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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光祈（1892-1936），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音乐学家和音乐史学家，我国甚至整个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奠基人，我国音乐学领域划时代的先驱者。其对中国音乐文献学发展、影响、贡献极大，他不但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高屋建瓴的指出了音乐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这些研究也给当代的音乐学人以深刻的启示。其成果和研究方法，时至今日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王光祈；音乐文献学；发展方向；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1）03-0003-04
一、从音乐文献学谈起
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音乐文献学是以音乐文献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其形态变化，社会流传和整理利用特殊规律，并为开展音乐文献工作提供理论依据的一门专科文献学”。[1]中国音乐文献学在对各种音乐文献进行研究的工作中，对古典音乐文献的整理与揭示尤为重要。
由于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礼乐”之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使各种典籍、文物上关于音乐文献的记载数量繁多、种类丰富。要对涵盖中国几千年的音乐文化的产生、融合、发展、嬗变等诸多因素进行研究，决非易事。因为这些研究不仅涉及的材料散见于各种记载中，大多分散、零乱，缺乏系统整理；而且中国古代记谱法极不规范，各种记谱法并不统一，很难解释清楚；更无任何音响资料加以佐证。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及其研究成果大都零星地渗透和散落于中国的其它古籍中，若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发掘、推广，便于后来的研究者们能够方便、准确、系统地使用，是当前音乐文献工作者们的首要任务。
二、王光祈与中国音乐文献学
王光祈与中国音乐文献学之关系，历来研究者甚少，以致使笔者有着极其强烈的“愧对先人”之感，今天将尘封近百年的一代先驱这段历史重提，一来想尽量正确评价先生对中国音乐文献学发展的贡献，亦想抛砖引玉，希学界给予这门年轻学科应有的重视。
（一）为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方法
在音乐文献学的发展历程中，历代文献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音乐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如汉代的刘向、刘歆，明代的朱载堉，清代的章学诚，现当代的杨荫浏、刘师培、周庆云、吉联抗、王光祈等都在古典音乐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传播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王光祈以炽热的爱国热忱和对国家、民族高度的责任感，克服种种困难，对中国古典音乐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在音乐文献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其在《中国音乐史》第一章提及其写作此书的原因时明确指出：“欲将整理中国音乐史料之方法，提出讨论”。[2]其音乐文献的研究方法，笔者可以归纳为音乐进化论、唯物史学论、音乐比较观三种。
1.音乐进化论
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自序》一书中提到：我国在过去关于历史学的研究中，只有“挂帐式”的史书，没有“进化论”方面的专门著述。从“纪事本末”一类的书籍看，虽然具有“进化”的雏形，但它们往往只限于对该“事之本末”进行粗浅探讨，而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情形却不作深入研究，其形成的结论大都为这一“事”之皮毛。较之近代西洋的“历史学”研究，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均有较大的不同。王光祈主张，在研究音乐史和音乐文献时应该以有关音乐进化（直接的或间接地）为基础，如在对美术史、政治史、宗教史、哲学史之类学科和领域的研究时，这方面（进化）应着重加以强调。此外，还不能喧宾夺主、舍本逐末。先生的这些主张（强调进化论的思想）在其对中国音乐文献的研究中有鲜明的体现，我们仅从《中国音乐史》每个章节的标题命名，如“律之进化”、“调之进化”、“乐谱之进化”、“乐器之进化”等就能窥见其关于“进化论”的观点。此外，他的进化观点还表现在尊重传统，不墨守传统，重视典籍不迷信典籍，从进化的过程探究事物的本质上。如他用进化的观点认为刘向《世本》中所记载的“庖羲作五十弦，皇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的记载不可信，因为“世界各种乐器之进化，实以‘丝弦乐器’最为晚，因其材料及组织，皆较其他敲击或吹奏乐器为复杂故也。换言之，断非皇帝以前管律尚未发明之时所能有。”倒是《书经》里面“击石扮鼓，百兽率舞”还带几分“石器时代”一类的本色。
2.唯物史学论
