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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是我党隐蔽战线的重要领导者之一，他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他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对革命同志关爱有加。而他对自己的父母、妻子、子女也是充满浓浓的亲情，展现出共产党人的炽热情感和高尚情怀。
李克农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在三兄弟中，他排行老大。他的父亲李哲卿，又名李道明，受过旧式教育，思想开明，为人正派，年轻时曾在地方政府及海关任职员。母亲詹氏则是个家庭妇女。大革命时期，李克农是共产党员，比较活跃，是芜湖当地的知名人物，父亲一直很支持。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李克农被国民党政府明令通缉，不得不逃离家乡。家中被宪兵警察多次搜查，孩子们放学回来，有时被挡住不准进门。随后，李克农的父亲也因此失业，家道中落，家中经济日见拮据。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克农把父母接出来，开始随着他辗转武汉、桂林等地。1939年初，党组织在贵阳附近选了一个点，集中安置一批革命家属，其中有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以及王明、博古等人的家属，李克农的父母在这里住了一年多。1940年夏，组织上决定撤销这个点，把人都转移到重庆。但李克农坚持把父母接到桂林他自己身边。到了桂林，他将办事处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位于七星岩的别墅腾出来，给父母等几位老人住，而他仍回到桂北路那个小楼里住。那时，李克农作为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工作很繁忙，但他几乎每天都抽时间来探望，陪父母说话。多数只能利用吃晚饭的时间过来，之后再匆匆赶回桂北路。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形势急剧恶化，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被查抄，李克农带领办事处人员紧急撤离，走得仓促，只得把父母暂时留下，托人照料。
李克农一路艰险到达重庆后，时刻挂念着留在桂林的父母。一年后，形势稍有缓和，组织上安排李克农的父母来到重庆。周恩来对他们很关心，就让两位老人在重庆住下，毕竟生活条件比延安好。但此时已在延安的李克农急切地要把老人接到自己身边。等了一年，直到1943年才获得国民党准许，组织上优先安排李克农的父母乘车回延安。到达延安后，李克农对父亲说：“看现在形势，国民党准备跟我们全面分裂，那时候不论我或办事处，都没法顾及你们了。”果然，不久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边区周围陈兵几十万，要进攻延安，只是后来在国内外压力下才取消了这个计划。
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李克农兴奋地告诉父亲：“我刚到毛主席那里报告我父亲来了，主席说好呀，来了就养起来，革命现在还养得起个老头子。”父亲听了很高兴。不知是否和毛泽东的关心有关，不几天，中央办公厅来人当面向李克农的父亲通报伙食的供应标准，在延安是很高的了。后来有一次在饭桌上，李克农不无玩笑地说：“你们来了，我们沾光，伙食提高了。”
在延安时期，李克农住的窑洞紧挨父亲的院子，来往方便多了，不像在桂林只能趁晚饭时间见面。只要有空闲，李克农就不时到父亲这边来说说话。后来吃饭时，干脆把他们的饭菜送到父亲的窑洞里，父子俩一起边吃边聊，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山西临县那段时期。当时李克农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副部长等职，工作异常忙碌，有好多大事要思考。他与父亲谈天说地，总有那么多的话题，实际上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他们父子感情很深;二是父亲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但很正直，对李克农从事的革命事业和对共产党的认识是明确的，是支持的，所以李克农对父亲除了亲情，更有敬重的一面。他通过家常聊天，也是从思想上启发引导父亲，提高他的认识。
