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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和财阀家族维持着“共生”关系，如鳄鱼和鳄鱼鸟，彼此需要
“特检”亮剑，直指三星。
经过15小时“深思熟虑”，1月19日清晨5点，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决定否决检方对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的逮捕令。有惊无险地，李在镕从首尔拘留所返回了办公室。
此前，考虑到三星为崔顺实出资最多，基于李在镕行贿成立直接有利于朴槿惠受贿罪成立的判断，特检组顶着商界警告“经济危机将至”的压力，决定“擒贼先擒王”。但法院的否决，让特检不得不“紧急刹车”，对朴槿惠本人的调查，或将受影响而减速。
本末倒置？
深陷“亲信干政”丑闻漩涡的三星，两个多月来，面对检方调查、听证会以及特检组的“轮番轰炸”，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1月16日，负责调查韩国总统“亲信干政”事件的特别检察组表示，虽然有意见认为逮捕李在镕会造成三星经营“空白”，对韩国经济形成冲击，但特检认为坚持正义更重要，因此决定依照法律和原则处理。
18 日上午，李在镕接受法院审讯，三星方面派出6名律师，同4名检方人员展开了4小时的辩论。随后，李在镕在检方陪同下前往首尔拘留所，等待法院决定是否签发逮捕令。
李在镕强调，三星为“亲信干政”事件核心人物崔顺实提供巨额资金，是在总统朴槿惠施压下的“不得已的选择”，三星并未从中获利。
从已公开的证据看，朴槿惠明确告知三星，“自己能为其合并助一臂之力”，并再三叮嘱三星要为此拿出“金钱回报”。
特检组判断，李在镕向崔顺实行贿430亿韩元（约合2.5亿元人民币），以此换取政府对三星物产和第一毛织两家公司合并的支持。该并购案被认为对李在镕稳固三星集团继承权和获取经营权至关重要。
对于拿三星开刀，一部分反对声音指出，特检本应该先从受贿方调查，而不是先从行贿方调查，崔顺实“干政”特检，俨然变成了三星特检，特检组有本末倒置之嫌。
李在镕是三星电子会长李健熙的独子。他用仅仅1.7%的股份，支配着三星电子。
为维持世袭权力，韩国财阀家族频频曝出政商勾结、政治献金等丑闻。究其根本，还在于韩国财阀大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的权力组织结构。这种结构造成，比起企业的利益，所有者即财阀家族的利益最为优先。企业主人本应该是股东，但在韩国却是财阀家族。而且，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一旦掌门人出事，企业形象和运营也将面临危机。
“孽缘”
三星三世和朴家的“孽缘”，可追溯到六十多年前。
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五一六”军事政变后，三星创始人李秉喆被冠以贪污的罪名。此后，他被迫向朴正熙政府交纳8亿韩元。1962年，李秉喆创建韩国化肥厂，该公司后来被曝以进口白水泥等建筑材料为名走私糖精原料。
对于此事的内幕，李秉喆的长子认为是朴正熙事前与李秉喆“共谋”，支持三星走私。由此，所获资金一部分将用于支持朴正熙的下届总统选举，一部分用于化肥厂的建设以及三星的原始资本积累。但朴正熙后来利用媒体揭发三星走私。最终，李秉喆只能把三星集团51%的股份捐献给国家。
历史如此相似。当年是爷爷李秉喆交钱，现在是孙子李在镕捐款。当时是父亲朴正熙政府要钱，现在是女儿朴槿惠总统索钱。
李健熙的三星时代，“官商勾结”丑闻不断，但也始终享受一手遮天的“治外法权”。
1996年，李健熙被查出曾向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行贿，被法庭判处两年监禁，缓期执行。次年，快到任的总统金泳三特赦了李健熙。
2005年，三星X文件丑闻曝光。三星副会长李鹤洙与时任《中央日报》社长洪锡炫的一段录音曝光，披露了1997年韩国总统大选前，三星计划向总统候选人李会昌提供30亿韩元（约合300万美元）政治献金，并向高层司法官员行贿的丑闻。
此事中的《中央日报》社长洪锡炫颇为值得注意。他是李健熙的小舅子，X文件丑闻曝光时，已成为韩国驻美大使。据韩媒爆料， 洪锡炫当时是韩国最热门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可以设想，如果没有X文件丑闻曝光，恐怕后来也没有潘基文什么机会。
2008年，李健熙因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而被起诉，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 2009年，时任总统李明博让李健熙获得了第二次特赦。
真的是受害者吗
李在镕反复强调：总统强迫出资，我是受害者。谁能拒绝总统的要求？
韩国的政商勾结和利益交换，有其特殊的发展历史。从朴正熙威权主义政府开始，政府制定连续的五年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集中有限资源实现其经济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挑选“代理人”——大财阀，为执行政府计划的部门提供各种补贴和特惠。
从财阀角度讲，听政府的话并保持良好关系当然是最佳选择，这样可以得到银行的廉价贷款，以及各种补贴，从而迅速扩大企业规模。
