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说清末的文人画师以浅洚彩开创了文人瓷画的先河，那么民初的文人画师则以新粉彩的形式将文人瓷画演绎到几近极致的境界。清末民初的文人瓷画大师将同为国粹的中国书画和陶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别开生面，意义非凡。
“新粉彩”就是粉彩。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的粉彩瓷有“始于康熙，精于雍正，盛于乾隆”一说，在瓷画界传承了数百年。“新粉彩”一说又缘何而来呢?其一，它出现在中国维新变法(百日维新)后期至民国时；其二，画师们运用传统粉彩的技法去表现令人耳目一新且极具个性的文人画，相较旧时官、民窑粉彩瓷画，人们就称之为“新粉彩”并一直沿说至今。
新粉彩绘瓷同传统粉彩基本一致，需经勾图、定图、上底色、玻璃白料打底、填色洗染、罩雪白料等多道工序。较之浅洚彩，新彩料绘瓷要繁杂得多，其中料色的调配最为关键，调油老嫩、掺色比例、颜料产地、气候温度等皆由画面题材欲表达之意境左右。业者需经长期摸索、钻研，反复实验方有所心得。大绿、苦绿、石绿、墨绿、古紫、赭石、雪白等区区数种粉彩透明料色的调配掌控决定了画面呈色的成败。在传统粉彩料绘瓷中，绘画、填色是各有分工的(民国时期优秀的填色师有余灶昌、祥庚氏、汪少平等)。粉彩颜料为矿物质粉末，填绘时需一定厚度，完后需用雪白料水全部覆盖，烧炉前是看不出色彩效果的，只有经过750度左右温度烧烤后，画面才会通过晶莹透明的粉彩颜料清晰地在瓷面上呈现出来。粉彩的填色绘制，需要有非常成熟的技巧和经验，才可能预知烧成的色彩效果。业界有“画得好，不如填得好”一说。人们说陶瓷艺术是“土与火的艺术”就蕴含着上述的因素。粉彩瓷佳作画面呈色丰富、千变万化、饱满华润、经久如新，这也正是其深受人们喜爱之魅
新粉彩瓷画的先行者们有汪晓棠、潘匀宇、张晓耕、王琦、王大凡、汪大沧、汪野亭、毕伯涛、张志昌等。以他们为主要成员的“瓷业美术研究社”于民国五年(1916年)成立，由此掀开了新粉彩绘瓷的篇章。研究社的十年历程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新粉彩瓷文人瓷画大师。民国十七年(1928年)成立的陶瓷美术研究社团“月圆会”(即“珠山八友”)中近半数是美术研究社的骨干。
“珠山八友”成员为tA，，他们是：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毕伯涛、何许人、程意亭、刘雨岑、田鹤仙、徐仲南。
随着邓碧珊(1 934年卒)、王琦(1937年卒)、何许人(1940年卒)等八友成员的先后辞世，又有同时代的新粉彩文人绘瓷大师与八友其他成员合作配画，他们是：汪大沧、方云峰、邹文侯、万云岩、魏荣生等。
民国时期新粉彩文人瓷绘大师还有王步、张志汤、余翰青、涂菊亭、刘希任、梁兑石、段子安、邢梵仙、陈羽钧、程芸农等，稍后则有人们誉称“八小名家”的王晓帆、汪小亭、邓碧孙、徐天梅、李明亮、陆云山、石宇初、魏荣生及今日健在的瓷画大师王锡良、张松茂等。
“珠山八友”等新粉彩文人瓷画大师在浅洚彩文人瓷画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粉彩绘瓷技法演绎出崭新的新粉彩文人瓷画，将瓷都景德镇陶瓷绘画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峰。他们以精湛的技艺、敬业的精神、不懈的追求为后人留下了一批精美雅致的新粉彩文人瓷画佳作，在中国陶瓷绘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品读和赏析新粉彩文人瓷画大师的作品时，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
