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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走近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一书系统梳理和概述了20世纪中国乡村发展进程中的思想交锋及其理论探索问题，在把握时代趋势和学者关切中将乡村发展问题划分成不同阶段，并力图带领读者在学者的不同观点中找寻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该书是一本研究20世纪以来乡村学术思想史的佳作，同时具备了乡村问题工具书的功能。
[关键词]20世纪中国乡村问题，农村建设，乡村学术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8-0064-05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人口众多、地域广袤的乡村社会也开始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与之相伴衍生而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虽然经过历史巨变与战争革命的洗礼，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妥善地解决。关于乡村社会种种问题的争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论争的高峰，40年代又走向理论的纵深，世纪之交随着“旧三农”与“新三农”问题的生成与转变，再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①可以说，有关中国乡村问题的争论之声，百年来不绝于耳。王先明教授的新著《走进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以下简称《走进乡村》），以中国乡村问题争论为研究的切入点，不仅弥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更显示出极强的现实意义。
一、一个世纪的争论与求索
正如作者所说：“‘三农’问题虽然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历史问题。”②走向历史的深层思考，这并不是当代学者们对于现实关怀的一种“历史情结”，而是“三农”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特质所致。因此该书将关注范围拉伸至整个20世纪，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20世纪近百年来不同阶段乡村问题争论的时代主题，总结了时代争论的特点，指明了乡村问题学术发展的轨迹，并以独特的百年乡村史论争的形式鸟瞰式地呈现给读者。
作者在第一编中通过分析散见于《东方杂志》《申报》《大公报》的相关论述，指出上个世纪之初即为中国乡村社会理论问题研究的滥觞，由此明确指明了乡村史研究的历史起点。相较于学界大多关注二三十年代之后的有关乡村问题，此书将研究范围大大拓展。作者指出：
20世纪之初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隐含着城乡利益分化所形成的结构性冲突。中国乡村问题也已萌生待发。③
总括20世纪最初20年关于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理论探讨，不难发现，这一讨论可以清朝覆亡为断限，划分为两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均有农业立国论、工商立国论和农工商并重论，但其侧重点却大不相同，前一阶段工商立国论优势明显，后一阶段农业立国论稍占上风。特别是1920年《农业立国意见书》的发表，标志着“农业立国论”将在未来的历史选择中开始拥有独特的时代意义和价值。①
作者同时对吕瑞庭的《农业立国意见书》进行了专门的分析，评价该书：“在20世纪中国乡村史理论问题研究中的奠基地位，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衰败与式微，社会各界对乡村的关注开始成为最为炽烈的时代话语，有关乡村问题的争论呈现了百家争鸣，异常纷繁的局面，形成了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第一波热潮。不仅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的选择走向了农村，即使是国民党内部，也存在着国民革命即是农民革命的识见。学者和思想家们从农村社会调查起始，提出并实践了诸多乡村社会改造，复兴与建设的建议、方案：
经过中国社会学界的努力，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乡村社会学开始了自己的本土化理论创建，本土乡村社会学理论的诞生与成长为中国乡村社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②
作者在书中第二编第三、四、五章中理出论争的主线，归纳了这一时代争鸣的三大理论主题：即乡村社会性质、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社会结构与组织，可谓提纲挈领，脉络清晰。作者认为：
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农村派”“中国经济派”与学院派等不同的学者阵营。……“中国农村派”与“中国经济派”展开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涉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农村社会性质与农村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可以说是在对中国农村经济深入研究基础上探寻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村发展方向的理论之争。
对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的分歧，作者认为：
以“社会运动”方式谋求农村社会复兴，是当时很多研究者和治理者共同的认识。复兴农村路径与模式的分歧在于社会各界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与乡村社会问题的解读不一致，从而使他们在选择切入乡村社会建设、改造与改进的路径时，方式各异。③
在社会结构与组织的研究论争中，作者认为：
（学界）从对乡村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开始走向采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从事微观社区的社会学调查，问题意识也转向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关注。④
20世纪40年代后，经过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十年”的发展规划，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形成的压力日渐增大：
