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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进步让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但不管怎样，人总有一死。在走向死亡时，人们应当避免什么、接纳什么呢？玛吉·弗格森的探究给了我们一些参考。
去年夏天，我父母给当地的殡仪馆打电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时日不多：父亲86岁，母亲82岁，他们身体健康，能够独自料理生活。但是他们想在临走前，清理好老房子，尽量少给5个孩子添麻烦。为自己的葬礼做准备也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
父母都不惧怕死亡。他们都有信仰，相信约翰23世教皇所说的——葬礼上常常引用的话语——“死亡，就像出生，只是生命状态的变化，简单自然得就像在这里睡去，在那边醒来。”所以，当殡仪馆的客服女士在交谈中尽量避免“死”的字眼时，我们都感到有些不适。她罗列了冗长的棺材样式名单：“巴尔默勒”、“修道院”、“秋日橡树”——都是些能让人联想到死后会移居世外桃源的名字。她还向我们保证会在“需要的时刻”提供完美的服务。当我姐姐进一步问她殡仪服务具体包括什么时，她回答说：“总之，我们会将他们的遗体置于最佳温度的环境中。”
我们不禁失笑，但是我们能够理解他们为何尽量不提“死”的字眼。事实上，世界上每半秒就有人死去，而如果范围缩小到英国，那么每分钟都会有人死去。但如今，“死亡”似乎成了禁忌的话题。美国外科医生、《终有一死》的作者阿图尔·葛文德认为死亡是始终存在的可能性，“无论你是5岁，还是50岁，每一天都有可能面临死亡。”如今，人们走向死亡的方式与以往不同了。50多年前，大多数人都在家里死去。现在，虽然有70%的人想在家里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但实际上，只有12%的人在家里死去，而绝大多数人临终时都在医院、疗养院或临终关怀医院。很多人——或许是大多数人再也无法理解死亡的真实面貌。“100多年前，每个人都知道人是怎样死去的，”疗养院护士敏·斯达克普勒说，“现在很多人惧怕在家里留下遗体。”
减轻对于死亡的恐惧，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死亡临近时，淡然面对。“我想在学校里和孩子们聊聊关于死亡的话题，”伦敦一家大型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士玛丽·弗拉特利说，“我想在生命的尽头，淡然地面对死亡。”玛丽·弗拉特利曾经陪伴500多个人度过临终时间，她对死亡的恐惧已经日渐减少。
死亡咖啡馆
九月，一个沉闷的周一傍晚，伦敦西南部帕特尼，比尔餐厅的一角，12人围坐在一张木桌旁，喝着绿茶或矿泉水，谈论死亡。最初，是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雷塔兹提议这项活动的。10年前，他爱人去世后不久，他就萌生了组织死亡话题讨论的想法，希望人们在自由、无拘束的氛围下讨论这个话题。他给这项活动起名为“死亡咖啡馆”，参与讨论的人们都想在沉静中走向生命的终点。很快，这项活动传播开来。2010年以来，人们可以在死亡咖啡馆活动网页上输入自己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查看附近的活动。每次活动大约两个小时，参与人数从3人到100人不等，活动场所可能是咖啡馆、疗养院或是墓园。