一、画科全面，各有所长且大多兼擅他科。
如八友之首王琦以人物见长，亦擅绘翎毛及走兽，并有佳作传世。同以山水画科为专攻的汪野亭和何许人则分别画有鱼藻和花鸟。而画花鸟的程意亭，画鱼藻的邓碧珊，画梅、竹的田鹤仙与徐仲南等都曾画过山水，也都有佳作传世。
二、作品选胎讲究。
王琦、王大凡、汪野亭、王步等都喜用时为瓷胎改良之实业家吴霭生“玉绫窑”瓷胎。作品多为纯观赏器件，如：挂屏、立屏、台屏、赏瓶、文房具等，至今尚未见有名师所绘盘、碟、碗等餐具及酒具等纯日用器皿。偶见执壶、执杯类器件亦多为嘱画或题赠所作。因其时工艺水平所限，少鸿篇巨制，未见有三尺六中堂以上的大瓷板传世。这里要说明的是在新粉彩文人瓷画大师传世作品中，有些小台屏(多为四联屏)的瓷板是用检验不合格的薄装平烧的茶具盘托钳裁改制而成。这是因为薄装平烧的茶具盘托在有限尺寸的平整度及釉面都很好，适合画师们作四季花鸟、山水等小品之作，烧成后配上实木框架置于案头亦非常雅致，属文房具配套摆设。
三、多自画自填。
大师作品题材宽泛、格调高雅，个中意蕴非画师本人难以把握，故一般填色均亲力亲为。如王琦的人物瓷画头脸部分多以粉料饰之，所绘人物神韵气质、肌理明暗皆出神入化、娴熟于胸，人称“西法头子”。即使今日，能以粉料绘人物头脸之神韵出王琦之右者尚无。
田鹤仙的梅桩神清气爽、清逸雅致。所绘梅花多布局奇巧、虚实相间，虬枝老杆的主画面后往往以色调清雅的粉料淡出一支“疏影横斜”，使画面意蕴平添。王大凡先生曾题诗赞曰“……山水清晖成一格，梅花作出更无双。”
再如汪野亭晚年所作墨彩山水，画面布构开合有度、大气磅礴。其作画用笔潇洒酣畅、烧成后则墨韵满目。而以单色生料(粉料)在瓷面上绘出如纸绢上墨分五色的山水佳景也足见汪氏驾驭料彩的深厚功力了。
而在程意亭所作的粉彩花鸟作品中，无论是“紫藤飞燕”、“荷塘翠鸟”或是“秋菊白头”、“松针绶带”等，皆色彩俏丽、和谐生动，工写兼备的文人花鸟画跃然瓷上。在八友中，程意亭的用色无疑是佼佼者。
人称小八友之一的李民亮所作虫草小品新粉彩瓷画传世较多，其用色之精妙令人叫绝。画题中的秋蝉、蜻蜒、螳螂等皆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犹如今日人们制作的昆虫标本一般。
四、学养深厚，成熟作品多有题跋，与画面题材呼应。
新粉彩文人瓷画大师早期作品多穷款或仅有点题句。及至学养积淀、技艺精进、个人风格及所长凸显后则所作多有藏题，书法、用印也十分考究。如汪野亭1933年作有“秋江帆影”尺四横画粉彩青绿山水瓷板一幅，上题“秋江帆影。戴醇士有春江帆影图，今易之以清秋，大约桃花霜叶有所不同，然而霜叶红于二月花，则虽为二而一者也。传芳居士汪平野亭写”。作者师古而不摹古，个性自扬见之于题记中。
田鹤仙1943年作有满尺横画《红梅》瓷板一幅，题记为作者自撰七绝一首：“瑶林浮翠淡朦胧，遥望珠山隐见中，一夜东风吹不散，晓看浑是碧纱笼。癸未三月下浣荒园老梅田鹤仙写于珠山客次”。诗画言情，作者身居客地，思乡之情隐然于诗画中。
王琦与邓碧珊、何许人、毕伯涛等四人在1930年合作绘有四方镶器水洗一件(每人各绘一件，王琦绘人物，何许人绘山水，邓碧珊绘鱼藻，毕伯涛绘花鸟)。王琦作皓首钓翁图，画面题记为： “久理两鬓如霜雪，直欲渔樵过此生。时在庚午夏月西昌匋迷道人王琦。”寥寥数语，作者寄情黎民、淡泊人生，思慕闲云野鹤般归隐之念卓然可见。抗日战争期间，王琦曾绘有“瞎闹一场”粉彩人物瓷板一幅，画面中几个瞎子艺人扭打成一团，初看荒诞，实则作者旨在抨击国民政府消极抗战，置民族仇不顾，叫嚷“攘外必先安内”，意在消除共产党势力，喻国民政府此种行为是在瞎胡闹。读此板亦诚见王琦之文人气质。
