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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认清我国慢病的现状与形势,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书面回答了本刊的访问。
《健康管理》:您主抓慢病防控工作很多年,请介绍一下目前我国的慢病现状与形势。
孔灵芝:与很多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的同时,也迎来了慢病的高负担期,慢性病发病率快速上升。并出现年轻化趋势,目前明确诊断的慢性病患者超过2.6亿人。慢性病占我国人群死因构成的85%,疾病负担的69%。对家庭生活、卫生服务系统和公共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尤为严重。
目前我国18岁以上居民慢性病危险因素流行情况令人担忧,吸烟率居高不下,80%以上的人食盐、食油摄入超过推荐标准,50%的人蔬菜。水果摄入不足,体育锻炼比例较低,超重者超过3亿,肥胖者超过1亿,高血压患者超过2亿,糖尿病患者超过9000万,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超过3000万。
慢性病发病率不断上升,已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力人口供给、居民生活质量及社会和谐。未来10年是我国防控慢性病的关键时期,避免慢性病发病呈现“井喷”,需加大力度,实施最科学有效的防控策略。
《健康管理》;面对这一挑战,我国采取了哪些慢病防控策略?
孔灵芝:为积极应对慢性病的严峻挑战,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并立足国情的基础上,我国已采取了积极的防控策略和行动。明确提出了慢性病防控策略的“六个转变”、“1.2.3”目标、“3.3.3”策略和“4.4.4”重点,同时积极调整组织结构,形成CDC系统、医疗系统、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以及众多学术团体和群众组织优势互补的慢性病防治网络,从公共卫生的大视野,促进人群慢性病防治的开展。在深化医改的过程中,广泛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为全民建立健康档案,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规范管理和老年健康保健作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城乡基层广泛开展。同时从创建健康城市、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着手,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分工负责、专业机构技术支持、社区有效管理以及积极的同伴教育的慢病防控工作格局,我们的防治理念和技术与国际同步。
早在1998年卫生部就明确提出要更新观念,调整措施,积极促进慢性病防治工作实现“六个转变”:即从专家行为向政府行为转变,从以科研临床治疗为主向以预防为主转变,从高层向基层转变,从以城市为主向城乡并举转变,从专业行动向群众运动转变,从卫生部门向全社会转变。这“六个转变”完全符合当今全球的趋势,这是一个大的原则性的策略。
2001年,卫生部提出了慢性病防治”十个转移”,即以疾病为主导转为以健康为主导,以患者为中心转为以人群为中心,以医疗为重点转为以预防保健为重点,以医院为基础转为以社区为基础,从重疾病防治转为身心健康和环境协调统一,从卫生部门转为多部门和社会参与,从专科医生转为专科与全科医生互动,从医生管理转为医生、护士。公共卫生人员共同参与的团队管理,从治疗为主转为管理为主,从强调治愈转为强调医疗照顾。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为“3·3·3”策略,即面向3个人群(一般人群、高危人群。患病人群)、关注3个环节(控制危险因素、早诊早洽、规范性治疗)和运用3种手段(健康促进、健康管理、疾病管理)。针对每一人群分别采用最适宜的手段,实施不同内容的预防干预和管理。以“3·3·3”策略为核心,又提出了慢性病防治“1·2·3”目标和“4·4·4”重点。
“1·2·3”目标,即“1升、2早、3降目标”——提升居民健康行为水平,早诊断、早治疗,降低发病、降低病死、降低病残。
“4·4·4”重点,即防治重点瞄准4种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4种主要生物指标——血压升高、血糖升高、血脂异常、超重和肥胖,4种主要危险行为——烟草使用、不合理膳食、身体活动不足、过量饮酒。慢病是可以预防也可以治疗的,但是需要完整的健康系统和政策的支持,同时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健康管理》:我国慢病防控策略实施过程中,已采取了哪些切实有效的行动?未来将有哪些新举措,尤其是(《莫斯科宣言》之后?
孔灵芝:在慢性病防控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重视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将慢性病防控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通过在CDC系统建立慢性病科(所)以加强群体性预防,在医疗机构内建立国家癌症研究中心和心血管研究中心以扩展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职能等。未来十年,我认为应该努力建立支持性环境。
《全球慢性病防控进展》报告指出了影响慢病发生发展的各种社会经济决定因素,其中就包括贫困、农业和交通政策、城市规划、资本流动、贸易等。目前慢性病防控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能只从卫生系统解决,而是应该融入所有政策,转化为政府行为。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创造支持性政策环境,建立多部门合作和协调机制,还需要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今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首届全球健康生活方式和非传染性疾病防控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莫斯科宣言》,强调有效地预防控制和管理慢性病,需要政府采取协调一致的整体行动,如卫生、教育、能源、农业、体育、环境、交通和城市规划等部门的协调参与;需要政府加强和重新调整政策及方案;也需要政府开发可以创造个人、家庭和社区环境公平的公共政策,以利于人们采取,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管理》:在目前的现实生活中,无论在职与退休人员,慢性病防控都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尴尬,如何面对?
