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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房子已空了几年，木窗有些前倾，仅存的几块玻璃欲掉未掉，像在忍着，推迟落地的时间。拆窗时玻璃掉下，土块一样裂开，声音一点也不清脆。像个歌者，本要高歌一曲，但因为拖得太久，结果没情绪了，变成一声叹息。
我怀疑玻璃是在等什么。可以认为是在等我吗？如果是，就太险了，差点没赶上。如果不是，我咋又能听见它最后的声音？
不用怀疑的，是我一个人的时间，加上玻璃的，也许还有麦子的、稻子的、土豆的……都被我用掉了，一分钟也没剩下。为了赶到这套房子，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在时间上面，我一直节俭。我用它来排队，在各式各样的队列里行进或等待。在我周围，花朵排队开放，人们排队老去。除了排队，我也干不来别的。
在我们那里，一米七以上是理想身高。那样的男人好找媳妇。即便找不到，也能谈几场恋爱。有好多年，我不长个儿，心急火燎地排在后面。前面不断有人插队，队列不见缩短。前院的羊胡子，上嘴唇长毛的那个，原来天天跟我到四队挑井水。洗菜煮饭，一天一挑。头几年，地上两个影子差不多长短。中间隔着两只桶，两个影子抬着走。慢慢地，羊胡子的影子高大起来，把我的挡住了。我走前面，影子压在他的肚子底下。在后面，趴到他的背上。桶倒还是四只，由他一个人挑着。我明明累得滿头大汗，头顶的阳光却没看见，把功劳都算到他的头上。我跟不上他，影子一点点后退，他像在脱掉一件旧衣服。脱完了，把我扔还给阳光。我可怜的影子还是那样的长短，像多年前某个伤心的细节。然后，他身轻如燕，跑到前面插队去了。
不止一次，我想离开队列，消失或者爆炸。麦子五月成熟，稻子八月收割，它们咋不插队呢？我是不是想做一株不安分的稻子？我还在犹豫，屋后的瘸子又恋爱了。他也要插队。他和我差不多高，腿还不方便，按理不该排在前面。可他父亲修了六间瓦房，而我父亲还在草房里排队，我又能有啥办法，只能眼睁睁看见他挽着那个山里女孩在前面晃荡。我感觉，他就是个强盗，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要不要恨一恨走在前面的他们？稻子会恨麦子吗？我真的很想知道。
多年后回村，碰上山里姑娘。她变得又老又胖，把头发染成暗红色，像一个小丑。在她躲闪的眼神里，我夸张地张大了嘴巴，不知算不算对瘸子的报复。
另一个队列，时间拖得更久。小学到大学。大学到单位。单位到这套房子。我累了，想休息一下，再接着排队。
我拿钥匙开了门，随后闻到满屋的霉臭味，听见玻璃的叹息。
二
没想到会碰上房子的前主人——那株排在前面的麦子。她显然走得很随意，留下满屋垃圾，没顾及后来者的感受。对于这样的馈赠或伤害，除了面对，我找不到其他办法。
接连几天，我都在战斗。陈年垃圾的臭味，穿透时空，把嗅觉压得很扁。以致好长一段时间，它都无法承载其他气味。人在后面待久了，的确容易偏激，不只是嗅觉。那么，在前面呢？
最后一天，在阳台上翻出厚厚一沓照片。黑色的，彩色的。她在照片里排着队，一直走到照片之外。
扔进纸袋的那一刻，手缩了回来。一个人的照片，或者说，一个人过去的样子，算不算是垃圾，我很犹豫。如果可以选择，更愿看过去的。现在的，太假。至多，半真半假。当然我也可以当作没看见，把它扔进垃圾桶，让它在风雨里慢慢腐烂。我亲手杀死一段往事，它会尖叫求饶吗？
没有强迫，没有说教，在那个阳光流淌的下午，我突然变得透明，尝试着抵达某种治愈。
在我未来的寝室里，正在闹新房。红花的棉袄，中式的马褂和礼帽，悬在半空咬了一口的苹果，两个相拥的人。我对照了一下，吊苹果的铁钩还在，后来我用它挂帐子。一切如此鲜活，触手可及。
