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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日本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资产泡沫以来，已经迷失了20年。80年代日本GDP年平均增长为4.6%，而到90年代则下降到1.1%，2000年以来更是下跌到0.6%。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GDP增长基本上保持在不到1%的水平。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日本GDP增长更是出现了5.5%的负增长，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GDP增长新低。2011年日本发生了大地震，当年GDP增长再度下跌到0.6%的水平。不过，尽管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了20年，但日元汇率则从80年代的1美元兑换280日元，上升到2012年1美元兑换78日元，日元汇率快速飙升使得2012年日本贸易创下有史以来6.9万亿日元的最大顺差。
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不振，不仅使得日本政治十分动荡，出现多次政党轮替，而且让日本这个经济强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下降。这次安倍晋三重新登上首相宝座后，就希望通过摆脱经济持续低迷的困境来巩固日本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并以此重建日本的国际地位。安倍晋三上任后的首要执政目标就是要改变日本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将通货膨胀率回升到2%的水平。因为，在长期通货紧缩状态下，日本物价水平全面下行，工资、地价、股价等价格水平也全面下跌，日本国内投资和消费全面萎缩，社会总需求跌到谷底，从而形成了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在安倍政府看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是日本经济持续走不出困境的关键所在。
因此，如何摆脱多年来的通货紧缩恶性循环是重振日本经济最为关键的一环。早在1999年12月，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伯南克就指出，要重振日本经济就得走出当时日本货币政策陷入瘫痪的困境，就得采取过激的量化宽松政策让通货膨胀达到3%-4%的目标，就得让日元全面贬值。所以，为了摆脱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安倍晋三上任后立即要求采取激进的货币政策，并加上强力的财政政策及经济成长策略来重振日本经济。这样才可以使日本GDP增长率达到2%，并创造60万个就业机会，重振日本经济。
为了展现对抗通货紧缩的决心，2013年1月22日安倍政府提出了“无限期量化宽松”对策，以通货膨胀率达到2%作为对策实施期间的条件。同时，任命黑田东彦为日本央行行长，以保证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得以全面实施。黑田东彦上任后，日本央行于4月3日至4日召开了其就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会后宣布两年之内把量化宽松规模扩大到现在的两倍，并把量化宽松的目标由以往的隔夜拆借利率转向为基础货币，并要求两年内以每年约60万亿到70万亿日元的速度增加货币供应规模。这样到2014年年底，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将激增到290万亿日元，接近2012年底的两倍，相当于日本GDP的60%。同时为了加强货币宽松的效果，日本央行还决定扩大长期国债购买规模，将包括40年期国债在内的所有长期国债列为收购对象，并将购入更多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和日股交易所买卖基金（ETFs）。可以说，黑田东彦推出的量化宽松措施力度之强和规模之大远超出市场预期。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长期低利率和资产价格上升的作用，让市场和实体经济出现预期性大变化，以改变市民重储蓄轻消费的心理，推动整个物价水平上移，从而实现日本经济复苏及推动日本实体经济增长。
可以看到，日本央行采取比预期更为激进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4月9日市场反应十分强烈，不仅刺激日元快速贬值，日元跌到1美元兑换99日元以上的水平，也促使日经指数快速上升，并连创新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初步满意日本央行措施。但是，绝大多数市场分析员认为这是安倍与黑田的一场豪睹。在这场豪睹中，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激进的货币政策让日本经济走出“迷失了20年”或让日本经济走出近20年衰退的困境。但在许多人看来，当前日本的经济问题并非仅是一个金融问题，也不是仅通过过激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便可以解决。因为，日本经济“迷失了的20年”并非只是周期性问题，更多是结构性问题（人口结构及产业结构）。虽然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扩张可能解决周期性经济不景气，但对经济结构性问题所产生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市场对黑田过激量化宽松政策能否让日本经济走出当前困境质疑声不少。