孔灵芝:目前,城市社区针对高危人群实施的危险因素行为干预与健康管理,还主要是覆盖退休人群,职业人群很少纳入。大量调研数据表明,近年我国慢性病发病年龄明显提前,已经严重威胁到劳动力人口。心血管病死亡年龄构成中,45~64岁年龄段人口已占到21%,而心血管患病年龄构成中,该年龄段比例达到了55%。同时,具有慢性病危险因素的年轻人又远多于老年人。如规律性锻炼的群体为退休人群。针对职业人群中体检多,慢病干预管理弱的问题,要加强对劳动力人口中慢性病危险行为的干预,需要医保等国家宏观政策支持,也需要各用人单位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员工选择健康生活方式,摒弃慢性病危险行为。
很多人认为慢性病防控是个人问题,但事实上个人行为却受到多种社会因素影响。个体是否参加体力活动,与天气、地形等自然环境相关,与交通,城市设计、土地利用方式等建成环境相关,与收入、文化,公平性等社会环境相关,也与性别、年龄等个体因素相关;而影响个体膳食习惯的生态学模型,既包括价值观、食品营销和媒体、土地利用和运输等宏观环境,也包括家庭。工作单位、餐馆、超市等物质环境。此外。还有家人。朋友等角色榜样因素,以及喜好,认知、生活方式等个体因素。而这些都证明了一个社会人的属性,也凸显了由政府和社会主导的环境支持的重要性。
比如:荷兰城市扩建自行车道,欧洲征收“脂肪税”,美国纽约对加工食品下“限盐令”,德国限制儿童节目时段食品广告,墨西哥校园禁售垃圾食品,以及日本肥胖者6个月干预仍不见效建议自动离职并对企业处以罚款等,都是卫生部门以外的措施。
当前慢性病防控的外部形势很好,今年9月联合国第66届大会召开了慢性病防治的高级别会议并通过了预防控制慢性病的政治宣言,我国政府在关注民生领域有很多重大举措,人均期望寿命增长1岁的指标纳入了社会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这些都为慢性病防治提供了政策环境支持。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医改进一步加强慢性病防治工作,并衷心希望社会各界共同行动。
《健康管理》:您主抓慢病防控工作很多年,请介绍一下目前我国的慢病现状与形势。
孔灵芝:与很多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的同时,也迎来了慢病的高负担期,慢性病发病率快速上升。并出现年轻化趋势,目前明确诊断的慢性病患者超过2.6亿人。慢性病占我国人群死因构成的85%,疾病负担的69%。对家庭生活、卫生服务系统和公共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尤为严重。
目前我国18岁以上居民慢性病危险因素流行情况令人担忧,吸烟率居高不下,80%以上的人食盐、食油摄入超过推荐标准,50%的人蔬菜。水果摄入不足,体育锻炼比例较低,超重者超过3亿,肥胖者超过1亿,高血压患者超过2亿,糖尿病患者超过9000万,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超过3000万。
慢性病发病率不断上升,已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力人口供给、居民生活质量及社会和谐。未来10年是我国防控慢性病的关键时期,避免慢性病发病呈现“井喷”,需加大力度,实施最科学有效的防控策略。
《健康管理》;面对这一挑战,我国采取了哪些慢病防控策略?
