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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如同许多国家的大学排名，中国的大学排行榜将在争议中继续存在。学者普遍认为，争议是“操作”层面的问题，作为高教第三方评价机制，大学排名能够有效弥补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监控“漏洞”。正如一位大学校长所言：“公正、科学的大学排名对大学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实际上，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建立起了内外质量保证体系，除了大学对自身教育教学的质量监控，还有政府主导的大学评价形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本科教学质量评估”。由于该项评估与大学的拨款、招生指标挂钩，因此为各高校所重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科教学质量。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本科教学质量评估”却饱受诟病，评估组织和评估形式饱受质疑。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认为，教育行政评价只要存在，权力寻租空间就必然广阔，评估的结果也必然与利益相连。
不止一位大学校长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个学校办得好坏，不是靠上级组织的评估评出来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它是靠社会上的影响，由社会评估的。比如就业的状况、对社会的贡献等，这些是最真实的评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呼唤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三方的评价机构来进行大学评价。而此时，以第三方评价亮相的“大学排行榜”无疑是顺应高教发展形势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民间机构如何担当好第三方评价的角色，从“操作”层面上规避目前存在的弊端，做出令政府、大学、社会信服的大学排行榜。对此，学者认为，大学排名虽由民间机构做出，但要构建高教质量第三方评价机制，需要政府、社会以及相关机构的共同参与，还要有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
需要政府监管这只“手”
在我国，政府掌握教育资源，是教育发展方向的规划者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这决定了政府具有很强的监管力量。虽说大学排名制定者多为“民间”机构，但是，这些民间机构所动用的研究资源、数据材料等并未完全脱离政府公共资源。虽为民间，却依然在政府有效监管之下。如今，我国大学排名还刚刚起步，乱象之下，需要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手”。
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排名放任自流或者强力打压实非明智之选。缺乏监管，一些评价机构会因私害公、误导民众。而简单的“打压”、一味地否定，不但失去了高教与民众“对话”的渠道，也会损害我国高教“第三方”评价机制的建设。
允许其存在，并非不管不问。对此，学者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实际，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在加强对评估机构的资格审查、监管，必要的情况下，上升为法律层面加以規范。
对于大学排名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惩处。诸如索要“赞助费”这样的大学排名“潜规则”属于学术欺诈和商业欺诈的范畴，应以司法途径加以治理。而对于公信度高的大学排名机构，政府应该重点培养。条件成熟，可以试行“官民合作”，加强教育信息的互通和资源的整合，为政府教育决策提供咨询，并完善官方的大学评价机制。
此外，政府还要加强教育信息公开与教育信息服务。我国大学排行榜之所以水平低、公信力低却依然有市场、能生存，在于教育信息不公开，受教育者和社会获得的教育信息十分有限。作为教育信息拥有者，加强信息公开力度，能够减少造假数据的空间，促使排行机构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
排名机构要找准“定位”
作为大学排名的具体操作者，要做出好的大学排行榜，大学排名机构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要通过科学的设计为社会提供真实、可信的教育信息。“有所不为”则是要杜绝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保证大学排名的公信力。
正如徐小平所说：大学排行榜很难做，但大学排行榜又很好做，任何人都可以自己搞个排名在网上公布。一个排行榜要想得到它应有的作用，获得权威性，它就必须不断改进自己，在科学性、公正性、可比性等方面不断提升和改善，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认可。