早知道，她在这套房子里成的亲。有了小孩，搬到城里。幸福的花正在开放，先生却查出白血病。花了几十万做骨髓移植，人还是走了。她又带着小孩，移民到加拿大。
她排队到达的地方，对我太过遥远。我休息好了，也排不到那里。但我还是要为她祝福。因为她的新房在我的寝室里，那是我们共同的幸福之地。那里只能装下忠贞、浪漫、热闹、喜庆。记得到单位领钥匙，有人提醒，房子不吉利，劝我放弃。我差点动摇。我的祝福来得正是时候，我想用来抵抗恐惧。
她的先生瘦削，像古画里的人物。我猜，他的负重能力不行，比羊胡子差多了。他到城里时，带着病。如果像有人说的一样，病是从这套房子里带走的，我得感谢他，替我挡住了一场来自前方的灾难。以前，比他强壮的羊胡子，是不是也像这样，替我挡过什么？
在那个拆掉了木窗、袒露一切的阳台，我平生第一次关心两个排在前面的人。看着那两株麦子，说不出的亲近。
我找来新买的铁盆，点燃照片，放到里面。盆是用来洗脸的，那些过去的样子，与脸有关的美好，在火光中，排着队走远。
三
出了门，又回到队列里。时间的油箱也重新注满。在这栋楼中，我再次成了尾巴。四楼中心校的老师已退休。她在这里养大了两个女儿，女儿们又有了孩子，其中一个还忙里偷闲离过一次婚。三楼在子弟校教数学，有一个爱泡网吧的儿子。我在二楼，对面是个胖医生。还有一楼，还有另外一个单元……每一个人，都在我前面。
这个队列有二十四户人家，几十个人。比起我以前排的，它展示的是更长的时间跨度。也就是说，我将在这里，用掉无数个下午。数量巨大，说实话，我心里没啥底。
离我最近的，是一个女孩。整栋楼，就数她小，排的时间短。才读初二，已有一个男生天天迎送。在二三楼的拐角，两人拥抱，抚摸，接吻。我看了一眼，她骂：臭流氓，看啥看。她站在台阶上，像只愤怒的小鸟，向我表达高度不到两米的高傲。那时我就想，当初山里女孩的高傲又是几米？她咋不表达？好话坏话，我都听不到一句。
不打扰她了，转身下楼，看她外婆在小巷里写的粉笔字：“随地大小便，全家死完”“出门撞车”“畜生不如”。不像是老师写的。来此大小便的人，多在夜间，不好拉在大街上，羞耻之心尚存。黑灯瞎火的，也看不见墙上的字。她上下四楼，一次一次地写，又有啥用。除非她写：“臭流氓，滚出去。”但自始至终，她都没写。 回头继续再看。女孩的肚子大了起来。肚子小了下去。三十多岁了，还是单身。开着一辆红色的车，在镇上载客。有一段时间，电视报道女司机被杀。我在巷口搜索那辆红车。有一天，看见她停在那里，抽着烟，在想事情。她手上的烟，像是另一根手指。在她外婆那里，则是一支粉笔。香烟排在粉笔后面，模仿或假装成白色。
走过车旁，突然闻到强烈的香水味。我盯着她看了几秒钟，一阵晕眩。关注，偷窥，诱惑，羞耻……我，一个中年男人多么忙碌。如果她把我点燃，我这支人形香烟的底色是雪白、灰白，还是黑色？
但她没反应。她的表达系统已不能识别我。那一刻，属于尾巴的孤独，闪电般穿透了我。那么多年，我努力向前，它还是追了上来。还有人在看我吗？或者我去看过他？
三楼的男孩，什么时候走出网吧，在一个单位开车。又在哪天，找到能干的妻子—— 一个大堂经理，五星级酒店的。这些事，已经在他对我的忽视下发生了。我不能要求他再为我发生一次。对面的胖医生瘦得不成人形，我也是离开前才知她得了重病。她和三楼的老师一次一次来找我，收取疏通化粪池的费用。你来了就堵了，她俩总是说。好像那么多年，我专门在干这样一件坏事。我像只偷食的狗，还没开始偷东西，就被人堵在逼仄的角落里，出不来。我堵管道，他们堵我，整栋楼的人还干不干其他事情？我想说，谁来看看我，不然我变成好人，都没人知道。
阳台上，当年安的钢窗已朽了。接下来该换成塑钢。总有窗子包围着那里，而玻璃正是帮凶。像我一样，阳台一直想逃离。
突然明白，那几块玻璃为啥在等待。
四
离开的那一年，一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搬进一楼。跟着进来的，还有他的母亲、妻子、两个女儿。高高矮矮，拖拖沓沓，组成一截细长的尾巴，接替了我的位置。