孔灵芝:为积极应对慢性病的严峻挑战,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并立足国情的基础上,我国已采取了积极的防控策略和行动。明确提出了慢性病防控策略的“六个转变”、“1.2.3”目标、“3.3.3”策略和“4.4.4”重点,同时积极调整组织结构,形成CDC系统、医疗系统、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以及众多学术团体和群众组织优势互补的慢性病防治网络,从公共卫生的大视野,促进人群慢性病防治的开展。在深化医改的过程中,广泛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为全民建立健康档案,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规范管理和老年健康保健作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城乡基层广泛开展。同时从创建健康城市、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着手,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分工负责、专业机构技术支持、社区有效管理以及积极的同伴教育的慢病防控工作格局,我们的防治理念和技术与国际同步。
早在1998年卫生部就明确提出要更新观念,调整措施,积极促进慢性病防治工作实现“六个转变”:即从专家行为向政府行为转变,从以科研临床治疗为主向以预防为主转变,从高层向基层转变,从以城市为主向城乡并举转变,从专业行动向群众运动转变,从卫生部门向全社会转变。这“六个转变”完全符合当今全球的趋势,这是一个大的原则性的策略。
2001年,卫生部提出了慢性病防治”十个转移”,即以疾病为主导转为以健康为主导,以患者为中心转为以人群为中心,以医疗为重点转为以预防保健为重点,以医院为基础转为以社区为基础,从重疾病防治转为身心健康和环境协调统一,从卫生部门转为多部门和社会参与,从专科医生转为专科与全科医生互动,从医生管理转为医生、护士。公共卫生人员共同参与的团队管理,从治疗为主转为管理为主,从强调治愈转为强调医疗照顾。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为“3·3·3”策略,即面向3个人群(一般人群、高危人群。患病人群)、关注3个环节(控制危险因素、早诊早洽、规范性治疗)和运用3种手段(健康促进、健康管理、疾病管理)。针对每一人群分别采用最适宜的手段,实施不同内容的预防干预和管理。以“3·3·3”策略为核心,又提出了慢性病防治“1·2·3”目标和“4·4·4”重点。
“1·2·3”目标,即“1升、2早、3降目标”——提升居民健康行为水平,早诊断、早治疗,降低发病、降低病死、降低病残。
“4·4·4”重点,即防治重点瞄准4种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4种主要生物指标——血压升高、血糖升高、血脂异常、超重和肥胖,4种主要危险行为——烟草使用、不合理膳食、身体活动不足、过量饮酒。慢病是可以预防也可以治疗的,但是需要完整的健康系统和政策的支持,同时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健康管理》:我国慢病防控策略实施过程中,已采取了哪些切实有效的行动?未来将有哪些新举措,尤其是(《莫斯科宣言》之后?
孔灵芝:在慢性病防控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重视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将慢性病防控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通过在CDC系统建立慢性病科(所)以加强群体性预防,在医疗机构内建立国家癌症研究中心和心血管研究中心以扩展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职能等。未来十年,我认为应该努力建立支持性环境。
《全球慢性病防控进展》报告指出了影响慢病发生发展的各种社会经济决定因素,其中就包括贫困、农业和交通政策、城市规划、资本流动、贸易等。目前慢性病防控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能只从卫生系统解决,而是应该融入所有政策,转化为政府行为。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创造支持性政策环境,建立多部门合作和协调机制,还需要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今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首届全球健康生活方式和非传染性疾病防控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莫斯科宣言》,强调有效地预防控制和管理慢性病,需要政府采取协调一致的整体行动,如卫生、教育、能源、农业、体育、环境、交通和城市规划等部门的协调参与;需要政府加强和重新调整政策及方案;也需要政府开发可以创造个人、家庭和社区环境公平的公共政策,以利于人们采取,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管理》:在目前的现实生活中,无论在职与退休人员,慢性病防控都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尴尬,如何面对?
孔灵芝:目前,城市社区针对高危人群实施的危险因素行为干预与健康管理,还主要是覆盖退休人群,职业人群很少纳入。大量调研数据表明,近年我国慢性病发病年龄明显提前,已经严重威胁到劳动力人口。心血管病死亡年龄构成中,45~64岁年龄段人口已占到21%,而心血管患病年龄构成中,该年龄段比例达到了55%。同时,具有慢性病危险因素的年轻人又远多于老年人。如规律性锻炼的群体为退休人群。针对职业人群中体检多,慢病干预管理弱的问题,要加强对劳动力人口中慢性病危险行为的干预,需要医保等国家宏观政策支持,也需要各用人单位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员工选择健康生活方式,摒弃慢性病危险行为。
很多人认为慢性病防控是个人问题,但事实上个人行为却受到多种社会因素影响。个体是否参加体力活动,与天气、地形等自然环境相关,与交通,城市设计、土地利用方式等建成环境相关,与收入、文化,公平性等社会环境相关,也与性别、年龄等个体因素相关;而影响个体膳食习惯的生态学模型,既包括价值观、食品营销和媒体、土地利用和运输等宏观环境,也包括家庭。工作单位、餐馆、超市等物质环境。此外。还有家人。朋友等角色榜样因素,以及喜好,认知、生活方式等个体因素。而这些都证明了一个社会人的属性,也凸显了由政府和社会主导的环境支持的重要性。
比如:荷兰城市扩建自行车道,欧洲征收“脂肪税”,美国纽约对加工食品下“限盐令”,德国限制儿童节目时段食品广告,墨西哥校园禁售垃圾食品,以及日本肥胖者6个月干预仍不见效建议自动离职并对企业处以罚款等,都是卫生部门以外的措施。
当前慢性病防控的外部形势很好,今年9月联合国第66届大会召开了慢性病防治的高级别会议并通过了预防控制慢性病的政治宣言,我国政府在关注民生领域有很多重大举措,人均期望寿命增长1岁的指标纳入了社会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这些都为慢性病防治提供了政策环境支持。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医改进一步加强慢性病防治工作,并衷心希望社会各界共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