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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由于华夏文明衰落、西方殖民者入侵等因素，使传统“华夷”观念发生了深刻嬗变。“夷”已经不再指称华夏族以外的国内各少数民族，而是转变成为—种对西方侵略者的界定概念。传统的“华夷”观逐渐走向淡化。魏秀仁历经两次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其作品充分地展现了其华夷观的变迁。魏秀仁对“外夷”的态度由—开始轻视、排斥逐步转变为客观、平等地列待。
摘要：魏秀仁 华夷观 鸦片战争 转变
一、引言
魏秀仁（ 1818-1873），福建侯官县东门外人，字子安，又字子敦，早号痴珠，后号眠鹤主人，又号咄咄道人、不悔道人。（1）除了著有大众熟知的才子佳人小说《花月痕》之外，还著有《熹平石经遗文考》一卷、《正始石经遗文考》一卷、《开成石经校文》十二卷和《陔南山馆诗话》等三十余种共八十余卷，多未刊行。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国事日非。不少文人政客都开始自觉地关注经世致用之学。谢章铤在《残书目录序》中提到：“英夷滋事，沿海多边患，中国苦兵单财匮余然，有建树之志，乃读通鉴列史与古今时务诸书，于是知有经济之学。”（2）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爱国主义诗人，如张维屏、林则徐、魏源、张际亮和朱琦等。他们抗敌御侮的豪情壮志溢于言表。魏秀仁同这些爱国诗人一样，给予时政极大的关注。其在《陔南山馆诗话》的后序中曾写道：“目击祸乱二十余年，仰首问天，几欲排阖叫帝阍，一诉其胸中积愤。”③由此可见，魏秀，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在这期间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其作品中均有体现。
二、魏氏华夷观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转变
“华夷”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赵震野和王斌在《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中指出：“华夷的观念由来已久，考古资料证明，至少在商代，华夏先民就有了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④华夷观发展至近代，这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曲折发展的。
明清之际，传统华夷观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嬗变，尤以晚清为最。时代将这顶贴有“夷”字标签的帽子从少数民族的头上戴到了外国人的头上。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百姓都对“外夷”表现出更强的敌意。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魏秀仁，其华夷观也随着晚晴时局变化而发生转变。
（一）从《花月痕》看魏氏鸦片战争前的华夷观
清光绪福州吴玉田刊本《花月痕》共有十六卷五十二回。对于《花月痕》的成书时间问题，目前学术界多数认为前四十四回成书于1858年，后八回成书于1866年。
受传统观念影响的魏秀仁所著的才子佳人小说《花月痕》充分暴露出其盲目自大的华夷观。《花月痕》第十九回提到：“痴珠换过衣服喝过茶，见采秋秋痕同坐床沿听荷生说，那江南军务讲得令人丧气，便吟道，华夷相混合，宇宙一膻腥。”⑤“华夷相混合，宇宙一膻腥”一句出自于杜甫的《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⑥一诗。其中“膻腥”一词是旧时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或是其风气的一种蔑称。到了晚清，“膻腥”多用以描述“外夷”。魏秀仁借荷生之口用了“膻腥”一词表达了其对“外夷”的排斥和抵触的态度。
魏秀仁认为中华是居于天下之中心的“天朝”，中国的皇帝是“天下”的主宰，蛮夷则必须依附于中国。在魏秀仁看来天朝物产丰富，从不需要与蛮夷互通。中国与外国通商，也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天朝对外国的抚恤和怜悯。《花月痕》第四十七回提到：“我中原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夷货尔。”