李克农的父亲虽然为人正直，对党对革命充满感情，但是总保留一些传统观念和旧意识。父亲的思想变化，集中体现在李克农的大儿子李治的婚礼上。那时延安不论谁结婚，既没有婚宴，更没有送礼，唯一的程序就是布置洞房，晚上举行个晚会，领导说说话、大家热闹一番就完成了。李治的婚礼自然也是这个程序。那天来参加晚会的，主要是中央社会部的同志，如罗青长、吴德、汪东兴等，同在枣园办公的其他部门的人也有来凑热闹的。照例几个人讲话之后，李克农便请老父亲代表家长讲话。老父亲站在场中，即兴讲了一通不算短的话，谈他们家和党的关系，对党的认识，结尾告诫新人，今后只有努力工作来报答党。老父亲讲得很动情，也很得体到位，会场反应很热烈。第二天李克农特地夸父亲，说他昨晚的话讲得很好。
李克农的母亲不识字，完全是一个旧式老太太。李克农不可能和她像父亲那样聊天，但对母亲的感情时时表露出来。一次他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掏出一个橙子给母亲。橙子当时在延安可是非常稀罕的东西，那是有人从重庆专门送给毛泽东的。母亲视若珍宝，藏着等小孙子回来吃。小孙子却说：“这个橙子可是经过千山万水，是特地献给毛主席的，毛主席又招待老父，而老父舍不得吃又孝敬你，我可不忍心吃。”
后來母亲患病，日益严重，李克农请当时延安的一些名医，包括那位名叫阿洛夫的苏联大夫，还请过傅连暲来参与会诊。1946年母亲病情加重，而这时李克农正在北平参加军调部工作，担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他惦记着母亲的病，只能设法弄些药和补品捎来。母亲得的是不治之症，一度处于病危，已经准备后事了。父亲此刻当然希望李克农能回来，母子见上最后一面。而李克农重任在肩，只能来信安慰父亲。那封信很动情，上面几处有“不孝儿”“儿不孝”的字句。后在延安的第一次疏散中，母亲不幸病故于山西兴县。当时李克农还在北平，是妻子赵瑛陪同护送，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办理了后事。1947年3月，李克农随中央后委转移到山西临县，刚落下脚，就请人带路去给母亲扫墓。夜幕下，他在母亲坟前痛哭，表达深深的思念。 1952年8月，李克农的父亲在北京不幸去世。当时，李克农也不在父亲身边，这次他是作为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朝鲜战场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停战谈判。看着发来的老父亲不幸去世的电报，他想到老人生前对他从事革命事业的支持，母亲病逝时自己没能在身边伺候，这次父亲病故自己又未能尽孝照顾，万分难过。他常常独自一人伫立在驻地村头，长时间地面向北京，肃立默哀，并且蓄起胡子，以纪念父亲。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中，不少人投身革命后因夫妻长期分离而重组家庭，但李克农把一生始终如一的爱全部给予了妻子赵瑛。赵瑛1898年11月生于安徽巢县一个商人家庭，14岁进芜湖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直至毕业。1917年9月，18岁的李克农与19岁的赵瑛结成伉俪。
1919年后李克农告别父母，与新婚妻子来到省府安庆从事进步运动。赵瑛受李克农的影响思想进步，有时还将娘家陪嫁钱物拿出来支持革命活动。李克农离家在外多年，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赵瑛的肩上。
1929年底，以李克農为首的“中共三人特别小组”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赵瑛作为家属一度随行做掩护工作。1931年春，由于顾顺章叛变后事态紧急，当李克农忙完保卫党中央的紧急事情，回过头来又想通知家里时，走到胡同一看，已经到处是警察，进不去了，只好假装路人从家门口匆匆而过。刚巧赵瑛带着两个儿子正在菜市场买菜，回家时发现家门口情况异常，便带着两个孩子躲进市场悄悄溜走，直到一个多月后才遇到地下党组织。因形势极端险恶，赵瑛和李克农见上一面后，随即被安排回到芜湖老家。
李克农远离家乡，音讯全无，赵瑛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既照顾公婆及全家，还要照顾娘家一家人，负担沉重。赵瑛非常忙，白天去学校教书，放学回来就做家务。晚上家里人都休息了，她一个人还在灯下给学生批改作业，或者给儿女们缝补衣衫、做鞋子。当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称呼共产党为“赤匪”，诬蔑他们“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无恶不作”等等，还有谣传说李克农已遭杀害。赵瑛压力虽大，但她非常刚毅，对丈夫一往情深，革命信念从未动摇，默默地承担着精神上与经济上的重负。