在中国，对于这次日本量化宽松政策，国内媒体更是习以为常，分析报道不多，深度分析更是很少。但是，应该看到尽管日元不具有美元那样的国际地位，但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强国，其重大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对国际市场的冲击与影响同样不可小视。日本作为中国的一个邻国，其重大政策出台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冲击肯定很大。因此，我们同样需要对黑田东彦的量化宽松政策进行梳理与分析，以便有所准备及选择应对的方式。
可以说，这次黑田东彦推出时量化宽松政策，尽管市场上质疑的声音不少，但是力度之强、决心之大、范围之广都远远超出了市场预期。比如，日本央行计划每月购买大约7万亿日元的国债（相当于每月740亿美元），与当前美联储每月购买债券850亿美元相比，日本央行购买债券的规模已相差不远，但日本的经济规模远小于美国，可见日本央行量化宽松政策力度有多大。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不少地方的资产价格飙升。同样，日本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及中国资产价格之影响，一点都不可低估。当大量流动性泛滥时，这些资金会不会流入中国应该值得密切观察。
还有，黑田量宽政策不仅购买债券规模大，而且时间长，把购买长期债券对象从7年扩展到40年。购买长期国债是为了推低利率，但日本10年期国债利率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因此，日本央行就把目光投向最长达40年的长债。这样，不仅政府可利用低利率资金进行投资，企业可利用这些资金进行投资与改制以便提高公司之利润，日本国民则更愿意进入固定资产投资而获利，如房地产。这样，整个日本社会信贷需求就可能快速增加，资产价格也可能在这种大量需求涌现时推高。更为重要的是，当日本的长期资金成本如此之低时，以日元为主体的利差交易又可能在全球盛行。因为利率与汇率双重获利将驱使更多的日元流出。而这些资金流出会严重冲击与影响全球资金的流向与走势，影响国际资产价格的变化，同样这种影响与变化很快就会传导到中国市场。 日本央行计划每年增购1万亿日元ETF及300亿日元REITs风险资产，更是有托市之嫌。即日本政府希望推高资产价格能够产生财富效应，以此来刺激国民消费增长。而日本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标转向为基础货币，不仅把量化宽松调控的工具由以往的价格工具转化为数量工具，而且当调控工具为基础货币并由央行直接控制时，自然会增加市场对央行调控之信心，增加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弹性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通货膨胀目标没有达到，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就不会停止。
可以说，日本“无限量与质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宣布及全面实施，对市场冲击最大的应该是日元的全面大幅度贬值。4月9日日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99日元以上，为2009年5月以来最低。与2012年1美元兑78日元相比，日元已经下跌20%以上了，而日元的这种跌势估计短期内不会停止。有分析员认为，1美元兑100日元、101日元、102日元及111日元分别是日元持续下跌的一个个阻力位。但这仅是历史数据，情况如何则是相当不确定。因为，最近日元持续快速下跌，完全反映了日元汇价将扭转过去5年的强势。这不仅在于市场对日本央行抗通货紧缩决心的质疑已消除，而且在于黑田东彦强势执行其两年内令日本通货膨胀达到2%的承诺，其“无限量与质宽松”激进的货币政策的承诺坚决执行，日元贬值就会继续，至于1美元兑日元重要的心理关口在哪里就得看日本央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在什么时候达到。因此，这次安倍经济学的启动可能对世界及中国市场冲击最大的就是日元持续贬值及这种贬值的心理关口在哪里。
因为，日元贬值的真实意义并非是早些时候国内所喧闹纷纷的货币战争。用这种阴谋论来看市场价格机制的变化，只能说是国人懒怠及金融知识的不足。试想，汇率作为一种价格关系，其重大变化肯定是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而汇率作为国与国之间的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是否能够通过不同阴谋全赢或全输是根本不可能的。它总是会利弊互现，其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往往是相当不确定的。特别是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以信用货币作为这种汇率变化的定位锚，要计算这种利益关系更是困难。因此，每一个现代国家所采取的汇率政策往往会以本国国家利益为基准，而无法考虑到其他国家有多少反映。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汇率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他国也会随风而动。所以，不要用阴谋论来看日元贬值，国际上的货币战争也不会发生。同样，汇率升值或贬值对一国的贸易关系同样是利弊互现的。其实，日元贬值的实际意义并非重点放在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利益，这只是一种影响与结果，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央行通过日元贬值来调整国内经济的利益关系，来刺激日本国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借此扩大日本国内需求，并以此来摆脱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的困局。
