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画之于王明远，就是他的生命方式，他说：“我就好这一口，老天给了我生命，我就用它来画画，谁叫我喜欢画画呢？我画画不去讨好别人，我也不管能达到什么程度，我就是画起来舒服—我画故我在。”
　　王明远地地道道是个草根，生存处境艰难，在垮杆的供销社下属的一个垮杆公司下了岗，每月拿几百元下岗工资，他说，不久就退休了，那时“吃社保”就比现在好多了。多年来，三代六口人居住在50来平米的老瓦房里，他夫妇住最里一间，没有窗子，又黑又潮湿，只有八匹亮瓦透光。2009年后，在房后开了一扇门，面临岩壁，借助房檐岩壁，“新建”了四平方米左右的“画室”。也是在2009年前后，他才有了手机。
　　王明远个头不大，但在斗室里他就显得大了，多一人就更拥挤，当然，他们两口子是不怕拥挤的。自从有了“画室”，他更是疯狂地画画。2014年动迁，租房住，比以前反倒宽了，但极盼迁入新居，好安心画画。
　　在旁人看来，他的画全是“涂鸦”，他画画速度很快，并自诩为能事，有时疯狂起来一天“涂”七、八十幅。他有关节炎，站久了膝盖疼痛，就用一张凳子放在旁边，把膝盖搭上去，继续画，这样左右交替放膝盖—这种境地已经不能用涂鸦和画画来论了。
　　他的画，完全走的是“野狐禅”的路子，他没有进过艺术学校，没有老师，完全是从看书和与朋友的交流中获取知识，或者说没有经过系统训练，完全是在自学的过程中自取所需，把不喜欢的滤去，凭藉自己的兴趣、聪明、勤奋，自由自在地、不依套路地画。他小时候住在竹棚子，院子里有家姓黄的三弟兄，都会画画，尤其是小的那个叫九娃的，用白粉笔在地上画列宁像，惟妙惟肖，令他惊奇羡慕。他的绘画启蒙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地画”大约就是他“粗放型”画法的来源。他不迎合时代，不媚世，不参加什么什么画展，只画自己想画的，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因而他的画给人总有些纠结不清的感受，既为他的随性、无所顾忌的自由灵魂喝彩，又为他凌乱不净的画面恼火；既佩服他的自信，又觉得他的狂妄。他有幅粉纸画“西山红雨中”，中间有一大块焦墨，有朋友说墨团太死太多，是个大忌，要不得，他说：“哪个说要不得！我是故意的，专门用碳素墨水倒出来晾半天，略氧化，积在此处贼亮贼亮的。这是我的奇迹！你越说要不得，我越要放大了来做，越要多做。艺术本身就是反艺术而存在的，没有不可能的东西。放五十年你看看将是什么样子。多少艺术大师生前都被当代人骂得不得了。一个人就是这样：左边是天才，右边就是疯子。”
　　王明远的嗜好，除了绘画，还有收藏，那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兵，后来做游动商贩，有点类似“投机倒把”分子—赚差价，建国后为小职员，乐观、豁达，爱读书，喜欢收藏图片、瓷器。
　　王明远先是以收藏火花富有而著名，他还是英国皇家火花协会的会员，自贡市火花协会的会长，创办了一份小报《火花研究》，在九十年代，他的前卫文章让人刮目。他在小报刊头下注明“（内部资料，注意保存）”—按出版局内部资料印刷规范要求，应该注明“内部资料，免费交流（或免费赠阅）”。我当时看到，还以为他搞错了，后来才晓得是故意为之。他也送过我不少火花，还想拉我“入伙”。后来，他受唐弢《晦庵书话》里写藏书票文章的影响，又对藏书票发生兴趣，渐渐开始收藏、鉴赏和创作。
　　据我所知，他真正创作藏书票，大约在九十年代后期，断断续续的。那时他的精力主要是书法和国画，创作的高峰期大约在2010年前后，那时他大量地为我和我周围的朋友制作藏书票。我先是贴在书上，久了就忘了，有时想看却找不到。后来干脆集中存放，现在大约有120枚以上。他知道这个数字后很兴奋，说还要多为我制作。那个兴奋劲，好像是他得了藏书票一样。
　　他制作的藏书票全是手绘的，非常有个性而且丰富多彩，有趣味，同他的绘画如出一辙，画法多是“离经叛道”的，但更灵巧、通透。他给我制作的藏书票大的不过20厘米左右，小的小到只有2-3厘米，在这样小面积上纵横驰骋，汪洋恣肆，显出了他的智慧和匠心。
　　他用材料也是不依套路，什么纸张都用，只要他觉得可以就用。墨色也是，只要能染色的都用。
　　他是朱新建的信徒，这几幅则是明显的朱新建风格。有裸女放在书前是不利于读书的，容易让人分神。他十分崇拜朱新建，他说：“通过朱新建可以看出中国绘画是怎么一回子事，他是我们认识中国绘画的一个窗口。”
　　藏书票本来是标示某人对书的拥有。但藏书票一出来就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质，先前以版画为主，后来有用各种材料来做底板刻绘的，再后来有印刷的，有电脑绘制的，手绘的极少。2011年，吴冠中一枚为文汇报副刊《笔会》创刊60周年画在打印纸的“笔会六十年珍藏版”藏书票原稿，只有12×10CM，以15万元拍出。
　　我认为，手绘的藏书票更珍贵，这不仅是因为少，更重要的是高度“私有化”。有针对性地制作藏书票，具有制作者与藏书者两者融合的文化信息，也更有艺术的意味。用这样一种情愫托起的藏书票，承载了友情、对书籍与艺术的敬畏。
　　艺术家把绘画引进了藏书票，而王明远把藏书票当成绘画。他在制作上使用了各种方法，许多还是莫名其妙的方法，汲取古今中外各种艺术因子，揉进他的藏书票制作实践中，不管他技艺如何，他在藏书票上进行各种技法试验，不受篇幅大小的限制，甚至更加肆意妄为。他在践行他一贯坚持的艺术观：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哪怕你认为我画的不是画，我也这么画，我画的是我，不是“画”，也不是你认为的“应该”的画—艺术的真谛不就是如此么！
　　只要是朋友相聚，王明远总是滔滔不绝的，随便你谈论什么，他都接过话头噼里啪啦。去年，他在网上以700元抢购了一部“红米”手机，他可以拍照了，兴致浓得不得了，拍出来的东西让人大吃一惊，拍的人像全是变形怪物，比哈哈镜还哈哈镜。有一次我们几位朋友坐在一起喝茶，他忙来忙去地拿着手机对着我们乱舞乱拍，把我和市作协主席李华拍得其丑无比，甚至变形得认不出了，一半边脸挤压成长条形，一半边脸拉成宽银幕，一个眼睛凸在画面……诸如此类。越是变形他越得意，他认为世界有许多肉眼看不出的东西，借助拍照把异化的世界显形出来了—“这是我最初也没有想到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