40年代的研究似乎复归于一种相对平缓的发展期。思想的冲突虽不再呈现咄咄逼人之势，理论探究的深入却在既有的积累中展开。这一时期的研究以乡村工业化、乡村社会结构和土地问题为重点，突出了农业立国与工业立国之争和土地制度的两大焦点。⑤
这一总结，正切中要点，彰显了时代的特征。同时作者总结20世纪40年代关于中国乡村问题研究的整个理论取向是建立在问题意识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具有指向明确的现实功利性，研究视角的开放性和方法的多学科性的特点。
时至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学术研究侧重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讨论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土地问题和农民领袖的评价上，极少数成果涉及乡村问题，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理论思考却从未停止。在此领域，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主线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并由此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与争论。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十年，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多处场合提到了农业的重要性。1951年，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院做《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报告时说： 首先恢复农业及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其次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少数必要的重工业，然后依靠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业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⑥
毛泽东也强调：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须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⑦
但是在实践中，新政权执行的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政策，薄一波回忆道：
问题是一开始我们对发展重工业过急，对农民生活改善不够。①
另一位曾参与农业经济管理的高层人士也说：
长期以来，对农业这个基础产业的认识，实际上是反反复复，日子难过了重视农业，日子好过了忽视农业。②
作者紧随中国乡村发展中生成的理论困惑，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论争的主题：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关系的论争予以呈现。现代化主题与“何以立国”虽有所不同，但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是齐头并进，还是工业现代化比农业现代化优先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的延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核心主题，他们的争论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关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技术改革的中心与重点以及工业现代化的关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技术改革的中心与重点以及农业机械化的作用和途径。③
不仅如此，90年代的“三农问题”向“新农村建设”话题转变，一个基本的发展思路就是从“消灭农村”向“建设农村”的转化，此议题实质也是农业、农村问题与工业、城镇化之间关联议题的延伸。以常规而论，该书以长时段的历史大视角，将围绕“三农”问题论争的百年话题予以系统阐释，行文至此，似乎可以暂歇笔墨了。然而，作者却未满足于此，而是站在学术思考与现实社会的最前沿，捕捉到新世纪以来乡村问题研究的最新趋向，即新农村建设问题，著者述到：
跨入新世纪不久，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后，关于新农村建设研究迅速替代“三农”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热点。……“三农”的现实问题既随时而兴，也因时而变，思想和认识的内涵也将与时俱进，随波而涌。④
对于建设新农村问题的捕捉明确而及时，是此书的亮点之一，彰显了乡村史研究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作者并未将叙述内容止于中国乡村问题论争的介绍，而是在呈现纷繁多样的辩驳争鸣中，勾勒了一条20世纪中国百年乡村史发展的线条。在时断时续、时起时伏、模式各异、异见纷呈的思想碰撞与交锋中，一幅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百年乡村社会的艰难踟蹰、徘徊停滞及衰败颓废的轮廓画面呈现在世人面前。作者打破了惯常的中国近现代史论史风格，突破了政治史的研究框架，第一次系统地将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乡村论争汇聚在一部宏论中，并呼吁开展20世纪中国乡村史研究，可谓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近代乡村史独特的长时段治学路径，必将进一步加深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和研究。
二、“三农”问题的关注与反思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⑤“三农”问题成为当今社会的关切。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段上呈现出的“三农”问题，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及其内容，从现实问题着手，走向历史纵深，又从历史走出来，关照现实问题，就“三农”问题展开现实与历史的跨时代对话，让现实与历史相辉映照，彼此关怀是《走近乡村》一书最鲜明的特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验就是一个巨型的农业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理解中国必须理解农村。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三农”问题，始终“平行”并内在于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同步并置身于由现代化所引发的各种社会思潮争论的前沿。反思当代中国的“三农”困境，必然需要置其于百年来中国追求现代化努力成败的发展脉络中：
