没有相关职权，不具有相关执法主体资格，不能行使土地管理方面的行政许可权与行政处罚权。但在实践操作中，这一明确规定已经被一些地方政府进行僭越。
2.违背了行政法合法性中的法律优先原则。《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设立有明确的规定，国务院及地方政府无权设立相对集中处罚权，法律的位阶高于其他法规和地方性规章，立法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超越法律的规定，制定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规章显然违反了行政法的法律优先基本原则。
3.违背了法制统一原则。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同部门法都分别作了规定，在旧的法律没有废止的情况下，制定出新的法律法规和规范很可能导致执法机关对相同或者类似的违法行为作出差别较大的执法行为。这也就是我们行政法理论界近年来一直关注的自由裁量行为，这样必经导致法律规范的适用混乱，影响行政执法的法制统一。 （二）现实困境
1.执法效率低下。除了理论上的问题外，在实践中，集中行政处罚权也面临着影响执法效率的问题。以《深圳市土地监察条例》为例，条例明确规定了规划管理行政处罚权集中到土地监察管理部门。而在现实中，土地监察管理部门却显得力不从心，面对土地管理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执法人员只能是现学现卖，抓耳挠腮。面对查处违章建筑的正常执法，不得不先到规划部门查询该建筑审批手续是否齐全；还肩负着为被执行人提供补救措施的咨询义务，严重降低了行政执法的工作效率。
2.执法难度较大。仍以规划执法为例，由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是专门从事集中处罚的专门人员，他们一般不参与城市规划的编制，也对具体规划项目的选址、论证及证书的核发缺乏了解，对违法建设项目的相关情况缺乏了解就直接导致了其在执法过程中缺少底气，没有说服力，在与当事人互动过程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这也直接影响执法工作力度，为日常执法带来较大难度。
四、城市土地违法相对集中处罚的立法建议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制度是在我国行政执法发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理论和实践创新，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法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管理的需求不断加大，我们也发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亦存在着众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关注和探讨。在目前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难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为了避免管理的缺位，我们仍需对有关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调整，以促进城市土地管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第一，严格落实职权法定原则。要进一步细化违法行为，将违法建设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明确各单位执法责任，对于不同的行为由不同的部门进行执法。在分类的基础上，对只能相似的部门进行适当整合，对专业性不强的程序性行政执法过程进行适当集中。这样不但可以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效率，也有利于各部门进行分工协作，各司其职，最终实现“不留死角，没有空白”的良好执法局面。
第二，将个人和国家机关均纳入监察。近年来一些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划土地法律法规现象比较严重，但是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机关违法行为的处理进行明确规定，这样就造成了“执法不平等”的现象。因此有必要明确地将国家机关等在特区用地和建设的所有单位和个人，纳入监察对象范围，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必有利于查处和遏制少数国家机关在规划土地方面的违法行为，提高执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
第三，要创新执法措施。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一些当事人拒不承担强制拆除费，针对这种情况，该条例应该学习借鉴国内外城市的先进做法，进行执法措施创新，比如增加关于“强制拆除费用的保全措施”规定、提高加处罚款的额度；针对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应增加“书面通知有关行政机关暂停办理涉及违法事项的行政许可和审批、登记”等规定；针对规划土地监察工作中遇到的暴力抗法、犯罪等情况，应增加“建立公安机关介入规划土地监察工作的机制”规定。
第四，要尽量避免与相关法律制度的抵触。要根据《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梳理和规范规划土地监察执法过程中常用的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和强制拆除等行政强制执行，以及没收违法收入、违法建筑和其他设施等行政处罚的具体实施程序、相关费用承担、法定期限等，如必须增加和修正“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因查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违反行政强制法期限规定第二十五条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等规定。
第五，加大对违建等行为的处罚力度。从《深圳市土地监察条例》的贯彻落实来看，目前深圳违法建筑多顶风加建的情况，应在条例中加大对这类现象的处罚力度，提升条例中第四十四条和四十五条的罚款额度，将两万元上限提至二十万元，以有效威慑违法分子、遏制私搭乱建行为。
综上，对城市土地管理执法制度进行改革创新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适用性已经成为共识。在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救济制度的同时，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为依托，从立法、执法两个层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切实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土地管理执法效率，从而减少和避免因不当执法造成的不利后果。
参考文献：
[1]陈平.土地征用法律制度的完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2]田梦海，吴恩玉，吴毅峰，赵栋.为规划立“规矩”.浙江人大.2010（7）.
