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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上期“动向”栏目分析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复调书写”的特殊意义，这一期则着眼于探讨作品的思想内涵，挖掘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她的精神导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作者认为，在文学评论中容易被忽视的是，将二人深刻联系起来的纽带不仅在于“复调”这一形式，还在于二者在精神追求方面的类同——他们同为灵魂拷问者。
阿列克谢耶维奇从不吝于承认俄罗斯文学传统对她的滋养，她将白俄罗斯作家阿达莫维奇引为导师；她也乐意被称为“小索尔仁尼琴”；丘特切夫、帕斯捷尔纳克的书常置于她的案头；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也让她写作《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时受益颇丰。可是，她仍然觉得，伟大的俄罗斯经验不足以思考俄罗斯人经历的事，“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除外”。这位她予以特别待遇的作家，也正是她最钟爱的一位。她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道：“我喜欢很多作家，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可以说，我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成长起来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究竟在何种层面上影响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前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贺拉斯·恩道尔认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阿列克谢耶维奇总是站在她的人物和见证人这边，哪怕他们的看法跟她自己的明显不同。她不是布道者，而是倾听者。但是，除了这种立场上的相似外，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个人灵魂空间、人性善恶的关注，或许才是真正继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方；她的表白，也道出了二者之间的精神联系：“我终生都在研究恶的问题，对作家来说统计多少人做了恶不是重要的事，我更想思考如何讲述这些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我们现在思考、谈论的一切东西……”
所有人都要对发生过的事负责……
——阿列克谢耶维奇
这两位伟大的作者都关注外在事件对个人灵魂空间的影响，强调人对自身行为的责任。陀思妥耶夫斯基热衷于探讨理念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阿列克谢耶维奇则关注形势、思想、战争如何渗入情感和道德生活。他们的关注点不在外部事件，而在个人的灵魂空间。而这种对个人的关注，也让他们强调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所负的责任，他们一致认为，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找外因，源于人的自欺与懦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都强调了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拉斯柯尔尼科夫因为受“超人”思想影响，杀害了放债的老太婆和她无辜的妹妹，最终自愿认罪而接受流放。伊万虽然未有弑父的行为，但因为自己的理念影响了斯乜尔加科夫，导致父亲死亡而自觉有罪。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替自己的主人公寻找外因，正如有位批评家认为，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杀人举动归咎于社会环境，是最偏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旨的解释。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们所得的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自己应当承受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二手时间》中有这样一段故事：主人公的姑姑奥利娅，在改革时出卖了自己的亲哥哥，致使他被关进了集中营。后来，奥利娅得了癌症，已经奄奄一息了，主人公来到她那儿，询问她哥哥的事，而她回答说：“在那个年代，你能找到一个诚实的人吗？”主人公震惊了，奥利娅竟一点都没有怀疑过自己行为的正确性。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态度如何？即使她没有表明，我们也能清楚地察觉，她认为责任在于奥利娅，而非“时代”。虽然形势如何将人变成非人，是她十分在意的问题，但人们将恶归咎于时代，从而开脱了自己的责任，是她所不能认同的。个人仍对自己行为负主要责任。
我终生都在研究恶的问题……
——阿列克谢耶维奇
在认为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前提上，阿列克谢耶维奇进一步提到了个人道德问题，而她对善恶的看法，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脉相承，尽管在具体观点上不同，二者的关注点却惊人的相似。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为“恶”之化身的魔鬼出现在伊万面前，“一言以蔽之：外表体面，囊中羞涩”，“这位不速之客的相貌与其说敦厚，仍不如说随和，视不同情况能作出各种宜人的表情”。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魔鬼的外在特征说明了“恶”的本质特征：庸俗而猥琐，具有很强的适应性。阿列克谢耶维奇也认为，恶是一种适宜、普通的东西，它散落在生活之中，被生活本身的惯性掩盖住了。两人都认为，恶很普遍，很适应人性，它潜藏在个人微小的观念和行为之中。而对它的清醒认识，是向善的重要一步。只是许多人都没有这样的意识，从而成了时代之恶的助推者。
对于善，两人似乎有着不同的看法，罗赞诺夫认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人身上还保存着善对恶的绝对优势，尽管他如此可怕地陷入到恶之中，他的每个单个行为，他的每个思想都是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之善充满了希望。
仁爱难道不是作为实质，作为宗旨，作为根本意义而存在的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
阿列克谢耶维奇则认为：“你刚一开始讲到善——所有人都能说出一些名字来，关于他们的事迹人尽皆知，人人明白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永远也成不了那样的人。‘我不是圣母玛利亚’，人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不在场的证明。”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所有人都辩护，“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无止境地这么做下去。现在对于我来说，所有问题都归结到对人的本质的失望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人性中善对恶的优势，认为信仰能让人向善。阿列克谢耶维奇则不言“怪力乱神”，她寄希望于一种基于个人情感的“仁爱”，可是，在经历了这么多灾难与混乱后，她似乎对人的本性也失去了希望。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她认为在人身上，善恶交织并存，难解难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的是，她没有仰望上帝，而是俯视着人性的深渊，几乎丧失对善的希望。可是，虽然如此表达，她却在作品中展现了许多有关善意的故事。可见，她终究并未真正地对人类失望。