又，今年9月28日，山东藏友(网名“一刀仙”)以“人生几度秋凉”为题在雅昌艺术网近代民国版专块上传一件新粉彩人物瓷板画，画面简洁却寓意深刻。画中老树下，停在路边的黄包车旁立一候活的车夫，衣着单薄。一头顶礼帽、身裹裘皮大衣的上层人士，正欲乘车。画面右上角有行书五言诗题：“寒风夹沙砾，狂号集旧京。击面岂无痛，频刮途尘清。车夫唤我行，战冷不成声。解衣护我脚，穷苦犹多情。嗟我独何为，默默哀民生。”右下角一白文印章“西昌王口”。画面人物神态刻画得体，躬身解衣的车夫与笼手而立的乘客形成鲜明对照。从人物衣着上可以看出画面题材应来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北京。从画面及诗题中不难看出作者直面人生的创作态度，看似写乘车人的触景感慨，实则是在哀叹和抨击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其时瓷上作新粉彩人物画优秀者不多，是否为王琦所作有待细考。
王大凡所作“珠山八友雅集图”(纸品)上的题画诗，应该可以是八友及同时代文人瓷画大师士逸之气的一个简约概括，诗曰：“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唯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作此幅留鸿爪，权当吾齐自写真。”
五、声名显赫，售价不菲。
珠山八友及同时代的文人瓷画大师的精湛技艺得到了人们高度的赞誉，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都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1915年)金奖的殊荣。国民政府某些军政要员如曹锟、张之洞、杜重远等都曾嘱八友题画自藏或送赠。收藏者大都为达官显贵、名医富商等社会上层人士，因此他们的作品也售价不菲。以王大凡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在南昌“丽泽轩”绘瓷的润例表中一项为例：一块尺二标板(38.5×25厘米)价二十块现大洋(横画加收二成，长题视题字数目多少另加收费)，而王琦作品是王大凡的两倍。据王锡良老师讲，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王琦发达之际，其私宅楼板的横梁都被装银元的钱箱压弯了，而当时一块银元可购上等大米四担。
六、有观点说八友成因乃“因其时有客商要求八块成堂齐套且画面不同的瓷板，遂有八友聚合结社”一说无实证可考，传世至今的八友作品尚未见有八块成套且同一时间为某人定烧的作品。从中国画的分科(人物、山水、翎毛、走兽)来看，八块不同画面的作品必有画科重复，而当年田鹤仙和徐仲南正是由于汪野亭的山水出色，为避免重科，才由画山水改为画梅、竹的。
风格迥异、个性张扬的文人瓷画的出现，使得官窑瓷一统陈设艺术瓷天下的局面解体，它引领了中国艺术陶瓷的发展方向，并逐步成为了今日艺术陶瓷的主流。纵观今日瓷画名师作品，无不以立意高远、彰显个性、师从造化、提升境界为宗旨。细观他们的作品，皆可见受中国文人画精髓熏染、浸润之所在。毫不夸张地说，文人瓷画的出现是中国陶瓷绘画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创举，它使得人们对陶瓷绘画艺术的审美理念由对皇家审美意识的驯从逐步转向个性彰显与抒情写意、转向中国文人书面中涅槃出来的文人瓷画。
