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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中外,文字中一个“金”字,都有“极品”、“优秀品”的意思,比如“流金岁月”、“怀旧金曲”、“黄金时代”、“金饭碗”……可见黄金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因为黄金是公认的财富象征,相对薄薄的纸币,它沉甸甸、黄澄澄,很有种财力的“质”的感觉,故而它的价值虽是浮动的,但在老百姓心目中,黄金保值的概念,固若金汤。
因为黄金是可以分割的,不像地产、企业,极具灵活性和流动性,因而对一般草根平民,也可以发发黄金梦。
黄货大黄鱼小黄鱼
大上海生活指数高,对一般上海百姓,一堂红木家什加一幢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子产权再加点黄货私蓄,已很可以称为殷实人家。上海人虽有海派之称,为人好客手势大方,但要紧关头还是很恪守祖训:不露财。所以老上海方言,也很生动地反应出这一点。比如,上海人称红木家什为“老虎脚爪”,黄金首饰含糊称其为“黄货”,大小金条称为“大黄鱼”、“小黄鱼”,很有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调侃和见多不怪的冷面滑稽之味道:
“阿拉从前也是‘该’(有)过铜钿的,全堂客堂家什都是老虎脚爪呢……”
“伊拉7号老太太手里有点黄货的,难怪几个媳妇女儿都黄包车样盯牢伊……”
“……喏,大家在茶馆店讲斤头,伊拿出几根小黄鱼摆平……”
这种小百姓的形象对话,很能反映当时的民生状况。
一般讲,大黄鱼为旧秤十两,小黄鱼为旧秤一两。
不过,听家中老人讲,“黄货”、“大黄鱼”之说源自白相人流氓切口,后流传在草根市井之口,一般斯文上等上海人,则比较委婉地称为“金首饰”或“条子”。金条是舶来品,因工艺好、易放置,很快代替金元宝、金锭。
相比企业、地产,黄金因为是可以分割,比较灵活。所以,对上海老百姓,黄金梦不是白日梦,只要省吃俭用、勤勤恳恳,是可以梦想成真的。故而老百姓们往往喜欢将从牙缝中省下的钱兑成黄金,小到耳环金牙金顶针箍,大至金条甚至金砖,都可以拥有。当然对一般小百姓,金条金砖是望尘莫及,但金戒指金项链,还是不难的。因为保值,金戒指金镯头对老百姓的意义,远远超过其修饰作用,所以统称为“黄货”,而不是“金首饰”。
因足赤黄金颜色太过亮晃晃黄澄澄,太过弹眼落睛,而且24K金质很软,根本不可能作任何复杂工艺,所以一般做工都比较粗糙,戴在身上显得很粗俗。
当然,也有专门饰金,那就是俗话说的洋金,为18K甚至14K,可以做镶、嵌、切割等工艺。因此,工艺的成本往往比24K金高,但不能作硬通货流通,故而已无保值之用(除非镶有钻石、翡翠)。社会上真的有身价有品味的女性,首饰自然是首选洋金。一般劳动妇女,如工厂女工、奶妈保姆,既要修饰更要保值,往往就买加工最简单的24K金。
老上海人家的奶妈保姆不如今天流动性如此大,往往一做就是半辈子一辈子,更有婆媳两代、母女两代共服务一个东家,雇主关系很密切。老上海住家保姆包吃包住,工钱不大,但每年中秋年终,相当现在的发年终奖,时兴做春冬两套衣服,再就是必定会在金楼替她们打点足赤金首饰。这或者也因为,女佣奶妈走在人前平头整面,也是东家的面子关系吧。旧上海的女工也是如此,相对那些没有工作的女性,她们是职业女性,如那时的纺织厂女工、香烟厂女工,只要是单身,没有家庭负担,而且工龄又长,省吃俭用,多多少少也可储点金戒指、金耳环等小金饰。所以旧时从保姆到女工,只要不是环境太差,一般都会有点黄货傍身。