“三农”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历史问题。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只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只是随着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村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才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走向历史的思考，这并不是当代学者们对于现实关怀的一种“历史情结”，而是“三农”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特质所致。①
作者在重要章节中，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不同流派围绕土地问题，农业经营和租佃关系、小农经济模式、土地利用与经营方式、地权形态与变动关系以及土地改革等问题的争论分歧，将近百年对乡村土地问题的论争呈现在世人面前，使读者不难认识到，当前所争论的三农焦点论题，不管是土地流转、土地私有化与规模经营问题，城乡差距难题，还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农村衰退现象，都早已进入近代学人关注的视野，不同学派纵横捭阖，深谈阔论，其深邃的见解，足以供后人借鉴。
就规模经营问题而论，小农经营模式究竟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农村经济，应加以改良还是根本改造，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同学派就曾展开激烈交锋。“中国农村学派”认为小农经营是与具有商品生产性质的地主富农经济相对应的经营模式，该学派对小农经营基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学院派”则力图为当时中国乡村的农家田地经营模式提供农业技术改良与土地有效利用的建议与方案。
就土地所有权问题，书中针对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聚讼纷纭，莫知所以”的纷争局面：一种主张认为：“‘耕者有其田’为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有其田的耕者才是最善利用地利并能增进地力，以扩大生产。”第二种主张认为：“耕者有其田”是指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非给予农民所有权。如果土地为耕者所有，则不能保证每个农民能永远保持其一定的土地，不能限制大经营地主同时存在，又不能消灭买卖继承等现象的发生；平均地权是改革我国土地制度的最高原则，这个原则的目的，不是土地私有制而是土地国有制。 论争“耕者是否应当有其所有权”，又引起“小农经营”与生产力的关系，“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将土地分散成小农耕作，是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部分学者认为，对生产力的发挥这一点来说，“耕者有其田”，虽然比地主霸占土地而非自行使用土地的那种地权形态前进了一步，但是“耕者有其田”的这种地权形态，因其本身各种条件的限制，并不能够采用进步的大农经营，仍然只有沉淀在小农经营的旧形态；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和新民主主义土地制度下土地分散是有区别的。小农经济与小农经营是有区别的。封建剥削下的小农经营是农业生产的障碍和农民痛苦的源泉，独立生产的小农经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并非一定有害的生产方式，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是合作化的前提。合作化农业的构成，首先使每个农民都有土地，否则他就没有参加合作农场的主要手段。②
除了土地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发展背离，构成“三农”问题的另一重要内容。主要表现为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三农”的困境生成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之中。
《走近乡村》一书所呈现的跨时代的对话交锋，为认识与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分化提供了理性思路与深刻启迪：
曾被当代学界热议的乡村人口过密化学术命题，其实早在30年代，已为一些社会学家所广泛注意。……对于如何提高农民收入，除了后工业化时代的问题外，时下学者所能考虑到的途径，如多种经营、劳动力转移、非农化、兼业、发展乡镇业等等，也已被30年代的学者所提出。③
对于解决的方式，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推进城市化进程、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可能让数亿农民变为市民，共享经济发展之成果，是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途径。而该书在对百年历史线索的追寻中，对于此论题的破解也尽可能地呈现了多层次、多向度与多学派的论争：
综合当时学者的争论，可以发现主要形成四种代表性的观点。以梁漱溟、郑林庄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学者，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唯一可能的实现之途，中国工业化只有走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即中国工业化的“第三条路”。以吴景超、陈序经、贺岳僧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只有走发展都市工业以救济乡村之路，发展都市以繁荣乡村，此即吴景超所谓“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乡村社区研究学者，则强调传统乡村手工业在乡村社会变迁和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意义，主张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不能走西方国家发展模式，要大力发展乡土工业。另有部分学者则强调乡村与都市的关联，主张农工并重，农业与工业、农村与都市的共同发展。①
现实与历史总是难以分离，即使是一些十分急迫的现实问题，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生成、演进的轨迹。对于当代“三农”问题的研究，曹锦清强调，要有历史的维度：