“新粉彩”就是粉彩。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的粉彩瓷有“始于康熙，精于雍正，盛于乾隆”一说，在瓷画界传承了数百年。“新粉彩”一说又缘何而来呢?其一，它出现在中国维新变法(百日维新)后期至民国时；其二，画师们运用传统粉彩的技法去表现令人耳目一新且极具个性的文人画，相较旧时官、民窑粉彩瓷画，人们就称之为“新粉彩”并一直沿说至今。
新粉彩绘瓷同传统粉彩基本一致，需经勾图、定图、上底色、玻璃白料打底、填色洗染、罩雪白料等多道工序。较之浅洚彩，新彩料绘瓷要繁杂得多，其中料色的调配最为关键，调油老嫩、掺色比例、颜料产地、气候温度等皆由画面题材欲表达之意境左右。业者需经长期摸索、钻研，反复实验方有所心得。大绿、苦绿、石绿、墨绿、古紫、赭石、雪白等区区数种粉彩透明料色的调配掌控决定了画面呈色的成败。在传统粉彩料绘瓷中，绘画、填色是各有分工的(民国时期优秀的填色师有余灶昌、祥庚氏、汪少平等)。粉彩颜料为矿物质粉末，填绘时需一定厚度，完后需用雪白料水全部覆盖，烧炉前是看不出色彩效果的，只有经过750度左右温度烧烤后，画面才会通过晶莹透明的粉彩颜料清晰地在瓷面上呈现出来。粉彩的填色绘制，需要有非常成熟的技巧和经验，才可能预知烧成的色彩效果。业界有“画得好，不如填得好”一说。人们说陶瓷艺术是“土与火的艺术”就蕴含着上述的因素。粉彩瓷佳作画面呈色丰富、千变万化、饱满华润、经久如新，这也正是其深受人们喜爱之魅
新粉彩瓷画的先行者们有汪晓棠、潘匀宇、张晓耕、王琦、王大凡、汪大沧、汪野亭、毕伯涛、张志昌等。以他们为主要成员的“瓷业美术研究社”于民国五年(1916年)成立，由此掀开了新粉彩绘瓷的篇章。研究社的十年历程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新粉彩瓷文人瓷画大师。民国十七年(1928年)成立的陶瓷美术研究社团“月圆会”(即“珠山八友”)中近半数是美术研究社的骨干。
“珠山八友”成员为tA，，他们是：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毕伯涛、何许人、程意亭、刘雨岑、田鹤仙、徐仲南。
随着邓碧珊(1 934年卒)、王琦(1937年卒)、何许人(1940年卒)等八友成员的先后辞世，又有同时代的新粉彩文人绘瓷大师与八友其他成员合作配画，他们是：汪大沧、方云峰、邹文侯、万云岩、魏荣生等。
民国时期新粉彩文人瓷绘大师还有王步、张志汤、余翰青、涂菊亭、刘希任、梁兑石、段子安、邢梵仙、陈羽钧、程芸农等，稍后则有人们誉称“八小名家”的王晓帆、汪小亭、邓碧孙、徐天梅、李明亮、陆云山、石宇初、魏荣生及今日健在的瓷画大师王锡良、张松茂等。
“珠山八友”等新粉彩文人瓷画大师在浅洚彩文人瓷画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粉彩绘瓷技法演绎出崭新的新粉彩文人瓷画，将瓷都景德镇陶瓷绘画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峰。他们以精湛的技艺、敬业的精神、不懈的追求为后人留下了一批精美雅致的新粉彩文人瓷画佳作，在中国陶瓷绘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品读和赏析新粉彩文人瓷画大师的作品时，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