在唯物史学论中，先生认为研究音乐时应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推类”又次之；英雄主义与时势主义兼顾；理论与实用并重；部分与整体兼顾；形式与内容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其中，实物研究法常常成为史学者们所青睐的最宝贵和最基本的方法。如果有些实物研究不具备相关条件，则建议选取古代典籍，因为古籍中的大部分内容是极具价值的。造成还有的部分不可信是由于我们现在所有的古代书籍，皆不是当时原版出品，随着时过境迁，有些已变得非常不可靠，故必须要先打几个折扣方可。假如有些典籍缺失，则我们只好利用类推研究法，以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先生根据这些“实物”、“典籍”、“推类”的“唯物史学论”治学方法，依据我国古代音乐文献，提出：“我国古代所谓‘五音’，系规定音阶距离的大小”；“我国古代律管进化，系由‘少’而‘多’”；“音律之数以五音为数，当与当时阴阳五行等迷信有关”；“先有律管，后有律数”[3]等精辟论断。这些论断有些已成为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对今天的音乐文献研究者们影响极大，许多研究者将其奉为圭臬，并以此方法进行文献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比较音乐观
王光祈率先将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我国，为我国现代音乐文献的研究奠定了基石。他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我国古代音乐历史和乐律学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为后世学者开辟了一条音乐文献研究的新路。俞人豪先生在《王光祈与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①一文中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王光祈先生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沉淀下，虽研究领域众多，但单就比较音乐学的学术成就而言，其不仅在中国、亚洲，甚至整个东方的音乐学界，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极具开拓性的。并且他的这些学术成就、观点以及音乐思想，对其在其他领域的研究，如国防、军事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研究先生思想及其对中国音乐文献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时，其在比较音乐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则是必须涉及到的。陈其射先生亦在《深刻的思想启示——在王光祈音乐观下的后学反思》②一文中提出了与俞人豪先生大致相同的结论，其大意是：我国民族音乐学的一代宗师王光祈先生虽然借鉴和吸纳了西方“柏林学派”比较音乐学的核心思想和研究方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比较音乐学观，将其运用于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不仅如此，他还对中国和西洋音乐的各种特质、内在联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比对和归类，探索出了此二者之间的内部运动规律，形成了中西音乐分野的典型标志。[4]由此可见，先生的比较音乐学成果不仅被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学家们普遍当作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前身——比较音乐学兴起的标志，而且先生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是揭示音乐本质，反映其内涵的重要手段。其对中国音乐学包括音乐文献学的研究起到的巨大推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为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王光祈进行音乐研究的时候，正是我国面临古今交际、中西融合的政治、军事、文化大变革时期。伴随着欧洲列强的侵入，中国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对封建主义文化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他们只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以为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如西方列强，主张 “全盘西化”。也有一部分人试图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找到自信，他们对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文化侵略深恶痛绝，对西方的一切无限抵制，企图复兴和保存中国封建文化的全部，即“国粹主义”。
远在德国的王光祈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炙热感情，认为创造一种表现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国乐是舒畅民族感情、增强国人民族自信心、号召整个中华民族慨然向上的有效手段，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大家的志向是应以学习音乐为目标，而不是将音乐作为一种炫技的本领。同时还应大量研究各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精髓，考证它们的嬗变，审断其异同，“吾国先民音乐之素养，视各国为深，吾尤将发湮扶微，张皇幽渺，使吾国音乐，亦得与欧洲各国，各占一席，一洗外人讥我为无耳民族之耻。”③
