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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少年社会参与问题具体表现为“个人主义”造成的个体社会关系弱化、理想现实断裂后的无力感充斥以及在多元选择中随波逐流的佛系状态。究其原因，有学校教育的公共价值缺失、宏大叙事教育风格辅以实践行动机会的缺失及教师权威消解造成的儿童成长缺憾等。从教育视角分析，可从鼓励学生在社会关系中构建自我、发扬公共理性精神，教育活动从宏大叙事回归生活实践、帮助学生体验“我要”与“我能”的统合，重新确立教师权威、鼓励学生在理解与挑战中形成坚定的价值选择等。
关键词：青少年 社会参与问题 教育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指出，大学生“大量地参与社会活动，以尽自己最大责任，不仅保证了集体的效用，还是谋求个人幸福，掌握日常管理社会与控制事物的权力，走向自己决定命运之道的先决条件”[1]。社会参与作为一种个体社会之间的互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对“我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与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专业从业人员不同，作为社会生产力预备军的青少年群体，因年龄特殊，在这个问题上更容易表现“充满张力”的态度。近年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佛系青年”等标签不断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青少年社会参与缺失问题在我国虽仍未成为主流，但或多或少存在于每个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学界对这一问题已有一定的关注，但大都将这种问题归因于青少年个人的性格特质或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大环境。本文拟在提炼概括大学生社会参与问题的表征的基础上，从教育学视角出发，对这些社会参与问题进行教育归因，并尝试寻找消解这一问题的教育路径。
二、青少年社会参与问题的表征
青少年因年龄阶段特殊，本应对社会公共事务充满参与的兴趣与欲望，为社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但不难发现， 广大青少年群体的社会参与问题已经有所显现。不管是已引起大讨论的“利己主义者”，还是随波逐流的“佛系青年”，亦或是陷入无力感的“绝望愤青”，都是青少年社会参与问题的具体表现。具体来说，可以提炼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弱联系“：个人主义”造成的个体社会关系弱化
“个人主义”在我国是与“集体主义”作为相对概念被人们熟知的，但因为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个人主义”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并没有太多被肯定的机会，大多作为一个中性的学术概念来讨论。纵观我国历史，这种在特殊历史背景中侧重强调个人主体与个人本位的“个人主义”，因肯定“个性解放”而对青年人有巨大感召力[2]。现如今“，个人主义”已从五四时期的风行一时，沦落为学界批判的对象，但其背后的价值取向不会就此沉寂。部分青少年在对“自我”的认识与探索过程中，曾尝试与“集体”做切分，希望脱离某种被决定的命运，保持个性的自由与独立。在这个过程中极易出现这样的情况：青少年注意力都集中在对“自我”的感受与关照上“，自我”不断膨胀，不断挤压他者的存在空间，直至个体与共同体的联系弱化甚至断裂，从而导致青少年对社会公共事务敏感度降低，甚至冷漠处理。如果说这样的青少年还属于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的话，钱理群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感慨则属于“个人主义”中较为有侵略性甚至破坏性的一种。
（二）无力感：现实与理想的断裂
“叱咤风云的主儿见多了，你就是努力出血来，历史依然毫无所动地按照本身的内在规律缓缓移动，既然浪遏飞舟不免徒劳，弗如开始就随波逐流”，王朔在写于1988 年的小说《我和我的小说》中慨叹面对“历史”的无力感。与此类似， 在同样处于巨变之中的现代中国社会，部分青少年在面对社会公共事务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社会参与问题体现在尝试过后的迅速绝望中。这部分青少年对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处于一种“理想化、概念化”的理论状态。其对社会参与的高期望非常容易在“我要”与“我能”的断裂中彻底幻灭，产生一种无力感，具体表现为“脱历史”与“去政治化”“。脱历史”指的是在一个参与性危机的社会中，人与历史 的“脱钩”，在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自动化、制度化的情况下， 个体因无法真实地参与自身生活导致历史感丧失[3]。自动化、机械化的状态是走向“无意识”的过程，是彻底放弃自主自由创造性社会参与的表现。所谓“去政治化”是指这样的现象：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4]。集中体现为青少年的政治冷漠，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政治不参与态度。
（三）佛系心态：在多元选择中随波逐流
“佛系”文化作为青少年的一种亚文化，因背后丰富的社会学意义广受关注。正因为反映的是一种青少年在社会参与中的特殊心态，所以折射的消极意义应该被视为青少年社会参与问题的一种体现。这种问题集中表现为青少年“怎么都行”的生活状态，表面上强调崇尚洒脱修为、乐观遁世， 实际上折射出一种成长期的价值不适。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中，这是非常具有时代性的一种青少年社会参与问题。青少年在不断扩大的社会参与中面对众多价值选择，形成自我同一性变得十分困难。虽然这种“不适”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阶段特征，但作为一种以“我与社会”关系认知为基础的、突出的“社会参与”表征，需要特别关注。
三、青少年社会参与问题产生的教育原因
針对以上青少年社会参与问题的表现，众多学者在探究成因时都将矛头指向特殊的社会大环境或青少年的个人特质。但教育作为一种“影响人”的联结个人与社会的实践活动，理应尝试为这种社会参与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
