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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些书院用戒尺来惩罚学生，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认为，像“戒尺教育”这样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教育方法，还是有意义。也有人认为，只要是体罚，就不可取。但是说起来，古代书院里的老师，真的要用戒尺来打学生吗？
“不打不成材”，大家都认可
说起戒尺，大家应该马上想到私塾先生用戒尺惩戒淘气的孩子的场景。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里的寿镜吾先生，就有一条戒尺。但鲁迅接着说，“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
那么，戒尺通常只是一个老师手中的威慑性武器？其实也不然。周作人后来回忆道，像三味书屋这样的私塾是极其难得的，“平常所谓私塾总还是壞的居多，塾师没有学问还在其次，对待学生尤为严刻。”
严厉苛刻到什么程度呢？周作人曾引用一首清末的儿歌说明：“《大学》《大学》，屁股打得烂落，《中庸》《中庸》，屁股打得好种葱！” 看来，古人推崇“严师出高徒”还是有道理。没有能力的私塾老师，只能依靠“戒尺教育”教出好学生。
《礼记·学记》中曾记载“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楚便是老师最早用以惩戒学生的木板、树枝等物。后世的戒尺便是夏楚的变种。用夏楚打学生，历史上很常见。东汉的王充曾回忆道：“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滴，或以书丑得鞭。”清代诗人蒋士铨在回忆他的母亲的文章中写道：“儿怠，则少加夏楚，旋复持儿而泣曰：‘儿及此不学，我何以见汝父！’”
20世纪初，华北农村私塾，先生教孩子识字。图/FOTOE
由此可见，“不打不成材”，确实是那个时代大家认同的准则。普通人家是这样，帝王家也是如此。《明史》记载，隐居不仕的大儒李希颜受朱元璋征召，来到京城教导皇子。李希颜是严师，对皇子也不客气，有不服管教的，直接敲打他们的脑袋。朱元璋听说之后大怒，然而马皇后却在一旁说，他这是用圣人之道教训你儿子，有什么好生气的。朱元璋觉得有道理，不仅不责怪李希颜，还升了他的官。
这里所谓的“圣人之道”，跟孔圣人无关，指的是《尚书·舜典》中的“朴作教刑（用木条抽打作为学校的刑罚）”之语。正因为有这句话，“不打不成材”也成了古代中国人奉行了几千年的教育理念。
打屁股，也要体面一点
打人的也不限于塾师和家长，在官办学校中，这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制度，以“笞尻”最为常见，就是“打屁股”。
明代提学官和清代学政，每年都要给所属府、州、县的生员举行考试。成绩分为六个等级，排在第四等的学子就要被打屁股。既然是读书人，打屁股也要讲究体面，不扒裤子，不摁地上，让学子趴在条凳上打，也不会打得太重太狠。照说这还是很丢人，但有时学子为了避免落到第五、第六等（这意味着被降级或者直接开除，领不到国家补贴的钱粮），还会主动央求主考官来打自己的屁股。所以才会有吴复庵在《咏岁考生童》诗中所说的“求打声如沸，赐打甘如醴”。
到了国子监这样的高等学府中，还是要打。明清两代，国子监都设有“绳愆厅”，这里是纠正过失的地方，凡有违反规章制度的学生，都归绳愆厅处罚。厅内有两只红条凳，就是让受罚者趴在上面用竹条抽打的刑具。
趴在板凳上打屁股，这样的体罚方式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民初。沈从文在自传中回忆道，他逃学失败，就得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处罚过后还要对孔夫子牌位作一揖，表示忏悔。
在古代，老师体罚学生确实常见，但这其实并不是先贤们所倡导的。中国古代大教育家，从孔子到韩愈、朱熹，强调的是“有教无类”“教学相长”，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他们都不主张体罚。
体罚不是目的，只为“示威”
明清时代的蒙学（幼儿启蒙教育）专家，也不主张体罚。比如崔学古就在《幼训》之爱养篇中说道，教育六七岁的小学生，打没有用，要好言相劝，“使知读书之高，勤于教导使不惮读书之苦”。学生年纪再大一点，可以稍微打一下。但是不能过分，如果经常打，学生习以为常，必然会“耻心丧尽，顽钝不悛”。
王阳明谈及儿童教育，也说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如今的蒙学老师对学生“鞭挞绳缚，若待拘囚”，这样学生就会“视学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天天逃学，也就日趋下流了。他提倡教育儿童要顺其自然，用对付囚犯一样的办法对待儿童，其结果只能与施教者的愿望相反。
但还是有比较人道的老师。比如明代理学家、曾位极人臣的沈鲤，他主张“学生勤学者、有进益者、守学规者，给免帖一纸，遇该责时，姑免一次”。这相当于“免打条”。但没有免打条，学生不听话，老师也只能用戒尺打学生手心。
总而言之，他们的观点就是体罚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显示教师威严的手段。当然了，这样的观点放在现代社会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但在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有绝对支配权的古代，已经很难得了。
这样的略显进步的想法，要真正实施，还要等到1904年。清廷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提出：“夏楚只可示威，不可轻施，尤以不用为善。”