历史维度对于我们民族的当下情境尤其重要，一切传统就是经验。有些难题，我们的祖先已经想了最好的方法，我们不可能设想出比它更好的方法。时下，我们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在寻找新办法，但结果却往往发现它是个老情况、老问题、老办法，历史在那里延续了。②
学者高王凌在研究18世纪清代农业经济后看到：
在当前农村改革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如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
从历史的智慧中汲取营养，是“三农”问题研究的应有途径。此书所罗列的论争派别之多，选取的论争史料之丰富，对论争导因与线索勾勒之清晰，可为当前土地问题提供深度的历史借鉴。
三、读后浅思
高王凌在《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一文中说：
农业是乡村产业的主体，乡村主要是农业居民的聚居地，但乡村不仅仅是农业。农村的概念不能等同于乡村。作为中华文明孕育和发展根基的乡村社会，是包含了士、农、工、商各业和各阶层的集合体，也是聚集了经济、文化、政治、风情、习俗等民族性、区域性极强的各种规范的生活共同体。因而，对于乡村史的研究必须采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方法。
20世纪的中国史是一部乡村的破坏史也是城镇的发展史，是农业的建设史也是工业的进步史。笔者以为，将城乡二元结构综合考察并将两者间的联系和影响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加立体和全面地看待乡村，看清社会的发展脉络。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农业的工业化，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劳动力转移后的农民工的发展，更不忘记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对农村无处不在的影响。
如能在梳理中国学界对农村发展研究的脉络的同时，关注同类型国家或曾处在同阶段的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实践和选择，把城市史研究中所涉及的农村问题和世界史研究中的有益成果也能进行归纳总结和双向比较，则该书的视野必将更加全面，启发作用也将更大。
乡村发展论题不仅要关注社会结构、产业发展、人口流动等问题，也要关注乡村文化变革、民俗变迁和民众心态变化。特别是多学科研究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产生了一批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研究乡村问题的新作。这些成果反映了历史工作者关注人在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特别关注乡村问题中农村不同阶层群体对于事件所做的判断和抉择，体现了史学研究的进步和史学研究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当今学者到农村进行逐村的史料发掘和细致的口述资料的整理也能反映出乡村史研究真正在深入农村、深入农民，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开展乡村史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总之，《走进乡村》一书选题视点之新颖、研究时段之长、现实问题意识之强烈、内容之完备与系统、资料的取精用宏、文字表述之灵动，不仅对于了解中国近代以来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三农”问题形成和发展演变，以及“三农”问题和“新三农”问题的差异与关联等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亦可提供借鉴。
【作者简介】任超，女，1985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关键词]20世纪中国乡村问题，农村建设，乡村学术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8-0064-05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人口众多、地域广袤的乡村社会也开始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与之相伴衍生而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虽然经过历史巨变与战争革命的洗礼，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妥善地解决。关于乡村社会种种问题的争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论争的高峰，40年代又走向理论的纵深，世纪之交随着“旧三农”与“新三农”问题的生成与转变，再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①可以说，有关中国乡村问题的争论之声，百年来不绝于耳。王先明教授的新著《走进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以下简称《走进乡村》），以中国乡村问题争论为研究的切入点，不仅弥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更显示出极强的现实意义。
一、一个世纪的争论与求索
正如作者所说：“‘三农’问题虽然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历史问题。”②走向历史的深层思考，这并不是当代学者们对于现实关怀的一种“历史情结”，而是“三农”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特质所致。因此该书将关注范围拉伸至整个20世纪，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20世纪近百年来不同阶段乡村问题争论的时代主题，总结了时代争论的特点，指明了乡村问题学术发展的轨迹，并以独特的百年乡村史论争的形式鸟瞰式地呈现给读者。
作者在第一编中通过分析散见于《东方杂志》《申报》《大公报》的相关论述，指出上个世纪之初即为中国乡村社会理论问题研究的滥觞，由此明确指明了乡村史研究的历史起点。相较于学界大多关注二三十年代之后的有关乡村问题，此书将研究范围大大拓展。作者指出：
20世纪之初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隐含着城乡利益分化所形成的结构性冲突。中国乡村问题也已萌生待发。③
总括20世纪最初20年关于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理论探讨，不难发现，这一讨论可以清朝覆亡为断限，划分为两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均有农业立国论、工商立国论和农工商并重论，但其侧重点却大不相同，前一阶段工商立国论优势明显，后一阶段农业立国论稍占上风。特别是1920年《农业立国意见书》的发表，标志着“农业立国论”将在未来的历史选择中开始拥有独特的时代意义和价值。①