好的大学排行榜，前提需要有合格的大学排名机构。因此，大学排名机构需要有资质审查和准入门槛。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副教授胡莉芳认为，大学排行榜虽然是开放的，但准入应该有专业限制。大学是继承、创造和传播高深知识的场所，只能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或者机构进行评价，不可以任人“评头论足”。大学排名发布者必须是有公信力的机构。根据各国经验，大众媒体往往是发布大学排行榜的最佳机构。
胡莉芳还认为，大学排名应该以公共利益为先。大学排行榜的评价对象是大学。大学是公共事业单位，公共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和价值追求。大学排行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为家长、学生、雇主以及其他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服务。因此，大学评价和大学排行榜是非营利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当然，各大学排名机构也要加强“自律”，制定行业规范。必须改变各自为政、标准混乱的问题，要对排行榜制作发布的资质、制作发布的渠道、相关商业行为进行严格规范。正如徐小平所言：“做一件事情不容易，但要毁一件事情不难。犯一点小错误不难，但要犯根本性错误、原则性错误其实也不易。大学排行榜向大学提供咨询收费，就属于原则性错误，是不该犯的错误。”
大学排行榜，说到底是对大学质量的评估，如同任何评价一样，评价标准科学性是最为关键的。尺子准不准，直接决定着“丈量”的结果。但如果评价“尺度”不严谨，而信息则可能产生“误读”，进而降低对排行榜的信任度。而事实上，关于大学排名的诸多争议，也多源于“尺度”的不同。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理应成为各排行机构的重心所在。
大学校长、学者诟病大学排名最多的也是指标体系单一的问题，即用单一化的指标，衡量不同类型的大学，没有充分考虑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大学。其结果就是抹杀大学的个性，并产生误导。刘念才也承认：排名将所有大学都置于一个“模子”中，不利于高校的多样化发展和展现高校活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传统的观点把大学质量观一律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9年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提出了一个教育质量的新理念：“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我国高等教育学泰斗潘懋元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要以多样化为前提，不能够用传统的精英教育标准衡量多种形式的教育质量。
因此，学者认为，除了常见的综合排名，还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大学，比如研究型大学、行业类大学、独立学院、高职院校等进行分类别排名。眼下，一些大学排名机构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尝试，比如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在发布大学综合排名的基础上，另外对民办高校、高职院校进行了单独排名。
不同的指标设计，能够衡量出大学发展不同的“维度”，从而为大学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因此，量化指标内容、权重也会左右大学最终的排名，都需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设计。
社会监督不可少
加拿大全国性杂志《麦克林》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推出加拿大大学排名榜之后，在全国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迫使该杂志第二年在排名方法上作了重大调整。该杂志的大学排名延续至今，也成为加拿大高等教育每年最值得期待的事情之一。从这个例子中，人们可以看到，曝于社会舆论“阳光”中的大学排名会少一些“细菌”的侵蚀。
除了“监督”层面，作为与大学排名息息相关的社会大众也要理性看待大学排行榜。胡莉芳认为，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大学排行榜本身并不能决定大学的竞争力或实力。排行榜是一种第三方的大学评价，评价或排名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它只能揭示客观存在的事实，或者起到某种引导作用。比如，高考学生可以将大学排行榜作为一个信息参考，但不能将其作为选择学校、专业的唯一指标。
同样，这样的“理性”对于大学尤为重要。龚克认为，排行榜必须负起社会责任，接受社会监督，才谈得上“公信”。人们有理由要求大学排行榜所依据的数据可靠、完整而且公开；所依据的评价方法科学、全面并且也要公开。特别是要避免利益关联，若是从被评学校那里要赞助或收费做咨询，就犯了“利益冲突”的大忌，使排行榜失去“诚信”这一生存的基础。现在有的排行榜看起来很精确，评分达到小数点后两位，可是到底用的是什么数据和方法却不公开透明，公众也无从监督。