我冒雨前往帕特尼的那天，心里仍有一丝疑虑。我觉得自己会遇见一些内心孤独、古怪阴郁的人，或许大多数人年龄都比较大。然而，51岁的我却是参加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心理健康、极具智慧的人。有位年轻的妈妈说，她将死亡视作不再在世界上存在，因此就不害怕了。“就像你出生前，不存在于世界上一样，那么为什么要害怕死后，不存在于世界呢？”讨论中既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自我堕落的悲观。我们谈论的话题从如何平复丧亲之痛到教导孩子正视死亡，从临终关怀到来世之说。“我们谈论的并不是‘我即将死去’，”乔恩·安德伍德说，“而是正视走向死亡的过程，让人们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时间是有限的，从而更加珍惜生命，生活得更充实。”他说，很多人只是活着，但没有充实地生活——正如诗人艾略特看到伦敦桥上通勤的人们时所发出的感慨：我没有想到，死亡毁灭了这么多。“我不想在生命结束时，”乔恩说，“再去想‘我做了这些事，但是没做那些事’，我很害怕自己会悔恨。”
平静地离开
“我无法忍受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看望父亲回来后，一个朋友对我说。在那个所谓的“家”中，电视的噪音终日不停，病人们坐在轮椅上，为数不多的乐趣就是看着门打开又关上。
“那又能怎样？”
“如果是我，就选择一针安乐死。”
但是，现在几乎所有允许安乐死或他人协助死亡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佛蒙特州、蒙大拿州、卢森堡、德国、瑞士和比利时——都只允许人在完全能够掌控自身意识的情况下，由他人协助死亡。唯一的例外是荷兰，原则上，在病人意识清醒时同意安乐死的前提下，允许医生在病人丧失意识时，为病人注射安乐死。
荷兰2002年通过《终止生命请求和协助自杀法案》，此后每年实施安乐死的人数都在增加——从2003年的1626人到2013年的4829人。2012年，每35位荷兰人中，就有一人申请安乐死。对于阿图尔·葛文德来说，这并不是成就，而是失败——“毕竟，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人们没有痛苦地去结束生命，而是让人们体面地走到生命的尽头。”然而，对于生活在伦敦的荷兰商人马克·武莱辛来说，安乐死的做法是“文明的高度”——“它授予了人们死亡的权利。”
马克的母亲瑞杰·巴克·武莱辛是晚期癌症患者，2014年夏天签了他人协助死亡协议，那时她刚被告知只剩2到4个月的生命了。荷兰规定只有熟知病人病情的医生才可以开具为病人安乐死的申请，而且还需要第二位医生审核。最终决定将交由伦理委员会讨论，如果委员会认为有任何一点违背法规——比如认定病人并不是完全自愿结束生命，或者他们的病痛并不至于结束生命——那么申请将被驳回。
2014年6月11日，瑞杰在荷兰东部的聚特芬临终关怀医院庆祝了自己81岁的生日，子孙们围绕在她的身边。她告诉孙子们说，她离去后，就再也看不到他们了——“她没有一丝优柔寡断”。两天后，马克得知母亲当天下午5点将被实施安乐死。于是，午饭后，他带着蜡烛、鲜花和香槟，与姐姐和爸爸来到了医院。他们围绕在母亲的床边，回忆往事，笑着笑着就哭了。正当他们回忆着欢乐时光的时候，听到了敲门声，“就像莫扎特的歌剧一般”。医生进来，解释说瑞杰将接受两针注射，第一针可以让她在10秒内入睡，第二针可以让她的心脏在3分钟内停止跳动。她微笑着离开了人世。马克说：“作为家人，这是我们所能见到最美丽、最人道的目送她离开世界的方式。我觉得过去或以后都不会有如此超乎寻常的感受了，就连我孩子的出生，都不及那一刻令我动容。” 绝症病人的归途
上学时，我们曾经玩过“战俘点名（Tenko）”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和一部电视剧相同，游戏内容就是在无聊时，讨论如果进入战俘营，要携带些什么东西。如今，我有时会想：在生命的尽头，谁会陪伴在我身边。玛丽·弗拉特利和敏·斯塔克普勒都是冷静、有能力、富有同情心的人，她们都在我的陪伴名单中。但是最打动我的还是苏格兰教士简·米勒德。
80年代中期，英国爱丁堡是艾滋病高发区。主教理查德·霍洛威任命简为艾滋病感染者做牧师。正像简在回忆录《离开亚历山大》中所描述的那样，那里是个“弥漫着死亡与悲伤气息的教区”。她估算，1985年到1994年间，她认识的人中有48人死去。很多人都被家人抛弃，她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我试着将一切置之度外，做一个旁观者，”她说，“在无力回天的时刻，我要保持冷静，以冷静和内心的力量来感染那些饱受病痛的人，因为有时连我自己也无法忍受那种目睹他人绝望挣扎的痛苦。”