作者同时对吕瑞庭的《农业立国意见书》进行了专门的分析，评价该书：“在20世纪中国乡村史理论问题研究中的奠基地位，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衰败与式微，社会各界对乡村的关注开始成为最为炽烈的时代话语，有关乡村问题的争论呈现了百家争鸣，异常纷繁的局面，形成了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第一波热潮。不仅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的选择走向了农村，即使是国民党内部，也存在着国民革命即是农民革命的识见。学者和思想家们从农村社会调查起始，提出并实践了诸多乡村社会改造，复兴与建设的建议、方案：
经过中国社会学界的努力，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乡村社会学开始了自己的本土化理论创建，本土乡村社会学理论的诞生与成长为中国乡村社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②
作者在书中第二编第三、四、五章中理出论争的主线，归纳了这一时代争鸣的三大理论主题：即乡村社会性质、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社会结构与组织，可谓提纲挈领，脉络清晰。作者认为：
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农村派”“中国经济派”与学院派等不同的学者阵营。……“中国农村派”与“中国经济派”展开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涉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农村社会性质与农村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可以说是在对中国农村经济深入研究基础上探寻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村发展方向的理论之争。
对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的分歧，作者认为：
以“社会运动”方式谋求农村社会复兴，是当时很多研究者和治理者共同的认识。复兴农村路径与模式的分歧在于社会各界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与乡村社会问题的解读不一致，从而使他们在选择切入乡村社会建设、改造与改进的路径时，方式各异。③
在社会结构与组织的研究论争中，作者认为：
（学界）从对乡村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开始走向采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从事微观社区的社会学调查，问题意识也转向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关注。④
20世纪40年代后，经过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十年”的发展规划，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形成的压力日渐增大：
40年代的研究似乎复归于一种相对平缓的发展期。思想的冲突虽不再呈现咄咄逼人之势，理论探究的深入却在既有的积累中展开。这一时期的研究以乡村工业化、乡村社会结构和土地问题为重点，突出了农业立国与工业立国之争和土地制度的两大焦点。⑤
这一总结，正切中要点，彰显了时代的特征。同时作者总结20世纪40年代关于中国乡村问题研究的整个理论取向是建立在问题意识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具有指向明确的现实功利性，研究视角的开放性和方法的多学科性的特点。
时至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学术研究侧重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讨论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土地问题和农民领袖的评价上，极少数成果涉及乡村问题，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理论思考却从未停止。在此领域，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主线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并由此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与争论。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十年，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多处场合提到了农业的重要性。1951年，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院做《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报告时说： 首先恢复农业及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其次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少数必要的重工业，然后依靠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业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⑥
毛泽东也强调：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须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⑦
但是在实践中，新政权执行的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政策，薄一波回忆道：
问题是一开始我们对发展重工业过急，对农民生活改善不够。①
另一位曾参与农业经济管理的高层人士也说：
长期以来，对农业这个基础产业的认识，实际上是反反复复，日子难过了重视农业，日子好过了忽视农业。②
作者紧随中国乡村发展中生成的理论困惑，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论争的主题：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关系的论争予以呈现。现代化主题与“何以立国”虽有所不同，但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是齐头并进，还是工业现代化比农业现代化优先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的延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核心主题，他们的争论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关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技术改革的中心与重点以及工业现代化的关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技术改革的中心与重点以及农业机械化的作用和途径。③