⑦同一时间，工业革命在外国进行得如火如荼，清统治者却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不愿醒来，致使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英国派马嘎尔尼使团抵达天津为乾隆祝寿，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天体运行仪、臼炮、装有减震弹簧的英国马车这三件T业革命的礼物来说服乾隆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开设通商口岸与他们进行贸易往来。可乾隆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根本不需要这些洋玩意儿，所以将他们开设通商口岸的请求回绝了。当时幅员辽阔的中国的确有一定实力，然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烈的民族自信导致清政府盲目自大，以致无法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英国使团也看到了大清王朝繁荣背后的虚弱和无知，进而伺机侵略。
在衣着服饰方面，魏秀仁认为在各国都跟风洋装的形势下，应该坚持穿中目传统服饰。《花月痕》第四十七回提到“尔各国重洋服贾，亦当自惜身家”⑧。此外，他认为国人应该虔诚地信仰本国宗教，并且对外国宗教显示出排斥的态度。如《花月痕》第四十七回提到：“天主教虽劝人為善，而汉人白有圣教，不准引诱传习，如其有之，经地方查出，授受均行正法。”⑨魏秀仁认为异教会混乱华夏，夷狄之物尚不可用，夷狄之思则更不可信。身为华夏传人，应当坚守华夏本位，捍卫华夏精神的纯洁性。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魏秀仁同清政府一样，认为中国同外国的关系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花月痕》第四十七回诏书的内容明显体现了其天朝上国的思想：“咨尔倭人，远来海岛，以贸迁为绝伎，以货殖为资生，市舶虽人其征，理藩未登其赆，乃躏东南，遂窥西北，庇我剧盗，辱我疆臣，尔诈尔虞，如鬼如蜮。”⑩魏秀仁借皇帝之口用诏书的形式指责侵略国作为地位低贱的“外夷”，不但没有对天朝行朝贡等一系列外交礼节，还蹂躏天朝领土，侮辱天朝疆臣。在19世纪以前，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邦交甚少。虽有相隔甚远、交通不便等因素，但主要是因为中国不承认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强烈的尊华卑夷思想直接形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盲目白大的外交特点。
在鸦片战争前，清朝实行严格的通商制度。外国人的商业活动被限制在几处。《花月痕》第四十七回：“一、准以江南上海，浙江舟山，福建闽安镇、厦门，广东濠镜为倭船停舶埠头。二、倭船进口，由封疆大吏派员验明有无夹带禁物。如有携带，一经察出，货半没官，半奖查验之员，人即照例惩办。三、倭船出口，由封疆大吏派员验明有无夹带纹银。如有携带，一经察出，银半没官，半奖查验之员，人即照例惩办。”（11）此外，外国人进出口自由也受到了限制，他们不能随便带“夷妇”入内。《花月痕》第四十七回：“一、倭船不准携带妇女入口，亦不准携带中国男女出口。有犯者照例惩办。”@在鸦片战争前，海关关税是由清政府制定的，外国人不准干预。《花月痕》第四十七回：“税务统归于各道监督，倭目不准干预，有犯者以不应论。一茶叶大黄准以洋货洋钱交易，唯不准偷漏，如有偷漏，货半没官，半奖查验之员，原船着回本国，不准贸易。”（13）其实，早年严苛的通商制度是为了防止海上倭寇对沿海人民的骚扰，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最初外国人对清政府的通商制度虽有不满，但由于其商业规模不是很大，故还可暂且容忍。但到了18世纪末，大量商品急需中国这个销售市场。中国严格的通商制度极大地阻碍了其商业发展，这一点无疑成了鸦片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魏秀仁在《花月痕》中详细陈述了抗倭功绩，尽显我国将领在对抗“外夷”时的英勇。如《花月痕》第四十七回提到：“随后卓然、果斋各率所部四千人，遵檄抵津。遂择日祭旗，连营海口，诱贼上岸，三战三捷，沉了火轮船二十七座，擒了倭鬼万有余人，荷生传令各营，倭鬼悉数纵回，只留倭目数人，押送保定看守，以俟勘问……到了次年庚中秋，逆倭又自粤东驶船百余艘，游弋海口，欲谋报复，却不敢上岸，荷生复行申讨。贼正轰炮，忽倒了炮手三人，执旗大头目一人。你道为何呢？原来卓然是百步射。果斋连珠箭，都展出神技来以此贼不敢战而去。”（14）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国人将外国人视为蛮夷，从生理和智力上对其加以贬低和鄙视。这些对外部世界的错误认知直接导致了清政府在后期的鸦片战争中不可能树立正确的对敌态度和制定合理的战略。
