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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中外，文字中一个“金”字，都有“极品”、“优秀品”的意思，比如“流金岁月”、“怀旧金曲”、“黄金时代”、“金饭碗”……可见黄金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因为黄金是公认的财富象征，相对薄薄的纸币，它沉甸甸、黄澄澄，很有种财力的“质”的感觉，故而它的价值虽是浮动的，但在老百姓心目中，黄金保值的概念，固若金汤。
因为黄金是可以分割的，不像地产、企业，极具灵活性和流动性，因而对一般草根平民，也可以发发黄金梦。
黄货大黄鱼小黄鱼
大上海生活指数高，对一般上海百姓，一堂红木家什加一幢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子产权再加点黄货私蓄，已很可以称为殷实人家。上海人虽有海派之称，为人好客手势大方，但要紧关头还是很恪守祖训：不露财。所以老上海方言，也很生动地反应出这一点。比如，上海人称红木家什为“老虎脚爪”，黄金首饰含糊称其为“黄货”，大小金条称为“大黄鱼”、“小黄鱼”，很有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调侃和见多不怪的冷面滑稽之味道：
“阿拉从前也是‘该’（有）过铜钿的，全堂客堂家什都是老虎脚爪呢……”
“伊拉7号老太太手里有点黄货的，难怪几个媳妇女儿都黄包车样盯牢伊……”
“……喏，大家在茶馆店讲斤头，伊拿出几根小黄鱼摆平……”
这种小百姓的形象对话，很能反映当时的民生状况。
一般讲，大黄鱼为旧秤十两，小黄鱼为旧秤一两。
不过，听家中老人讲，“黄货”、“大黄鱼”之说源自白相人流氓切口，后流传在草根市井之口，一般斯文上等上海人，则比较委婉地称为“金首饰”或“条子”。金条是舶来品，因工艺好、易放置，很快代替金元宝、金锭。
相比企业、地产，黄金因为是可以分割，比较灵活。所以，对上海老百姓，黄金梦不是白日梦，只要省吃俭用、勤勤恳恳，是可以梦想成真的。故而老百姓们往往喜欢将从牙缝中省下的钱兑成黄金，小到耳环金牙金顶针箍，大至金条甚至金砖，都可以拥有。当然对一般小百姓，金条金砖是望尘莫及，但金戒指金项链，还是不难的。因为保值，金戒指金镯头对老百姓的意义，远远超过其修饰作用，所以统称为“黄货”，而不是“金首饰”。
因足赤黄金颜色太过亮晃晃黄澄澄，太过弹眼落睛，而且24K金质很软，根本不可能作任何复杂工艺，所以一般做工都比较粗糙，戴在身上显得很粗俗。
当然，也有专门饰金，那就是俗话说的洋金，为18K甚至14K，可以做镶、嵌、切割等工艺。因此，工艺的成本往往比24K金高，但不能作硬通货流通，故而已无保值之用（除非镶有钻石、翡翠）。社会上真的有身价有品味的女性，首饰自然是首选洋金。一般劳动妇女，如工厂女工、奶妈保姆，既要修饰更要保值，往往就买加工最简单的24K金。
老上海人家的奶妈保姆不如今天流动性如此大，往往一做就是半辈子一辈子，更有婆媳两代、母女两代共服务一个东家，雇主关系很密切。老上海住家保姆包吃包住，工钱不大，但每年中秋年终，相当现在的发年终奖，时兴做春冬两套衣服，再就是必定会在金楼替她们打点足赤金首饰。这或者也因为，女佣奶妈走在人前平头整面，也是东家的面子关系吧。旧上海的女工也是如此，相对那些没有工作的女性，她们是职业女性，如那时的纺织厂女工、香烟厂女工，只要是单身，没有家庭负担，而且工龄又长，省吃俭用，多多少少也可储点金戒指、金耳环等小金饰。所以旧时从保姆到女工，只要不是环境太差，一般都会有点黄货傍身。