不仅如此，90年代的“三农问题”向“新农村建设”话题转变，一个基本的发展思路就是从“消灭农村”向“建设农村”的转化，此议题实质也是农业、农村问题与工业、城镇化之间关联议题的延伸。以常规而论，该书以长时段的历史大视角，将围绕“三农”问题论争的百年话题予以系统阐释，行文至此，似乎可以暂歇笔墨了。然而，作者却未满足于此，而是站在学术思考与现实社会的最前沿，捕捉到新世纪以来乡村问题研究的最新趋向，即新农村建设问题，著者述到：
跨入新世纪不久，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后，关于新农村建设研究迅速替代“三农”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热点。……“三农”的现实问题既随时而兴，也因时而变，思想和认识的内涵也将与时俱进，随波而涌。④
对于建设新农村问题的捕捉明确而及时，是此书的亮点之一，彰显了乡村史研究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作者并未将叙述内容止于中国乡村问题论争的介绍，而是在呈现纷繁多样的辩驳争鸣中，勾勒了一条20世纪中国百年乡村史发展的线条。在时断时续、时起时伏、模式各异、异见纷呈的思想碰撞与交锋中，一幅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百年乡村社会的艰难踟蹰、徘徊停滞及衰败颓废的轮廓画面呈现在世人面前。作者打破了惯常的中国近现代史论史风格，突破了政治史的研究框架，第一次系统地将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乡村论争汇聚在一部宏论中，并呼吁开展20世纪中国乡村史研究，可谓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近代乡村史独特的长时段治学路径，必将进一步加深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和研究。
二、“三农”问题的关注与反思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⑤“三农”问题成为当今社会的关切。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段上呈现出的“三农”问题，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及其内容，从现实问题着手，走向历史纵深，又从历史走出来，关照现实问题，就“三农”问题展开现实与历史的跨时代对话，让现实与历史相辉映照，彼此关怀是《走近乡村》一书最鲜明的特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验就是一个巨型的农业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理解中国必须理解农村。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三农”问题，始终“平行”并内在于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同步并置身于由现代化所引发的各种社会思潮争论的前沿。反思当代中国的“三农”困境，必然需要置其于百年来中国追求现代化努力成败的发展脉络中：
“三农”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历史问题。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只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只是随着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村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才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走向历史的思考，这并不是当代学者们对于现实关怀的一种“历史情结”，而是“三农”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特质所致。①
作者在重要章节中，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不同流派围绕土地问题，农业经营和租佃关系、小农经济模式、土地利用与经营方式、地权形态与变动关系以及土地改革等问题的争论分歧，将近百年对乡村土地问题的论争呈现在世人面前，使读者不难认识到，当前所争论的三农焦点论题，不管是土地流转、土地私有化与规模经营问题，城乡差距难题，还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农村衰退现象，都早已进入近代学人关注的视野，不同学派纵横捭阖，深谈阔论，其深邃的见解，足以供后人借鉴。
就规模经营问题而论，小农经营模式究竟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农村经济，应加以改良还是根本改造，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同学派就曾展开激烈交锋。“中国农村学派”认为小农经营是与具有商品生产性质的地主富农经济相对应的经营模式，该学派对小农经营基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学院派”则力图为当时中国乡村的农家田地经营模式提供农业技术改良与土地有效利用的建议与方案。
就土地所有权问题，书中针对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聚讼纷纭，莫知所以”的纷争局面：一种主张认为：“‘耕者有其田’为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有其田的耕者才是最善利用地利并能增进地力，以扩大生产。”第二种主张认为：“耕者有其田”是指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非给予农民所有权。如果土地为耕者所有，则不能保证每个农民能永远保持其一定的土地，不能限制大经营地主同时存在，又不能消灭买卖继承等现象的发生；平均地权是改革我国土地制度的最高原则，这个原则的目的，不是土地私有制而是土地国有制。 论争“耕者是否应当有其所有权”，又引起“小农经营”与生产力的关系，“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将土地分散成小农耕作，是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部分学者认为，对生产力的发挥这一点来说，“耕者有其田”，虽然比地主霸占土地而非自行使用土地的那种地权形态前进了一步，但是“耕者有其田”的这种地权形态，因其本身各种条件的限制，并不能够采用进步的大农经营，仍然只有沉淀在小农经营的旧形态；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和新民主主义土地制度下土地分散是有区别的。小农经济与小农经营是有区别的。封建剥削下的小农经营是农业生产的障碍和农民痛苦的源泉，独立生产的小农经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并非一定有害的生产方式，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是合作化的前提。合作化农业的构成，首先使每个农民都有土地，否则他就没有参加合作农场的主要手段。②
