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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云南的历史上，有一文一武的两所学校，都非常著名，“文”指西南联合大学，“武”指云南陆军讲武堂。前者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后者培养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革命家。正因为如此，曾经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员，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朱德，称云南陆军讲武堂是“革命熔炉”。
“新军”催生讲武堂
晚清末年，清朝统治者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了一些变革。变革措施里有一项就是要建立一支新式陆军来代替已经彻底腐化丧失战斗力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清政府当时计划在全国编三十六镇(师)，地处边疆的云南，计划建立新军两镇。
新军编练亟需新型军官，清政府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作出统一的规定：“各省应于省垣设立讲武堂一处，为现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这个决定的执行虎头蛇尾，全国也就建了三四个)。云南陆军讲堂是清末各地创办的讲武堂中最为重要的一所。它初办于1907年9月，由陆军小学堂总办胡景伊兼管，开学之初有学员86人，而到2月，留堂者仅41人，学堂设施及教学质量均较差，结果才7个月就停办了。一年以后，由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及云贵总督锡良经过一番筹备后又重办。
李根源入主讲武堂
这时候，有一个云南人走上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历史舞台。他便是云南腾冲入；同盟会员——李根源。李根源在1904年赴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留学。重建云南讲武堂时，当政者首先看上了李根源这个“海归”牌子，力邀李根源参与筹建。十分反讽的是，李根源的祖上就是南明王朝时“反清复明”的骨干，他筹建讲武堂，选址就选在明朝开国元勋沐英镇守云南时的练兵场上——翠湖边的一大块空地上。
在李根源的规划下，那时的讲武堂东到现在的翠湖西路，西到钱局街，南到翠湖南路，北到昌源巷。也就是说，现在除了保存下来的讲武堂主体建筑外，现有的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科技馆、钱局街农贸市场这几块地方都是讲武堂的地盘。以前有句老话“保定的课堂，云南的操场，黄埔的战场”说的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三大军校的特征。据说讲武堂的阅兵场可容万人之众!讲武堂的主体建筑至今保留完好。
辛亥革命的人材基地
讲武堂筹建时，讲武堂总办(相当于校长)由云南兵备处总办高尔登兼任，李根源任监督(相当于主管教学训练的副校长或教务长)。复办之际，正好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中国留日学生毕业回国，云南当权者便从中物色人才，任命大批回国留日学生为讲武堂的骨干和教官。在这批人中，同盟会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李根源、李烈钧、张开儒、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庾恩 、顾品珍、刘祖武、李鸿祥、李伯庚、罗佩金等。
据统计，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之初的47名教职员中，同盟会员就有17人。与清王朝统治者的愿望相反，云南陆军讲武堂为同盟会提供了重要的活动场所，革命党人事实上掌握了讲武堂的大权，使之成为西南地区团结革命力量的核心。到1910年明，高尔登连名义上的讲武堂总办也辞了，李根源继为总办，沈汪度为监督，张开儒为提调，这样，讲武堂的—二三把手全为同盟会员所担任，讲武堂在他们的手上气象焕然一新。
云南讲武堂开办之初，分步、骑、炮、工四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课程仿照日本士官学校加以调整而成，分为学科、术科两项。学校的制度和作风是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纪律非常严格，每天上课6小时，上操2小时，早晨有体操和跑步，晚上还有自习，而且夜间有紧急集合的训练。除了上课，同盟会会员们在学员当中宣传革命，进步书刊在讲武堂里广为流传。1910年，法国建筑的滇越铁路通车，李根源不顾清政府命令，率全体学员到昆明火车站，向学员们讲述法国侵略我国的情况，以及国家积弱不振的原因，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学员们也感愤得一起痛哭。唐继尧则有空就给学员讲岳飞的故事，勉励大家精忠报国。在这种双重教育下，学员们除了学习过硬，思想上也接受了革命思想。朱德就是1909年在讲武堂加入同盟会的，从四川仪陇跋山涉水来到昆明，因为讲武堂不招收外省籍学员，朱德就以云南蒙自籍学员的身份考入丙班，第二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被选人特别班。第十二期华侨学员叶剑英、十七期学员崔庸健(后来成为朝鲜国家领导人)均出自云南陆军讲武堂。
讲武堂的革命倾向越来越锋芒毕露，1911年，云贵总督李经羲终于听到了一些风声，把李根源调离讲武堂，到滇西筹备边境事务。提到李经羲，也有一段笑话。李经羲在来云南上任时，因为自己是文人，又不放心云南军人，就找了个湖南老乡来云南带兵，这个人就是蔡锷。
蔡锷来云南之前就是同盟会会员，到云南后和李根源、唐继尧等人接上了头。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云南，10月30日(农历重九)，李根源、蔡锷发动了重九起义，讲武堂的学员一马当先，占领了昆明城，彻底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
风云36载
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下令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以区别清朝时的名称。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建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战争中战绩辉煌，故学校声誉日隆，威名远扬。在他们任上，进一步加强了讲武堂的建设完善，特别是唐继尧，对讲武堂关怀有加。后来唐继尧接受孙中山先生的建议，打破云南讲武堂只招收云南人的陈规，到南洋招募华侨学员，并招收了大批越南、朝鲜学员。据不完全统计，从第11期至第17期，朝鲜、越南来留学的青年达200余名。