大学排行榜本身的诱导性、对排行榜的不恰当理解、甚至按排行榜指标“查漏补缺”来办学，会从根本上违背大学自诞生以来积累的自治传统和营造的精神氛围。所以，大学的目光和行动，不能聚焦于大学排行榜所显示的指标，并为了指标而“不择手段”，使大学的成就异化为学术成果的政绩工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既然大学排名是“舶来品”，而国外也有着相对成熟的做法，那么，从操作层面看，借鉴国外做法是可行的。
在美国，自大学排行榜诞生之日起，便有着严格的界定，即大学排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根据编制者确信能够测量或反映大学学术质量或教育质量的某些准则或某一套准则编制的“最佳大学”院校名单。第二，必须按编制者预设的指标，以量化形式为大学排出顺序，其中，每一所大学都必须有自身的位次。第三，必须公开大学排序所用的方法及其数据来源。
美国大学的设置许可权限在政府，而大学教育质量主要是由基准协会组织的认证来保障。这种基准协会是独立于政府、行业间和高校志愿组织的，有很高的声誉。只有通过基准协会的认证，大学才能获得联邦政府的补助。基准协会的认证有严格的程序、科学的标准，以其公正性为社会所信赖。人们认为美国大学日益强大的秘密就在于这种严格的评价系统。
當然，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同时，应该注意这种借鉴需要考虑我国的国情，考虑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尤其不可忽视我国政府主导下的教育评估机制的现实意义及其影响力，它与西方属于两个体制下的评估机制，不可生搬硬套。
做大学排名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在中国这种浩瀚的高教体系、贫瘠的统计数据、信息不透明、舆论监督不透彻的情况下，要想期待中国出现《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或加拿大《麦克林》那样公认的大学排行榜，显然还要等若干年。大学排名有理由存在，但这种存在需要添加太多的“注脚”，需要政府有所作为，排名机构所有担当，社会有所参与。
正如学者所言：既然大学排行榜的积极意义已经了然于胸，那么我们“追溯”被大学排行榜隐去的、开花结果之前的大学的土壤、空气、水、营养和气候，大学需要从适宜的种子开始得到最精心的培育。如此，大学排行榜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会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链接
世界知名“大学排行榜”一览
大学排行榜（University Rankings），是目前世界各国广泛存在的针对各类高等教育院校的排名。大学排行榜由来已久。目前影响力较大的有美国《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最佳大学排行榜、英国《泰晤士报高教副刊》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加拿大《麦克林》周刊的加拿大大学排行榜、日本《钻石杂志》的日本大学排行榜等。
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排行榜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最佳大学排名。该排名始于1983年，广受关注。排名数据来自以下几个途径：向学校发送调查问卷、参考所评选大学的网站、在其他学术界人士间进行民意调查等。
该杂志评选的主要标准包括：在评选某所大学时，请其他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和系主任打分；连续6年的毕业率和大学新生的保留率；学生入学平均成绩；教师工资、教师水平、学生与教师比例、全职教师比例；校友打分，等等。其中，大学在同行中的声望分占比最大，为25%。其次是毕业率和学生保留率，占20%。师资力量占20%。
对于该杂志的排名，美国国内也有不少批评的声音。《旧金山纪事报》曾说，这一排名的核心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哪个大学的基金会钱多。2007年6月，由100多家学院组成的安纳波利斯集团向全国大学校长发表公开信，呼吁不要接受其民意调查。
英国《泰晤士报高教副刊》是与美国《高教记事报》齐名的世界两大英文教育报纸之一。从1986年起，该报每年为英国的大学作一次排名，在英国国内颇具权威性，对英国政府、学界和国民以及海外求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04年11月5日，该报第一次推出了它的全球大学排行榜。
《泰晤士报高教副刊》的全球大学排行榜主要依据5项指标评分，其中“同行评议”占50%，通过对全球88个国家的1300名学者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此一数据；“平均每位教师论文被引用率”和“师生比”各占20%；“国际教师人数所占比例”和“国际学生人数所占比例”各占5%。
加拿大权威的政经综合杂志《麦克林》周刊每年发布一次大学排行榜，至今已有18年，是观察大学水平的重要参照。排行榜每年都出专辑，内容主要是向新生推荐学校、介绍可申请的奖学金及方式等。专辑资金为自筹，至今没有出过“潜规则”方面的丑闻。
加拿大一般学校的有关数据都是公开的，研究机构可以跟踪收集。《麦克林》对大学的评价指标很详细，其中包括为学生服务的直接开支多寡、奖学金的多少、教师程度、图书馆资金规模和学校获得国家科研资金的数额等。“学生成绩”是排行榜考查的首要指标，占到了20％。“教师”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达到18％。