在李克农和赵瑛自上海分别5年多的日子里，无论是在江西中央苏区，还是在陕北根据地，他一直思念着那远在家乡芜湖的“糟糠之妻”赵瑛。这一点，在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报道中有充分的体现。1936年10月中旬的一天，在斯诺4个多月的采访生活结束，即将告别陕北苏区时，包括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在内的很多领导人都给他送行。临别之前，每个人都有话要告诉斯诺。斯诺以他新闻记者的幽默笔调给予了一一记载和描述。其中，李克农语出惊人：“给我把老婆送来吧！”顿时，送行队伍中爆发出一阵哄笑声，可平日极幽默的李克农这时却显得正儿八经。这不能不使斯诺感受到李克农思妻之切。
1937年春，国共两党进行谈判。李克农作为中共代表去上海开会，搭飞机路过南京时乘一快艇拐到芜湖。李克农与赵瑛别后重逢，这次见面李克农连饭也没吃，又匆匆走了。不久，赵瑛也到了上海，掩护李克农开展工作。李克农第二次回家是同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撤退时，李克农和叶剑英开着一辆旧吉普车撤退，再次路过芜湖，于是他又与家人匆匆见面，在饭馆里吃了一顿饭。李克农的父亲看到李克农夹着皮包，又坐着车来，就把李克农悄悄拽到一边说：“你如今当大官了，有钱了，家里现在很困难，你能不能留点儿钱给家里用。”听到父亲的话，李克农为难地说，自己也没有钱，这些东西都是公家的。一旁的叶剑英看到了，就把自己的津贴十几元钱塞给李克农，让他留给家里人。但在一旁先期撤回芜湖老家的赵瑛又把钱塞回李克农手里说：“家中有困难，我们会想办法，你放心吧。”妻子对丈夫无怨无悔的支持，让李克农热泪盈眶。
1938年春节过后，赵瑛带着一家大小十几口，经长途跋涉到达桂林，与李克农会合，全家人都非常高兴。1941年春，李克农、赵瑛等从桂林撤回延安。在延安期间，赵瑛被安排进中央社会部担任机要工作。赵瑛既要做好机要工作，又要照顾李克农的身体，还要照管几位老人与孩子们的饮食起居，从早到晚忙忙碌碌。
1950年底，小儿子李伦举行婚礼时，李克农特地用他访苏时苏方赠送未花完的零花钱，办了几桌婚宴。婚宴上，他站起来举杯祝酒，心情激动，饱含泪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他说：“我对不起赵瑛，对不起孩子，是赵瑛把他们带大的，我没有尽到责任。”赵瑛在旁劝他不说了，事情都过去了，李克农这才停下来。这种喜悲交加的场面，深深感动了客人。
李克农和妻子的感情可以说是情深意重，他们之间相敬如宾，相亲相爱了一生。1961年1月6日，赵瑛不幸去世，李克农悲痛万分。随后的日子里，他们住的屋里摆设依旧，两张床，一张是李克农的，一张是赵瑛的，床上用品都是赵瑛走时的原样。一切依旧，只是在墙中间悬挂着赵瑛贤淑端庄的遗像。李克农在桌上摆了一些食品，每当他从办公室返回卧室入睡前，都整整衣服，站到赵瑛遗像前，然后向赵瑛三鞠躬。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几乎每月都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去吊唁赵瑛。
在和赵瑛一张合照的背后，李克农写了一段饱含深情的文字：“此像于1940年摄于广西桂林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不幸赵瑛同志于1961年病逝于北京肿瘤医院，从此与我们永别了！！回顾二十一年中埋头苦干，辛勤劳动，扶老携幼。苦了一生，特留此遗照，以表哀思。李克农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亥秋日）。”同时他还称赞妻子，写了“母仪典范”四个字。就在赵瑛去世一周年之后的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带着哀思和悲痛，与她相见于九泉之下。 李克农对妻子的忠诚，他的同事和朋友每提及此，都会情不自禁地夸赞。1962年2月10日，当李克农去世的消息传到埃及开罗时，他的老朋友、正在那里参加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的夏衍不禁泪如雨下，深情地说：“克农同志对自己十分严格，生活朴素，平等待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人传统道德中的最优秀的品质。按习惯的说法，对他年高的父母，他是一个孝子;对赵瑛同志，他是一个最好的丈夫。”
李克农与赵瑛两人一生共育有三子二女，分别是长子李治、次子李力、三子李伦、长女李宁、次女李冰。为了革命事业，李克农和孩子们也是长期聚少離多，有过多次和儿女相见不相识的经历。