不眠夜里，她在纸袋上、菜单上、信封上记下自己的经历，她将这些笔记称为“观察者随笔”，下面就是其中一条：
她惧怕死亡。“我不想死。他会上楼去拿棍子，然后冲我大喊，让我下地狱。我很害怕，我不想被他吼。”
我抱了抱她，此时神学的语言已经显得苍白。她依偎着我。
“陪我说说话。”她抽泣着说。
“从前，有个男人，他有两个儿子……”我给她讲了浪子与慈爱父亲的故事。
“我死的时候，你会在我身边么？请告诉我你会的，那时候你还会给我讲这个故事。”
我说会的。一小时前，她死了。现在我们正在等殡仪馆的人来。
并不是每一个绝症病人的归途都如此平坦，还有人被教会认为是有罪的。“可是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具有掌控生命的能力，依然有生命的尊严。”这些话语回荡在阿图尔·葛文德的脑海中：“当人们知道死神将近的时候，他们便不再苦苦追寻什么了。他们不再需要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权力，唯一需要的就是，被允许继续塑造自己余下的生命。”
他们对生命的“塑造”将持续到最后时刻。爱丁堡大学的职工乔·霍克利曾是圣克里斯多福临终关怀医院的护理顾问，因其出色的护理工作而荣获过英帝国勋章。她把死亡视作新生一般的积极和不易。她在爱丁堡的家中，和我叙述了人临终时的表现。首先，人们开始嗜睡，对普通的饭食失去食欲，而爱吃果冻、冰激凌等甜食。逐渐地，他们只吃流食了。通常，在这一阶段，他们意识到了死亡的来临，“他们说一些‘我敲门，但门锁了’或是‘他来找我了，但我需要一张门票’等话语。”当“大限将至”的时候，他们的四肢变得冰凉，血液集中于躯干。接着，他们的呼吸变得费力，脉搏仍然跳动，但呼吸不再规律。临终时，他们的脉搏变得微弱，体内氧气变少。霍克利说：“这时，大概只有4到5小时的生命了——人们常常会留恋人世。”最后消失的感觉是听觉——“从此时到生命结束，你要向他们表达爱意。”
对于敏·斯塔克普勒和玛丽·弗拉特利来说，还有一些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会有另外一种感受。“一些人，”弗拉特利说，“并没有做好死亡的准备。”他们会经历一段“临终的不安”——因为不愿离开人世而感到悲痛。没人知道他们那时的感受，是焦虑，还是仅仅是器官逐渐衰竭的痛苦。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无法抵御濒死的悲伤：“事实上，根据我的经验，相当多有信仰的人走向死亡时都很艰难，”斯塔克普勒说，“也许他们正是因为畏惧死亡，才信仰宗教，也许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关联。”我想起了我的祖父，一个虔诚的信徒，他最后的时日是在伦敦医院度过的。就在他临终说完最后一些话后，他的脸上突然冒出了汗。“天啊，”当天值班的爱尔兰护士惊叹道，“他在挣扎。”
但是，尽管有些人会经历“临终的不安”，斯塔克普勒还是发现大多数人在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刻，恐惧会有所减少。“毕竟，”她说，“还有很多比死亡更恐怖的事情。”
“比如说呢？”
“有一次我看护一位极度失落的老妇人。我记得她跟我说，‘我不介意死去，我只是不想再痛苦到发疯。’”
父母从老房子搬走一年后，我父亲已经虚弱到无法离开疗养院——虽然有时他还会惦念起那所老房子（后来老房子被推土机铲平，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新建筑）。母亲则仍然忍受着癌症带来的病痛，她每天都会与父亲度过几个小时的时光，然后尽量起身去散步。她最喜欢去她与父亲将会被埋葬的墓园，她常常在那里驻足。最后一次与她散步时，我想，这到底是病痛带来的对死亡的恐惧，还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呢？也许答案就像奥利弗·萨克斯去世前所说的：“现在，我变得虚弱，呼吸逐渐吃力，曾经健壮的肌肉随着癌症融化。我的思绪飘到了安息日，休息的日子，一个星期的第7天，或许也是人生中的第7日，那一天人们明白自己已做完了所有应做的事情，然后带着无可比拟的充实感安息。”
