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亚（Noah）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时候，年仅12岁，好在他的父亲—菲尔·沃尔夫森（Phil Wolfson），是加州马林县的一位精神病学家。然而，沃尔夫森专业的医学素养，也未能让这个家庭幸免于难。治疗期间的痛苦经历，化作事后绵长的伤痛记忆，在这个家庭中萦绕不去。他们和其他众多不幸家庭一样，在现代医学的“悖论”中苦苦挣扎：旨在挽救生命的治疗手段，却让幸存者在治疗过程中饱受创伤。
　　癌症及其他致命疾病的确诊，会给患者带来强烈的焦虑与绝望。震惊、害怕、痛苦，以及不得不忍受一个接一个的损伤性手术，都是对病人及其家人的沉重打击，再加上对复发和死亡的恐惧，让他们完全陷入“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TSD）。沃尔夫森的亲身经历和他的病人的普遍遭遇，让他意识到这种心理创伤具有极为广泛的临床意义，以至于可以将其诊断为一种全新的疾病：“致命疾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何为PTSD

　　PTSD经常与军事战争、性侵犯、事故和灾难相关。暴露在这种创伤中会引发人体激素的大量分泌，使得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这帮助人们对迫在眉睫的威胁作出适当反应—“或战斗，或逃跑”。这种应激反应，对生存至关重要，但是，当威胁过去之后，可能会导致身体机能失调，并患上PTSD。
　　毫无疑问，被诊断患有致命疾病会导致一种心理创伤。然而，自1980年以来，PTSD的定义和诊断标准一直处于争论当中。当时，《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正式将这一术语作为一种焦虑症收录其中。可能导致PTSD的创伤应激源（traumatic stressor），包括自然灾害、事故、他人故意行为造成的严重人身伤害（如侵犯或酷刑），以及军事战争。在随后的第四版中，“致命疾病”作为新的创伤应激源，被添加进去。然后，第五版将创伤应激源重新定义为“突发的灾难性事件”，例如在手术期间醒来。

　　美国有近1700万癌症幸存者，按照6%的比例计算，超过100万人可能患有PTSD。

　　PTSD的核心症状包括：侵入性噩梦、往事闪回、关于创伤的其他记忆;有意识地回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地点、人或情境;情绪和认知的改变，如易怒、过分内疚与羞耻感，以及记忆问题;容易苏醒或无法放松，恐慌发作、暴怒和失眠。
　　起初，沃尔夫森对诺亚身上表现出来的迹象并不在意，多年的医学训练也没能让他意识到灾难性疾病在自己儿子身上降临，直到诺亚出现了无法解释的流血、头痛和极度疲劳。他带诺亚去见一位同事，这位同事给诺亚抽了一份血样，然后，便找来了一位儿科肿瘤学家。
　　健康人应该有15万个以上的血小板，少于2万个会危及生命，而诺亚只有1.4万个。医生解释说，治疗癌症的药物会让诺亚变得非常虚弱，但是，这对拯救他的生命至关重要。
　　罗伯·科尔（Rob Cole）也有相似的经历。他在加利福尼亚的核桃溪（Walnut Creek）经营着自己的产科业务。当时，一位女性注意到他头顶上有一个黑斑。随后，一位肿瘤专家证实了他的恐惧：第二期黑色素瘤。外科医生切除了病变周围的一大片组织，以及一个淋巴结，好在淋巴结是阴性的，科尔有80%的生存机会。第一次手术后，他觉得自己像漂浮在半空中一样没有着落，他害怕黑色素瘤复发。
　　果然，肿瘤扩散到了他的脖子。科尔忍受了所谓的根治性颈部清扫术（radical neck dissection），被移除了几组淋巴结，以及周边的肌肉、颈静脉和控制右臂的神经。然后，他开始接受放射和干扰素的治疗，以提高免疫系统对癌症的反應。他查阅了大量文献，意识到自己的生存概率并不大，而右臂活动能力的丧失让他无法继续原先的产科业务，只得将它变卖。
　　一年半之后，他的黑色素瘤恶化了，但是，他反倒为此松了一口气：“当我成为第四期患者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不会再被肢解了。我将接受全身性的整体治疗，不必再忍受手术刀的摧残。”
　　随后，科尔在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接受了创新性的免疫治疗。他不得不让肿瘤生长到高尔夫球的大小，这样，临床医生才可以获取他的免疫细胞，筛选出它们的抗肿瘤反应，在实验室中培养，再将它们重新注入他的静脉。目睹和触摸自己身上的肿瘤让人颇感不安，想象着癌症正在一点点吞噬自己的身体，科尔感觉“每分每秒”都浸淫在恐怖之中。