1931年8月的一天，李克农悄然离开上海，几经周折于12月底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后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等职。虽然和家人失去了联系，但李克农始终牵挂着父母和赵瑛，始终牵挂着他的五个子女。
小儿子李伦清楚地记得，在193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母亲将他从床上叫醒，脸上的神色充满神秘和欣喜，低声对他说：“润修，你爸爸来信了，他在那边很好，特别想念你，很想叫你写封信给他。”年仅6岁的李伦一骨碌爬起来，在灯下写了一封令李克农永生难忘的信。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爸爸：我现在已上小学了，在妈妈和姐姐、哥哥的督促下，认得不少字了，所以能给你写信。我们全家人都很想念你，我更是如此，经常在梦中哭醒。别人的孩子都有爸爸搀着上学，给他买纸买笔，而我们家穷，没有钱买纸买笔，只好用废纸和笔头，有些是姐姐和哥哥用剩下的，有些还是在路上捡的。但我从不淘气，读书也用功，学习成绩也好，请放心……
信封也由李伦写就，收信地址是江西瑞金的一个商店。李克农读李伦的信时，禁不住热泪盈眶。红军高层的一些领导传阅了李伦的信，不少人也掉了眼泪。
由于家中有五个孩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年长的两位女儿初中毕业后，赵瑛便托人把大女儿李凤修（后改名李宁）介绍到南京的图书馆工作，帮助挣钱养家。让二女儿李双凤（后改名李冰）报考芜湖弋矶山医院护校学护士，好早点找个职业。大儿子李治修（后改名李治）先到外祖父开的照相馆当学徒，后到巢县乡下张治中办的黄麓师范学校继续读书，那里学费便宜。
抗战爆发后，五个孩子先后投奔延安。李克农对他们要求严格，经常教育他们：一是党的组织观念。经常教导孩子们是党的人，要热爱党，服从党的需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一家人的今天。1943年前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实行“三三制”改革，发挥爱国民主人士的参政作用。李伦当时还小，没有入党。有一天他放学回家高兴地说：“现在我是民主人士，你们对我要客气一点！”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父亲听了一边好笑，一边却严肃地说：“你是什么民主人士？你是共产党的儿子。”玩笑之中也给孩子们上了一次党课。二是自己努力奋斗。李克农经常教导孩子，凡事要依赖自己努力。有了问题要一靠组织，二靠自己，不要指望父母。三是教育干部子女不能特殊化。
（责任编辑：贾茹）
“对他年高的父母，他是一个孝子”
李克农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在三兄弟中，他排行老大。他的父亲李哲卿，又名李道明，受过旧式教育，思想开明，为人正派，年轻时曾在地方政府及海关任职员。母亲詹氏则是个家庭妇女。大革命时期，李克农是共产党员，比较活跃，是芜湖当地的知名人物，父亲一直很支持。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李克农被国民党政府明令通缉，不得不逃离家乡。家中被宪兵警察多次搜查，孩子们放学回来，有时被挡住不准进门。随后，李克农的父亲也因此失业，家道中落，家中经济日见拮据。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克农把父母接出来，开始随着他辗转武汉、桂林等地。1939年初，党组织在贵阳附近选了一个点，集中安置一批革命家属，其中有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以及王明、博古等人的家属，李克农的父母在这里住了一年多。1940年夏，组织上决定撤销这个点，把人都转移到重庆。但李克农坚持把父母接到桂林他自己身边。到了桂林，他将办事处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位于七星岩的别墅腾出来，给父母等几位老人住，而他仍回到桂北路那个小楼里住。那时，李克农作为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工作很繁忙，但他几乎每天都抽时间来探望，陪父母说话。多数只能利用吃晚饭的时间过来，之后再匆匆赶回桂北路。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形势急剧恶化，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被查抄，李克农带领办事处人员紧急撤离，走得仓促，只得把父母暂时留下，托人照料。