不过，无论当前日本经济局势有多么复杂，无论当前日本经济问题是周期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日本经济迷失了20年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日元快速升值。而日元快速升值，不仅全面削弱了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及导致日本国力全面衰退（日本1950-1980年经济高速成长很大程度上都是与出口导向经济相关），而且导致早些时候大量流向全世界的日本资金迅速回流到国内。而这些资金及财富又集中在少数企业及少数年长者手中。可以说，为少数人持有的9万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既没有扩大投资之欲望，也没有增加个人消费之动力（因为这些资金多为年长者持有），只要持有利率极底的日本国债就可分享日元快速升值的成果。如果这样的价格机制不以激进政策来打破，并对这种利益格局进行重大调整，那么日本经济要摆脱20年迷失的困境则根本就不可能。
黑田东彦激进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于向市场释放出大量流动性，而且在于要冲破现有日元汇价机制，让日元快速贬值。因为，日元大幅度贬值不仅能够打破现在固化了的利益格局、调整现有的利益关系、清除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对深层次改革可能设置的障碍、减少改革过程中利益分摊可能引起的政治僵局、改变及调整企业和投资预期，而且也能提高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加日本企业的投资需求。近20年来，日本的经济改革从没有停止过，但是每次经济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阻力巨大。就算挟高民望在位5年多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所推行的改革也无疾而终。而安倍政府借汇率改革来冲破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阻力，不失为最为重要的一招。但是这一招，特别是当日本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日元快速贬值时，它对国际市场所造成的影响与冲击将是巨大的。如果黑田东彦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能够对日元汇价造成巨大冲击，并让日元在短期内快速贬值，那么这种改革与冲击不能说对复苏日本经济一定会成功，但是没有这种冲击与改革日本是万万走不出当前“迷失20年”的困境的。
我们应该看到，尽管日本经济“迷失了20年”，但是日本作为第三大经济强国的格局并没有改变，从质上来看，从日本民众财富持有及消费能力来看（日本有一亿多人口，但其持有9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而中国14亿人口也只是7万亿美元左右；日本国民消费能力是国人的15倍以上），日本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中国。因此，汇率作为一种价格机制，它的重大调整或日元大幅度贬值不仅会影响日本国民利益关系及改变市场预期，而且它将影响全球市场资金流向。当日元升值时，早年流向世界各市场的日本资金纷纷回流到日本市场；当日元贬值时，以日元为主体的利差交易又可能盛行，日本资金又可能大量流向全球各市场。而这些资金流到哪里，对这些市场造成的冲击肯定会很大。但是这些资金会流向哪里，目前是不确定的。
日元的大幅贬值同样会冲击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尽管这种冲击要小于美元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震荡。这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很快就会传导到中国市场。这种影响不仅在于国际贸易关系价格的调整，而且容易导致巨大的汇率风险。比如日本的农产品主要来自中国进口，日元贬值不仅要求中国贸易商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重新订价，而且也会加大中国贸易商的汇率风险。日本产品出口的情况也是如此。日元短期内快速贬值将给中日贸易带来巨大风险。