但是不用戒尺了，也还有其他的体罚方法。根据一份1935年的调查显示，当时一般教师所施行的体罚分为11类：一为罚站；二为面壁；三为罚跪；四为打手心；五为捏耳朵；六为“关饭学”，即中午放学不准回家吃饭；七为“关夜学”，即下午放学时迟放儿童回家；八为罚做工，如抄写小字、罚做值日生等；九为罚黑屋；十为罚“对面抵手”，用于两儿童相打或相骂；十一为罚背红布条，于布条上写明犯错缘由，如“我迟到”“我打人”，令儿童在学校或教室内走一圈或数圈。不得不说，这都是些变相体罚的手段。
“不打不成材”，大家都认可
说起戒尺，大家应该马上想到私塾先生用戒尺惩戒淘气的孩子的场景。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里的寿镜吾先生，就有一条戒尺。但鲁迅接着说，“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
那么，戒尺通常只是一个老师手中的威慑性武器？其实也不然。周作人后来回忆道，像三味书屋这样的私塾是极其难得的，“平常所谓私塾总还是壞的居多，塾师没有学问还在其次，对待学生尤为严刻。”
严厉苛刻到什么程度呢？周作人曾引用一首清末的儿歌说明：“《大学》《大学》，屁股打得烂落，《中庸》《中庸》，屁股打得好种葱！” 看来，古人推崇“严师出高徒”还是有道理。没有能力的私塾老师，只能依靠“戒尺教育”教出好学生。
《礼记·学记》中曾记载“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楚便是老师最早用以惩戒学生的木板、树枝等物。后世的戒尺便是夏楚的变种。用夏楚打学生，历史上很常见。东汉的王充曾回忆道：“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滴，或以书丑得鞭。”清代诗人蒋士铨在回忆他的母亲的文章中写道：“儿怠，则少加夏楚，旋复持儿而泣曰：‘儿及此不学，我何以见汝父！’”
由此可见，“不打不成材”，确实是那个时代大家认同的准则。普通人家是这样，帝王家也是如此。《明史》记载，隐居不仕的大儒李希颜受朱元璋征召，来到京城教导皇子。李希颜是严师，对皇子也不客气，有不服管教的，直接敲打他们的脑袋。朱元璋听说之后大怒，然而马皇后却在一旁说，他这是用圣人之道教训你儿子，有什么好生气的。朱元璋觉得有道理，不仅不责怪李希颜，还升了他的官。
这里所谓的“圣人之道”，跟孔圣人无关，指的是《尚书·舜典》中的“朴作教刑（用木条抽打作为学校的刑罚）”之语。正因为有这句话，“不打不成材”也成了古代中国人奉行了几千年的教育理念。
打屁股，也要体面一点
打人的也不限于塾师和家长，在官办学校中，这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制度，以“笞尻”最为常见，就是“打屁股”。
明代提学官和清代学政，每年都要给所属府、州、县的生员举行考试。成绩分为六个等级，排在第四等的学子就要被打屁股。既然是读书人，打屁股也要讲究体面，不扒裤子，不摁地上，让学子趴在条凳上打，也不会打得太重太狠。照说这还是很丢人，但有时学子为了避免落到第五、第六等（这意味着被降级或者直接开除，领不到国家补贴的钱粮），还会主动央求主考官来打自己的屁股。所以才会有吴复庵在《咏岁考生童》诗中所说的“求打声如沸，赐打甘如醴”。
到了国子监这样的高等学府中，还是要打。明清两代，国子监都设有“绳愆厅”，这里是纠正过失的地方，凡有违反规章制度的学生，都归绳愆厅处罚。厅内有两只红条凳，就是让受罚者趴在上面用竹条抽打的刑具。
趴在板凳上打屁股，这样的体罚方式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民初。沈从文在自传中回忆道，他逃学失败，就得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处罚过后还要对孔夫子牌位作一揖，表示忏悔。
在古代，老师体罚学生确实常见，但这其实并不是先贤们所倡导的。中国古代大教育家，从孔子到韩愈、朱熹，强调的是“有教无类”“教学相长”，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他们都不主张体罚。
体罚不是目的，只为“示威”
明清时代的蒙学（幼儿启蒙教育）专家，也不主张体罚。比如崔学古就在《幼训》之爱养篇中说道，教育六七岁的小学生，打没有用，要好言相劝，“使知读书之高，勤于教导使不惮读书之苦”。学生年纪再大一点，可以稍微打一下。但是不能过分，如果经常打，学生习以为常，必然会“耻心丧尽，顽钝不悛”。
王阳明谈及儿童教育，也说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如今的蒙学老师对学生“鞭挞绳缚，若待拘囚”，这样学生就会“视学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天天逃学，也就日趋下流了。他提倡教育儿童要顺其自然，用对付囚犯一样的办法对待儿童，其结果只能与施教者的愿望相反。
但还是有比较人道的老师。比如明代理学家、曾位极人臣的沈鲤，他主张“学生勤学者、有进益者、守学规者，给免帖一纸，遇该责时，姑免一次”。这相当于“免打条”。但没有免打条，学生不听话，老师也只能用戒尺打学生手心。
总而言之，他们的观点就是体罚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显示教师威严的手段。当然了，这样的观点放在现代社会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但在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有绝对支配权的古代，已经很难得了。
这样的略显进步的想法，要真正实施，还要等到1904年。清廷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提出：“夏楚只可示威，不可轻施，尤以不用为善。”
但是不用戒尺了，也还有其他的体罚方法。根据一份1935年的调查显示，当时一般教师所施行的体罚分为11类：一为罚站；二为面壁；三为罚跪；四为打手心；五为捏耳朵；六为“关饭学”，即中午放学不准回家吃饭；七为“关夜学”，即下午放学时迟放儿童回家；八为罚做工，如抄写小字、罚做值日生等；九为罚黑屋；十为罚“对面抵手”，用于两儿童相打或相骂；十一为罚背红布条，于布条上写明犯错缘由，如“我迟到”“我打人”，令儿童在学校或教室内走一圈或数圈。不得不说，这都是些变相体罚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