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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描绘北大印度学以及东方学的前世今生《感怀集》，情绪飞扬，久久难以平息。作为季羡林先生的硕博士毕业生与同事，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邦维教授见证了大师的为人为学施教，守护着国内东方学研究的基地，传承着印度学以及东方学研究的火种。
·见 证·
王老师的感怀，可以对季先生以及同时代的诸位先生有个新的认识。季先生留德十年学富五车，1946年回国创立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辛勤操劳建设了梵语巴利语等东方语文人才队伍，十年浩劫中他在牛棚中努力改造，在当看门大爷时默默翻译出两万颂的《罗摩衍那》。种种艰辛，并不能改变季先生报效祖国的决心。季先生不是个对政治对理论有许多高见的人，他有自己最朴素的逻辑。在1980年代末期，王老师赴英访学前夕，季先生对他说：“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是好事。国内的事情不知会怎么样，如果好一些了，就回来。中国人，还是为中国做事好一些。”近些年国内涌起的“出国潮”与“回国潮”，所有的理由都那么冠冕堂皇，抓人眼球。然而，这句淡淡的“中国人，还是为中国做事好一些”却能打动一些厌倦了华丽的心灵。2009年夏天季先生去世，王老师在悼念文章中，提到季先生最让人体会深刻的不是学术成就，而是他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自己的学生。如果季先生没有这样的信念支撑自己，一定不会焚膏继晷燃烧自己的生命，在倏忽一生中做出那么多的学术贡献和社会贡献。
王老师认为季先生提倡的治学方法是：“第一学好对象国的语言，第二学好中文，第三注意国内外尤其是国外研究的动向（前提条件是学好用好英语）。学习一门外语，入门起码是两年。”语言用得不够频繁会遗忘，任何一门语言的学习期限都可以说是一辈子。学好中文以及中文背后的中国文化，需要花一辈子。了解国内外研究的动向，除了阅读，更意味着要能广泛地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要成为季先生口中的东方学研究者，需要不断去阅读、学习、锻炼。
前述基础上，一位研究者还需要有发现问题，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观察力。王老师说：“做研究工作，推理要细心，下结论要尽量准确，考虑问题则要全面。”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是季先生教导学生的常用名言。在完成《大唐西域记校注》的过程中，季先生严格要求自己和团队一定要细心，即使慢一点出来都没有关系。正是有这样的严谨态度，《大唐西域记校注》才得以一版再版，并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
教学方面，季先生的游泳理论在北大梵巴语专业得到良好传承。学外语如同学习游泳，刚入门时完全是技术层面的熟能生巧。站在游泳池边讲技巧，确实一辈子也学不会游泳。教练推学生下水，让他在求生本能中学会游泳，画面一点也不温馨。对于希望进入北大梵巴学习的同学，有老师会用一种嗔怪的口吻问：“为什么要来这个专业哟，没前途的，有那么多别的好专业可选。”若学生在此时心意动摇，就会失去被丢进游泳池的机会。鼓起勇气进入梵巴专业之后，会进入痛苦的初级阶段学习。下功夫不够的话，上课就会被老师拖着前行，痛苦不堪。若通过了初级课的试炼，老师就会认可你为专业学生，支持你进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状态。
王老师见证了季先生的学术成就，也见证了他的爱国情怀以及教学方式。与季先生生活在同时代的于道泉、周绍良、王永兴、饶宗颐等先生，王老师也是亲沐教泽，学到很多为人为学的道理。我等后学，不能与这些前辈同时，只能在王老师的文字中追思。
·守 护·
自从留校工作后，王老师就一直扮演着北大梵巴语专业与东方学的守夜人角色。作为非通用语中的小语种，梵巴语在北大外国语学院是绝对的少数派。本科生招生在2010年前基本上都是以20年一招的频率在进行。仅在最近几年，才招了2010与2014两届本科。王邦维与段晴两位教授，一人主外，一人主内，在培养学生上可谓是兢兢业业。段老师在内带学生，王老师在外整合资源。精心设计的日常教学之外，老师也很支持学生出国求学。只要学生愿意，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可以有出国访学的经历。
在王老师的主持下，1999年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成立，2000年成立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并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多次主办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大型学术丛书《东方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已经出版近200种，涉及整个亚洲地区以及部分非洲地区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12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设立了“季羡林东方学讲席和研究教授项目”，推动全球知名学者的科研工作。东方学研究院一直积极推动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开展学术交流，与新加坡炎黄国际文化协会合作，筹备举办国际性的“21世纪东方文化论坛”。为促进东方学研究院和东方学研究中心的健康发展，王老师近二十年来殚精竭虑，勉力经营。
