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开被采访者的房门，只不过迈出了采访的第一步。他在心理上能很快地接受你继而敞开他的心扉吗？这不仅取决于你的气质和风度，还取决于你能否成功地切入……
　　不管再过多少年代，不论历史怎样变幻，陈伯达都会是一个人物。作为当年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中国“第四号人物”，作为中共的“理论家”、“舆论总管”和“一枝笔”，陈伯达与中国许多著名人物、著名事件、著名文件紧紧联系在一起。研究中共党史，书写中国历史，都少不了他的一笔。
　　以写中国的“黑幕”、“红幕”而驰名世界的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当然不会忘了陈伯达。
　　然而，正在监狱中服刑的陈伯达是不能接受采访的。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７日，陈伯达服刑期满，回到北京的家中。是年，陈伯达已经８４岁，染病在身。
　　迫不及待的叶永烈立即登门。
　　首次登门，他当然得请公安部的同志引路。陈伯达说，“列宁不相信回忆录”。还说，“老年人容易护短，谈不好”。很明显，那是婉言相拒——以陈伯达当年的身份和心境，他是不敢直接拒绝的。叶永烈知道这一点，但要真正地打开采访之门，还需要下点工夫。叶永烈更知道这一点。要开始谈话了，怎么称呼才好？叫“伯达同志”，当然不合适。直呼“陈伯达”，他毕竟年长一辈。叫“陈先生”、“陈老师”？也很不恰当。叶永烈考虑再三，决定用“陈老”。一则符合中国人对年长者的习惯称谓，二则也传达了一定的亲切和尊敬之意。我们可以想见，陈伯达听到这一称呼，心里会很熨帖，起码，不会反感。
　　“陈老，我早在１９５８年就见过你1”
　　“哦，１９５８年，什么地方？”
　　叶永烈告诉他，１９５８年他正在北京大学上学。５月４日，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那天，陈伯达到校给全校师生作讲演。
　　“当时，你带着一个‘翻译’，他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向中国人作报告，要带‘翻译’1”
　　叶永烈说到这里，陈伯达哈哈大笑起来。
　　有了这一笑，初次见面的气氛轻松多了。陈伯达问叶永烈看没看过他写的关于孔子的文章。叶永烈说，看过。那是你到延安以后写的。主席还为你的文章写了３封信呢。陈伯达听了很满意。叶永烈趁机就问，“你是怎么成为主席秘书的？”……
　　有了成功的切入，谈话顺流而下。
　　在一次采访中，陈伯达提到他年轻时发表过一篇小说《寒夜》，一生中唯一的一篇，可惜手头没了。叶永烈记下了查找的线索，回到上海后，在上海图书馆一大堆都发黄了的报刊中找到了刊有那篇小说的杂志，送给了他。陈伯达本来患有严重的老年健忘症，第一天见的人第二天就忘了。因为这件事，他却记住了叶永烈。过了许多日子，叶永烈又进门时，他竟认了出来：“你是上海的叶永烈。我的《寒夜》还是你找来的。”
　　更深的切入带来了更多的回报。陈伯达不但敞开来谈，而且给他找资料，甚至把自己的一些手稿也给他看。连在秦城监狱交代的底稿都允许他复印，那全是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回忆录。
　　就在陈伯达逝世的前一星期——９月１３日，他和叶永烈还整整谈了一个下午。那天他留在录音磁带的声音，成了他的最后的声音。陈伯达不是喜欢拍照的人。特别是失势以后，一直躲着镜头。那天下午，叶永烈提出要拍几张照片，他没有拒绝。那十几张彩照，成了他最后的照片。那天，叶永烈还请他题字。他写了《论语·述而》中一句话“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句题词，成了他对世人的“告别词”，也成了他的绝笔。
　　陈伯达从出狱到逝世，仅仅一年的时间。高龄，重病，心境郁闷，世事苍凉。在这重重缠绕中，他却友好地接纳了一个记者一次次的打扰。从而世上又多了一本不可多得的畅销书。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第一次采访成功的切入呢？
　　篮球场上，进攻队员在防守队员的重重拦防中，找到一个阻力最小的空隙，几步跨到篮下，那叫成功的切入。由于初次见面，或者由于所谈特别重大，记者也常常面临着被采访者心理上的重重拦防。你如果找不到那个最佳的切入点，不能尽快地接通情感的电路，也许不得不在他的内心世界外边徘徊，甚至最终都不得其入，怅然而归。
　　切入的技巧，不可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