那时，我已准备到城里排队，注意力自然不在他的身上。这一点，还不如那个女孩。恋爱中的她那么忙，都抽空骂了我一句。而我只是给他留下一个总在堵的管道、一群朝夕相处的陌生人。那些我来不及干的坏事，也只好让他接着干了。
偶尔，我回望两眼，用自己曾经讨厌的目光，去剪接他的日常。那个趾高气扬的虚偽势利的视点，并没因我改变。我明显高估了自己治愈的能力。
他的店开在小巷口，我第一个上门。两条尾巴之间，有些在低处延展的根须，毕竟不能一刀两断。半推半就之后，我接受了水果的便宜和新鲜。说不上受之有愧，也没感觉心安理得。
我，很快成了我们。附近的人，也来店里了。水果多了起来，红的几堆，黄的几堆。绿的去了，紫的又来。好像水果在排着队讨好我们。我却带头在那里挑挑拣拣，一次一次拿起它们，刀削牙咬，剥皮挖心。在水果面前，我发现自己是个凶狠的人。
光便宜还不够，他还特别优惠楼里的人。这已不单纯是一种营销手段。在那套零乱拥挤的房子里，一定也有一个下午，他看见了什么。他眼睛贼亮，比我看得更远。他的妻子，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我辨别水果。闻一闻，她说，香的就买。不说话时，她把嘴闭得很紧，挤出两个酒窝。酒窝里装的热情还剩多少，没人知道。
进出小巷，我已不看墙壁上的粉笔字。有三双眼睛盯着我的眼睛，我躲不开。他的母亲和大女儿，静静坐在楼梯口，连成三角形的底边。小女儿在顶点爬着，用身体游戏或作画。画有名字：童真。不止一次，她爬到我面前，仰起肮脏的小脸对我笑，一对黑眼珠清澈如水。我居高临下，不知所措。想把手伸进画里抱一抱呢，她那么脏。不抱，她又那样可爱。我赶紧绕开，逃跑了。
她继续爬着，继续对人笑。在小巷之外，有一个幸运的倒霉蛋正在往这里赶。她立起身，一天天长高，站在楼梯口，最后一次回头。她说啥呢？两个不同时空的女孩，她们的声音会重叠吗？
春节前，年轻人果然干了一件坏事。住在另外一个单元的店主，收回了铺面，自己开店。你把租金整涨了，他说。的确，水果店生意一好，旁边理发的，卖小面的，也跟着涨了房租。年轻人交不出钱，只好投降。害了自己，还连累了别人。
他有三天时间处理店里的水果。我去买了一堆香蕉，临走说了一句，他们该感谢你的，你盘活了铺子。他要再听多的话，我也没有了。
那堆香蕉，没吃完就烂掉了。在水果中，香蕉瘦高瘦高的，动作敏捷，不至于落在后面。我承认，是我把它耽误了。
夺命洋芋——店主的新店如期开张。芋香四溢里，小伙子去了城里的水果批发市场，每天和妻子早出晚归。他的命还在，没被夺走。我好像看到了一条与自己有点不同的尾巴。
他真的不同吗？
五
我现在住的地方，楼房林立。一栋楼，一个队列。尾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相信，也多了阳台和阳光明媚的下午。
也就是这时候，我开始怀疑自己尾巴的身份。我所在的电梯楼有两百多户，近千人的队列。不出意外，一个人只能认识其中一部分人，知道这部分人到达的时间。那么，问题来了：这栋楼的尾巴是谁，可能永远没人知道。如果这样，我还要不要在乎自己是不是尾巴？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是每一个排到这里的人。追问下去，也许就能找到尾巴的秘密。
看着曾经熟悉的孤独、怨恨、愤怒……好像突然之间，我就不能确定，它们是不是我的。认领或者拒绝，我都拿不出证据。其他人，自然也拿不出来。尾巴渐多的世界，尾巴的身份又越来越暧昧不清。至少在这栋楼里，再也没人能理直气壮地把我当成尾巴。同样，我也不能理直气壮地像尾巴一样耍小脾气，动不动就去恨一个人了。
在我后面排到城里的，会不会也是这样？
那些女孩……那些死去的、活着的、年轻的、衰老的……在阳光流淌的下午，我倒是可以继续送去祝福。这样说可能有点矫情，但是我没多的选择。好像只剩下祝福，不需要证据了。