李克农一路艰险到达重庆后，时刻挂念着留在桂林的父母。一年后，形势稍有缓和，组织上安排李克农的父母来到重庆。周恩来对他们很关心，就让两位老人在重庆住下，毕竟生活条件比延安好。但此时已在延安的李克农急切地要把老人接到自己身边。等了一年，直到1943年才获得国民党准许，组织上优先安排李克农的父母乘车回延安。到达延安后，李克农对父亲说：“看现在形势，国民党准备跟我们全面分裂，那时候不论我或办事处，都没法顾及你们了。”果然，不久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边区周围陈兵几十万，要进攻延安，只是后来在国内外压力下才取消了这个计划。
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李克农兴奋地告诉父亲：“我刚到毛主席那里报告我父亲来了，主席说好呀，来了就养起来，革命现在还养得起个老头子。”父亲听了很高兴。不知是否和毛泽东的关心有关，不几天，中央办公厅来人当面向李克农的父亲通报伙食的供应标准，在延安是很高的了。后来有一次在饭桌上，李克农不无玩笑地说：“你们来了，我们沾光，伙食提高了。”
在延安时期，李克农住的窑洞紧挨父亲的院子，来往方便多了，不像在桂林只能趁晚饭时间见面。只要有空闲，李克农就不时到父亲这边来说说话。后来吃饭时，干脆把他们的饭菜送到父亲的窑洞里，父子俩一起边吃边聊，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山西临县那段时期。当时李克农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副部长等职，工作异常忙碌，有好多大事要思考。他与父亲谈天说地，总有那么多的话题，实际上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他们父子感情很深;二是父亲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但很正直，对李克农从事的革命事业和对共产党的认识是明确的，是支持的，所以李克农对父亲除了亲情，更有敬重的一面。他通过家常聊天，也是从思想上启发引导父亲，提高他的认识。
李克农的父亲虽然为人正直，对党对革命充满感情，但是总保留一些传统观念和旧意识。父亲的思想变化，集中体现在李克农的大儿子李治的婚礼上。那时延安不论谁结婚，既没有婚宴，更没有送礼，唯一的程序就是布置洞房，晚上举行个晚会，领导说说话、大家热闹一番就完成了。李治的婚礼自然也是这个程序。那天来参加晚会的，主要是中央社会部的同志，如罗青长、吴德、汪东兴等，同在枣园办公的其他部门的人也有来凑热闹的。照例几个人讲话之后，李克农便请老父亲代表家长讲话。老父亲站在场中，即兴讲了一通不算短的话，谈他们家和党的关系，对党的认识，结尾告诫新人，今后只有努力工作来报答党。老父亲讲得很动情，也很得体到位，会场反应很热烈。第二天李克农特地夸父亲，说他昨晚的话讲得很好。
李克农的母亲不识字，完全是一个旧式老太太。李克农不可能和她像父亲那样聊天，但对母亲的感情时时表露出来。一次他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掏出一个橙子给母亲。橙子当时在延安可是非常稀罕的东西，那是有人从重庆专门送给毛泽东的。母亲视若珍宝，藏着等小孙子回来吃。小孙子却说：“这个橙子可是经过千山万水，是特地献给毛主席的，毛主席又招待老父，而老父舍不得吃又孝敬你，我可不忍心吃。”
后來母亲患病，日益严重，李克农请当时延安的一些名医，包括那位名叫阿洛夫的苏联大夫，还请过傅连暲来参与会诊。1946年母亲病情加重，而这时李克农正在北平参加军调部工作，担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他惦记着母亲的病，只能设法弄些药和补品捎来。母亲得的是不治之症，一度处于病危，已经准备后事了。父亲此刻当然希望李克农能回来，母子见上最后一面。而李克农重任在肩，只能来信安慰父亲。那封信很动情，上面几处有“不孝儿”“儿不孝”的字句。后在延安的第一次疏散中，母亲不幸病故于山西兴县。当时李克农还在北平，是妻子赵瑛陪同护送，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办理了后事。1947年3月，李克农随中央后委转移到山西临县，刚落下脚，就请人带路去给母亲扫墓。夜幕下，他在母亲坟前痛哭，表达深深的思念。 1952年8月，李克农的父亲在北京不幸去世。当时，李克农也不在父亲身边，这次他是作为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朝鲜战场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停战谈判。看着发来的老父亲不幸去世的电报，他想到老人生前对他从事革命事业的支持，母亲病逝时自己没能在身边伺候，这次父亲病故自己又未能尽孝照顾，万分难过。他常常独自一人伫立在驻地村头，长时间地面向北京，肃立默哀，并且蓄起胡子，以纪念父亲。