韩国CEO Score商业研究机构董事长朴洙根说，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企业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资本不再过度依赖政府。目前，三星80%的销售在海外，排名前十的韩国大企业，如LG，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大企业受国内市场影响减小，因此似乎也没有必要和政府继续维持“密切”关系。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过去，只要通商部或财政部长官召唤，大企业财阀就都得出现，现在只有总统亲自召唤财阀掌门才会去。为什么？因为新世纪里政府和企业间发生了“权力转换”，财阀力量超越了政府力量。
这一变化正日益明显。其表现之一，便是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全经联）走向解体。
时间回到1961年，全经联创建。当时，被朴正熙抓住把柄的李秉喆任首任会长。“若为国家做事，弱点既往不咎”，这便是全经联应运而生的背景。可以说，从诞生之初，这一组织便在官商勾结中身不由己。
全经联的角色，是服务于军事独裁与经济开发，为政界筹集政治资金。每到政权更迭时，新政府有新的经济政策，比如李明博的“绿色成长”、朴槿惠的“创造经济”，都会由全经联出资支持，服务于本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凸显成效。因此，全经联也屡屡成为政经胶着的众矢之的。
此前，全经联还曾主导由多家大企业共同出资8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8亿元）成立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按朴槿惠的说法，这两个财团是为韩流文化和体育事业而成立的。不过，崔顺实涉嫌将其私有化。
时移世易，财阀纷纷想摆脱政治权力的左右。2016年12月初的国会听证会上，李在镕率先表态，将退出全经联。目前，LG也已宣布退出，全经联进入解体倒计时。
这可谓又一次历史的巧合。爷爷应朴正熙的要求建立了全经联，孙子在朴槿惠治下退出了全经联。时代变了，朴槿惠延续其父威权式的治理模式，终究不得民心。
崔顺实“干政”丑闻之后，韩国各界开始反思。如果大企业有像样的理事会，怎么会向Mir财团和K财团捐资数十亿？如果在总统建议设立财团时，身边有像样的首席秘书对其行为进行牵制而不是听命执行，也不会事到如今。
在韩国，几乎不受牵制的权力有两个：一是总统的权力，二是财阀家族的权力。这两个不受牵制的权力之间维持着“共生”关系，如鳄鱼和鳄鱼鸟，彼此需要。
为得到继承、赦免、获得经营权等特权，财阀向政界行贿，并因此招来如崔顺实这样的幕后实权人物，几乎可谓“共犯”，又何谈自己是受害者呢？
“特检”亮剑，直指三星。
经过15小时“深思熟虑”，1月19日清晨5点，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决定否决检方对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的逮捕令。有惊无险地，李在镕从首尔拘留所返回了办公室。
此前，考虑到三星为崔顺实出资最多，基于李在镕行贿成立直接有利于朴槿惠受贿罪成立的判断，特检组顶着商界警告“经济危机将至”的压力，决定“擒贼先擒王”。但法院的否决，让特检不得不“紧急刹车”，对朴槿惠本人的调查，或将受影响而减速。
本末倒置？
深陷“亲信干政”丑闻漩涡的三星，两个多月来，面对检方调查、听证会以及特检组的“轮番轰炸”，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1月16日，负责调查韩国总统“亲信干政”事件的特别检察组表示，虽然有意见认为逮捕李在镕会造成三星经营“空白”，对韩国经济形成冲击，但特检认为坚持正义更重要，因此决定依照法律和原则处理。
18 日上午，李在镕接受法院审讯，三星方面派出6名律师，同4名检方人员展开了4小时的辩论。随后，李在镕在检方陪同下前往首尔拘留所，等待法院决定是否签发逮捕令。
李在镕强调，三星为“亲信干政”事件核心人物崔顺实提供巨额资金，是在总统朴槿惠施压下的“不得已的选择”，三星并未从中获利。
从已公开的证据看，朴槿惠明确告知三星，“自己能为其合并助一臂之力”，并再三叮嘱三星要为此拿出“金钱回报”。
特检组判断，李在镕向崔顺实行贿430亿韩元（约合2.5亿元人民币），以此换取政府对三星物产和第一毛织两家公司合并的支持。该并购案被认为对李在镕稳固三星集团继承权和获取经营权至关重要。
对于拿三星开刀，一部分反对声音指出，特检本应该先从受贿方调查，而不是先从行贿方调查，崔顺实“干政”特检，俨然变成了三星特检，特检组有本末倒置之嫌。
李在镕是三星电子会长李健熙的独子。他用仅仅1.7%的股份，支配着三星电子。
为维持世袭权力，韩国财阀家族频频曝出政商勾结、政治献金等丑闻。究其根本，还在于韩国财阀大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的权力组织结构。这种结构造成，比起企业的利益，所有者即财阀家族的利益最为优先。企业主人本应该是股东，但在韩国却是财阀家族。而且，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一旦掌门人出事，企业形象和运营也将面临危机。
“孽缘”
三星三世和朴家的“孽缘”，可追溯到六十多年前。