此外,小孩子百日、满月,时兴送金锁片金木鱼,老上海金楼还有金饭碗金筷子,尺寸规格从迷你到普通样式齐备,因金子有吉祥喜庆之解,寓蕴一份祝福,所以这些都是送给小孩子生日的礼物。老上海人家都相信老字号金楼,如老凤祥、裘天宝,皆因有信誉。
黄金传奇
老上海一般戴那种又粗又沉的足赤金链条、金手链的男人,都被视为不大正派的白相人。民间认为金可压邪,所以如包打听、殡葬业这些在旧社会都为黑道人物,都习惯镶金牙或戴又粗又沉的金首饰。
据92岁的前英商怡和公司任职的老上海方守成先生回忆,老上海的银行,早先有黄金买卖业务,每天公布黄金市价。一般上海人相信金子保值,钞票储到一定数目后,就到银行购买金子储存起来。黄金货币的种类有金元、金条、金砖等。黄金交易所是不进行现货交易的,只是像如今做期货一样炒作金价。后来日本人来了,上海沦为孤岛,黄金价只上不下,有价无市,银行停止了黄金买卖交易。如欲交易金条金砖,则只能到黑市,专门从事这种交易的称为掮客。一般市民都是通过掮客从事金子买卖。而专做金子买卖的掮客,上海人形容为“脸孔一面毛、一面光”、“红眼睛绿眉毛”,皆因黄金交易内里黑幕重重,能在里面出出入入的都非等闲之辈,其中不少为犹太人。
上世纪20年代起,美金英镑等外汇开始显示出其保值又流动灵活的优越性,随着上海越来越西方化,一些较开放的上海人宁可储备美钞等外汇。敌伪时期,当局严格控制黄金自由买卖,加上投机商囤积物资,物价飞涨,市场交易只认黄金美钞(美钞之所以称美金大约也源于此),特别住房顶费(相当现在买居住权),房东更是只认条子。巨鹿路的一幢三层约400多平方花园里弄房子顶费至少要数百条大条子,令人咂舌。
到金圆券时期,黄金更显出其保值功能,那种粗的铜箍戒,精明的上海人将它掰直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卖,以防钞票贬值。据老上海回忆,当时市面上只承认两种硬通货,黄金和盘尼西林(青霉素)。
局势不定时,黄金再次体现其优势——企业地产搬不动,但黄金是可以带走的。50年代,南下香港的上海人觉得做金子投机的机会来了——内地封关,再也不可能有金子带出来,而众多失却地产企业的上海人要在香港东山再起,还得需要金子做投资基金。一时,上海人在香港掀起黄金炒卖热潮。这下上海人估计错了,南非作为英国殖民地,金矿丰富,港英当局源源不断有金子来补充香港黄金市场,金子怎么炒都炒不高。许多上海人在这次炒金中血本无归,其中有一个是哈同的过房孙子之一,竟破产自杀。这是香港历史上有名的由上海人掀起的炒金风潮。
解放了,国家统一管理黄金买卖,国营牌价98元人民币一两,只收不卖,直到文革初,一口价17年不变。
随着形势变化,金首饰都不戴了,而手表开始成为时尚。一只上海牌手表好像是120元,最高档的英纳格手表200多元,一两黄金还买不到一只上海牌手表!但价值观不同了,不少上海人将家中没用的老黄货去银行兑掉,换回一只亮锃锃的上海牌或宝石花手表,还暗自喜滋滋,认为是废物利用呢!
不过,一众老上海还是将黄货乃至金条藏得好好的,特别那些旧时大户人家,日日一身蓝布人民装,不露声不显色,文革中抄出几盒金条的大有人在。
为避免黄金白白抄走,上海人宁可以98元一两去银行里兑现。1966年秋天,外滩的中国银行兑黄金排起了长龙,可见黄金在上海的储藏量有多大。在百业消沉文革初期独有一门行当十分红火,原来的首饰店因破四旧早就没生意了,但有一项代客加工业务要排长队,即将那些四旧黄金首饰代加工成毛泽东像章。
文革期间,上海还有一条广为流传的小道新闻:一个老保姆在抹窗时从四楼摔下,当场摔死,从她缝得密密麻麻的内衣里蹦出不少金首饰。据说这个老妇原先是某国民党要人的小妾,孤身一人,靠做保姆维生,却还贴身藏有那么多的财宝!