“对赵瑛同志，他是一个最好的丈夫”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中，不少人投身革命后因夫妻长期分离而重组家庭，但李克农把一生始终如一的爱全部给予了妻子赵瑛。赵瑛1898年11月生于安徽巢县一个商人家庭，14岁进芜湖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直至毕业。1917年9月，18岁的李克农与19岁的赵瑛结成伉俪。
1919年后李克农告别父母，与新婚妻子来到省府安庆从事进步运动。赵瑛受李克农的影响思想进步，有时还将娘家陪嫁钱物拿出来支持革命活动。李克农离家在外多年，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赵瑛的肩上。
1929年底，以李克農为首的“中共三人特别小组”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赵瑛作为家属一度随行做掩护工作。1931年春，由于顾顺章叛变后事态紧急，当李克农忙完保卫党中央的紧急事情，回过头来又想通知家里时，走到胡同一看，已经到处是警察，进不去了，只好假装路人从家门口匆匆而过。刚巧赵瑛带着两个儿子正在菜市场买菜，回家时发现家门口情况异常，便带着两个孩子躲进市场悄悄溜走，直到一个多月后才遇到地下党组织。因形势极端险恶，赵瑛和李克农见上一面后，随即被安排回到芜湖老家。
李克农远离家乡，音讯全无，赵瑛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既照顾公婆及全家，还要照顾娘家一家人，负担沉重。赵瑛非常忙，白天去学校教书，放学回来就做家务。晚上家里人都休息了，她一个人还在灯下给学生批改作业，或者给儿女们缝补衣衫、做鞋子。当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称呼共产党为“赤匪”，诬蔑他们“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无恶不作”等等，还有谣传说李克农已遭杀害。赵瑛压力虽大，但她非常刚毅，对丈夫一往情深，革命信念从未动摇，默默地承担着精神上与经济上的重负。
在李克农和赵瑛自上海分别5年多的日子里，无论是在江西中央苏区，还是在陕北根据地，他一直思念着那远在家乡芜湖的“糟糠之妻”赵瑛。这一点，在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报道中有充分的体现。1936年10月中旬的一天，在斯诺4个多月的采访生活结束，即将告别陕北苏区时，包括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在内的很多领导人都给他送行。临别之前，每个人都有话要告诉斯诺。斯诺以他新闻记者的幽默笔调给予了一一记载和描述。其中，李克农语出惊人：“给我把老婆送来吧！”顿时，送行队伍中爆发出一阵哄笑声，可平日极幽默的李克农这时却显得正儿八经。这不能不使斯诺感受到李克农思妻之切。
1937年春，国共两党进行谈判。李克农作为中共代表去上海开会，搭飞机路过南京时乘一快艇拐到芜湖。李克农与赵瑛别后重逢，这次见面李克农连饭也没吃，又匆匆走了。不久，赵瑛也到了上海，掩护李克农开展工作。李克农第二次回家是同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撤退时，李克农和叶剑英开着一辆旧吉普车撤退，再次路过芜湖，于是他又与家人匆匆见面，在饭馆里吃了一顿饭。李克农的父亲看到李克农夹着皮包，又坐着车来，就把李克农悄悄拽到一边说：“你如今当大官了，有钱了，家里现在很困难，你能不能留点儿钱给家里用。”听到父亲的话，李克农为难地说，自己也没有钱，这些东西都是公家的。一旁的叶剑英看到了，就把自己的津贴十几元钱塞给李克农，让他留给家里人。但在一旁先期撤回芜湖老家的赵瑛又把钱塞回李克农手里说：“家中有困难，我们会想办法，你放心吧。”妻子对丈夫无怨无悔的支持，让李克农热泪盈眶。
1938年春节过后，赵瑛带着一家大小十几口，经长途跋涉到达桂林，与李克农会合，全家人都非常高兴。1941年春，李克农、赵瑛等从桂林撤回延安。在延安期间，赵瑛被安排进中央社会部担任机要工作。赵瑛既要做好机要工作，又要照顾李克农的身体，还要照管几位老人与孩子们的饮食起居，从早到晚忙忙碌碌。
1950年底，小儿子李伦举行婚礼时，李克农特地用他访苏时苏方赠送未花完的零花钱，办了几桌婚宴。婚宴上，他站起来举杯祝酒，心情激动，饱含泪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他说：“我对不起赵瑛，对不起孩子，是赵瑛把他们带大的，我没有尽到责任。”赵瑛在旁劝他不说了，事情都过去了，李克农这才停下来。这种喜悲交加的场面，深深感动了客人。