云南讲武堂走出了两位元帅，二十几位上将；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三个国家军队的总司令出自这里。从这里先后走出数百名将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有数十人，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新军”催生讲武堂
晚清末年，清朝统治者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了一些变革。变革措施里有一项就是要建立一支新式陆军来代替已经彻底腐化丧失战斗力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清政府当时计划在全国编三十六镇(师)，地处边疆的云南，计划建立新军两镇。
新军编练亟需新型军官，清政府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作出统一的规定：“各省应于省垣设立讲武堂一处，为现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这个决定的执行虎头蛇尾，全国也就建了三四个)。云南陆军讲堂是清末各地创办的讲武堂中最为重要的一所。它初办于1907年9月，由陆军小学堂总办胡景伊兼管，开学之初有学员86人，而到2月，留堂者仅41人，学堂设施及教学质量均较差，结果才7个月就停办了。一年以后，由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及云贵总督锡良经过一番筹备后又重办。
李根源入主讲武堂
这时候，有一个云南人走上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历史舞台。他便是云南腾冲入；同盟会员——李根源。李根源在1904年赴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留学。重建云南讲武堂时，当政者首先看上了李根源这个“海归”牌子，力邀李根源参与筹建。十分反讽的是，李根源的祖上就是南明王朝时“反清复明”的骨干，他筹建讲武堂，选址就选在明朝开国元勋沐英镇守云南时的练兵场上——翠湖边的一大块空地上。
在李根源的规划下，那时的讲武堂东到现在的翠湖西路，西到钱局街，南到翠湖南路，北到昌源巷。也就是说，现在除了保存下来的讲武堂主体建筑外，现有的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科技馆、钱局街农贸市场这几块地方都是讲武堂的地盘。以前有句老话“保定的课堂，云南的操场，黄埔的战场”说的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三大军校的特征。据说讲武堂的阅兵场可容万人之众!讲武堂的主体建筑至今保留完好。
辛亥革命的人材基地
讲武堂筹建时，讲武堂总办(相当于校长)由云南兵备处总办高尔登兼任，李根源任监督(相当于主管教学训练的副校长或教务长)。复办之际，正好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中国留日学生毕业回国，云南当权者便从中物色人才，任命大批回国留日学生为讲武堂的骨干和教官。在这批人中，同盟会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李根源、李烈钧、张开儒、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庾恩 、顾品珍、刘祖武、李鸿祥、李伯庚、罗佩金等。
据统计，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之初的47名教职员中，同盟会员就有17人。与清王朝统治者的愿望相反，云南陆军讲武堂为同盟会提供了重要的活动场所，革命党人事实上掌握了讲武堂的大权，使之成为西南地区团结革命力量的核心。到1910年明，高尔登连名义上的讲武堂总办也辞了，李根源继为总办，沈汪度为监督，张开儒为提调，这样，讲武堂的—二三把手全为同盟会员所担任，讲武堂在他们的手上气象焕然一新。
云南讲武堂开办之初，分步、骑、炮、工四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课程仿照日本士官学校加以调整而成，分为学科、术科两项。学校的制度和作风是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纪律非常严格，每天上课6小时，上操2小时，早晨有体操和跑步，晚上还有自习，而且夜间有紧急集合的训练。除了上课，同盟会会员们在学员当中宣传革命，进步书刊在讲武堂里广为流传。1910年，法国建筑的滇越铁路通车，李根源不顾清政府命令，率全体学员到昆明火车站，向学员们讲述法国侵略我国的情况，以及国家积弱不振的原因，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学员们也感愤得一起痛哭。唐继尧则有空就给学员讲岳飞的故事，勉励大家精忠报国。在这种双重教育下，学员们除了学习过硬，思想上也接受了革命思想。朱德就是1909年在讲武堂加入同盟会的，从四川仪陇跋山涉水来到昆明，因为讲武堂不招收外省籍学员，朱德就以云南蒙自籍学员的身份考入丙班，第二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被选人特别班。第十二期华侨学员叶剑英、十七期学员崔庸健(后来成为朝鲜国家领导人)均出自云南陆军讲武堂。
讲武堂的革命倾向越来越锋芒毕露，1911年，云贵总督李经羲终于听到了一些风声，把李根源调离讲武堂，到滇西筹备边境事务。提到李经羲，也有一段笑话。李经羲在来云南上任时，因为自己是文人，又不放心云南军人，就找了个湖南老乡来云南带兵，这个人就是蔡锷。
蔡锷来云南之前就是同盟会会员，到云南后和李根源、唐继尧等人接上了头。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云南，10月30日(农历重九)，李根源、蔡锷发动了重九起义，讲武堂的学员一马当先，占领了昆明城，彻底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
风云36载
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下令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以区别清朝时的名称。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建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战争中战绩辉煌，故学校声誉日隆，威名远扬。在他们任上，进一步加强了讲武堂的建设完善，特别是唐继尧，对讲武堂关怀有加。后来唐继尧接受孙中山先生的建议，打破云南讲武堂只招收云南人的陈规，到南洋招募华侨学员，并招收了大批越南、朝鲜学员。据不完全统计，从第11期至第17期，朝鲜、越南来留学的青年达200余名。
云南讲武堂走出了两位元帅，二十几位上将；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三个国家军队的总司令出自这里。从这里先后走出数百名将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有数十人，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