责任编辑：沙爽
房子已空了几年，木窗有些前倾，仅存的几块玻璃欲掉未掉，像在忍着，推迟落地的时间。拆窗时玻璃掉下，土块一样裂开，声音一点也不清脆。像个歌者，本要高歌一曲，但因为拖得太久，结果没情绪了，变成一声叹息。
我怀疑玻璃是在等什么。可以认为是在等我吗？如果是，就太险了，差点没赶上。如果不是，我咋又能听见它最后的声音？
不用怀疑的，是我一个人的时间，加上玻璃的，也许还有麦子的、稻子的、土豆的……都被我用掉了，一分钟也没剩下。为了赶到这套房子，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在时间上面，我一直节俭。我用它来排队，在各式各样的队列里行进或等待。在我周围，花朵排队开放，人们排队老去。除了排队，我也干不来别的。
在我们那里，一米七以上是理想身高。那样的男人好找媳妇。即便找不到，也能谈几场恋爱。有好多年，我不长个儿，心急火燎地排在后面。前面不断有人插队，队列不见缩短。前院的羊胡子，上嘴唇长毛的那个，原来天天跟我到四队挑井水。洗菜煮饭，一天一挑。头几年，地上两个影子差不多长短。中间隔着两只桶，两个影子抬着走。慢慢地，羊胡子的影子高大起来，把我的挡住了。我走前面，影子压在他的肚子底下。在后面，趴到他的背上。桶倒还是四只，由他一个人挑着。我明明累得滿头大汗，头顶的阳光却没看见，把功劳都算到他的头上。我跟不上他，影子一点点后退，他像在脱掉一件旧衣服。脱完了，把我扔还给阳光。我可怜的影子还是那样的长短，像多年前某个伤心的细节。然后，他身轻如燕，跑到前面插队去了。
不止一次，我想离开队列，消失或者爆炸。麦子五月成熟，稻子八月收割，它们咋不插队呢？我是不是想做一株不安分的稻子？我还在犹豫，屋后的瘸子又恋爱了。他也要插队。他和我差不多高，腿还不方便，按理不该排在前面。可他父亲修了六间瓦房，而我父亲还在草房里排队，我又能有啥办法，只能眼睁睁看见他挽着那个山里女孩在前面晃荡。我感觉，他就是个强盗，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要不要恨一恨走在前面的他们？稻子会恨麦子吗？我真的很想知道。
多年后回村，碰上山里姑娘。她变得又老又胖，把头发染成暗红色，像一个小丑。在她躲闪的眼神里，我夸张地张大了嘴巴，不知算不算对瘸子的报复。
另一个队列，时间拖得更久。小学到大学。大学到单位。单位到这套房子。我累了，想休息一下，再接着排队。
我拿钥匙开了门，随后闻到满屋的霉臭味，听见玻璃的叹息。
二
没想到会碰上房子的前主人——那株排在前面的麦子。她显然走得很随意，留下满屋垃圾，没顾及后来者的感受。对于这样的馈赠或伤害，除了面对，我找不到其他办法。
接连几天，我都在战斗。陈年垃圾的臭味，穿透时空，把嗅觉压得很扁。以致好长一段时间，它都无法承载其他气味。人在后面待久了，的确容易偏激，不只是嗅觉。那么，在前面呢？
最后一天，在阳台上翻出厚厚一沓照片。黑色的，彩色的。她在照片里排着队，一直走到照片之外。
扔进纸袋的那一刻，手缩了回来。一个人的照片，或者说，一个人过去的样子，算不算是垃圾，我很犹豫。如果可以选择，更愿看过去的。现在的，太假。至多，半真半假。当然我也可以当作没看见，把它扔进垃圾桶，让它在风雨里慢慢腐烂。我亲手杀死一段往事，它会尖叫求饶吗？
没有强迫，没有说教，在那个阳光流淌的下午，我突然变得透明，尝试着抵达某种治愈。
在我未来的寝室里，正在闹新房。红花的棉袄，中式的马褂和礼帽，悬在半空咬了一口的苹果，两个相拥的人。我对照了一下，吊苹果的铁钩还在，后来我用它挂帐子。一切如此鲜活，触手可及。
早知道，她在这套房子里成的亲。有了小孩，搬到城里。幸福的花正在开放，先生却查出白血病。花了几十万做骨髓移植，人还是走了。她又带着小孩，移民到加拿大。