王老师在国际学术界比较自信与活跃，从2007年起参加了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主持的复兴那烂陀大学（Nalanda University）项目的那烂陀顾问团。之后他多次参与那烂陀顾问团在印度、尼泊尔、新加坡等地的会议，为建设新的那烂陀大学献计献策。历史上的那烂陀寺活跃于公元5世纪到12世纪，不仅传授佛学，还有哲学、医学以及数学等学科，吸引着很多来自亚洲甚至更远地方的学生和学者。在亚洲地区十六个国家的支持下，预计到2020年，新的那烂陀大学拥有7个学院，只招收研究生和博士生，7个学院将开设科学、哲学、精神和社会科学课程。2014年3月，7个学院中的生态与环境研究学院和历史研究学院已经开学，15名学生和11名教师，成为时隔逾800年后重新开张该大学的首批生力军。那烂陀大学只招收研究生和博士生，学科重点设在比较能快速出成果的人文社会科学，这些政策都是王老师参与的顾问团反复论证之后定下来的。
王邦维老师常回忆起在贵州农村插队的情形，拿着本子到田间地头去记工分，管理供销社的粮食供应。不知经营东方学中心和东方学研究院，与生产队记工分是不是有共通之处呢。王老师经历过“文革”，走过改革开放，在面对国内国际如此多的新事物时，他就这样稳稳地、默默地守护了北京大学东方学的发展，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积极的影响。 ·传 承·
得益于他的硕博士论文都是中华书局的出版项目，王邦维老师博士毕业后很快评上教授，较早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都是唐代高僧义净的作品，内容翔实丰富，在佛学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研究等领域都有重要意义。硕博士阶段能够专门研究一个人的作品，内容和方法有延续性，是很好的选题。王老师校注时也多次查阅相关大藏，对勘梵藏汉巴利等多种语文，使前述两本书的校勘质量与季先生领衔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水平保持一致的高度。除校注本获得国内外一致认可，从文本生发出来的关于佛教部派的研究，王老师也很有自己的创见。甚至于“嚼杨枝”的风俗， “洛州无影”的古代科技，他都进行了一番研究与考证。王老师涉猎之广，研究之深，不得不让后学佩服。对学生而言，听他的课不吝是一种享受，随着他的思路可以在古今中外多种学科尽情遨游。
《感怀集》的第三部分“书序篇”是王老师为各种学术著作写的序。这些序言涉及了佛学、印度学、医学、神话等多种研究，基本上可以窥见近些年来上述领域的经典成果。从这些序言中可以看见王老师对于其他学者主要是后学的支持。当然，这种支持是有选择的支持，并不是所有与印度沾边儿的书请王老师作序，他都会答应。引以为荣的弟子陈明和罗鸿，是他在序言中多次提到的，因这二位都是刻苦认真、佳作迭出的青年才俊。促进年轻人的学术发展，传承季先生的衣钵，这是王老师的重要职责。本专业的学生之外，其他学者如回鹘学专家杨富学老师也从王老师方面获得种种的支持与帮助。善种福田，广积福德，可谓是季先生传递给王老师的家风。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梵巴后学在国内文史学界获得的认可与厚待，都是师长们的丰厚馈赠。
《感怀集》收录了王老师为《文史知识》写作的十篇文章，涉及佛学、印度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季先生是中华书局几十年的老朋友，从1986年到2001年，季先生以一年一篇的频率在《文史知识》上发表文章，十分看重这个杂志。《文史知识》是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来介绍学术研究成果的窗口。在这一点上，季先生和王老师都很擅长。学者在担负着向专业学生教授传承研究成果之外，也有向大众宣传传播开启民智的义务。
·结 语·
《感怀集》的文字风格晓畅明了，平易近人，这也是季先生的遗风。宋代禅宗大师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之初，看山仍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一种极高的境界。有人说，季先生在世的时候，若是他不开口说话就那么静坐着，看上去与山东乡下一老头儿并无二致。而他一说话，所展现出来的学养、阅历，立马让人感觉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儿。所谓“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不就是这样一种境界？王老师上课的时候常调侃自己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是没有他这样的耆老告知这些故事，那印度学东方学的后学们如何知道这些学术史呢？诚如王老师所言，专业书籍“只对有兴趣者有趣，有用处者有用”。但若没有这些专业水平高的著作，师长们的研究，如何向“90后”“00后”“10后”的学生传递呢？学语言、做东方学研究，甚至出国求学，季先生都有高屋建瓴的观点。这些观点，放在今天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自1946年季先生主持建设北京大学东语系开始，至今已近70年。对于亚非各国语言历史的研究，冷热交替发展了几十年，人才队伍也在不间断培养。随着国家新时期外交战略的提出，相信国内东方学可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借用书中的一句结语：“事业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作者简介：周利群，女，博士，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见 证·