一、画科全面，各有所长且大多兼擅他科。
如八友之首王琦以人物见长，亦擅绘翎毛及走兽，并有佳作传世。同以山水画科为专攻的汪野亭和何许人则分别画有鱼藻和花鸟。而画花鸟的程意亭，画鱼藻的邓碧珊，画梅、竹的田鹤仙与徐仲南等都曾画过山水，也都有佳作传世。
二、作品选胎讲究。
王琦、王大凡、汪野亭、王步等都喜用时为瓷胎改良之实业家吴霭生“玉绫窑”瓷胎。作品多为纯观赏器件，如：挂屏、立屏、台屏、赏瓶、文房具等，至今尚未见有名师所绘盘、碟、碗等餐具及酒具等纯日用器皿。偶见执壶、执杯类器件亦多为嘱画或题赠所作。因其时工艺水平所限，少鸿篇巨制，未见有三尺六中堂以上的大瓷板传世。这里要说明的是在新粉彩文人瓷画大师传世作品中，有些小台屏(多为四联屏)的瓷板是用检验不合格的薄装平烧的茶具盘托钳裁改制而成。这是因为薄装平烧的茶具盘托在有限尺寸的平整度及釉面都很好，适合画师们作四季花鸟、山水等小品之作，烧成后配上实木框架置于案头亦非常雅致，属文房具配套摆设。
三、多自画自填。
大师作品题材宽泛、格调高雅，个中意蕴非画师本人难以把握，故一般填色均亲力亲为。如王琦的人物瓷画头脸部分多以粉料饰之，所绘人物神韵气质、肌理明暗皆出神入化、娴熟于胸，人称“西法头子”。即使今日，能以粉料绘人物头脸之神韵出王琦之右者尚无。
田鹤仙的梅桩神清气爽、清逸雅致。所绘梅花多布局奇巧、虚实相间，虬枝老杆的主画面后往往以色调清雅的粉料淡出一支“疏影横斜”，使画面意蕴平添。王大凡先生曾题诗赞曰“……山水清晖成一格，梅花作出更无双。”
再如汪野亭晚年所作墨彩山水，画面布构开合有度、大气磅礴。其作画用笔潇洒酣畅、烧成后则墨韵满目。而以单色生料(粉料)在瓷面上绘出如纸绢上墨分五色的山水佳景也足见汪氏驾驭料彩的深厚功力了。
而在程意亭所作的粉彩花鸟作品中，无论是“紫藤飞燕”、“荷塘翠鸟”或是“秋菊白头”、“松针绶带”等，皆色彩俏丽、和谐生动，工写兼备的文人花鸟画跃然瓷上。在八友中，程意亭的用色无疑是佼佼者。
人称小八友之一的李民亮所作虫草小品新粉彩瓷画传世较多，其用色之精妙令人叫绝。画题中的秋蝉、蜻蜒、螳螂等皆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犹如今日人们制作的昆虫标本一般。
四、学养深厚，成熟作品多有题跋，与画面题材呼应。
新粉彩文人瓷画大师早期作品多穷款或仅有点题句。及至学养积淀、技艺精进、个人风格及所长凸显后则所作多有藏题，书法、用印也十分考究。如汪野亭1933年作有“秋江帆影”尺四横画粉彩青绿山水瓷板一幅，上题“秋江帆影。戴醇士有春江帆影图，今易之以清秋，大约桃花霜叶有所不同，然而霜叶红于二月花，则虽为二而一者也。传芳居士汪平野亭写”。作者师古而不摹古，个性自扬见之于题记中。
田鹤仙1943年作有满尺横画《红梅》瓷板一幅，题记为作者自撰七绝一首：“瑶林浮翠淡朦胧，遥望珠山隐见中，一夜东风吹不散，晓看浑是碧纱笼。癸未三月下浣荒园老梅田鹤仙写于珠山客次”。诗画言情，作者身居客地，思乡之情隐然于诗画中。
王琦与邓碧珊、何许人、毕伯涛等四人在1930年合作绘有四方镶器水洗一件(每人各绘一件，王琦绘人物，何许人绘山水，邓碧珊绘鱼藻，毕伯涛绘花鸟)。王琦作皓首钓翁图，画面题记为： “久理两鬓如霜雪，直欲渔樵过此生。时在庚午夏月西昌匋迷道人王琦。”寥寥数语，作者寄情黎民、淡泊人生，思慕闲云野鹤般归隐之念卓然可见。抗日战争期间，王琦曾绘有“瞎闹一场”粉彩人物瓷板一幅，画面中几个瞎子艺人扭打成一团，初看荒诞，实则作者旨在抨击国民政府消极抗战，置民族仇不顾，叫嚷“攘外必先安内”，意在消除共产党势力，喻国民政府此种行为是在瞎胡闹。读此板亦诚见王琦之文人气质。