　　现代医疗技术给了幸存者更多的生命，但并没有关注这些额外争取来的生命时间是否值得一过。

　　睡眠能带来情绪上的些许缓解，但是恐惧却在每次醒来时如期而至。手臂上猖獗的肿瘤一次次地提醒他：自己已经是第四期癌症患者，仅余几个月的生命。科尔说：“这种感受太可怕了，恐惧一直笼罩着你，即使现在肿瘤已经消失。”
　　有一天，当他在NCI等待扫描结果时，医生把门关上了。“当扫描结果良好时，诊室的门会一直开着，但是这次，门被关上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告诉我将放弃对我的治疗，而我将不久于人世。”这一场景如今仍然让他禁不住流泪。最后，科尔尝试了另一种能触发抗肿瘤免疫反应的药物ipilimumab，他的病情终于稳定了下来。

临床治疗的有益视角

　　与内心创伤的抗争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观念，会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人际关系，并提高面对逆境的复原力。
　　心理学家一直在讨论“创伤后成长”的存在和普遍性，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正式研究，正如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名言：“不能将我们杀死的，都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但是，致命疾病的确诊会让你每时每刻处在焦虑之中。如今，科尔在一家临终关怀机构从事姑息治疗相关工作，他深知病人的这种感受—需要专门的照护来处理他们的痛苦。
　　对癌症幸存者中PTSD的评估有不同的手段。在2017年的《柳叶刀·精神病学》中，帕洛阿尔托大学早期干预诊所的主任和癌症相关创伤应激专家马修·科多瓦，与他的同事一起，使用最严格的诊断标准，在大约6%的癌症幸存者中发现了这种病症。如果基于患者的自我描述（这通常会产生更高的比率），大约有28%的患者存在PTSD症状。
　　截至2019年1月，美国有近1700万癌症幸存者，按照6%的比例计算，超过100万人可能患有PTSD。这其中还不包括数百万中风、严重烧伤或其他致命疾病的幸存者。
　　一些专家认为，用PTSD来界定人们面对致命疾病所受的心理创伤，并不十分合适。而科多瓦觉得这是一个有益的视角，因为它有助于临床医生支持和治疗病人，鼓励他们处理自己经历的遭遇，并帮助他们调整自己的观念想法、焦虑水平、自我形象，而这些工作与我们面对一般的PTSD患者时非常相似。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海伦·迪勒家庭综合癌症中心的心理肿瘤学主任黛安·舒马伊说：“有创伤的人在重新面对创伤时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他们沉浸在这种经历中，就像房子着火了，他们必须马上做些什么。以这种身体应激水平，对事情做出持续的反应，是非常累人的。”
　　在所有与致命疾病相关的PTSD研究中，关于如何更好治疗的研究仍然缺乏。在《柳叶刀·精神病学》中，科多瓦援引了一些研究成果，表明谈话治疗可以减少乳腺癌患者的侵入性想法，但也警告不要对正在经受创伤的癌症相关PTSD患者，使用普通的PTSD治疗手段。他说：“在一些人看来，他们的侵入性想法，和他们经历过的遭遇较少关联，而是在担忧不得不再次经历的事情。”