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五一六”军事政变后，三星创始人李秉喆被冠以贪污的罪名。此后，他被迫向朴正熙政府交纳8亿韩元。1962年，李秉喆创建韩国化肥厂，该公司后来被曝以进口白水泥等建筑材料为名走私糖精原料。
对于此事的内幕，李秉喆的长子认为是朴正熙事前与李秉喆“共谋”，支持三星走私。由此，所获资金一部分将用于支持朴正熙的下届总统选举，一部分用于化肥厂的建设以及三星的原始资本积累。但朴正熙后来利用媒体揭发三星走私。最终，李秉喆只能把三星集团51%的股份捐献给国家。
历史如此相似。当年是爷爷李秉喆交钱，现在是孙子李在镕捐款。当时是父亲朴正熙政府要钱，现在是女儿朴槿惠总统索钱。
李健熙的三星时代，“官商勾结”丑闻不断，但也始终享受一手遮天的“治外法权”。
1996年，李健熙被查出曾向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行贿，被法庭判处两年监禁，缓期执行。次年，快到任的总统金泳三特赦了李健熙。
2005年，三星X文件丑闻曝光。三星副会长李鹤洙与时任《中央日报》社长洪锡炫的一段录音曝光，披露了1997年韩国总统大选前，三星计划向总统候选人李会昌提供30亿韩元（约合300万美元）政治献金，并向高层司法官员行贿的丑闻。
此事中的《中央日报》社长洪锡炫颇为值得注意。他是李健熙的小舅子，X文件丑闻曝光时，已成为韩国驻美大使。据韩媒爆料， 洪锡炫当时是韩国最热门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可以设想，如果没有X文件丑闻曝光，恐怕后来也没有潘基文什么机会。
2008年，李健熙因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而被起诉，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 2009年，时任总统李明博让李健熙获得了第二次特赦。
真的是受害者吗
李在镕反复强调：总统强迫出资，我是受害者。谁能拒绝总统的要求？
韩国的政商勾结和利益交换，有其特殊的发展历史。从朴正熙威权主义政府开始，政府制定连续的五年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集中有限资源实现其经济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挑选“代理人”——大财阀，为执行政府计划的部门提供各种补贴和特惠。
从财阀角度讲，听政府的话并保持良好关系当然是最佳选择，这样可以得到银行的廉价贷款，以及各种补贴，从而迅速扩大企业规模。
韩国CEO Score商业研究机构董事长朴洙根说，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企业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资本不再过度依赖政府。目前，三星80%的销售在海外，排名前十的韩国大企业，如LG，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大企业受国内市场影响减小，因此似乎也没有必要和政府继续维持“密切”关系。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过去，只要通商部或财政部长官召唤，大企业财阀就都得出现，现在只有总统亲自召唤财阀掌门才会去。为什么？因为新世纪里政府和企业间发生了“权力转换”，财阀力量超越了政府力量。
这一变化正日益明显。其表现之一，便是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全经联）走向解体。
时间回到1961年，全经联创建。当时，被朴正熙抓住把柄的李秉喆任首任会长。“若为国家做事，弱点既往不咎”，这便是全经联应运而生的背景。可以说，从诞生之初，这一组织便在官商勾结中身不由己。
全经联的角色，是服务于军事独裁与经济开发，为政界筹集政治资金。每到政权更迭时，新政府有新的经济政策，比如李明博的“绿色成长”、朴槿惠的“创造经济”，都会由全经联出资支持，服务于本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凸显成效。因此，全经联也屡屡成为政经胶着的众矢之的。
此前，全经联还曾主导由多家大企业共同出资8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8亿元）成立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按朴槿惠的说法，这两个财团是为韩流文化和体育事业而成立的。不过，崔顺实涉嫌将其私有化。
时移世易，财阀纷纷想摆脱政治权力的左右。2016年12月初的国会听证会上，李在镕率先表态，将退出全经联。目前，LG也已宣布退出，全经联进入解体倒计时。
这可谓又一次历史的巧合。爷爷应朴正熙的要求建立了全经联，孙子在朴槿惠治下退出了全经联。时代变了，朴槿惠延续其父威权式的治理模式，终究不得民心。
崔顺实“干政”丑闻之后，韩国各界开始反思。如果大企业有像样的理事会，怎么会向Mir财团和K财团捐资数十亿？如果在总统建议设立财团时，身边有像样的首席秘书对其行为进行牵制而不是听命执行，也不会事到如今。
在韩国，几乎不受牵制的权力有两个：一是总统的权力，二是财阀家族的权力。这两个不受牵制的权力之间维持着“共生”关系，如鳄鱼和鳄鱼鸟，彼此需要。
为得到继承、赦免、获得经营权等特权，财阀向政界行贿，并因此招来如崔顺实这样的幕后实权人物，几乎可谓“共犯”，又何谈自己是受害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