这次日本如此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出台，国际市场一点都不可小视之。中国更是如此。因为，这些政策出台对日本社会、经济及市场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同时，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经济体之一及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国家，这些政策对市场的冲击立即会传导到国际市场上来。这种传导不仅会影响全球大规模快速流动资金的流向，也会影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影响整个国际市场贸易关系的变化。对此，中国政府准备好了吗？如果我们的思维仅仅是货币战争阴谋论那种狭窄思维的空间，等到日本经济真的走出“迷失的20年”时仍然会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或发生了什么。
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不振，不仅使得日本政治十分动荡，出现多次政党轮替，而且让日本这个经济强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下降。这次安倍晋三重新登上首相宝座后，就希望通过摆脱经济持续低迷的困境来巩固日本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并以此重建日本的国际地位。安倍晋三上任后的首要执政目标就是要改变日本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将通货膨胀率回升到2%的水平。因为，在长期通货紧缩状态下，日本物价水平全面下行，工资、地价、股价等价格水平也全面下跌，日本国内投资和消费全面萎缩，社会总需求跌到谷底，从而形成了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在安倍政府看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是日本经济持续走不出困境的关键所在。
因此，如何摆脱多年来的通货紧缩恶性循环是重振日本经济最为关键的一环。早在1999年12月，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伯南克就指出，要重振日本经济就得走出当时日本货币政策陷入瘫痪的困境，就得采取过激的量化宽松政策让通货膨胀达到3%-4%的目标，就得让日元全面贬值。所以，为了摆脱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安倍晋三上任后立即要求采取激进的货币政策，并加上强力的财政政策及经济成长策略来重振日本经济。这样才可以使日本GDP增长率达到2%，并创造60万个就业机会，重振日本经济。
为了展现对抗通货紧缩的决心，2013年1月22日安倍政府提出了“无限期量化宽松”对策，以通货膨胀率达到2%作为对策实施期间的条件。同时，任命黑田东彦为日本央行行长，以保证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得以全面实施。黑田东彦上任后，日本央行于4月3日至4日召开了其就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会后宣布两年之内把量化宽松规模扩大到现在的两倍，并把量化宽松的目标由以往的隔夜拆借利率转向为基础货币，并要求两年内以每年约60万亿到70万亿日元的速度增加货币供应规模。这样到2014年年底，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将激增到290万亿日元，接近2012年底的两倍，相当于日本GDP的60%。同时为了加强货币宽松的效果，日本央行还决定扩大长期国债购买规模，将包括40年期国债在内的所有长期国债列为收购对象，并将购入更多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和日股交易所买卖基金（ETFs）。可以说，黑田东彦推出的量化宽松措施力度之强和规模之大远超出市场预期。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长期低利率和资产价格上升的作用，让市场和实体经济出现预期性大变化，以改变市民重储蓄轻消费的心理，推动整个物价水平上移，从而实现日本经济复苏及推动日本实体经济增长。
可以看到，日本央行采取比预期更为激进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4月9日市场反应十分强烈，不仅刺激日元快速贬值，日元跌到1美元兑换99日元以上的水平，也促使日经指数快速上升，并连创新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初步满意日本央行措施。但是，绝大多数市场分析员认为这是安倍与黑田的一场豪睹。在这场豪睹中，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激进的货币政策让日本经济走出“迷失了20年”或让日本经济走出近20年衰退的困境。但在许多人看来，当前日本的经济问题并非仅是一个金融问题，也不是仅通过过激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便可以解决。因为，日本经济“迷失了的20年”并非只是周期性问题，更多是结构性问题（人口结构及产业结构）。虽然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扩张可能解决周期性经济不景气，但对经济结构性问题所产生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市场对黑田过激量化宽松政策能否让日本经济走出当前困境质疑声不少。
在中国，对于这次日本量化宽松政策，国内媒体更是习以为常，分析报道不多，深度分析更是很少。但是，应该看到尽管日元不具有美元那样的国际地位，但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强国，其重大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对国际市场的冲击与影响同样不可小视。日本作为中国的一个邻国，其重大政策出台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冲击肯定很大。因此，我们同样需要对黑田东彦的量化宽松政策进行梳理与分析，以便有所准备及选择应对的方式。