[3]杨维立.小区违建何时才能告别“集中整治”.现代物业.2009（11）.
[4]段朝立.城管执法视角下违法建筑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
[5]王一川.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治理模式创新.复旦大学.2010年.
[6]汤马欢.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及政府对策研究.上海交通大学.2008年.
关键词 土地管理 综合执法 相对集中处罚权
作者简介：丛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级法官。
中图分类号：D9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195-02
一、城市土地管理制度现状
对于土地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的相关法规主要集中在《土地管理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土地执法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是其法定职责。该法第七章的七十三条至八十四条，集中罗列了土地执法部门对土地违法相对人的处罚措施，主要有没收非法所得，限期拆除，恢复土地原状，罚款，责令退还等。在《行政诉讼法》中第六十六条是这样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对于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形，该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也作出了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行政机关可以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依法强制执行。”
二、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监察制度综述
作为经济特区，深圳市于1992年被全国人大授予地方立法权，即深圳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后施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颁布实施《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后经2001年和2005年两次修正。
该条例在《土地管理法》、《行政处罚法》、《城市规划法》（现修订为《城乡规划法》）等法律对土地违法案件规定有待完善的前提下，在深圳市作为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土地纠纷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制定出台，对规范土地管理、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深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该条例历史性的开创了城市综合管理执法部门开展土地规划监察的先例，在深圳市，规划执法权或行政处罚权集中到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规划管理部门不再拥有或承担相关行政执法权。综合执法或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现已上升为法律制度，并广泛存在和普遍应用于全国大中城市的城市管理领域。这一制度创制明确了责任主体，明晰了权力划分，提高了执行效率，对遏制土地违法事件起到了积极作用。
该条例规定了规划土地监察的职责和管辖。对监察人员提出了资质要求，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的职责进行了明确。详细规定了执法机关在处理土地违法案件的立案、调查、处理流程。在第四章规定了强制措施和执行程序，保障行政处罚落到实处，见到成效，有效打击了土地违法案件，保护了土地资源。
但是，随着各项事业改革向纵深推进，近年来深圳市查处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暴力抗法等情况屡屡发生，《条例》中的执法措施不够严厉，亟需创新执法手段、加重法律责任。同时，国家《行政强制法》实施以来，对规划土地监察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查处违法建筑过程中的查封、扣押、强制拆除等行政强制，需要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实施。
三、城市土地管理综合执法制度面临的困境
为了响应行政机构精简和行政处罚执法法治化的要求，2005年2月25日，深圳市对原来的《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进行了修正，实行了行政综合执法。该条例明确规定：“规划、土地管理部门分别负责规划、土地监察的指导和监督工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负责辖区内的规划土地监察工作。”至此，深圳市规划执法集中行政处罚权就从规划管理部门转向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综合执法或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就通过本土地监察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上升为法律制度，并逐渐全国大中城市的城市所借鉴学习。
笔者认为，本条例的主要作用是，有效整合了相关职权，提高了土地执法行政效率，也起到了精简了机构的作用，避免了多部门重合、重复处罚局面。但是，这种利用综合执法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制度创新在理论界一直备受争议。
（一）理论层面
1.违背了行政法理论上的职权法定基本原则。这种做法将土地规划管理执法方面对于行政处罚权力通过地方法规的形式授予了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土地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这就引起了现实操作法律规定（《城市规划法》和《城乡规划法》）之间的冲突。根据《城市规划法》的规定，行使土地管理或者土地规划执法处罚权的合格行政主体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区级政府的行政规划部门没有相关职权，不具有相关执法主体资格，不能行使土地管理方面的行政许可权与行政处罚权。但在实践操作中，这一明确规定已经被一些地方政府进行僭越。
2.违背了行政法合法性中的法律优先原则。《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设立有明确的规定，国务院及地方政府无权设立相对集中处罚权，法律的位阶高于其他法规和地方性规章，立法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超越法律的规定，制定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规章显然违反了行政法的法律优先基本原则。