王老师的感怀，可以对季先生以及同时代的诸位先生有个新的认识。季先生留德十年学富五车，1946年回国创立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辛勤操劳建设了梵语巴利语等东方语文人才队伍，十年浩劫中他在牛棚中努力改造，在当看门大爷时默默翻译出两万颂的《罗摩衍那》。种种艰辛，并不能改变季先生报效祖国的决心。季先生不是个对政治对理论有许多高见的人，他有自己最朴素的逻辑。在1980年代末期，王老师赴英访学前夕，季先生对他说：“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是好事。国内的事情不知会怎么样，如果好一些了，就回来。中国人，还是为中国做事好一些。”近些年国内涌起的“出国潮”与“回国潮”，所有的理由都那么冠冕堂皇，抓人眼球。然而，这句淡淡的“中国人，还是为中国做事好一些”却能打动一些厌倦了华丽的心灵。2009年夏天季先生去世，王老师在悼念文章中，提到季先生最让人体会深刻的不是学术成就，而是他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自己的学生。如果季先生没有这样的信念支撑自己，一定不会焚膏继晷燃烧自己的生命，在倏忽一生中做出那么多的学术贡献和社会贡献。
王老师认为季先生提倡的治学方法是：“第一学好对象国的语言，第二学好中文，第三注意国内外尤其是国外研究的动向（前提条件是学好用好英语）。学习一门外语，入门起码是两年。”语言用得不够频繁会遗忘，任何一门语言的学习期限都可以说是一辈子。学好中文以及中文背后的中国文化，需要花一辈子。了解国内外研究的动向，除了阅读，更意味着要能广泛地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要成为季先生口中的东方学研究者，需要不断去阅读、学习、锻炼。
前述基础上，一位研究者还需要有发现问题，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观察力。王老师说：“做研究工作，推理要细心，下结论要尽量准确，考虑问题则要全面。”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是季先生教导学生的常用名言。在完成《大唐西域记校注》的过程中，季先生严格要求自己和团队一定要细心，即使慢一点出来都没有关系。正是有这样的严谨态度，《大唐西域记校注》才得以一版再版，并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
教学方面，季先生的游泳理论在北大梵巴语专业得到良好传承。学外语如同学习游泳，刚入门时完全是技术层面的熟能生巧。站在游泳池边讲技巧，确实一辈子也学不会游泳。教练推学生下水，让他在求生本能中学会游泳，画面一点也不温馨。对于希望进入北大梵巴学习的同学，有老师会用一种嗔怪的口吻问：“为什么要来这个专业哟，没前途的，有那么多别的好专业可选。”若学生在此时心意动摇，就会失去被丢进游泳池的机会。鼓起勇气进入梵巴专业之后，会进入痛苦的初级阶段学习。下功夫不够的话，上课就会被老师拖着前行，痛苦不堪。若通过了初级课的试炼，老师就会认可你为专业学生，支持你进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状态。
王老师见证了季先生的学术成就，也见证了他的爱国情怀以及教学方式。与季先生生活在同时代的于道泉、周绍良、王永兴、饶宗颐等先生，王老师也是亲沐教泽，学到很多为人为学的道理。我等后学，不能与这些前辈同时，只能在王老师的文字中追思。
·守 护·
自从留校工作后，王老师就一直扮演着北大梵巴语专业与东方学的守夜人角色。作为非通用语中的小语种，梵巴语在北大外国语学院是绝对的少数派。本科生招生在2010年前基本上都是以20年一招的频率在进行。仅在最近几年，才招了2010与2014两届本科。王邦维与段晴两位教授，一人主外，一人主内，在培养学生上可谓是兢兢业业。段老师在内带学生，王老师在外整合资源。精心设计的日常教学之外，老师也很支持学生出国求学。只要学生愿意，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可以有出国访学的经历。
在王老师的主持下，1999年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成立，2000年成立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并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多次主办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大型学术丛书《东方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已经出版近200种，涉及整个亚洲地区以及部分非洲地区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12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设立了“季羡林东方学讲席和研究教授项目”，推动全球知名学者的科研工作。东方学研究院一直积极推动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开展学术交流，与新加坡炎黄国际文化协会合作，筹备举办国际性的“21世纪东方文化论坛”。为促进东方学研究院和东方学研究中心的健康发展，王老师近二十年来殚精竭虑，勉力经营。