她排队到达的地方，对我太过遥远。我休息好了，也排不到那里。但我还是要为她祝福。因为她的新房在我的寝室里，那是我们共同的幸福之地。那里只能装下忠贞、浪漫、热闹、喜庆。记得到单位领钥匙，有人提醒，房子不吉利，劝我放弃。我差点动摇。我的祝福来得正是时候，我想用来抵抗恐惧。
她的先生瘦削，像古画里的人物。我猜，他的负重能力不行，比羊胡子差多了。他到城里时，带着病。如果像有人说的一样，病是从这套房子里带走的，我得感谢他，替我挡住了一场来自前方的灾难。以前，比他强壮的羊胡子，是不是也像这样，替我挡过什么？
在那个拆掉了木窗、袒露一切的阳台，我平生第一次关心两个排在前面的人。看着那两株麦子，说不出的亲近。
我找来新买的铁盆，点燃照片，放到里面。盆是用来洗脸的，那些过去的样子，与脸有关的美好，在火光中，排着队走远。
三
出了门，又回到队列里。时间的油箱也重新注满。在这栋楼中，我再次成了尾巴。四楼中心校的老师已退休。她在这里养大了两个女儿，女儿们又有了孩子，其中一个还忙里偷闲离过一次婚。三楼在子弟校教数学，有一个爱泡网吧的儿子。我在二楼，对面是个胖医生。还有一楼，还有另外一个单元……每一个人，都在我前面。
这个队列有二十四户人家，几十个人。比起我以前排的，它展示的是更长的时间跨度。也就是说，我将在这里，用掉无数个下午。数量巨大，说实话，我心里没啥底。
离我最近的，是一个女孩。整栋楼，就数她小，排的时间短。才读初二，已有一个男生天天迎送。在二三楼的拐角，两人拥抱，抚摸，接吻。我看了一眼，她骂：臭流氓，看啥看。她站在台阶上，像只愤怒的小鸟，向我表达高度不到两米的高傲。那时我就想，当初山里女孩的高傲又是几米？她咋不表达？好话坏话，我都听不到一句。
不打扰她了，转身下楼，看她外婆在小巷里写的粉笔字：“随地大小便，全家死完”“出门撞车”“畜生不如”。不像是老师写的。来此大小便的人，多在夜间，不好拉在大街上，羞耻之心尚存。黑灯瞎火的，也看不见墙上的字。她上下四楼，一次一次地写，又有啥用。除非她写：“臭流氓，滚出去。”但自始至终，她都没写。 回头继续再看。女孩的肚子大了起来。肚子小了下去。三十多岁了，还是单身。开着一辆红色的车，在镇上载客。有一段时间，电视报道女司机被杀。我在巷口搜索那辆红车。有一天，看见她停在那里，抽着烟，在想事情。她手上的烟，像是另一根手指。在她外婆那里，则是一支粉笔。香烟排在粉笔后面，模仿或假装成白色。
走过车旁，突然闻到强烈的香水味。我盯着她看了几秒钟，一阵晕眩。关注，偷窥，诱惑，羞耻……我，一个中年男人多么忙碌。如果她把我点燃，我这支人形香烟的底色是雪白、灰白，还是黑色？
但她没反应。她的表达系统已不能识别我。那一刻，属于尾巴的孤独，闪电般穿透了我。那么多年，我努力向前，它还是追了上来。还有人在看我吗？或者我去看过他？
三楼的男孩，什么时候走出网吧，在一个单位开车。又在哪天，找到能干的妻子—— 一个大堂经理，五星级酒店的。这些事，已经在他对我的忽视下发生了。我不能要求他再为我发生一次。对面的胖医生瘦得不成人形，我也是离开前才知她得了重病。她和三楼的老师一次一次来找我，收取疏通化粪池的费用。你来了就堵了，她俩总是说。好像那么多年，我专门在干这样一件坏事。我像只偷食的狗，还没开始偷东西，就被人堵在逼仄的角落里，出不来。我堵管道，他们堵我，整栋楼的人还干不干其他事情？我想说，谁来看看我，不然我变成好人，都没人知道。
阳台上，当年安的钢窗已朽了。接下来该换成塑钢。总有窗子包围着那里，而玻璃正是帮凶。像我一样，阳台一直想逃离。
突然明白，那几块玻璃为啥在等待。
四
离开的那一年，一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搬进一楼。跟着进来的，还有他的母亲、妻子、两个女儿。高高矮矮，拖拖沓沓，组成一截细长的尾巴，接替了我的位置。