MDMA辅助心理治疗

　　在诺亚被诊断患有白血病五周后，沃尔夫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触碰敏感、情绪敏感、抑郁、虚弱，没有动力去对抗他的疾病，但是有动力和我们一起战斗。”
　　痛苦是传染性的，它让诺亚的母亲几近绝望，让他的父亲陷入无底深渊。
　　诺亚留下了自己的日记，其中一部分于1989年发表在《家庭圈》杂志上。诺亚在第一次复发后写道：“我不能否认，这种疾病正在吞噬我童年的全部时光，然后用噩梦、疼痛和痛苦将它填满。”
　　导管植入胸腔令他十分不安。“这个不可避免的身体特征，将一直提醒我自己的处境，虽然它能挽救我的生命，但我的身体却竭力抗拒它。”化疗没有阻止再一次复发。诺亚选择骨髓移植，但没有如愿，于1988年去世，他的17岁生日还差3个月就到了。
　　几十年过去了，沃尔夫森依然记得，在一次去塔霍的路上，诺亚的嘴唇开始不受控制地流血，这是一个充满恐惧的征兆。沃尔夫森在《諾伊：关于爱、生命、疾病和死亡的父子之歌》（2011年）书中写道：“这些事情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每个创伤点都在我的意识中闪烁。”
　　沃尔夫森说：“我是一名PTSD患者，尽管已经过去很多年，但我现在依然是。这让我对有类似遭遇的人感同身受。这将是持续我一生的工作：如何尽可能地去治愈它。”
　　氯胺酮和MDMA（也称摇头丸），是这项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MDMA在1985年被认定为非法药物，因为它医疗效用不强，却有很高的成瘾风险。然而，心理治疗师一直都知晓，MDMA不仅能增强情绪、建立信任，还能软化防御机制、缓解焦虑，让患者消除无法重新面对创伤的恐惧感，这是成功治疗的关键。
　　沃尔夫森说：“它打开了心灵的大门，让人不再回避自己的感受，不再压抑，从而更容易接纳令人痛苦的记忆和情绪。”
　　沃尔夫森的病人卸下包袱，直面自己心灵的痛苦，审视疾病是如何扰乱自己的生活、侵害自身价值、摧毁曾经的职业。当他们能面对自己最深层恐惧的时候，沃尔夫森就可以制定出治疗方案，减轻痛苦和焦虑。
　　除此之外，迷幻药还改变了治疗师和患者的互动过程。它让病人走上一段深刻而陌生的内心旅程，而这意味着治疗师必须花几个小时帮助病人处理出现的问题，并陪伴他们直至药效消失。

　　沃尔夫森说，与主流商业心理治疗的“50分钟”时间单元不同，氯胺酮的药效可持续4小时，MDMA可持续8小时。他补充说，传统的治疗也能产生结果，“但是，迷幻药能更快、更深入地让病人进入状态”。
　　MDMA已被证明是如此有效，以至于最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通过一项“同情用药”计划，为患者开了绿灯。
　　由于MDMA作为非法药物的时间较久，PTSD患者在传统的治疗方法之外，更有可能找到使用氯胺酮的治疗师。
　　科尔正在考虑把氯胺酮纳入他的临终关怀实践。他说，与病人每天服用的诸如百忧解之类的抗抑郁药不同，氯胺酮在三到四次疗程后能提供持续性的缓解，而不会“彻底改变他们的日常神经化学”。
　　他自己经历了三次氯胺酮辅助心理治疗，以处理他与黑色素瘤抗争经历所带来的挥之不去的梦魇。“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沃尔夫森希望这一新的诊断将催生新的治疗方法，并构建一支全新的专业人员队伍来应对致命疾病。现代医疗技术给了幸存者更多的生命，但并没有关注这些额外争取来的生命时间是否值得一过。现在，是时候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