除了土地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发展背离，构成“三农”问题的另一重要内容。主要表现为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三农”的困境生成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之中。
《走近乡村》一书所呈现的跨时代的对话交锋，为认识与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分化提供了理性思路与深刻启迪：
曾被当代学界热议的乡村人口过密化学术命题，其实早在30年代，已为一些社会学家所广泛注意。……对于如何提高农民收入，除了后工业化时代的问题外，时下学者所能考虑到的途径，如多种经营、劳动力转移、非农化、兼业、发展乡镇业等等，也已被30年代的学者所提出。③
对于解决的方式，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推进城市化进程、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可能让数亿农民变为市民，共享经济发展之成果，是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途径。而该书在对百年历史线索的追寻中，对于此论题的破解也尽可能地呈现了多层次、多向度与多学派的论争：
综合当时学者的争论，可以发现主要形成四种代表性的观点。以梁漱溟、郑林庄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学者，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唯一可能的实现之途，中国工业化只有走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即中国工业化的“第三条路”。以吴景超、陈序经、贺岳僧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只有走发展都市工业以救济乡村之路，发展都市以繁荣乡村，此即吴景超所谓“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乡村社区研究学者，则强调传统乡村手工业在乡村社会变迁和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意义，主张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不能走西方国家发展模式，要大力发展乡土工业。另有部分学者则强调乡村与都市的关联，主张农工并重，农业与工业、农村与都市的共同发展。①
现实与历史总是难以分离，即使是一些十分急迫的现实问题，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生成、演进的轨迹。对于当代“三农”问题的研究，曹锦清强调，要有历史的维度：
历史维度对于我们民族的当下情境尤其重要，一切传统就是经验。有些难题，我们的祖先已经想了最好的方法，我们不可能设想出比它更好的方法。时下，我们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在寻找新办法，但结果却往往发现它是个老情况、老问题、老办法，历史在那里延续了。②
学者高王凌在研究18世纪清代农业经济后看到：
在当前农村改革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如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
从历史的智慧中汲取营养，是“三农”问题研究的应有途径。此书所罗列的论争派别之多，选取的论争史料之丰富，对论争导因与线索勾勒之清晰，可为当前土地问题提供深度的历史借鉴。
三、读后浅思
高王凌在《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一文中说：
农业是乡村产业的主体，乡村主要是农业居民的聚居地，但乡村不仅仅是农业。农村的概念不能等同于乡村。作为中华文明孕育和发展根基的乡村社会，是包含了士、农、工、商各业和各阶层的集合体，也是聚集了经济、文化、政治、风情、习俗等民族性、区域性极强的各种规范的生活共同体。因而，对于乡村史的研究必须采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方法。
20世纪的中国史是一部乡村的破坏史也是城镇的发展史，是农业的建设史也是工业的进步史。笔者以为，将城乡二元结构综合考察并将两者间的联系和影响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加立体和全面地看待乡村，看清社会的发展脉络。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农业的工业化，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劳动力转移后的农民工的发展，更不忘记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对农村无处不在的影响。
如能在梳理中国学界对农村发展研究的脉络的同时，关注同类型国家或曾处在同阶段的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实践和选择，把城市史研究中所涉及的农村问题和世界史研究中的有益成果也能进行归纳总结和双向比较，则该书的视野必将更加全面，启发作用也将更大。
乡村发展论题不仅要关注社会结构、产业发展、人口流动等问题，也要关注乡村文化变革、民俗变迁和民众心态变化。特别是多学科研究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产生了一批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研究乡村问题的新作。这些成果反映了历史工作者关注人在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特别关注乡村问题中农村不同阶层群体对于事件所做的判断和抉择，体现了史学研究的进步和史学研究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当今学者到农村进行逐村的史料发掘和细致的口述资料的整理也能反映出乡村史研究真正在深入农村、深入农民，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开展乡村史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总之，《走进乡村》一书选题视点之新颖、研究时段之长、现实问题意识之强烈、内容之完备与系统、资料的取精用宏、文字表述之灵动，不仅对于了解中国近代以来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三农”问题形成和发展演变，以及“三农”问题和“新三农”问题的差异与关联等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亦可提供借鉴。
【作者简介】任超，女，1985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