3.违背了法制统一原则。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同部门法都分别作了规定，在旧的法律没有废止的情况下，制定出新的法律法规和规范很可能导致执法机关对相同或者类似的违法行为作出差别较大的执法行为。这也就是我们行政法理论界近年来一直关注的自由裁量行为，这样必经导致法律规范的适用混乱，影响行政执法的法制统一。 （二）现实困境
1.执法效率低下。除了理论上的问题外，在实践中，集中行政处罚权也面临着影响执法效率的问题。以《深圳市土地监察条例》为例，条例明确规定了规划管理行政处罚权集中到土地监察管理部门。而在现实中，土地监察管理部门却显得力不从心，面对土地管理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执法人员只能是现学现卖，抓耳挠腮。面对查处违章建筑的正常执法，不得不先到规划部门查询该建筑审批手续是否齐全；还肩负着为被执行人提供补救措施的咨询义务，严重降低了行政执法的工作效率。
2.执法难度较大。仍以规划执法为例，由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是专门从事集中处罚的专门人员，他们一般不参与城市规划的编制，也对具体规划项目的选址、论证及证书的核发缺乏了解，对违法建设项目的相关情况缺乏了解就直接导致了其在执法过程中缺少底气，没有说服力，在与当事人互动过程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这也直接影响执法工作力度，为日常执法带来较大难度。
四、城市土地违法相对集中处罚的立法建议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制度是在我国行政执法发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理论和实践创新，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法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管理的需求不断加大，我们也发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亦存在着众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关注和探讨。在目前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难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为了避免管理的缺位，我们仍需对有关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调整，以促进城市土地管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第一，严格落实职权法定原则。要进一步细化违法行为，将违法建设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明确各单位执法责任，对于不同的行为由不同的部门进行执法。在分类的基础上，对只能相似的部门进行适当整合，对专业性不强的程序性行政执法过程进行适当集中。这样不但可以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效率，也有利于各部门进行分工协作，各司其职，最终实现“不留死角，没有空白”的良好执法局面。
第二，将个人和国家机关均纳入监察。近年来一些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划土地法律法规现象比较严重，但是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机关违法行为的处理进行明确规定，这样就造成了“执法不平等”的现象。因此有必要明确地将国家机关等在特区用地和建设的所有单位和个人，纳入监察对象范围，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必有利于查处和遏制少数国家机关在规划土地方面的违法行为，提高执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
第三，要创新执法措施。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一些当事人拒不承担强制拆除费，针对这种情况，该条例应该学习借鉴国内外城市的先进做法，进行执法措施创新，比如增加关于“强制拆除费用的保全措施”规定、提高加处罚款的额度；针对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应增加“书面通知有关行政机关暂停办理涉及违法事项的行政许可和审批、登记”等规定；针对规划土地监察工作中遇到的暴力抗法、犯罪等情况，应增加“建立公安机关介入规划土地监察工作的机制”规定。
第四，要尽量避免与相关法律制度的抵触。要根据《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梳理和规范规划土地监察执法过程中常用的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和强制拆除等行政强制执行，以及没收违法收入、违法建筑和其他设施等行政处罚的具体实施程序、相关费用承担、法定期限等，如必须增加和修正“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因查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违反行政强制法期限规定第二十五条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等规定。
第五，加大对违建等行为的处罚力度。从《深圳市土地监察条例》的贯彻落实来看，目前深圳违法建筑多顶风加建的情况，应在条例中加大对这类现象的处罚力度，提升条例中第四十四条和四十五条的罚款额度，将两万元上限提至二十万元，以有效威慑违法分子、遏制私搭乱建行为。
综上，对城市土地管理执法制度进行改革创新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适用性已经成为共识。在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救济制度的同时，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为依托，从立法、执法两个层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切实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土地管理执法效率，从而减少和避免因不当执法造成的不利后果。
参考文献：
[1]陈平.土地征用法律制度的完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2]田梦海，吴恩玉，吴毅峰，赵栋.为规划立“规矩”.浙江人大.2010（7）.
[3]杨维立.小区违建何时才能告别“集中整治”.现代物业.2009（11）.
[4]段朝立.城管执法视角下违法建筑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
[5]王一川.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治理模式创新.复旦大学.2010年.
[6]汤马欢.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及政府对策研究.上海交通大学.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