[译自英国《智慧生活》]
去年夏天，我父母给当地的殡仪馆打电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时日不多：父亲86岁，母亲82岁，他们身体健康，能够独自料理生活。但是他们想在临走前，清理好老房子，尽量少给5个孩子添麻烦。为自己的葬礼做准备也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
父母都不惧怕死亡。他们都有信仰，相信约翰23世教皇所说的——葬礼上常常引用的话语——“死亡，就像出生，只是生命状态的变化，简单自然得就像在这里睡去，在那边醒来。”所以，当殡仪馆的客服女士在交谈中尽量避免“死”的字眼时，我们都感到有些不适。她罗列了冗长的棺材样式名单：“巴尔默勒”、“修道院”、“秋日橡树”——都是些能让人联想到死后会移居世外桃源的名字。她还向我们保证会在“需要的时刻”提供完美的服务。当我姐姐进一步问她殡仪服务具体包括什么时，她回答说：“总之，我们会将他们的遗体置于最佳温度的环境中。”
我们不禁失笑，但是我们能够理解他们为何尽量不提“死”的字眼。事实上，世界上每半秒就有人死去，而如果范围缩小到英国，那么每分钟都会有人死去。但如今，“死亡”似乎成了禁忌的话题。美国外科医生、《终有一死》的作者阿图尔·葛文德认为死亡是始终存在的可能性，“无论你是5岁，还是50岁，每一天都有可能面临死亡。”如今，人们走向死亡的方式与以往不同了。50多年前，大多数人都在家里死去。现在，虽然有70%的人想在家里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但实际上，只有12%的人在家里死去，而绝大多数人临终时都在医院、疗养院或临终关怀医院。很多人——或许是大多数人再也无法理解死亡的真实面貌。“100多年前，每个人都知道人是怎样死去的，”疗养院护士敏·斯达克普勒说，“现在很多人惧怕在家里留下遗体。”
减轻对于死亡的恐惧，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死亡临近时，淡然面对。“我想在学校里和孩子们聊聊关于死亡的话题，”伦敦一家大型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士玛丽·弗拉特利说，“我想在生命的尽头，淡然地面对死亡。”玛丽·弗拉特利曾经陪伴500多个人度过临终时间，她对死亡的恐惧已经日渐减少。
死亡咖啡馆
九月，一个沉闷的周一傍晚，伦敦西南部帕特尼，比尔餐厅的一角，12人围坐在一张木桌旁，喝着绿茶或矿泉水，谈论死亡。最初，是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雷塔兹提议这项活动的。10年前，他爱人去世后不久，他就萌生了组织死亡话题讨论的想法，希望人们在自由、无拘束的氛围下讨论这个话题。他给这项活动起名为“死亡咖啡馆”，参与讨论的人们都想在沉静中走向生命的终点。很快，这项活动传播开来。2010年以来，人们可以在死亡咖啡馆活动网页上输入自己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查看附近的活动。每次活动大约两个小时，参与人数从3人到100人不等，活动场所可能是咖啡馆、疗养院或是墓园。
我冒雨前往帕特尼的那天，心里仍有一丝疑虑。我觉得自己会遇见一些内心孤独、古怪阴郁的人，或许大多数人年龄都比较大。然而，51岁的我却是参加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心理健康、极具智慧的人。有位年轻的妈妈说，她将死亡视作不再在世界上存在，因此就不害怕了。“就像你出生前，不存在于世界上一样，那么为什么要害怕死后，不存在于世界呢？”讨论中既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自我堕落的悲观。我们谈论的话题从如何平复丧亲之痛到教导孩子正视死亡，从临终关怀到来世之说。“我们谈论的并不是‘我即将死去’，”乔恩·安德伍德说，“而是正视走向死亡的过程，让人们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时间是有限的，从而更加珍惜生命，生活得更充实。”他说，很多人只是活着，但没有充实地生活——正如诗人艾略特看到伦敦桥上通勤的人们时所发出的感慨：我没有想到，死亡毁灭了这么多。“我不想在生命结束时，”乔恩说，“再去想‘我做了这些事，但是没做那些事’，我很害怕自己会悔恨。”