王光祈辩证而科学地解决了“中西关系”问题，他既抨击“国故党人只知把古人已经发现的保守住，决不想再辟天地，创造新生活。”抱残守缺的复古主义思潮，认为西方音乐发展至今，是“数千年来进化之结果，”“超过吾国旧有音乐百倍以上 。”同时也批评“一般新学之子，日日想慕西洋文化，讴歌西洋文化，而对本族文化认为一钱不值”全盘西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指出：“音乐这东西，不如其他洋货，可以随便取用，是要自己出力一分，才能享受一分。因为音乐是人类生活的表现，东西民族的思想、行为、感情、习惯既各有不同，其所表现于音乐的，亦当然彼此互异。”[4]“盖国内虽有富于音乐天才之人，虽有曾受西乐教育之士，但是若无本国音乐材料（乐理及作品等等），以作彼辈观摩探讨之用，则至多只能造就一位‘西洋作曲家’而已，于国乐前途仍无何等帮助。而现在西洋之大音乐家，固已成千累万，又何须添此一位黄面黑发之‘西洋音乐家’？”[5]
他主张建立民族新音乐的正确方向，应是在理论方面，应该采取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整理本民族固有的音乐文化，并以此为契机，来唤起我中华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王光祈称之为文化复兴运动）；在其他方面，应该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以丰富和增进物质财富（王光祈称之为社会改造运动）。先生这些对待 “中西关系”的主张，不仅对中国音乐学及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世界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三）为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发展研究提供了蓝本
他在《欧洲音乐进化论》中提出创造国乐之法应该分成三个方面：一是先行整理我国古代音乐，二是应辛勤采集民间流行谣乐，然后再利用西洋音乐科学方法，把它制成一种国乐。所以王光祈即从这三个方面着手研究。因为先生当时在国外，无条件从事第二项工作，所以他主要从第一、第三项着手。对于第一项“先行整理吾国古代音乐”方面，王光祈虽然在国外，在经济拮据、时间和精力有限、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尤对中国古代乐律、乐谱、音调等方面进行整理研究，完成了著作《翻译琴谱之研究》、《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中国音乐史》、《论中国古典歌剧》等，文论《论中国音乐》、《论中国记谱法》、《中国音乐短史》、《中国乐制发微》、《译谱之研究》、《“中国”音乐词条》、《中国道白戏剧与音乐戏剧》等，留下了丰厚的音乐理论遗产，不仅为传播中国音乐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还对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音乐文献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
1.律制
王光祈认为 “重新研究中国古律，实是一种对于世界文化极有价值之举。”中国音乐史中关于律制的资料非常多，散于各种文献典籍中，王光祈考诸正史，旁采专著，从浩繁的典籍中择要选出可信的史料，按历史的顺序，将先秦时期三分损益律、汉京房六十律、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宋蔡元定十八律、明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等系统的加以论述，对我国古代音律科学家在分律上作出的种种探索和他们追求旋宫转调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明晰的梳理，有叙有议地将各种律制作了较为详尽的解释，使人们能够从中看到历代乐律发展的概貌和演化的脉络。还针对“中国各代正史，对于各律，往往仅记其名称，未详其音值；即有，亦与近代算法不同，令人阅之，不得要领”[6]的状况，他在《中国音乐史》、《论中国古典歌剧》、《论中国音乐》、《中国音乐短史》、《中国乐制发微》等著述中，不仅从律的起源、进化等方面入手对中国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古代音律理论作了一次系统、全面的分析整理，还运用现代科学的计算方法——“平均音程值”的计算方法将各律的音值一一算出，并标出详细的数据，便于人们研究和查阅。他是我国历史上采用统一计算方法对不同音律作系统、精密计算的第一人。在当时没有任何辅助计算器材的情况下，仅计算一项，都需要耗费先生大量的精力。难怪他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中自我感叹：“著者计算音值，往往至于深夜，虽已仔细校阅，然仍恐不免错误，幸读者指出，以便再版时更正(譬如著者计算钱乐之三百六十律时，只误减一数，遂致全盘皆错。不得已乃从头再算一通，最后错误虽已改正，而所浪费之时间则已不少矣)”[7]。并对各种律制进行分析和比较，全面的显示了各个时代音律科学的概况，有力地驳斥了“近代西儒所谓中国乐制，系从希腊学来”的论调。我国精研词律的当代词宗夏承熹在他的《学词日记》里面对其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其大意是说：阅读王光祈先生的《东西乐制之研究》，不但对我国古代定律如三分损益法、下生上生法、隔入相生法有基本了解，还对宋朝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宋朝蔡元定十八律、明代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等诸多律学方法，有明确的认识，甚至对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的算律法、东汉时期郑玄（郑康成）的算律法和京房六十律，亦能进行系统的掌握。