魏秀仁在面对“外夷”求和的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即使倭寇拿着奇珍异宝来贿赂，也坚决不愿求和，只能接受他们投诚。这一点也是其天朝上国、盲目自大思想的表现。《花月痕》第四十七回：“于是逆倭遣人赍书津门，说是讲和，荷生笑向卓然等，道这两字却要一争，不该说是讲和，便将原书掷还不阅……我们不是那先前蓟门节度、粤东节度，你国若说‘讲和’这两字，我们是不依呢。若说悔罪投诚、吁求招抚，我们便为转奏，再看圣意如何。你不想中国三十年兵燹是那个开端，前前后后糟蹋几许生灵？你还装聋做哑么？倭目俯伏当面汗流浃体，说道以前曲直，我也不敢深辩，事到如今，就是遵元帅教训悔，罪投诚吁求招抚罢。荷生正色道，这八字不是我教你说呢，要你国王有个求抚降表说了才算，我是论道理，不准你们说个‘讲和’两字哩。”（15）面对倭寇的求和，魏秀仁将其造成中国生灵涂炭的事实诉之笔端。故拒不接受求和，只能接受对方投诚。投诚意指军队或人员叛离所属集团，归属对方，即投降。可见，此时的魏秀仁对外夷仍然是持不平等对待的轻视态度。
长期以来同化在国人心中的“华夷”观念，使他们形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愚昧骄傲、盲目白大的民族优越感。此时的国人坚信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国力强盛。周边的蛮夷是不可能超越中国的，也不可能给天朝上国造成任何威胁，这样的华夷观淡化了国人的危机意识。
（二）从诗文集中看魏氏华夷观在鸦片战争后的转变
从魏氏作品可见，他对于两次鸦片战争十分关注。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魏秀仁完成了其华夷观的深刻转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大门，与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多。传统“天朝上国”的觀念受到了冲击，魏秀仁对“外夷”的态度也随着时事发生了改变，由一开始的轻视、排斥逐渐转变为客观、平等地看待。
据《续魏氏谱》记载魏秀，所著的《陔南山馆诗话》和《陔南山馆诗抄》基本著于咸丰十年，同治七年曾进行过增改。因此《陔南山馆诗话》和《陔南山馆诗抄》集中反映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内容。
1839年，清政府委任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事件直接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陔南山馆诗话》载：“道光十九年，公奉命办理粤东海口事物。既至，召诸番夷，谕以利害，遂尽括其趸船鸦片二万零八百八十三箱一举焚之。诸夷皆俯首听令，唯英吉利倔强难制，寻开府两粤。公宣谕德威缮守备于虎门各海口，添建炮台，设木桴、铁索。”（16）可见，在虎门销烟之时，魏秀仁已对“英夷”的强大有所察觉。
《陔南山馆诗话》载：“英人不得逞于粤，乃乘游弋福建厦门，首犯浙江定海，陷之，为要挟计，时庚子夏六月初八日也。”（17）此段记录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初始阶段——定海之战。这场战事最终以定海陷落英军获胜而告终，定海总兵张朝发、知县姚怀祥等先后殉职。定海也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西方通过战争方式占领的第一块领土。
1841年，英军突袭厦门，颜伯焘率军抗英。《陔南山诗话》第八卷中转录了林昌彝《射鹰楼诗话》（18）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描述：
庚子（1840）四月，夷船泊穿山洋及梅岭、厦门。辛丑（1841）复犯厦门。胶州柯易堂大令培元陷于国者九日，作《九日陷夷记》，其口号诗，有“吾无官守责，何以死疆场？吾为名义重，焉得辱犬羊”之句，闻者壮之。盖大令方罢官也。是时夷方乘间欲入福建，而颜鲁舆开府驻节厦门，锐意图之，征棉被，征牛皮，雷厉风行，期于必战。（19）
《清史稿》中也记载了颜伯焘战前之备战：“二十二年，奏请饷银二百万，造船募新兵及水勇八千，以备出洋御敌。”（20）
可见，魏秀仁的诗文集具有史诗性。颜伯焘虽做到了认真备战，但由于其骄傲自大，没有依据实际情况考虑作战方案，故而战败。《陔南山诗话》载：
辛丑七月，英人犯泉州、鼓浪屿，直攻厦门，金门总兵江继芸以护炮台落水死，副将凌志、都司王世俊、把总纪国庆、杨肇基、季启明等皆力战死。厦门陷，总督率道府以下退保同安。（21）
厦门此战，清军战死总兵1员，副将以下军官7员，士兵难计其数。英军则仅战死1人，伤16人。可虚骄心态下的颜伯焘却谎称他击沉英轮1艘、兵船5艘。魏秀仁深刻地认识到在这种尊华卑夷的虚骄心态下，国人的危机意识是难以被启发的。魏氏作品中不再盲目地赞颂我国将领英勇奋战的功绩，转而真实地陈述和转录中国惨败的事实，并且开始认真反思总结我方的思想和战略错误。