此外，小孩子百日、满月，时兴送金锁片金木鱼，老上海金楼还有金饭碗金筷子，尺寸规格从迷你到普通样式齐备，因金子有吉祥喜庆之解，寓蕴一份祝福，所以这些都是送给小孩子生日的礼物。老上海人家都相信老字号金楼，如老凤祥、裘天宝，皆因有信誉。
黄金传奇
老上海一般戴那种又粗又沉的足赤金链条、金手链的男人，都被视为不大正派的白相人。民间认为金可压邪，所以如包打听、殡葬业这些在旧社会都为黑道人物，都习惯镶金牙或戴又粗又沉的金首饰。
据92岁的前英商怡和公司任职的老上海方守成先生回忆，老上海的银行，早先有黄金买卖业务，每天公布黄金市价。一般上海人相信金子保值，钞票储到一定数目后，就到银行购买金子储存起来。黄金货币的种类有金元、金条、金砖等。黄金交易所是不进行现货交易的，只是像如今做期货一样炒作金价。后来日本人来了，上海沦为孤岛，黄金价只上不下，有价无市，银行停止了黄金买卖交易。如欲交易金条金砖，则只能到黑市，专门从事这种交易的称为掮客。一般市民都是通过掮客从事金子买卖。而专做金子买卖的掮客，上海人形容为“脸孔一面毛、一面光”、“红眼睛绿眉毛”，皆因黄金交易内里黑幕重重，能在里面出出入入的都非等闲之辈，其中不少为犹太人。
上世纪20年代起，美金英镑等外汇开始显示出其保值又流动灵活的优越性，随着上海越来越西方化，一些较开放的上海人宁可储备美钞等外汇。敌伪时期，当局严格控制黄金自由买卖，加上投机商囤积物资，物价飞涨，市场交易只认黄金美钞（美钞之所以称美金大约也源于此），特别住房顶费（相当现在买居住权），房东更是只认条子。巨鹿路的一幢三层约400多平方花园里弄房子顶费至少要数百条大条子，令人咂舌。
到金圆券时期，黄金更显出其保值功能，那种粗的铜箍戒，精明的上海人将它掰直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卖，以防钞票贬值。据老上海回忆，当时市面上只承认两种硬通货，黄金和盘尼西林（青霉素）。
局势不定时，黄金再次体现其优势——企业地产搬不动，但黄金是可以带走的。50年代，南下香港的上海人觉得做金子投机的机会来了——内地封关，再也不可能有金子带出来，而众多失却地产企业的上海人要在香港东山再起，还得需要金子做投资基金。一时，上海人在香港掀起黄金炒卖热潮。这下上海人估计错了，南非作为英国殖民地，金矿丰富，港英当局源源不断有金子来补充香港黄金市场，金子怎么炒都炒不高。许多上海人在这次炒金中血本无归，其中有一个是哈同的过房孙子之一，竟破产自杀。这是香港历史上有名的由上海人掀起的炒金风潮。
解放了，国家统一管理黄金买卖，国营牌价98元人民币一两，只收不卖，直到文革初，一口价17年不变。
随着形势变化，金首饰都不戴了，而手表开始成为时尚。一只上海牌手表好像是120元，最高档的英纳格手表200多元，一两黄金还买不到一只上海牌手表！但价值观不同了，不少上海人将家中没用的老黄货去银行兑掉，换回一只亮锃锃的上海牌或宝石花手表，还暗自喜滋滋，认为是废物利用呢！
不过，一众老上海还是将黄货乃至金条藏得好好的，特别那些旧时大户人家，日日一身蓝布人民装，不露声不显色，文革中抄出几盒金条的大有人在。
为避免黄金白白抄走，上海人宁可以98元一两去银行里兑现。1966年秋天，外滩的中国银行兑黄金排起了长龙，可见黄金在上海的储藏量有多大。在百业消沉文革初期独有一门行当十分红火，原来的首饰店因破四旧早就没生意了，但有一项代客加工业务要排长队，即将那些四旧黄金首饰代加工成毛泽东像章。
文革期间，上海还有一条广为流传的小道新闻：一个老保姆在抹窗时从四楼摔下，当场摔死，从她缝得密密麻麻的内衣里蹦出不少金首饰。据说这个老妇原先是某国民党要人的小妾，孤身一人，靠做保姆维生，却还贴身藏有那么多的财宝！