2.调式
对我国“调式”的研究一直以来是一大学术难题，不仅因为古代文献中关于调的各种记载纷繁复杂，还因为每个调的正名、异名、俗名、古名、今名等五花八门、很难统一，要将其一一捋清，谈何容易。王光祈知难而进，在《中国音乐史》、《论中国古典歌剧》、《论中国音乐》、《中国音乐短史》等著述中，不仅列举了我国先秦时期五音调与七音调、隋代苏祗婆三十五调、唐代燕乐二十八调、南宋七宫十二调、元曲昆曲六宫十一调以及明清时期二黄、西皮、梆子各调等调式，还对各种调式进行解释，对我国古代调的产生、发展及其由繁而简的变迁过程进行清晰地叙述，系统地分析和探索了我国古代宫调理论的发展线索。
3.曲谱
王光祈对中国古代乐谱有着极其浓厚的研究兴趣，他在《翻译琴谱之研究》、《论中国的记谱法》、《东西乐制之研究》、《中国音乐史》、《论中国古典歌剧》、《中国音乐史》、《译谱之研究》等著作中，对律吕字谱与宫商字谱、工尺谱、宋俗字谱、七弦琴谱、琵琶谱等古代音乐谱式进行了列举和介绍，辅以板眼符号的详尽讲解，不仅将乐谱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还将古代音乐多种多样的记谱方法和原则进行详细叙述，并且从音乐进化的历史发展观出发，将所有的乐谱归纳为“手法谱”和“音阶谱”两大类。他认为:“近代通行之工尺谱，则系由‘手法谱’进化而成‘音阶谱’。”即手法谱的产生当然先于音阶谱，这个观点以为今天音乐学界同仁所公认。更难能可贵的是王光祈重视“进化”的思想，在《中国音乐史·自序》里提倡：“凡研究某人作品，必须先研究当时政治、宗教、风俗情形，哲学美术思潮，社会经济组织等等，然后能够看出该氏此项作品所以发生之原因也。”[8]
三、结语
综上所述，王光祈先生对音乐文献学的贡献是非常广泛而具体的，其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高屋建瓴地指出了音乐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不仅给当代的音乐学人以深刻的启示，也对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发展做出了承前启后的重大贡献。今天，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音乐文献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从而让广大音乐文献学者们在学习、借鉴和研究王光祈先生音乐文献学思想、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积极从事音乐文献学的研究工作，进一步促进我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完善研究理论、充实研究方法、丰富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马林
注释：
①参见俞人豪《王光祈与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一文，载《音乐探索》,1986年第3期，第46页。
②参见陈其射《深刻的思想启示——在王光祈音乐观下的后学反思》一文，载《音乐探索》2009年第1期，第73页。
③转引自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学的开拓者——王光祈》一文，载《音乐探索》，2008年第2期，第5页。
参考文献：
[1]郭小林.论音乐文献学[J].音乐探索，1990(3).
[2][3][5][7]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C].成都：四川音乐学院编，巴蜀书社，2009.
[4]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C].成都：四川音乐学院编，巴蜀书社，2009.
[6][7]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自序.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下)[C].四川音乐学院编，巴蜀书社，2009.
On Wang Guangqi and Chinese Music Bibliography
Sun Xiaoli
Abstract:
As one of the greatest patriots, famous musicologists and music historians in the period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as well as the founder of Comparative Musicology in China even the East and one of the pioneers of Chinese musicology, Wang Guangqi had been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Music Bibliography. He pointed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direction of Chinese Music Bibliography with tremendous passion and highly-develope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His research results leave profound enlightenment to our contemporary musicologists.