平静地离开
“我无法忍受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看望父亲回来后，一个朋友对我说。在那个所谓的“家”中，电视的噪音终日不停，病人们坐在轮椅上，为数不多的乐趣就是看着门打开又关上。
“那又能怎样？”
“如果是我，就选择一针安乐死。”
但是，现在几乎所有允许安乐死或他人协助死亡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佛蒙特州、蒙大拿州、卢森堡、德国、瑞士和比利时——都只允许人在完全能够掌控自身意识的情况下，由他人协助死亡。唯一的例外是荷兰，原则上，在病人意识清醒时同意安乐死的前提下，允许医生在病人丧失意识时，为病人注射安乐死。
荷兰2002年通过《终止生命请求和协助自杀法案》，此后每年实施安乐死的人数都在增加——从2003年的1626人到2013年的4829人。2012年，每35位荷兰人中，就有一人申请安乐死。对于阿图尔·葛文德来说，这并不是成就，而是失败——“毕竟，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人们没有痛苦地去结束生命，而是让人们体面地走到生命的尽头。”然而，对于生活在伦敦的荷兰商人马克·武莱辛来说，安乐死的做法是“文明的高度”——“它授予了人们死亡的权利。”
马克的母亲瑞杰·巴克·武莱辛是晚期癌症患者，2014年夏天签了他人协助死亡协议，那时她刚被告知只剩2到4个月的生命了。荷兰规定只有熟知病人病情的医生才可以开具为病人安乐死的申请，而且还需要第二位医生审核。最终决定将交由伦理委员会讨论，如果委员会认为有任何一点违背法规——比如认定病人并不是完全自愿结束生命，或者他们的病痛并不至于结束生命——那么申请将被驳回。
2014年6月11日，瑞杰在荷兰东部的聚特芬临终关怀医院庆祝了自己81岁的生日，子孙们围绕在她的身边。她告诉孙子们说，她离去后，就再也看不到他们了——“她没有一丝优柔寡断”。两天后，马克得知母亲当天下午5点将被实施安乐死。于是，午饭后，他带着蜡烛、鲜花和香槟，与姐姐和爸爸来到了医院。他们围绕在母亲的床边，回忆往事，笑着笑着就哭了。正当他们回忆着欢乐时光的时候，听到了敲门声，“就像莫扎特的歌剧一般”。医生进来，解释说瑞杰将接受两针注射，第一针可以让她在10秒内入睡，第二针可以让她的心脏在3分钟内停止跳动。她微笑着离开了人世。马克说：“作为家人，这是我们所能见到最美丽、最人道的目送她离开世界的方式。我觉得过去或以后都不会有如此超乎寻常的感受了，就连我孩子的出生，都不及那一刻令我动容。” 绝症病人的归途
上学时，我们曾经玩过“战俘点名（Tenko）”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和一部电视剧相同，游戏内容就是在无聊时，讨论如果进入战俘营，要携带些什么东西。如今，我有时会想：在生命的尽头，谁会陪伴在我身边。玛丽·弗拉特利和敏·斯塔克普勒都是冷静、有能力、富有同情心的人，她们都在我的陪伴名单中。但是最打动我的还是苏格兰教士简·米勒德。
80年代中期，英国爱丁堡是艾滋病高发区。主教理查德·霍洛威任命简为艾滋病感染者做牧师。正像简在回忆录《离开亚历山大》中所描述的那样，那里是个“弥漫着死亡与悲伤气息的教区”。她估算，1985年到1994年间，她认识的人中有48人死去。很多人都被家人抛弃，她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我试着将一切置之度外，做一个旁观者，”她说，“在无力回天的时刻，我要保持冷静，以冷静和内心的力量来感染那些饱受病痛的人，因为有时连我自己也无法忍受那种目睹他人绝望挣扎的痛苦。”
不眠夜里，她在纸袋上、菜单上、信封上记下自己的经历，她将这些笔记称为“观察者随笔”，下面就是其中一条：