今天百废待兴，黄金交易又回来了。其实，藏富于民，民富国富，就是和谐社会的象征。
因为黄金是公认的财富象征，相对薄薄的纸币，它沉甸甸、黄澄澄，很有种财力的“质”的感觉，故而它的价值虽是浮动的，但在老百姓心目中，黄金保值的概念，固若金汤。
因为黄金是可以分割的，不像地产、企业，极具灵活性和流动性，因而对一般草根平民，也可以发发黄金梦。
黄货大黄鱼小黄鱼
大上海生活指数高，对一般上海百姓，一堂红木家什加一幢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子产权再加点黄货私蓄，已很可以称为殷实人家。上海人虽有海派之称，为人好客手势大方，但要紧关头还是很恪守祖训：不露财。所以老上海方言，也很生动地反应出这一点。比如，上海人称红木家什为“老虎脚爪”，黄金首饰含糊称其为“黄货”，大小金条称为“大黄鱼”、“小黄鱼”，很有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调侃和见多不怪的冷面滑稽之味道：
“阿拉从前也是‘该’（有）过铜钿的，全堂客堂家什都是老虎脚爪呢……”
“伊拉7号老太太手里有点黄货的，难怪几个媳妇女儿都黄包车样盯牢伊……”
“……喏，大家在茶馆店讲斤头，伊拿出几根小黄鱼摆平……”
这种小百姓的形象对话，很能反映当时的民生状况。
一般讲，大黄鱼为旧秤十两，小黄鱼为旧秤一两。
不过，听家中老人讲，“黄货”、“大黄鱼”之说源自白相人流氓切口，后流传在草根市井之口，一般斯文上等上海人，则比较委婉地称为“金首饰”或“条子”。金条是舶来品，因工艺好、易放置，很快代替金元宝、金锭。
相比企业、地产，黄金因为是可以分割，比较灵活。所以，对上海老百姓，黄金梦不是白日梦，只要省吃俭用、勤勤恳恳，是可以梦想成真的。故而老百姓们往往喜欢将从牙缝中省下的钱兑成黄金，小到耳环金牙金顶针箍，大至金条甚至金砖，都可以拥有。当然对一般小百姓，金条金砖是望尘莫及，但金戒指金项链，还是不难的。因为保值，金戒指金镯头对老百姓的意义，远远超过其修饰作用，所以统称为“黄货”，而不是“金首饰”。
因足赤黄金颜色太过亮晃晃黄澄澄，太过弹眼落睛，而且24K金质很软，根本不可能作任何复杂工艺，所以一般做工都比较粗糙，戴在身上显得很粗俗。
当然，也有专门饰金，那就是俗话说的洋金，为18K甚至14K，可以做镶、嵌、切割等工艺。因此，工艺的成本往往比24K金高，但不能作硬通货流通，故而已无保值之用（除非镶有钻石、翡翠）。社会上真的有身价有品味的女性，首饰自然是首选洋金。一般劳动妇女，如工厂女工、奶妈保姆，既要修饰更要保值，往往就买加工最简单的24K金。
老上海人家的奶妈保姆不如今天流动性如此大，往往一做就是半辈子一辈子，更有婆媳两代、母女两代共服务一个东家，雇主关系很密切。老上海住家保姆包吃包住，工钱不大，但每年中秋年终，相当现在的发年终奖，时兴做春冬两套衣服，再就是必定会在金楼替她们打点足赤金首饰。这或者也因为，女佣奶妈走在人前平头整面，也是东家的面子关系吧。旧上海的女工也是如此，相对那些没有工作的女性，她们是职业女性，如那时的纺织厂女工、香烟厂女工，只要是单身，没有家庭负担，而且工龄又长，省吃俭用，多多少少也可储点金戒指、金耳环等小金饰。所以旧时从保姆到女工，只要不是环境太差，一般都会有点黄货傍身。
此外，小孩子百日、满月，时兴送金锁片金木鱼，老上海金楼还有金饭碗金筷子，尺寸规格从迷你到普通样式齐备，因金子有吉祥喜庆之解，寓蕴一份祝福，所以这些都是送给小孩子生日的礼物。老上海人家都相信老字号金楼，如老凤祥、裘天宝，皆因有信誉。