可以说，这次黑田东彦推出时量化宽松政策，尽管市场上质疑的声音不少，但是力度之强、决心之大、范围之广都远远超出了市场预期。比如，日本央行计划每月购买大约7万亿日元的国债（相当于每月740亿美元），与当前美联储每月购买债券850亿美元相比，日本央行购买债券的规模已相差不远，但日本的经济规模远小于美国，可见日本央行量化宽松政策力度有多大。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不少地方的资产价格飙升。同样，日本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及中国资产价格之影响，一点都不可低估。当大量流动性泛滥时，这些资金会不会流入中国应该值得密切观察。
还有，黑田量宽政策不仅购买债券规模大，而且时间长，把购买长期债券对象从7年扩展到40年。购买长期国债是为了推低利率，但日本10年期国债利率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因此，日本央行就把目光投向最长达40年的长债。这样，不仅政府可利用低利率资金进行投资，企业可利用这些资金进行投资与改制以便提高公司之利润，日本国民则更愿意进入固定资产投资而获利，如房地产。这样，整个日本社会信贷需求就可能快速增加，资产价格也可能在这种大量需求涌现时推高。更为重要的是，当日本的长期资金成本如此之低时，以日元为主体的利差交易又可能在全球盛行。因为利率与汇率双重获利将驱使更多的日元流出。而这些资金流出会严重冲击与影响全球资金的流向与走势，影响国际资产价格的变化，同样这种影响与变化很快就会传导到中国市场。 日本央行计划每年增购1万亿日元ETF及300亿日元REITs风险资产，更是有托市之嫌。即日本政府希望推高资产价格能够产生财富效应，以此来刺激国民消费增长。而日本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标转向为基础货币，不仅把量化宽松调控的工具由以往的价格工具转化为数量工具，而且当调控工具为基础货币并由央行直接控制时，自然会增加市场对央行调控之信心，增加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弹性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通货膨胀目标没有达到，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就不会停止。
可以说，日本“无限量与质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宣布及全面实施，对市场冲击最大的应该是日元的全面大幅度贬值。4月9日日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99日元以上，为2009年5月以来最低。与2012年1美元兑78日元相比，日元已经下跌20%以上了，而日元的这种跌势估计短期内不会停止。有分析员认为，1美元兑100日元、101日元、102日元及111日元分别是日元持续下跌的一个个阻力位。但这仅是历史数据，情况如何则是相当不确定。因为，最近日元持续快速下跌，完全反映了日元汇价将扭转过去5年的强势。这不仅在于市场对日本央行抗通货紧缩决心的质疑已消除，而且在于黑田东彦强势执行其两年内令日本通货膨胀达到2%的承诺，其“无限量与质宽松”激进的货币政策的承诺坚决执行，日元贬值就会继续，至于1美元兑日元重要的心理关口在哪里就得看日本央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在什么时候达到。因此，这次安倍经济学的启动可能对世界及中国市场冲击最大的就是日元持续贬值及这种贬值的心理关口在哪里。
因为，日元贬值的真实意义并非是早些时候国内所喧闹纷纷的货币战争。用这种阴谋论来看市场价格机制的变化，只能说是国人懒怠及金融知识的不足。试想，汇率作为一种价格关系，其重大变化肯定是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而汇率作为国与国之间的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是否能够通过不同阴谋全赢或全输是根本不可能的。它总是会利弊互现，其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往往是相当不确定的。特别是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以信用货币作为这种汇率变化的定位锚，要计算这种利益关系更是困难。因此，每一个现代国家所采取的汇率政策往往会以本国国家利益为基准，而无法考虑到其他国家有多少反映。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汇率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他国也会随风而动。所以，不要用阴谋论来看日元贬值，国际上的货币战争也不会发生。同样，汇率升值或贬值对一国的贸易关系同样是利弊互现的。其实，日元贬值的实际意义并非重点放在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利益，这只是一种影响与结果，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央行通过日元贬值来调整国内经济的利益关系，来刺激日本国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借此扩大日本国内需求，并以此来摆脱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的困局。