今天百废待兴,黄金交易又回来了。其实,藏富于民,民富国富,就是和谐社会的象征。
因为黄金是公认的财富象征,相对薄薄的纸币,它沉甸甸、黄澄澄,很有种财力的“质”的感觉,故而它的价值虽是浮动的,但在老百姓心目中,黄金保值的概念,固若金汤。
因为黄金是可以分割的,不像地产、企业,极具灵活性和流动性,因而对一般草根平民,也可以发发黄金梦。
黄货大黄鱼小黄鱼
大上海生活指数高,对一般上海百姓,一堂红木家什加一幢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子产权再加点黄货私蓄,已很可以称为殷实人家。上海人虽有海派之称,为人好客手势大方,但要紧关头还是很恪守祖训:不露财。所以老上海方言,也很生动地反应出这一点。比如,上海人称红木家什为“老虎脚爪”,黄金首饰含糊称其为“黄货”,大小金条称为“大黄鱼”、“小黄鱼”,很有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调侃和见多不怪的冷面滑稽之味道:
“阿拉从前也是‘该’(有)过铜钿的,全堂客堂家什都是老虎脚爪呢……”
“伊拉7号老太太手里有点黄货的,难怪几个媳妇女儿都黄包车样盯牢伊……”
“……喏,大家在茶馆店讲斤头,伊拿出几根小黄鱼摆平……”
这种小百姓的形象对话,很能反映当时的民生状况。
一般讲,大黄鱼为旧秤十两,小黄鱼为旧秤一两。
不过,听家中老人讲,“黄货”、“大黄鱼”之说源自白相人流氓切口,后流传在草根市井之口,一般斯文上等上海人,则比较委婉地称为“金首饰”或“条子”。金条是舶来品,因工艺好、易放置,很快代替金元宝、金锭。
相比企业、地产,黄金因为是可以分割,比较灵活。所以,对上海老百姓,黄金梦不是白日梦,只要省吃俭用、勤勤恳恳,是可以梦想成真的。故而老百姓们往往喜欢将从牙缝中省下的钱兑成黄金,小到耳环金牙金顶针箍,大至金条甚至金砖,都可以拥有。当然对一般小百姓,金条金砖是望尘莫及,但金戒指金项链,还是不难的。因为保值,金戒指金镯头对老百姓的意义,远远超过其修饰作用,所以统称为“黄货”,而不是“金首饰”。
因足赤黄金颜色太过亮晃晃黄澄澄,太过弹眼落睛,而且24K金质很软,根本不可能作任何复杂工艺,所以一般做工都比较粗糙,戴在身上显得很粗俗。
当然,也有专门饰金,那就是俗话说的洋金,为18K甚至14K,可以做镶、嵌、切割等工艺。因此,工艺的成本往往比24K金高,但不能作硬通货流通,故而已无保值之用(除非镶有钻石、翡翠)。社会上真的有身价有品味的女性,首饰自然是首选洋金。一般劳动妇女,如工厂女工、奶妈保姆,既要修饰更要保值,往往就买加工最简单的24K金。
老上海人家的奶妈保姆不如今天流动性如此大,往往一做就是半辈子一辈子,更有婆媳两代、母女两代共服务一个东家,雇主关系很密切。老上海住家保姆包吃包住,工钱不大,但每年中秋年终,相当现在的发年终奖,时兴做春冬两套衣服,再就是必定会在金楼替她们打点足赤金首饰。这或者也因为,女佣奶妈走在人前平头整面,也是东家的面子关系吧。旧上海的女工也是如此,相对那些没有工作的女性,她们是职业女性,如那时的纺织厂女工、香烟厂女工,只要是单身,没有家庭负担,而且工龄又长,省吃俭用,多多少少也可储点金戒指、金耳环等小金饰。所以旧时从保姆到女工,只要不是环境太差,一般都会有点黄货傍身。
此外,小孩子百日、满月,时兴送金锁片金木鱼,老上海金楼还有金饭碗金筷子,尺寸规格从迷你到普通样式齐备,因金子有吉祥喜庆之解,寓蕴一份祝福,所以这些都是送给小孩子生日的礼物。老上海人家都相信老字号金楼,如老凤祥、裘天宝,皆因有信誉。
黄金传奇
