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科学界比较热闹，两位科学家成为公众人物:一是中国“试管羊之父”旭日干遭绑架一案闹得沸沸扬扬，再是韩国克隆专家黄禹锡培育胚胎干细胞造假一事暴露，引得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一时间，科学界如何道德自律，科学研究成果如何监督，如何对待科学家造假行为等等，成为了社会议论的话题。
　　在这些议论中，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文化对中国科研管理体制的影响，尤其令人关注。据报道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院院士周光召这样批评中国科研体制的弊端:“人们总是习惯把所有东西都分成等级。在科研机构，从院长到所长再到课题组长，统统都是以‘长’为权威，严重妨碍了平等探讨和创新。”
　　与欧洲长达数世纪的科学发展历程相比，中国社会接受科学观念与形成科学家群体，不过是近数十年中发生的事。科学文化崇尚年轻追求创新，而中国社会以政治文化为主流，要求尊重权威服从长者，它们之间是二者必居其一，还是能做到相容共生，迄今仍然是一个问号。
　　我们先来看一位科学家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作为天体物理学大师，钱德拉塞卡在名为《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不同的创造模式》的精彩演讲中，向我们揭示了科学与艺术这两种创造模式的区别。
　　通过对牛顿、爱因斯坦和一系列数学大师等科学家创造轨迹的归纳，钱德拉塞卡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科学家的成长模式:二三十岁时，创造力处于最高峰，完成一生中最重大的科学发现;四五十岁以后，创造力开始走下坡路，不再有重大发现;六十岁以后，日益保守，托马斯·赫胥黎干脆称之为害多益少。
　　通过对莎士比亚、贝多芬等艺术大师创作经历的分析，钱德拉塞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艺术家的成长模式:二三十岁时，经历种种生活危机，作品大都显得幼稚不成熟;四五十岁时，进入创造力旺盛期，代表作不断涌现;老年时期，创作内容、风格出现转折，表现出对新的独创性的寻求。
　　如果我们在这里进行一种延伸和置换，将艺术置换为同属人文领域的政治，那么，纵观历史上古今中外政治家的人生经历，我们得到的是与艺术家大致相同的成长轨迹，即年轻时幼稚不成熟，中老年之后成就达到顶峰。
　　由此，我们可以大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科学热爱青春，科学人的黄金时期在青年时代;政治喜欢老成，政治家的黄金时代在中老年时期。
　　在以科学为主导的时代，崇尚年轻、崇尚个性、崇尚变化，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美国号称儿童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人的墓场，有人将之理解为是一种科学社会的风气。这种风气也许与欧洲人较长时间保持了游牧民族贵壮贱老这一传统有关，而这一传统恰与科学文化的特性相吻合。
　　与之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以长者为尊的传统。中国人以老某或某老为尊称，以少年老成、老成持重或稳重厚道这类说法来表示对某人的嘉许等等，基本是从政治人即官文化角度来评价人才之优劣。这与科学崇尚年轻创新的特性存在明显差异。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认为，儒家文化强调长者权威，不适应现代世界，现代世界是年轻人创造历史的世界。李光耀说的年轻人创造历史，实际就是科学技术创造历史。
　　在现实中，科学事业与中国官文化究竟如何共处，似乎是一笔糊涂账。除了人们批评的科研管理体制长官化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边在政治领域出台36岁以上不许报考公务员这样的规定，一边又在科学界实行论资排辈的院士制度，形成该论资历的却讲年轻化、该讲年轻化的却论资历的状态。
　　钱德拉塞卡曾在演讲中这样提醒人们:“1871年，贝多芬47岁时，当一个较长的几乎没有写出什么作品的沉思时期快结束时，他对波特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现在，我知道如何创作了。’我不相信任何科学家过了40岁之后才说:‘我现在知道如何研究了。’在我看来这正是不同的根源和核心。”
　　从科学大师的提示中，我们也许可以领悟到，在处理科学与官文化的关系时，科学的归科学，政治的归政治，相互包容但各自保持独立特性，不失为一种简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