Key words:
Wang Guangqi; music bibliography; development direction; research methods
关键词：王光祈；音乐文献学；发展方向；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1）03-0003-04
一、从音乐文献学谈起
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音乐文献学是以音乐文献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其形态变化，社会流传和整理利用特殊规律，并为开展音乐文献工作提供理论依据的一门专科文献学”。[1]中国音乐文献学在对各种音乐文献进行研究的工作中，对古典音乐文献的整理与揭示尤为重要。
由于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礼乐”之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使各种典籍、文物上关于音乐文献的记载数量繁多、种类丰富。要对涵盖中国几千年的音乐文化的产生、融合、发展、嬗变等诸多因素进行研究，决非易事。因为这些研究不仅涉及的材料散见于各种记载中，大多分散、零乱，缺乏系统整理；而且中国古代记谱法极不规范，各种记谱法并不统一，很难解释清楚；更无任何音响资料加以佐证。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及其研究成果大都零星地渗透和散落于中国的其它古籍中，若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发掘、推广，便于后来的研究者们能够方便、准确、系统地使用，是当前音乐文献工作者们的首要任务。
二、王光祈与中国音乐文献学
王光祈与中国音乐文献学之关系，历来研究者甚少，以致使笔者有着极其强烈的“愧对先人”之感，今天将尘封近百年的一代先驱这段历史重提，一来想尽量正确评价先生对中国音乐文献学发展的贡献，亦想抛砖引玉，希学界给予这门年轻学科应有的重视。
（一）为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方法
在音乐文献学的发展历程中，历代文献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音乐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如汉代的刘向、刘歆，明代的朱载堉，清代的章学诚，现当代的杨荫浏、刘师培、周庆云、吉联抗、王光祈等都在古典音乐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传播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王光祈以炽热的爱国热忱和对国家、民族高度的责任感，克服种种困难，对中国古典音乐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在音乐文献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其在《中国音乐史》第一章提及其写作此书的原因时明确指出：“欲将整理中国音乐史料之方法，提出讨论”。[2]其音乐文献的研究方法，笔者可以归纳为音乐进化论、唯物史学论、音乐比较观三种。
1.音乐进化论
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自序》一书中提到：我国在过去关于历史学的研究中，只有“挂帐式”的史书，没有“进化论”方面的专门著述。从“纪事本末”一类的书籍看，虽然具有“进化”的雏形，但它们往往只限于对该“事之本末”进行粗浅探讨，而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情形却不作深入研究，其形成的结论大都为这一“事”之皮毛。较之近代西洋的“历史学”研究，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均有较大的不同。王光祈主张，在研究音乐史和音乐文献时应该以有关音乐进化（直接的或间接地）为基础，如在对美术史、政治史、宗教史、哲学史之类学科和领域的研究时，这方面（进化）应着重加以强调。此外，还不能喧宾夺主、舍本逐末。先生的这些主张（强调进化论的思想）在其对中国音乐文献的研究中有鲜明的体现，我们仅从《中国音乐史》每个章节的标题命名，如“律之进化”、“调之进化”、“乐谱之进化”、“乐器之进化”等就能窥见其关于“进化论”的观点。此外，他的进化观点还表现在尊重传统，不墨守传统，重视典籍不迷信典籍，从进化的过程探究事物的本质上。如他用进化的观点认为刘向《世本》中所记载的“庖羲作五十弦，皇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的记载不可信，因为“世界各种乐器之进化，实以‘丝弦乐器’最为晚，因其材料及组织，皆较其他敲击或吹奏乐器为复杂故也。换言之，断非皇帝以前管律尚未发明之时所能有。”倒是《书经》里面“击石扮鼓，百兽率舞”还带几分“石器时代”一类的本色。
2.唯物史学论
在唯物史学论中，先生认为研究音乐时应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推类”又次之；英雄主义与时势主义兼顾；理论与实用并重；部分与整体兼顾；形式与内容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其中，实物研究法常常成为史学者们所青睐的最宝贵和最基本的方法。如果有些实物研究不具备相关条件，则建议选取古代典籍，因为古籍中的大部分内容是极具价值的。造成还有的部分不可信是由于我们现在所有的古代书籍，皆不是当时原版出品，随着时过境迁，有些已变得非常不可靠，故必须要先打几个折扣方可。假如有些典籍缺失，则我们只好利用类推研究法，以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先生根据这些“实物”、“典籍”、“推类”的“唯物史学论”治学方法，依据我国古代音乐文献，提出：“我国古代所谓‘五音’，系规定音阶距离的大小”；“我国古代律管进化，系由‘少’而‘多’”；“音律之数以五音为数，当与当时阴阳五行等迷信有关”；“先有律管，后有律数”[3]等精辟论断。这些论断有些已成为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对今天的音乐文献研究者们影响极大，许多研究者将其奉为圭臬，并以此方法进行文献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比较音乐观