她惧怕死亡。“我不想死。他会上楼去拿棍子，然后冲我大喊，让我下地狱。我很害怕，我不想被他吼。”
我抱了抱她，此时神学的语言已经显得苍白。她依偎着我。
“陪我说说话。”她抽泣着说。
“从前，有个男人，他有两个儿子……”我给她讲了浪子与慈爱父亲的故事。
“我死的时候，你会在我身边么？请告诉我你会的，那时候你还会给我讲这个故事。”
我说会的。一小时前，她死了。现在我们正在等殡仪馆的人来。
并不是每一个绝症病人的归途都如此平坦，还有人被教会认为是有罪的。“可是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具有掌控生命的能力，依然有生命的尊严。”这些话语回荡在阿图尔·葛文德的脑海中：“当人们知道死神将近的时候，他们便不再苦苦追寻什么了。他们不再需要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权力，唯一需要的就是，被允许继续塑造自己余下的生命。”
他们对生命的“塑造”将持续到最后时刻。爱丁堡大学的职工乔·霍克利曾是圣克里斯多福临终关怀医院的护理顾问，因其出色的护理工作而荣获过英帝国勋章。她把死亡视作新生一般的积极和不易。她在爱丁堡的家中，和我叙述了人临终时的表现。首先，人们开始嗜睡，对普通的饭食失去食欲，而爱吃果冻、冰激凌等甜食。逐渐地，他们只吃流食了。通常，在这一阶段，他们意识到了死亡的来临，“他们说一些‘我敲门，但门锁了’或是‘他来找我了，但我需要一张门票’等话语。”当“大限将至”的时候，他们的四肢变得冰凉，血液集中于躯干。接着，他们的呼吸变得费力，脉搏仍然跳动，但呼吸不再规律。临终时，他们的脉搏变得微弱，体内氧气变少。霍克利说：“这时，大概只有4到5小时的生命了——人们常常会留恋人世。”最后消失的感觉是听觉——“从此时到生命结束，你要向他们表达爱意。”
对于敏·斯塔克普勒和玛丽·弗拉特利来说，还有一些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会有另外一种感受。“一些人，”弗拉特利说，“并没有做好死亡的准备。”他们会经历一段“临终的不安”——因为不愿离开人世而感到悲痛。没人知道他们那时的感受，是焦虑，还是仅仅是器官逐渐衰竭的痛苦。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无法抵御濒死的悲伤：“事实上，根据我的经验，相当多有信仰的人走向死亡时都很艰难，”斯塔克普勒说，“也许他们正是因为畏惧死亡，才信仰宗教，也许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关联。”我想起了我的祖父，一个虔诚的信徒，他最后的时日是在伦敦医院度过的。就在他临终说完最后一些话后，他的脸上突然冒出了汗。“天啊，”当天值班的爱尔兰护士惊叹道，“他在挣扎。”
但是，尽管有些人会经历“临终的不安”，斯塔克普勒还是发现大多数人在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刻，恐惧会有所减少。“毕竟，”她说，“还有很多比死亡更恐怖的事情。”
“比如说呢？”
“有一次我看护一位极度失落的老妇人。我记得她跟我说，‘我不介意死去，我只是不想再痛苦到发疯。’”
父母从老房子搬走一年后，我父亲已经虚弱到无法离开疗养院——虽然有时他还会惦念起那所老房子（后来老房子被推土机铲平，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新建筑）。母亲则仍然忍受着癌症带来的病痛，她每天都会与父亲度过几个小时的时光，然后尽量起身去散步。她最喜欢去她与父亲将会被埋葬的墓园，她常常在那里驻足。最后一次与她散步时，我想，这到底是病痛带来的对死亡的恐惧，还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呢？也许答案就像奥利弗·萨克斯去世前所说的：“现在，我变得虚弱，呼吸逐渐吃力，曾经健壮的肌肉随着癌症融化。我的思绪飘到了安息日，休息的日子，一个星期的第7天，或许也是人生中的第7日，那一天人们明白自己已做完了所有应做的事情，然后带着无可比拟的充实感安息。”
[译自英国《智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