又，今年9月28日，山东藏友(网名“一刀仙”)以“人生几度秋凉”为题在雅昌艺术网近代民国版专块上传一件新粉彩人物瓷板画，画面简洁却寓意深刻。画中老树下，停在路边的黄包车旁立一候活的车夫，衣着单薄。一头顶礼帽、身裹裘皮大衣的上层人士，正欲乘车。画面右上角有行书五言诗题：“寒风夹沙砾，狂号集旧京。击面岂无痛，频刮途尘清。车夫唤我行，战冷不成声。解衣护我脚，穷苦犹多情。嗟我独何为，默默哀民生。”右下角一白文印章“西昌王口”。画面人物神态刻画得体，躬身解衣的车夫与笼手而立的乘客形成鲜明对照。从人物衣着上可以看出画面题材应来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北京。从画面及诗题中不难看出作者直面人生的创作态度，看似写乘车人的触景感慨，实则是在哀叹和抨击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其时瓷上作新粉彩人物画优秀者不多，是否为王琦所作有待细考。
王大凡所作“珠山八友雅集图”(纸品)上的题画诗，应该可以是八友及同时代文人瓷画大师士逸之气的一个简约概括，诗曰：“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唯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作此幅留鸿爪，权当吾齐自写真。”
五、声名显赫，售价不菲。
珠山八友及同时代的文人瓷画大师的精湛技艺得到了人们高度的赞誉，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都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1915年)金奖的殊荣。国民政府某些军政要员如曹锟、张之洞、杜重远等都曾嘱八友题画自藏或送赠。收藏者大都为达官显贵、名医富商等社会上层人士，因此他们的作品也售价不菲。以王大凡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在南昌“丽泽轩”绘瓷的润例表中一项为例：一块尺二标板(38.5×25厘米)价二十块现大洋(横画加收二成，长题视题字数目多少另加收费)，而王琦作品是王大凡的两倍。据王锡良老师讲，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王琦发达之际，其私宅楼板的横梁都被装银元的钱箱压弯了，而当时一块银元可购上等大米四担。
六、有观点说八友成因乃“因其时有客商要求八块成堂齐套且画面不同的瓷板，遂有八友聚合结社”一说无实证可考，传世至今的八友作品尚未见有八块成套且同一时间为某人定烧的作品。从中国画的分科(人物、山水、翎毛、走兽)来看，八块不同画面的作品必有画科重复，而当年田鹤仙和徐仲南正是由于汪野亭的山水出色，为避免重科，才由画山水改为画梅、竹的。
风格迥异、个性张扬的文人瓷画的出现，使得官窑瓷一统陈设艺术瓷天下的局面解体，它引领了中国艺术陶瓷的发展方向，并逐步成为了今日艺术陶瓷的主流。纵观今日瓷画名师作品，无不以立意高远、彰显个性、师从造化、提升境界为宗旨。细观他们的作品，皆可见受中国文人画精髓熏染、浸润之所在。毫不夸张地说，文人瓷画的出现是中国陶瓷绘画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创举，它使得人们对陶瓷绘画艺术的审美理念由对皇家审美意识的驯从逐步转向个性彰显与抒情写意、转向中国文人书面中涅槃出来的文人瓷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