王光祈率先将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我国，为我国现代音乐文献的研究奠定了基石。他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我国古代音乐历史和乐律学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为后世学者开辟了一条音乐文献研究的新路。俞人豪先生在《王光祈与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①一文中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王光祈先生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沉淀下，虽研究领域众多，但单就比较音乐学的学术成就而言，其不仅在中国、亚洲，甚至整个东方的音乐学界，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极具开拓性的。并且他的这些学术成就、观点以及音乐思想，对其在其他领域的研究，如国防、军事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研究先生思想及其对中国音乐文献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时，其在比较音乐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则是必须涉及到的。陈其射先生亦在《深刻的思想启示——在王光祈音乐观下的后学反思》②一文中提出了与俞人豪先生大致相同的结论，其大意是：我国民族音乐学的一代宗师王光祈先生虽然借鉴和吸纳了西方“柏林学派”比较音乐学的核心思想和研究方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比较音乐学观，将其运用于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不仅如此，他还对中国和西洋音乐的各种特质、内在联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比对和归类，探索出了此二者之间的内部运动规律，形成了中西音乐分野的典型标志。[4]由此可见，先生的比较音乐学成果不仅被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学家们普遍当作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前身——比较音乐学兴起的标志，而且先生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是揭示音乐本质，反映其内涵的重要手段。其对中国音乐学包括音乐文献学的研究起到的巨大推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为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王光祈进行音乐研究的时候，正是我国面临古今交际、中西融合的政治、军事、文化大变革时期。伴随着欧洲列强的侵入，中国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对封建主义文化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他们只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以为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如西方列强，主张 “全盘西化”。也有一部分人试图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找到自信，他们对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文化侵略深恶痛绝，对西方的一切无限抵制，企图复兴和保存中国封建文化的全部，即“国粹主义”。
远在德国的王光祈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炙热感情，认为创造一种表现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国乐是舒畅民族感情、增强国人民族自信心、号召整个中华民族慨然向上的有效手段，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大家的志向是应以学习音乐为目标，而不是将音乐作为一种炫技的本领。同时还应大量研究各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精髓，考证它们的嬗变，审断其异同，“吾国先民音乐之素养，视各国为深，吾尤将发湮扶微，张皇幽渺，使吾国音乐，亦得与欧洲各国，各占一席，一洗外人讥我为无耳民族之耻。”③