老上海一般戴那种又粗又沉的足赤金链条、金手链的男人,都被视为不大正派的白相人。民间认为金可压邪,所以如包打听、殡葬业这些在旧社会都为黑道人物,都习惯镶金牙或戴又粗又沉的金首饰。
据92岁的前英商怡和公司任职的老上海方守成先生回忆,老上海的银行,早先有黄金买卖业务,每天公布黄金市价。一般上海人相信金子保值,钞票储到一定数目后,就到银行购买金子储存起来。黄金货币的种类有金元、金条、金砖等。黄金交易所是不进行现货交易的,只是像如今做期货一样炒作金价。后来日本人来了,上海沦为孤岛,黄金价只上不下,有价无市,银行停止了黄金买卖交易。如欲交易金条金砖,则只能到黑市,专门从事这种交易的称为掮客。一般市民都是通过掮客从事金子买卖。而专做金子买卖的掮客,上海人形容为“脸孔一面毛、一面光”、“红眼睛绿眉毛”,皆因黄金交易内里黑幕重重,能在里面出出入入的都非等闲之辈,其中不少为犹太人。
上世纪20年代起,美金英镑等外汇开始显示出其保值又流动灵活的优越性,随着上海越来越西方化,一些较开放的上海人宁可储备美钞等外汇。敌伪时期,当局严格控制黄金自由买卖,加上投机商囤积物资,物价飞涨,市场交易只认黄金美钞(美钞之所以称美金大约也源于此),特别住房顶费(相当现在买居住权),房东更是只认条子。巨鹿路的一幢三层约400多平方花园里弄房子顶费至少要数百条大条子,令人咂舌。
到金圆券时期,黄金更显出其保值功能,那种粗的铜箍戒,精明的上海人将它掰直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卖,以防钞票贬值。据老上海回忆,当时市面上只承认两种硬通货,黄金和盘尼西林(青霉素)。
局势不定时,黄金再次体现其优势——企业地产搬不动,但黄金是可以带走的。50年代,南下香港的上海人觉得做金子投机的机会来了——内地封关,再也不可能有金子带出来,而众多失却地产企业的上海人要在香港东山再起,还得需要金子做投资基金。一时,上海人在香港掀起黄金炒卖热潮。这下上海人估计错了,南非作为英国殖民地,金矿丰富,港英当局源源不断有金子来补充香港黄金市场,金子怎么炒都炒不高。许多上海人在这次炒金中血本无归,其中有一个是哈同的过房孙子之一,竟破产自杀。这是香港历史上有名的由上海人掀起的炒金风潮。
解放了,国家统一管理黄金买卖,国营牌价98元人民币一两,只收不卖,直到文革初,一口价17年不变。
随着形势变化,金首饰都不戴了,而手表开始成为时尚。一只上海牌手表好像是120元,最高档的英纳格手表200多元,一两黄金还买不到一只上海牌手表!但价值观不同了,不少上海人将家中没用的老黄货去银行兑掉,换回一只亮锃锃的上海牌或宝石花手表,还暗自喜滋滋,认为是废物利用呢!
不过,一众老上海还是将黄货乃至金条藏得好好的,特别那些旧时大户人家,日日一身蓝布人民装,不露声不显色,文革中抄出几盒金条的大有人在。
为避免黄金白白抄走,上海人宁可以98元一两去银行里兑现。1966年秋天,外滩的中国银行兑黄金排起了长龙,可见黄金在上海的储藏量有多大。在百业消沉文革初期独有一门行当十分红火,原来的首饰店因破四旧早就没生意了,但有一项代客加工业务要排长队,即将那些四旧黄金首饰代加工成毛泽东像章。
文革期间,上海还有一条广为流传的小道新闻:一个老保姆在抹窗时从四楼摔下,当场摔死,从她缝得密密麻麻的内衣里蹦出不少金首饰。据说这个老妇原先是某国民党要人的小妾,孤身一人,靠做保姆维生,却还贴身藏有那么多的财宝!
今天百废待兴,黄金交易又回来了。其实,藏富于民,民富国富,就是和谐社会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