（链接部分参考资料来自2009年5月7日《人民日报》）
实际上，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建立起了内外质量保证体系，除了大学对自身教育教学的质量监控，还有政府主导的大学评价形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本科教学质量评估”。由于该项评估与大学的拨款、招生指标挂钩，因此为各高校所重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科教学质量。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本科教学质量评估”却饱受诟病，评估组织和评估形式饱受质疑。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认为，教育行政评价只要存在，权力寻租空间就必然广阔，评估的结果也必然与利益相连。
不止一位大学校长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个学校办得好坏，不是靠上级组织的评估评出来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它是靠社会上的影响，由社会评估的。比如就业的状况、对社会的贡献等，这些是最真实的评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呼唤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三方的评价机构来进行大学评价。而此时，以第三方评价亮相的“大学排行榜”无疑是顺应高教发展形势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民间机构如何担当好第三方评价的角色，从“操作”层面上规避目前存在的弊端，做出令政府、大学、社会信服的大学排行榜。对此，学者认为，大学排名虽由民间机构做出，但要构建高教质量第三方评价机制，需要政府、社会以及相关机构的共同参与，还要有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
需要政府监管这只“手”
在我国，政府掌握教育资源，是教育发展方向的规划者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这决定了政府具有很强的监管力量。虽说大学排名制定者多为“民间”机构，但是，这些民间机构所动用的研究资源、数据材料等并未完全脱离政府公共资源。虽为民间，却依然在政府有效监管之下。如今，我国大学排名还刚刚起步，乱象之下，需要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手”。
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排名放任自流或者强力打压实非明智之选。缺乏监管，一些评价机构会因私害公、误导民众。而简单的“打压”、一味地否定，不但失去了高教与民众“对话”的渠道，也会损害我国高教“第三方”评价机制的建设。
允许其存在，并非不管不问。对此，学者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实际，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在加强对评估机构的资格审查、监管，必要的情况下，上升为法律层面加以規范。
对于大学排名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惩处。诸如索要“赞助费”这样的大学排名“潜规则”属于学术欺诈和商业欺诈的范畴，应以司法途径加以治理。而对于公信度高的大学排名机构，政府应该重点培养。条件成熟，可以试行“官民合作”，加强教育信息的互通和资源的整合，为政府教育决策提供咨询，并完善官方的大学评价机制。
此外，政府还要加强教育信息公开与教育信息服务。我国大学排行榜之所以水平低、公信力低却依然有市场、能生存，在于教育信息不公开，受教育者和社会获得的教育信息十分有限。作为教育信息拥有者，加强信息公开力度，能够减少造假数据的空间，促使排行机构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
排名机构要找准“定位”
作为大学排名的具体操作者，要做出好的大学排行榜，大学排名机构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要通过科学的设计为社会提供真实、可信的教育信息。“有所不为”则是要杜绝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保证大学排名的公信力。
正如徐小平所说：大学排行榜很难做，但大学排行榜又很好做，任何人都可以自己搞个排名在网上公布。一个排行榜要想得到它应有的作用，获得权威性，它就必须不断改进自己，在科学性、公正性、可比性等方面不断提升和改善，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认可。
好的大学排行榜，前提需要有合格的大学排名机构。因此，大学排名机构需要有资质审查和准入门槛。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副教授胡莉芳认为，大学排行榜虽然是开放的，但准入应该有专业限制。大学是继承、创造和传播高深知识的场所，只能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或者机构进行评价，不可以任人“评头论足”。大学排名发布者必须是有公信力的机构。根据各国经验，大众媒体往往是发布大学排行榜的最佳机构。