王老师在国际学术界比较自信与活跃，从2007年起参加了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主持的复兴那烂陀大学（Nalanda University）项目的那烂陀顾问团。之后他多次参与那烂陀顾问团在印度、尼泊尔、新加坡等地的会议，为建设新的那烂陀大学献计献策。历史上的那烂陀寺活跃于公元5世纪到12世纪，不仅传授佛学，还有哲学、医学以及数学等学科，吸引着很多来自亚洲甚至更远地方的学生和学者。在亚洲地区十六个国家的支持下，预计到2020年，新的那烂陀大学拥有7个学院，只招收研究生和博士生，7个学院将开设科学、哲学、精神和社会科学课程。2014年3月，7个学院中的生态与环境研究学院和历史研究学院已经开学，15名学生和11名教师，成为时隔逾800年后重新开张该大学的首批生力军。那烂陀大学只招收研究生和博士生，学科重点设在比较能快速出成果的人文社会科学，这些政策都是王老师参与的顾问团反复论证之后定下来的。
王邦维老师常回忆起在贵州农村插队的情形，拿着本子到田间地头去记工分，管理供销社的粮食供应。不知经营东方学中心和东方学研究院，与生产队记工分是不是有共通之处呢。王老师经历过“文革”，走过改革开放，在面对国内国际如此多的新事物时，他就这样稳稳地、默默地守护了北京大学东方学的发展，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积极的影响。 ·传 承·
得益于他的硕博士论文都是中华书局的出版项目，王邦维老师博士毕业后很快评上教授，较早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都是唐代高僧义净的作品，内容翔实丰富，在佛学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研究等领域都有重要意义。硕博士阶段能够专门研究一个人的作品，内容和方法有延续性，是很好的选题。王老师校注时也多次查阅相关大藏，对勘梵藏汉巴利等多种语文，使前述两本书的校勘质量与季先生领衔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水平保持一致的高度。除校注本获得国内外一致认可，从文本生发出来的关于佛教部派的研究，王老师也很有自己的创见。甚至于“嚼杨枝”的风俗， “洛州无影”的古代科技，他都进行了一番研究与考证。王老师涉猎之广，研究之深，不得不让后学佩服。对学生而言，听他的课不吝是一种享受，随着他的思路可以在古今中外多种学科尽情遨游。
《感怀集》的第三部分“书序篇”是王老师为各种学术著作写的序。这些序言涉及了佛学、印度学、医学、神话等多种研究，基本上可以窥见近些年来上述领域的经典成果。从这些序言中可以看见王老师对于其他学者主要是后学的支持。当然，这种支持是有选择的支持，并不是所有与印度沾边儿的书请王老师作序，他都会答应。引以为荣的弟子陈明和罗鸿，是他在序言中多次提到的，因这二位都是刻苦认真、佳作迭出的青年才俊。促进年轻人的学术发展，传承季先生的衣钵，这是王老师的重要职责。本专业的学生之外，其他学者如回鹘学专家杨富学老师也从王老师方面获得种种的支持与帮助。善种福田，广积福德，可谓是季先生传递给王老师的家风。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梵巴后学在国内文史学界获得的认可与厚待，都是师长们的丰厚馈赠。
《感怀集》收录了王老师为《文史知识》写作的十篇文章，涉及佛学、印度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季先生是中华书局几十年的老朋友，从1986年到2001年，季先生以一年一篇的频率在《文史知识》上发表文章，十分看重这个杂志。《文史知识》是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来介绍学术研究成果的窗口。在这一点上，季先生和王老师都很擅长。学者在担负着向专业学生教授传承研究成果之外，也有向大众宣传传播开启民智的义务。
·结 语·
《感怀集》的文字风格晓畅明了，平易近人，这也是季先生的遗风。宋代禅宗大师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之初，看山仍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一种极高的境界。有人说，季先生在世的时候，若是他不开口说话就那么静坐着，看上去与山东乡下一老头儿并无二致。而他一说话，所展现出来的学养、阅历，立马让人感觉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儿。所谓“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不就是这样一种境界？王老师上课的时候常调侃自己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是没有他这样的耆老告知这些故事，那印度学东方学的后学们如何知道这些学术史呢？诚如王老师所言，专业书籍“只对有兴趣者有趣，有用处者有用”。但若没有这些专业水平高的著作，师长们的研究，如何向“90后”“00后”“10后”的学生传递呢？学语言、做东方学研究，甚至出国求学，季先生都有高屋建瓴的观点。这些观点，放在今天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自1946年季先生主持建设北京大学东语系开始，至今已近70年。对于亚非各国语言历史的研究，冷热交替发展了几十年，人才队伍也在不间断培养。随着国家新时期外交战略的提出，相信国内东方学可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借用书中的一句结语：“事业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作者简介：周利群，女，博士，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