黄金传奇
老上海一般戴那种又粗又沉的足赤金链条、金手链的男人，都被视为不大正派的白相人。民间认为金可压邪，所以如包打听、殡葬业这些在旧社会都为黑道人物，都习惯镶金牙或戴又粗又沉的金首饰。
据92岁的前英商怡和公司任职的老上海方守成先生回忆，老上海的银行，早先有黄金买卖业务，每天公布黄金市价。一般上海人相信金子保值，钞票储到一定数目后，就到银行购买金子储存起来。黄金货币的种类有金元、金条、金砖等。黄金交易所是不进行现货交易的，只是像如今做期货一样炒作金价。后来日本人来了，上海沦为孤岛，黄金价只上不下，有价无市，银行停止了黄金买卖交易。如欲交易金条金砖，则只能到黑市，专门从事这种交易的称为掮客。一般市民都是通过掮客从事金子买卖。而专做金子买卖的掮客，上海人形容为“脸孔一面毛、一面光”、“红眼睛绿眉毛”，皆因黄金交易内里黑幕重重，能在里面出出入入的都非等闲之辈，其中不少为犹太人。
上世纪20年代起，美金英镑等外汇开始显示出其保值又流动灵活的优越性，随着上海越来越西方化，一些较开放的上海人宁可储备美钞等外汇。敌伪时期，当局严格控制黄金自由买卖，加上投机商囤积物资，物价飞涨，市场交易只认黄金美钞（美钞之所以称美金大约也源于此），特别住房顶费（相当现在买居住权），房东更是只认条子。巨鹿路的一幢三层约400多平方花园里弄房子顶费至少要数百条大条子，令人咂舌。
到金圆券时期，黄金更显出其保值功能，那种粗的铜箍戒，精明的上海人将它掰直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卖，以防钞票贬值。据老上海回忆，当时市面上只承认两种硬通货，黄金和盘尼西林（青霉素）。
局势不定时，黄金再次体现其优势——企业地产搬不动，但黄金是可以带走的。50年代，南下香港的上海人觉得做金子投机的机会来了——内地封关，再也不可能有金子带出来，而众多失却地产企业的上海人要在香港东山再起，还得需要金子做投资基金。一时，上海人在香港掀起黄金炒卖热潮。这下上海人估计错了，南非作为英国殖民地，金矿丰富，港英当局源源不断有金子来补充香港黄金市场，金子怎么炒都炒不高。许多上海人在这次炒金中血本无归，其中有一个是哈同的过房孙子之一，竟破产自杀。这是香港历史上有名的由上海人掀起的炒金风潮。
解放了，国家统一管理黄金买卖，国营牌价98元人民币一两，只收不卖，直到文革初，一口价17年不变。
随着形势变化，金首饰都不戴了，而手表开始成为时尚。一只上海牌手表好像是120元，最高档的英纳格手表200多元，一两黄金还买不到一只上海牌手表！但价值观不同了，不少上海人将家中没用的老黄货去银行兑掉，换回一只亮锃锃的上海牌或宝石花手表，还暗自喜滋滋，认为是废物利用呢！
不过，一众老上海还是将黄货乃至金条藏得好好的，特别那些旧时大户人家，日日一身蓝布人民装，不露声不显色，文革中抄出几盒金条的大有人在。
为避免黄金白白抄走，上海人宁可以98元一两去银行里兑现。1966年秋天，外滩的中国银行兑黄金排起了长龙，可见黄金在上海的储藏量有多大。在百业消沉文革初期独有一门行当十分红火，原来的首饰店因破四旧早就没生意了，但有一项代客加工业务要排长队，即将那些四旧黄金首饰代加工成毛泽东像章。
文革期间，上海还有一条广为流传的小道新闻：一个老保姆在抹窗时从四楼摔下，当场摔死，从她缝得密密麻麻的内衣里蹦出不少金首饰。据说这个老妇原先是某国民党要人的小妾，孤身一人，靠做保姆维生，却还贴身藏有那么多的财宝！
今天百废待兴，黄金交易又回来了。其实，藏富于民，民富国富，就是和谐社会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