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最重要的导师，或许源于二人在根本问题上的一致性：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以及在这个前提下对人性善恶的审视。两人共同的伟大之处，在于对人类灵魂不懈的拷问。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阿列克谢耶维奇从不吝于承认俄罗斯文学传统对她的滋养，她将白俄罗斯作家阿达莫维奇引为导师；她也乐意被称为“小索尔仁尼琴”；丘特切夫、帕斯捷尔纳克的书常置于她的案头；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也让她写作《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时受益颇丰。可是，她仍然觉得，伟大的俄罗斯经验不足以思考俄罗斯人经历的事，“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除外”。这位她予以特别待遇的作家，也正是她最钟爱的一位。她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道：“我喜欢很多作家，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可以说，我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成长起来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究竟在何种层面上影响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前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贺拉斯·恩道尔认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阿列克谢耶维奇总是站在她的人物和见证人这边，哪怕他们的看法跟她自己的明显不同。她不是布道者，而是倾听者。但是，除了这种立场上的相似外，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个人灵魂空间、人性善恶的关注，或许才是真正继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方；她的表白，也道出了二者之间的精神联系：“我终生都在研究恶的问题，对作家来说统计多少人做了恶不是重要的事，我更想思考如何讲述这些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我们现在思考、谈论的一切东西……”
所有人都要对发生过的事负责……
——阿列克谢耶维奇
这两位伟大的作者都关注外在事件对个人灵魂空间的影响，强调人对自身行为的责任。陀思妥耶夫斯基热衷于探讨理念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阿列克谢耶维奇则关注形势、思想、战争如何渗入情感和道德生活。他们的关注点不在外部事件，而在个人的灵魂空间。而这种对个人的关注，也让他们强调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所负的责任，他们一致认为，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找外因，源于人的自欺与懦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都强调了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拉斯柯尔尼科夫因为受“超人”思想影响，杀害了放债的老太婆和她无辜的妹妹，最终自愿认罪而接受流放。伊万虽然未有弑父的行为，但因为自己的理念影响了斯乜尔加科夫，导致父亲死亡而自觉有罪。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替自己的主人公寻找外因，正如有位批评家认为，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杀人举动归咎于社会环境，是最偏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旨的解释。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们所得的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自己应当承受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二手时间》中有这样一段故事：主人公的姑姑奥利娅，在改革时出卖了自己的亲哥哥，致使他被关进了集中营。后来，奥利娅得了癌症，已经奄奄一息了，主人公来到她那儿，询问她哥哥的事，而她回答说：“在那个年代，你能找到一个诚实的人吗？”主人公震惊了，奥利娅竟一点都没有怀疑过自己行为的正确性。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态度如何？即使她没有表明，我们也能清楚地察觉，她认为责任在于奥利娅，而非“时代”。虽然形势如何将人变成非人，是她十分在意的问题，但人们将恶归咎于时代，从而开脱了自己的责任，是她所不能认同的。个人仍对自己行为负主要责任。
我终生都在研究恶的问题……
——阿列克谢耶维奇
在认为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前提上，阿列克谢耶维奇进一步提到了个人道德问题，而她对善恶的看法，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脉相承，尽管在具体观点上不同，二者的关注点却惊人的相似。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为“恶”之化身的魔鬼出现在伊万面前，“一言以蔽之：外表体面，囊中羞涩”，“这位不速之客的相貌与其说敦厚，仍不如说随和，视不同情况能作出各种宜人的表情”。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魔鬼的外在特征说明了“恶”的本质特征：庸俗而猥琐，具有很强的适应性。阿列克谢耶维奇也认为，恶是一种适宜、普通的东西，它散落在生活之中，被生活本身的惯性掩盖住了。两人都认为，恶很普遍，很适应人性，它潜藏在个人微小的观念和行为之中。而对它的清醒认识，是向善的重要一步。只是许多人都没有这样的意识，从而成了时代之恶的助推者。
对于善，两人似乎有着不同的看法，罗赞诺夫认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人身上还保存着善对恶的绝对优势，尽管他如此可怕地陷入到恶之中，他的每个单个行为，他的每个思想都是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之善充满了希望。
仁爱难道不是作为实质，作为宗旨，作为根本意义而存在的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
阿列克谢耶维奇则认为：“你刚一开始讲到善——所有人都能说出一些名字来，关于他们的事迹人尽皆知，人人明白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永远也成不了那样的人。‘我不是圣母玛利亚’，人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不在场的证明。”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所有人都辩护，“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无止境地这么做下去。现在对于我来说，所有问题都归结到对人的本质的失望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人性中善对恶的优势，认为信仰能让人向善。阿列克谢耶维奇则不言“怪力乱神”，她寄希望于一种基于个人情感的“仁爱”，可是，在经历了这么多灾难与混乱后，她似乎对人的本性也失去了希望。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她认为在人身上，善恶交织并存，难解难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的是，她没有仰望上帝，而是俯视着人性的深渊，几乎丧失对善的希望。可是，虽然如此表达，她却在作品中展现了许多有关善意的故事。可见，她终究并未真正地对人类失望。
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最重要的导师，或许源于二人在根本问题上的一致性：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以及在这个前提下对人性善恶的审视。两人共同的伟大之处，在于对人类灵魂不懈的拷问。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