胡莉芳还认为，大学排名应该以公共利益为先。大学排行榜的评价对象是大学。大学是公共事业单位，公共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和价值追求。大学排行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为家长、学生、雇主以及其他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服务。因此，大学评价和大学排行榜是非营利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当然，各大学排名机构也要加强“自律”，制定行业规范。必须改变各自为政、标准混乱的问题，要对排行榜制作发布的资质、制作发布的渠道、相关商业行为进行严格规范。正如徐小平所言：“做一件事情不容易，但要毁一件事情不难。犯一点小错误不难，但要犯根本性错误、原则性错误其实也不易。大学排行榜向大学提供咨询收费，就属于原则性错误，是不该犯的错误。”
大学排行榜，说到底是对大学质量的评估，如同任何评价一样，评价标准科学性是最为关键的。尺子准不准，直接决定着“丈量”的结果。但如果评价“尺度”不严谨，而信息则可能产生“误读”，进而降低对排行榜的信任度。而事实上，关于大学排名的诸多争议，也多源于“尺度”的不同。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理应成为各排行机构的重心所在。
大学校长、学者诟病大学排名最多的也是指标体系单一的问题，即用单一化的指标，衡量不同类型的大学，没有充分考虑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大学。其结果就是抹杀大学的个性，并产生误导。刘念才也承认：排名将所有大学都置于一个“模子”中，不利于高校的多样化发展和展现高校活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传统的观点把大学质量观一律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9年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提出了一个教育质量的新理念：“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我国高等教育学泰斗潘懋元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要以多样化为前提，不能够用传统的精英教育标准衡量多种形式的教育质量。
因此，学者认为，除了常见的综合排名，还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大学，比如研究型大学、行业类大学、独立学院、高职院校等进行分类别排名。眼下，一些大学排名机构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尝试，比如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在发布大学综合排名的基础上，另外对民办高校、高职院校进行了单独排名。
不同的指标设计，能够衡量出大学发展不同的“维度”，从而为大学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因此，量化指标内容、权重也会左右大学最终的排名，都需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设计。
社会监督不可少
加拿大全国性杂志《麦克林》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推出加拿大大学排名榜之后，在全国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迫使该杂志第二年在排名方法上作了重大调整。该杂志的大学排名延续至今，也成为加拿大高等教育每年最值得期待的事情之一。从这个例子中，人们可以看到，曝于社会舆论“阳光”中的大学排名会少一些“细菌”的侵蚀。
除了“监督”层面，作为与大学排名息息相关的社会大众也要理性看待大学排行榜。胡莉芳认为，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大学排行榜本身并不能决定大学的竞争力或实力。排行榜是一种第三方的大学评价，评价或排名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它只能揭示客观存在的事实，或者起到某种引导作用。比如，高考学生可以将大学排行榜作为一个信息参考，但不能将其作为选择学校、专业的唯一指标。
同样，这样的“理性”对于大学尤为重要。龚克认为，排行榜必须负起社会责任，接受社会监督，才谈得上“公信”。人们有理由要求大学排行榜所依据的数据可靠、完整而且公开；所依据的评价方法科学、全面并且也要公开。特别是要避免利益关联，若是从被评学校那里要赞助或收费做咨询，就犯了“利益冲突”的大忌，使排行榜失去“诚信”这一生存的基础。现在有的排行榜看起来很精确，评分达到小数点后两位，可是到底用的是什么数据和方法却不公开透明，公众也无从监督。
大学排行榜本身的诱导性、对排行榜的不恰当理解、甚至按排行榜指标“查漏补缺”来办学，会从根本上违背大学自诞生以来积累的自治传统和营造的精神氛围。所以，大学的目光和行动，不能聚焦于大学排行榜所显示的指标，并为了指标而“不择手段”，使大学的成就异化为学术成果的政绩工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既然大学排名是“舶来品”，而国外也有着相对成熟的做法，那么，从操作层面看，借鉴国外做法是可行的。