王光祈辩证而科学地解决了“中西关系”问题，他既抨击“国故党人只知把古人已经发现的保守住，决不想再辟天地，创造新生活。”抱残守缺的复古主义思潮，认为西方音乐发展至今，是“数千年来进化之结果，”“超过吾国旧有音乐百倍以上 。”同时也批评“一般新学之子，日日想慕西洋文化，讴歌西洋文化，而对本族文化认为一钱不值”全盘西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指出：“音乐这东西，不如其他洋货，可以随便取用，是要自己出力一分，才能享受一分。因为音乐是人类生活的表现，东西民族的思想、行为、感情、习惯既各有不同，其所表现于音乐的，亦当然彼此互异。”[4]“盖国内虽有富于音乐天才之人，虽有曾受西乐教育之士，但是若无本国音乐材料（乐理及作品等等），以作彼辈观摩探讨之用，则至多只能造就一位‘西洋作曲家’而已，于国乐前途仍无何等帮助。而现在西洋之大音乐家，固已成千累万，又何须添此一位黄面黑发之‘西洋音乐家’？”[5]
他主张建立民族新音乐的正确方向，应是在理论方面，应该采取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整理本民族固有的音乐文化，并以此为契机，来唤起我中华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王光祈称之为文化复兴运动）；在其他方面，应该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以丰富和增进物质财富（王光祈称之为社会改造运动）。先生这些对待 “中西关系”的主张，不仅对中国音乐学及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世界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三）为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发展研究提供了蓝本
他在《欧洲音乐进化论》中提出创造国乐之法应该分成三个方面：一是先行整理我国古代音乐，二是应辛勤采集民间流行谣乐，然后再利用西洋音乐科学方法，把它制成一种国乐。所以王光祈即从这三个方面着手研究。因为先生当时在国外，无条件从事第二项工作，所以他主要从第一、第三项着手。对于第一项“先行整理吾国古代音乐”方面，王光祈虽然在国外，在经济拮据、时间和精力有限、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尤对中国古代乐律、乐谱、音调等方面进行整理研究，完成了著作《翻译琴谱之研究》、《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中国音乐史》、《论中国古典歌剧》等，文论《论中国音乐》、《论中国记谱法》、《中国音乐短史》、《中国乐制发微》、《译谱之研究》、《“中国”音乐词条》、《中国道白戏剧与音乐戏剧》等，留下了丰厚的音乐理论遗产，不仅为传播中国音乐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还对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音乐文献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
1.律制
王光祈认为 “重新研究中国古律，实是一种对于世界文化极有价值之举。”中国音乐史中关于律制的资料非常多，散于各种文献典籍中，王光祈考诸正史，旁采专著，从浩繁的典籍中择要选出可信的史料，按历史的顺序，将先秦时期三分损益律、汉京房六十律、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宋蔡元定十八律、明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等系统的加以论述，对我国古代音律科学家在分律上作出的种种探索和他们追求旋宫转调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明晰的梳理，有叙有议地将各种律制作了较为详尽的解释，使人们能够从中看到历代乐律发展的概貌和演化的脉络。还针对“中国各代正史，对于各律，往往仅记其名称，未详其音值；即有，亦与近代算法不同，令人阅之，不得要领”[6]的状况，他在《中国音乐史》、《论中国古典歌剧》、《论中国音乐》、《中国音乐短史》、《中国乐制发微》等著述中，不仅从律的起源、进化等方面入手对中国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古代音律理论作了一次系统、全面的分析整理，还运用现代科学的计算方法——“平均音程值”的计算方法将各律的音值一一算出，并标出详细的数据，便于人们研究和查阅。他是我国历史上采用统一计算方法对不同音律作系统、精密计算的第一人。在当时没有任何辅助计算器材的情况下，仅计算一项，都需要耗费先生大量的精力。难怪他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中自我感叹：“著者计算音值，往往至于深夜，虽已仔细校阅，然仍恐不免错误，幸读者指出，以便再版时更正(譬如著者计算钱乐之三百六十律时，只误减一数，遂致全盘皆错。不得已乃从头再算一通，最后错误虽已改正，而所浪费之时间则已不少矣)”[7]。并对各种律制进行分析和比较，全面的显示了各个时代音律科学的概况，有力地驳斥了“近代西儒所谓中国乐制，系从希腊学来”的论调。我国精研词律的当代词宗夏承熹在他的《学词日记》里面对其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其大意是说：阅读王光祈先生的《东西乐制之研究》，不但对我国古代定律如三分损益法、下生上生法、隔入相生法有基本了解，还对宋朝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宋朝蔡元定十八律、明代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等诸多律学方法，有明确的认识，甚至对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的算律法、东汉时期郑玄（郑康成）的算律法和京房六十律，亦能进行系统的掌握。
2.调式