（一）公共价值缺失的教育导向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价值巨变中，教育价值取向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向，但效果并不那么令人欣慰。可以说“泛政治化”的教育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市场化的影响又接踵而至。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商品”，被个人“占有”，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扭曲的教育竞争，还有受教育者聚焦于个人成功与福祉的受教育目的[5]。教育中本该作为根本价值的“公共价值”，在实际教育实践中被不断边缘化。当学校教育中的“公共价值”不能理直气壮地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认可的重要价值时，学生对个体与社会深刻联系的理解就无法扎实深入。直接结果就是对于“自我”过于关注，即使不局限于物质利益的攫取，也难以热情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关键词：青少年 社会参与问题 教育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指出，大学生“大量地参与社会活动，以尽自己最大责任，不仅保证了集体的效用，还是谋求个人幸福，掌握日常管理社会与控制事物的权力，走向自己决定命运之道的先决条件”[1]。社会参与作为一种个体社会之间的互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对“我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与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专业从业人员不同，作为社会生产力预备军的青少年群体，因年龄特殊，在这个问题上更容易表现“充满张力”的态度。近年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佛系青年”等标签不断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青少年社会参与缺失问题在我国虽仍未成为主流，但或多或少存在于每个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学界对这一问题已有一定的关注，但大都将这种问题归因于青少年个人的性格特质或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大环境。本文拟在提炼概括大学生社会参与问题的表征的基础上，从教育学视角出发，对这些社会参与问题进行教育归因，并尝试寻找消解这一问题的教育路径。
二、青少年社会参与问题的表征
青少年因年龄阶段特殊，本应对社会公共事务充满参与的兴趣与欲望，为社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但不难发现， 广大青少年群体的社会参与问题已经有所显现。不管是已引起大讨论的“利己主义者”，还是随波逐流的“佛系青年”，亦或是陷入无力感的“绝望愤青”，都是青少年社会参与问题的具体表现。具体来说，可以提炼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弱联系“：个人主义”造成的个体社会关系弱化
“个人主义”在我国是与“集体主义”作为相对概念被人们熟知的，但因为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个人主义”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并没有太多被肯定的机会，大多作为一个中性的学术概念来讨论。纵观我国历史，这种在特殊历史背景中侧重强调个人主体与个人本位的“个人主义”，因肯定“个性解放”而对青年人有巨大感召力[2]。现如今“，个人主义”已从五四时期的风行一时，沦落为学界批判的对象，但其背后的价值取向不会就此沉寂。部分青少年在对“自我”的认识与探索过程中，曾尝试与“集体”做切分，希望脱离某种被决定的命运，保持个性的自由与独立。在这个过程中极易出现这样的情况：青少年注意力都集中在对“自我”的感受与关照上“，自我”不断膨胀，不断挤压他者的存在空间，直至个体与共同体的联系弱化甚至断裂，从而导致青少年对社会公共事务敏感度降低，甚至冷漠处理。如果说这样的青少年还属于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的话，钱理群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感慨则属于“个人主义”中较为有侵略性甚至破坏性的一种。
（二）无力感：现实与理想的断裂
“叱咤风云的主儿见多了，你就是努力出血来，历史依然毫无所动地按照本身的内在规律缓缓移动，既然浪遏飞舟不免徒劳，弗如开始就随波逐流”，王朔在写于1988 年的小说《我和我的小说》中慨叹面对“历史”的无力感。与此类似， 在同样处于巨变之中的现代中国社会，部分青少年在面对社会公共事务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社会参与问题体现在尝试过后的迅速绝望中。这部分青少年对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处于一种“理想化、概念化”的理论状态。其对社会参与的高期望非常容易在“我要”与“我能”的断裂中彻底幻灭，产生一种无力感，具体表现为“脱历史”与“去政治化”“。脱历史”指的是在一个参与性危机的社会中，人与历史 的“脱钩”，在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自动化、制度化的情况下， 个体因无法真实地参与自身生活导致历史感丧失[3]。自动化、机械化的状态是走向“无意识”的过程，是彻底放弃自主自由创造性社会参与的表现。所谓“去政治化”是指这样的现象：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4]。集中体现为青少年的政治冷漠，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政治不参与态度。
（三）佛系心态：在多元选择中随波逐流
“佛系”文化作为青少年的一种亚文化，因背后丰富的社会学意义广受关注。正因为反映的是一种青少年在社会参与中的特殊心态，所以折射的消极意义应该被视为青少年社会参与问题的一种体现。这种问题集中表现为青少年“怎么都行”的生活状态，表面上强调崇尚洒脱修为、乐观遁世， 实际上折射出一种成长期的价值不适。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中，这是非常具有时代性的一种青少年社会参与问题。青少年在不断扩大的社会参与中面对众多价值选择，形成自我同一性变得十分困难。虽然这种“不适”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阶段特征，但作为一种以“我与社会”关系认知为基础的、突出的“社会参与”表征，需要特别关注。
三、青少年社会参与问题产生的教育原因
針对以上青少年社会参与问题的表现，众多学者在探究成因时都将矛头指向特殊的社会大环境或青少年的个人特质。但教育作为一种“影响人”的联结个人与社会的实践活动，理应尝试为这种社会参与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
（一）公共价值缺失的教育导向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价值巨变中，教育价值取向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向，但效果并不那么令人欣慰。可以说“泛政治化”的教育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市场化的影响又接踵而至。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商品”，被个人“占有”，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扭曲的教育竞争，还有受教育者聚焦于个人成功与福祉的受教育目的[5]。教育中本该作为根本价值的“公共价值”，在实际教育实践中被不断边缘化。当学校教育中的“公共价值”不能理直气壮地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认可的重要价值时，学生对个体与社会深刻联系的理解就无法扎实深入。直接结果就是对于“自我”过于关注，即使不局限于物质利益的攫取，也难以热情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