在美国，自大学排行榜诞生之日起，便有着严格的界定，即大学排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根据编制者确信能够测量或反映大学学术质量或教育质量的某些准则或某一套准则编制的“最佳大学”院校名单。第二，必须按编制者预设的指标，以量化形式为大学排出顺序，其中，每一所大学都必须有自身的位次。第三，必须公开大学排序所用的方法及其数据来源。
美国大学的设置许可权限在政府，而大学教育质量主要是由基准协会组织的认证来保障。这种基准协会是独立于政府、行业间和高校志愿组织的，有很高的声誉。只有通过基准协会的认证，大学才能获得联邦政府的补助。基准协会的认证有严格的程序、科学的标准，以其公正性为社会所信赖。人们认为美国大学日益强大的秘密就在于这种严格的评价系统。
當然，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同时，应该注意这种借鉴需要考虑我国的国情，考虑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尤其不可忽视我国政府主导下的教育评估机制的现实意义及其影响力，它与西方属于两个体制下的评估机制，不可生搬硬套。
做大学排名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在中国这种浩瀚的高教体系、贫瘠的统计数据、信息不透明、舆论监督不透彻的情况下，要想期待中国出现《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或加拿大《麦克林》那样公认的大学排行榜，显然还要等若干年。大学排名有理由存在，但这种存在需要添加太多的“注脚”，需要政府有所作为，排名机构所有担当，社会有所参与。
正如学者所言：既然大学排行榜的积极意义已经了然于胸，那么我们“追溯”被大学排行榜隐去的、开花结果之前的大学的土壤、空气、水、营养和气候，大学需要从适宜的种子开始得到最精心的培育。如此，大学排行榜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会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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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大学排行榜”一览
大学排行榜（University Rankings），是目前世界各国广泛存在的针对各类高等教育院校的排名。大学排行榜由来已久。目前影响力较大的有美国《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最佳大学排行榜、英国《泰晤士报高教副刊》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加拿大《麦克林》周刊的加拿大大学排行榜、日本《钻石杂志》的日本大学排行榜等。
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排行榜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最佳大学排名。该排名始于1983年，广受关注。排名数据来自以下几个途径：向学校发送调查问卷、参考所评选大学的网站、在其他学术界人士间进行民意调查等。
该杂志评选的主要标准包括：在评选某所大学时，请其他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和系主任打分；连续6年的毕业率和大学新生的保留率；学生入学平均成绩；教师工资、教师水平、学生与教师比例、全职教师比例；校友打分，等等。其中，大学在同行中的声望分占比最大，为25%。其次是毕业率和学生保留率，占20%。师资力量占20%。
对于该杂志的排名，美国国内也有不少批评的声音。《旧金山纪事报》曾说，这一排名的核心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哪个大学的基金会钱多。2007年6月，由100多家学院组成的安纳波利斯集团向全国大学校长发表公开信，呼吁不要接受其民意调查。
英国《泰晤士报高教副刊》是与美国《高教记事报》齐名的世界两大英文教育报纸之一。从1986年起，该报每年为英国的大学作一次排名，在英国国内颇具权威性，对英国政府、学界和国民以及海外求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04年11月5日，该报第一次推出了它的全球大学排行榜。
《泰晤士报高教副刊》的全球大学排行榜主要依据5项指标评分，其中“同行评议”占50%，通过对全球88个国家的1300名学者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此一数据；“平均每位教师论文被引用率”和“师生比”各占20%；“国际教师人数所占比例”和“国际学生人数所占比例”各占5%。
加拿大权威的政经综合杂志《麦克林》周刊每年发布一次大学排行榜，至今已有18年，是观察大学水平的重要参照。排行榜每年都出专辑，内容主要是向新生推荐学校、介绍可申请的奖学金及方式等。专辑资金为自筹，至今没有出过“潜规则”方面的丑闻。
加拿大一般学校的有关数据都是公开的，研究机构可以跟踪收集。《麦克林》对大学的评价指标很详细，其中包括为学生服务的直接开支多寡、奖学金的多少、教师程度、图书馆资金规模和学校获得国家科研资金的数额等。“学生成绩”是排行榜考查的首要指标，占到了20％。“教师”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达到18％。
（链接部分参考资料来自2009年5月7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