对我国“调式”的研究一直以来是一大学术难题，不仅因为古代文献中关于调的各种记载纷繁复杂，还因为每个调的正名、异名、俗名、古名、今名等五花八门、很难统一，要将其一一捋清，谈何容易。王光祈知难而进，在《中国音乐史》、《论中国古典歌剧》、《论中国音乐》、《中国音乐短史》等著述中，不仅列举了我国先秦时期五音调与七音调、隋代苏祗婆三十五调、唐代燕乐二十八调、南宋七宫十二调、元曲昆曲六宫十一调以及明清时期二黄、西皮、梆子各调等调式，还对各种调式进行解释，对我国古代调的产生、发展及其由繁而简的变迁过程进行清晰地叙述，系统地分析和探索了我国古代宫调理论的发展线索。
3.曲谱
王光祈对中国古代乐谱有着极其浓厚的研究兴趣，他在《翻译琴谱之研究》、《论中国的记谱法》、《东西乐制之研究》、《中国音乐史》、《论中国古典歌剧》、《中国音乐史》、《译谱之研究》等著作中，对律吕字谱与宫商字谱、工尺谱、宋俗字谱、七弦琴谱、琵琶谱等古代音乐谱式进行了列举和介绍，辅以板眼符号的详尽讲解，不仅将乐谱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还将古代音乐多种多样的记谱方法和原则进行详细叙述，并且从音乐进化的历史发展观出发，将所有的乐谱归纳为“手法谱”和“音阶谱”两大类。他认为:“近代通行之工尺谱，则系由‘手法谱’进化而成‘音阶谱’。”即手法谱的产生当然先于音阶谱，这个观点以为今天音乐学界同仁所公认。更难能可贵的是王光祈重视“进化”的思想，在《中国音乐史·自序》里提倡：“凡研究某人作品，必须先研究当时政治、宗教、风俗情形，哲学美术思潮，社会经济组织等等，然后能够看出该氏此项作品所以发生之原因也。”[8]
三、结语
综上所述，王光祈先生对音乐文献学的贡献是非常广泛而具体的，其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高屋建瓴地指出了音乐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不仅给当代的音乐学人以深刻的启示，也对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发展做出了承前启后的重大贡献。今天，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音乐文献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从而让广大音乐文献学者们在学习、借鉴和研究王光祈先生音乐文献学思想、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积极从事音乐文献学的研究工作，进一步促进我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完善研究理论、充实研究方法、丰富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马林
注释：
①参见俞人豪《王光祈与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一文，载《音乐探索》,1986年第3期，第46页。
②参见陈其射《深刻的思想启示——在王光祈音乐观下的后学反思》一文，载《音乐探索》2009年第1期，第73页。
③转引自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学的开拓者——王光祈》一文，载《音乐探索》，2008年第2期，第5页。
参考文献：
[1]郭小林.论音乐文献学[J].音乐探索，1990(3).
[2][3][5][7]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C].成都：四川音乐学院编，巴蜀书社，2009.
[4]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上）[C].成都：四川音乐学院编，巴蜀书社，2009.
[6][7]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自序.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下)[C].四川音乐学院编，巴蜀书社，2009.
On Wang Guangqi and Chinese Music Bibliography
Sun Xiaoli
Abstract:
As one of the greatest patriots, famous musicologists and music historians in the period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as well as the founder of Comparative Musicology in China even the East and one of the pioneers of Chinese musicology, Wang Guangqi had been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Music Bibliography. He pointed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direction of Chinese Music Bibliography with tremendous passion and highly-develope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His research results leave profound enlightenment to our contemporary musicologists.
Key words:
Wang Guangqi; music bibliography; development direction; research meth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