李克农和妻子的感情可以说是情深意重，他们之间相敬如宾，相亲相爱了一生。1961年1月6日，赵瑛不幸去世，李克农悲痛万分。随后的日子里，他们住的屋里摆设依旧，两张床，一张是李克农的，一张是赵瑛的，床上用品都是赵瑛走时的原样。一切依旧，只是在墙中间悬挂着赵瑛贤淑端庄的遗像。李克农在桌上摆了一些食品，每当他从办公室返回卧室入睡前，都整整衣服，站到赵瑛遗像前，然后向赵瑛三鞠躬。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几乎每月都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去吊唁赵瑛。
在和赵瑛一张合照的背后，李克农写了一段饱含深情的文字：“此像于1940年摄于广西桂林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不幸赵瑛同志于1961年病逝于北京肿瘤医院，从此与我们永别了！！回顾二十一年中埋头苦干，辛勤劳动，扶老携幼。苦了一生，特留此遗照，以表哀思。李克农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亥秋日）。”同时他还称赞妻子，写了“母仪典范”四个字。就在赵瑛去世一周年之后的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带着哀思和悲痛，与她相见于九泉之下。 李克农对妻子的忠诚，他的同事和朋友每提及此，都会情不自禁地夸赞。1962年2月10日，当李克农去世的消息传到埃及开罗时，他的老朋友、正在那里参加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的夏衍不禁泪如雨下，深情地说：“克农同志对自己十分严格，生活朴素，平等待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人传统道德中的最优秀的品质。按习惯的说法，对他年高的父母，他是一个孝子;对赵瑛同志，他是一个最好的丈夫。”
“你是什么民主人士？你是共产党的儿子”
李克农与赵瑛两人一生共育有三子二女，分别是长子李治、次子李力、三子李伦、长女李宁、次女李冰。为了革命事业，李克农和孩子们也是长期聚少離多，有过多次和儿女相见不相识的经历。
1931年8月的一天，李克农悄然离开上海，几经周折于12月底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后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等职。虽然和家人失去了联系，但李克农始终牵挂着父母和赵瑛，始终牵挂着他的五个子女。
小儿子李伦清楚地记得，在193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母亲将他从床上叫醒，脸上的神色充满神秘和欣喜，低声对他说：“润修，你爸爸来信了，他在那边很好，特别想念你，很想叫你写封信给他。”年仅6岁的李伦一骨碌爬起来，在灯下写了一封令李克农永生难忘的信。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爸爸：我现在已上小学了，在妈妈和姐姐、哥哥的督促下，认得不少字了，所以能给你写信。我们全家人都很想念你，我更是如此，经常在梦中哭醒。别人的孩子都有爸爸搀着上学，给他买纸买笔，而我们家穷，没有钱买纸买笔，只好用废纸和笔头，有些是姐姐和哥哥用剩下的，有些还是在路上捡的。但我从不淘气，读书也用功，学习成绩也好，请放心……
信封也由李伦写就，收信地址是江西瑞金的一个商店。李克农读李伦的信时，禁不住热泪盈眶。红军高层的一些领导传阅了李伦的信，不少人也掉了眼泪。
由于家中有五个孩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年长的两位女儿初中毕业后，赵瑛便托人把大女儿李凤修（后改名李宁）介绍到南京的图书馆工作，帮助挣钱养家。让二女儿李双凤（后改名李冰）报考芜湖弋矶山医院护校学护士，好早点找个职业。大儿子李治修（后改名李治）先到外祖父开的照相馆当学徒，后到巢县乡下张治中办的黄麓师范学校继续读书，那里学费便宜。
抗战爆发后，五个孩子先后投奔延安。李克农对他们要求严格，经常教育他们：一是党的组织观念。经常教导孩子们是党的人，要热爱党，服从党的需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一家人的今天。1943年前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实行“三三制”改革，发挥爱国民主人士的参政作用。李伦当时还小，没有入党。有一天他放学回家高兴地说：“现在我是民主人士，你们对我要客气一点！”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父亲听了一边好笑，一边却严肃地说：“你是什么民主人士？你是共产党的儿子。”玩笑之中也给孩子们上了一次党课。二是自己努力奋斗。李克农经常教导孩子，凡事要依赖自己努力。有了问题要一靠组织，二靠自己，不要指望父母。三是教育干部子女不能特殊化。
（责任编辑：贾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