1842年，中英双方尝试议和，英军照会道光帝，提出必须派遣伊里布前去。（22）1842年8月29日，伊里布等人代表清朝政府同英军统帅璞鼎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陔南山馆诗话》第五卷《斯未信斋杂录》一文中记录了一首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正是对此事件的陈述：“夷狄穷中国，谁人竞主和！将军伊里布，宰相穆彰阿。时势已如此，苍生可奈何！侧闻开创始，百战定干戈。”（23）西方侵略者入侵中国，致使中华大地满目疮痍。中国虽不愿意与英国签订和平条约，然由于当时统治者已生畏夷之心，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妥协让步。至此，魏秀仁的华夷观已悄然发生了转变。他开始摒弃“天朝上国”的想法，从客观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中国国情。 道光二十三年（1843 ）癸卯，魏秀仁在《陔南山馆诗钞》中存有《台江酒楼题壁》八首，其中多是对于鸦片战争的感怀之作。如：“筹海编成万历出，俞龙戚虎有遗书。只今勋卫多儒雅，持较前人总不如。”（24）这首诗反映了万历年初倭寇犯台江的事件。魏秀仁在诗中指出：如今的将士早已不如“俞龙戚虎”那般勇猛善战，从侧面也在暗示如今中国远不及外国国力强盛。
《陔南山馆诗话》曾多次转述谢章铤所涉及“外夷”内容的作品。如第八卷转述了谢章铤的《台江修楔图序》：
忽见卜门万户，抗云蔽日，塔如厨如。青白缭错而上下者，夷居也。其修数百尺，首尾山立，帆若垂天之翼，深目高颧，欢笑于中者，夷船也。既而丁丁之声甚喧，遥望十数百人，引绳操斧斤，则以海氛逼虎门，治战舰也。（25）
1843年到1861年间，西方人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租界内高楼林立，种类繁多的新式交通工具，如轮船、汽车等，相继出现在通商口岸地区。这些现象反映了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猛烈冲击。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以及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渐次进步发展，国人眼中的“外夷”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衣、食、住、行。
三、结语
魏氏作品关于“外夷”的存录面极广，不仅表现在其才子佳人小说《花月痕》中，其诗文集也多处可见，南此可知魏秀仁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关注程度极高。其华夷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開始发生转变。由起初“天朝上国”的思想，到从客观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国情，再到对“外夷”客观平等的对待的过程中完成了其华夷观的转变。
①“不悔道人”这个名号始见于《碧花凝唾集》的署名，在《花月痕》这部小说中也可散见。
②⑥《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80册第654页，第654页。
③（19）（23）[清]陈庆冗：《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简介》，《古 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3期，第268页，第111页，第 111页。
④赵震野、王俊斌：《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 《江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62页。
⑤（7，15）[清]魏子安：《花月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第399页，第399页，第398页，第397页，第398页，第398 399页，第398页，第395页，第396页。
⑥《全唐诗》第7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27页。
（16）（17）（21）（24）林家溱：《福州坊巷志·林家溱文史丛稿》，福建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页，第280页，第281页，第283页。
（18）《射鹰楼诗话》云：“道光辛丑，英窥厦门。胶州柯易堂大令培元陷于围者九日，作《九日陷夷记》。其口号诗三日无官守责，何以死疆场、孟罢局名义重，焉得辱犬羊之句，读者壮之。”
（20）[清]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册，第11509页。
（22）新觉罗·伊里布（1772-1843），清朝宗室、大臣，字苹农，满洲镶黄旗人，签署《南京条约》的中方代表之一。
参考文献：
[1]《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陈庆元.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简介[J]古典文学知识，1997（3）.