不过，无论当前日本经济局势有多么复杂，无论当前日本经济问题是周期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日本经济迷失了20年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日元快速升值。而日元快速升值，不仅全面削弱了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及导致日本国力全面衰退（日本1950-1980年经济高速成长很大程度上都是与出口导向经济相关），而且导致早些时候大量流向全世界的日本资金迅速回流到国内。而这些资金及财富又集中在少数企业及少数年长者手中。可以说，为少数人持有的9万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既没有扩大投资之欲望，也没有增加个人消费之动力（因为这些资金多为年长者持有），只要持有利率极底的日本国债就可分享日元快速升值的成果。如果这样的价格机制不以激进政策来打破，并对这种利益格局进行重大调整，那么日本经济要摆脱20年迷失的困境则根本就不可能。
黑田东彦激进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于向市场释放出大量流动性，而且在于要冲破现有日元汇价机制，让日元快速贬值。因为，日元大幅度贬值不仅能够打破现在固化了的利益格局、调整现有的利益关系、清除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对深层次改革可能设置的障碍、减少改革过程中利益分摊可能引起的政治僵局、改变及调整企业和投资预期，而且也能提高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加日本企业的投资需求。近20年来，日本的经济改革从没有停止过，但是每次经济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阻力巨大。就算挟高民望在位5年多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所推行的改革也无疾而终。而安倍政府借汇率改革来冲破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阻力，不失为最为重要的一招。但是这一招，特别是当日本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日元快速贬值时，它对国际市场所造成的影响与冲击将是巨大的。如果黑田东彦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能够对日元汇价造成巨大冲击，并让日元在短期内快速贬值，那么这种改革与冲击不能说对复苏日本经济一定会成功，但是没有这种冲击与改革日本是万万走不出当前“迷失20年”的困境的。
我们应该看到，尽管日本经济“迷失了20年”，但是日本作为第三大经济强国的格局并没有改变，从质上来看，从日本民众财富持有及消费能力来看（日本有一亿多人口，但其持有9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而中国14亿人口也只是7万亿美元左右；日本国民消费能力是国人的15倍以上），日本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中国。因此，汇率作为一种价格机制，它的重大调整或日元大幅度贬值不仅会影响日本国民利益关系及改变市场预期，而且它将影响全球市场资金流向。当日元升值时，早年流向世界各市场的日本资金纷纷回流到日本市场；当日元贬值时，以日元为主体的利差交易又可能盛行，日本资金又可能大量流向全球各市场。而这些资金流到哪里，对这些市场造成的冲击肯定会很大。但是这些资金会流向哪里，目前是不确定的。
日元的大幅贬值同样会冲击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尽管这种冲击要小于美元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震荡。这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很快就会传导到中国市场。这种影响不仅在于国际贸易关系价格的调整，而且容易导致巨大的汇率风险。比如日本的农产品主要来自中国进口，日元贬值不仅要求中国贸易商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重新订价，而且也会加大中国贸易商的汇率风险。日本产品出口的情况也是如此。日元短期内快速贬值将给中日贸易带来巨大风险。
这次日本如此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出台，国际市场一点都不可小视之。中国更是如此。因为，这些政策出台对日本社会、经济及市场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同时，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经济体之一及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国家，这些政策对市场的冲击立即会传导到国际市场上来。这种传导不仅会影响全球大规模快速流动资金的流向，也会影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影响整个国际市场贸易关系的变化。对此，中国政府准备好了吗？如果我们的思维仅仅是货币战争阴谋论那种狭窄思维的空间，等到日本经济真的走出“迷失的20年”时仍然会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或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