那时，我已准备到城里排队，注意力自然不在他的身上。这一点，还不如那个女孩。恋爱中的她那么忙，都抽空骂了我一句。而我只是给他留下一个总在堵的管道、一群朝夕相处的陌生人。那些我来不及干的坏事，也只好让他接着干了。
偶尔，我回望两眼，用自己曾经讨厌的目光，去剪接他的日常。那个趾高气扬的虚偽势利的视点，并没因我改变。我明显高估了自己治愈的能力。
他的店开在小巷口，我第一个上门。两条尾巴之间，有些在低处延展的根须，毕竟不能一刀两断。半推半就之后，我接受了水果的便宜和新鲜。说不上受之有愧，也没感觉心安理得。
我，很快成了我们。附近的人，也来店里了。水果多了起来，红的几堆，黄的几堆。绿的去了，紫的又来。好像水果在排着队讨好我们。我却带头在那里挑挑拣拣，一次一次拿起它们，刀削牙咬，剥皮挖心。在水果面前，我发现自己是个凶狠的人。
光便宜还不够，他还特别优惠楼里的人。这已不单纯是一种营销手段。在那套零乱拥挤的房子里，一定也有一个下午，他看见了什么。他眼睛贼亮，比我看得更远。他的妻子，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我辨别水果。闻一闻，她说，香的就买。不说话时，她把嘴闭得很紧，挤出两个酒窝。酒窝里装的热情还剩多少，没人知道。
进出小巷，我已不看墙壁上的粉笔字。有三双眼睛盯着我的眼睛，我躲不开。他的母亲和大女儿，静静坐在楼梯口，连成三角形的底边。小女儿在顶点爬着，用身体游戏或作画。画有名字：童真。不止一次，她爬到我面前，仰起肮脏的小脸对我笑，一对黑眼珠清澈如水。我居高临下，不知所措。想把手伸进画里抱一抱呢，她那么脏。不抱，她又那样可爱。我赶紧绕开，逃跑了。
她继续爬着，继续对人笑。在小巷之外，有一个幸运的倒霉蛋正在往这里赶。她立起身，一天天长高，站在楼梯口，最后一次回头。她说啥呢？两个不同时空的女孩，她们的声音会重叠吗？
春节前，年轻人果然干了一件坏事。住在另外一个单元的店主，收回了铺面，自己开店。你把租金整涨了，他说。的确，水果店生意一好，旁边理发的，卖小面的，也跟着涨了房租。年轻人交不出钱，只好投降。害了自己，还连累了别人。
他有三天时间处理店里的水果。我去买了一堆香蕉，临走说了一句，他们该感谢你的，你盘活了铺子。他要再听多的话，我也没有了。
那堆香蕉，没吃完就烂掉了。在水果中，香蕉瘦高瘦高的，动作敏捷，不至于落在后面。我承认，是我把它耽误了。
夺命洋芋——店主的新店如期开张。芋香四溢里，小伙子去了城里的水果批发市场，每天和妻子早出晚归。他的命还在，没被夺走。我好像看到了一条与自己有点不同的尾巴。
他真的不同吗？
五
我现在住的地方，楼房林立。一栋楼，一个队列。尾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相信，也多了阳台和阳光明媚的下午。
也就是这时候，我开始怀疑自己尾巴的身份。我所在的电梯楼有两百多户，近千人的队列。不出意外，一个人只能认识其中一部分人，知道这部分人到达的时间。那么，问题来了：这栋楼的尾巴是谁，可能永远没人知道。如果这样，我还要不要在乎自己是不是尾巴？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是每一个排到这里的人。追问下去，也许就能找到尾巴的秘密。
看着曾经熟悉的孤独、怨恨、愤怒……好像突然之间，我就不能确定，它们是不是我的。认领或者拒绝，我都拿不出证据。其他人，自然也拿不出来。尾巴渐多的世界，尾巴的身份又越来越暧昧不清。至少在这栋楼里，再也没人能理直气壮地把我当成尾巴。同样，我也不能理直气壮地像尾巴一样耍小脾气，动不动就去恨一个人了。
在我后面排到城里的，会不会也是这样？
那些女孩……那些死去的、活着的、年轻的、衰老的……在阳光流淌的下午，我倒是可以继续送去祝福。这样说可能有点矫情，但是我没多的选择。好像只剩下祝福，不需要证据了。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