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城市化的不断加速，一面则是各种“城市病”的接踵而至，随着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文化崛起，一种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去城市化”群体行动正在日益兴起。他们在农耕中体验到完全不同于城市的生存感受，完成了与大地和自然的对话。
　　抑郁白领的土地疗法
　　16岁不到考上知名学府，20岁进外企成为IT精英，年薪一度达到30万元。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高智商的“80后”手机芯片工程师，如今却挥别都市，奔走在故乡湖畔的阡陌中。他叫李明攀。从事IT高薪工作的他曾经的口头禅是：“一天不工作，我觉得就会被世界抛弃。”
　　事业精进时，身体越来越不对劲了。用李明攀的话说， “一个中产者先是变成了一个工作狂，然后变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者一个“过劳模”。
　　在此期间，李明攀接触到了一些热衷生态农业和自然养生的朋友。他们清新自然的生活方式，让徜徉在菁菁农庄里的李明攀新奇而兴奋，他似乎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干什么了。
　　2008年初，在家人和朋友极度困惑的眼神中，李明攀毅然辞职，回到老家承包下了约450亩地准备种田，他定下了一个规矩：不施化肥、不打农药。这个想法与当初那场险些要命的“职业病”相关。对于李明攀来说，农耕说到底，是人们与大地和自然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要拿出足够的诚意。
　　他承包的450亩农田里，蛙虫共鸣，白鹭翔集，景象完全有别于他人农田。这些地之前都用过化肥和农药，土壤要恢复肥力，回归自然，这种逆转真的可以实现么？李明攀坚信，一旦破坏停止，便是土地自我恢复的开始。青蛙和虫子的归来，就证明了这一点。
　　雨后的田间小路依然泥泞，李明攀仍健步如飞，在与土地的这场对话中，他被城市破坏的身体系统也正在恢复。
　　吃的求解：阳台与别墅里的食品安全
　　当超市、企业、电视广告、农贸市场憨厚的农民夫妇、位列世界五百强的快餐巨头……一切都变得不可信任，中产阶级别无选择，他们决定用最原始的方式——在场，来捍卫自己餐桌上的蔬菜。
　　一场大雨过后，张力（化名）一家四口开车来到自己郊外租种的土地上查看自己的蔬菜长势情况。他每隔几天都要来到这里打理自己的蔬菜，成为了一名都市农夫。
　　如今，像张力这样的都市租地种菜者越来越多，他们租种土地，组建农庄，说服政府和行业协会来支持这一运动。由于农场提供的食材价格较高，服务对象为城市中高收入人群，因而这一模式又被称为“中产特供”。
　　相比于长途跋涉去农场租地种，自己家里有个小院种菜显然是件更幸福的事情。刘力住在济南郊区一座高档别墅区内，每栋别墅都自带一个100平方米的院子，刘力把院子全部开垦为菜地，里面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黄瓜、豆角、西红柿、辣椒、蒜、葱、苔菜、生菜、油麦菜、苦菊等，由于菜地太大无法种满，她甚至还种了一小片玉米。
　　由于地是自己的，刘力吃到有机蔬菜的成本就比较低，除了水费、种子钱，就是每年买鸡粪的费用。到了七八月份所有的菜都成熟之后，刘力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而且还要把很多菜送人。
　　除了租地种菜和自家菜园种菜之外，城市人更为普及的种菜方式应该就是阳台种菜了。梁平把阳台种菜称作家庭版“开心农场”，他开了一家网店专门出售花盆、种子、营养液等阳台种菜所需的物品，并为购买者提供技术指导等一条龙服务。据梁平说，店里的生意也不错，常常忙着发快递。
　　“心灵农法”：以自然农法耕作土地与心灵
　　老贾曾在深圳一家公司任工程项目经理。在这里，他有不错的收入，但必须通过行贿提高业绩。老贾想要挣干净的钱，于是，他先后离开了这些企业，生活距主流越来越远，开过手工皮具店，到民间学校支教等等。
　　2008年，他在上海郊区承包了100亩地，最初想做现代农业。但他发现现代农业从浸种开始就大量使用农药，担心这对人体有害。他转而关注有机农业，他上网搜索相关知识，阅读日本译著《一根稻草的革命》和《新世纪农耕》，决定用自然农法从事耕作。
　　他用2亩地种植水稻，种植原则是稀植、不打农药、等草长高了才除掉、使用菜子饼。他经常在田间散步，或在田边小坐，像老朋友一样和庄稼小叙。附近的农户认为，他不会有收成了，但最后他每亩收成700斤水稻。
　　这就是自然农法——依靠自然的规律耕作，减少人为干预。老贾认为，人与土地是合作关系，而非隶属，人不能向土地无限索取。
　　在物质主义横行的当下，城市居民老贾的回归农村，并非单纯出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更是用行动反思主流价值，反思现行的生活。他在农耕中体验到完全不同于城市的生存感受：大地给予很多，内心满足。他认为他找到了自我，“不应该以成败看待人生。如果非要论成败，一个人的成功就是找到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