[3]赵震野，王俊斌.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2）.
[4]魏子安花月痕[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5]王全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林家溱福州坊巷志·林家溱文史丛稿[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13.
[7]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摘要：魏秀仁 华夷观 鸦片战争 转变
一、引言
魏秀仁（ 1818-1873），福建侯官县东门外人，字子安，又字子敦，早号痴珠，后号眠鹤主人，又号咄咄道人、不悔道人。（1）除了著有大众熟知的才子佳人小说《花月痕》之外，还著有《熹平石经遗文考》一卷、《正始石经遗文考》一卷、《开成石经校文》十二卷和《陔南山馆诗话》等三十余种共八十余卷，多未刊行。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国事日非。不少文人政客都开始自觉地关注经世致用之学。谢章铤在《残书目录序》中提到：“英夷滋事，沿海多边患，中国苦兵单财匮余然，有建树之志，乃读通鉴列史与古今时务诸书，于是知有经济之学。”（2）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爱国主义诗人，如张维屏、林则徐、魏源、张际亮和朱琦等。他们抗敌御侮的豪情壮志溢于言表。魏秀仁同这些爱国诗人一样，给予时政极大的关注。其在《陔南山馆诗话》的后序中曾写道：“目击祸乱二十余年，仰首问天，几欲排阖叫帝阍，一诉其胸中积愤。”③由此可见，魏秀，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在这期间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其作品中均有体现。
二、魏氏华夷观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转变
“华夷”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赵震野和王斌在《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中指出：“华夷的观念由来已久，考古资料证明，至少在商代，华夏先民就有了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④华夷观发展至近代，这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曲折发展的。
明清之际，传统华夷观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嬗变，尤以晚清为最。时代将这顶贴有“夷”字标签的帽子从少数民族的头上戴到了外国人的头上。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百姓都对“外夷”表现出更强的敌意。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魏秀仁，其华夷观也随着晚晴时局变化而发生转变。
（一）从《花月痕》看魏氏鸦片战争前的华夷观
清光绪福州吴玉田刊本《花月痕》共有十六卷五十二回。对于《花月痕》的成书时间问题，目前学术界多数认为前四十四回成书于1858年，后八回成书于1866年。
受传统观念影响的魏秀仁所著的才子佳人小说《花月痕》充分暴露出其盲目自大的华夷观。《花月痕》第十九回提到：“痴珠换过衣服喝过茶，见采秋秋痕同坐床沿听荷生说，那江南军务讲得令人丧气，便吟道，华夷相混合，宇宙一膻腥。”⑤“华夷相混合，宇宙一膻腥”一句出自于杜甫的《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⑥一诗。其中“膻腥”一词是旧时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或是其风气的一种蔑称。到了晚清，“膻腥”多用以描述“外夷”。魏秀仁借荷生之口用了“膻腥”一词表达了其对“外夷”的排斥和抵触的态度。
魏秀仁认为中华是居于天下之中心的“天朝”，中国的皇帝是“天下”的主宰，蛮夷则必须依附于中国。在魏秀仁看来天朝物产丰富，从不需要与蛮夷互通。中国与外国通商，也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天朝对外国的抚恤和怜悯。《花月痕》第四十七回提到：“我中原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夷货尔。”⑦同一时间，工业革命在外国进行得如火如荼，清统治者却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不愿醒来，致使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英国派马嘎尔尼使团抵达天津为乾隆祝寿，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天体运行仪、臼炮、装有减震弹簧的英国马车这三件T业革命的礼物来说服乾隆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开设通商口岸与他们进行贸易往来。可乾隆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根本不需要这些洋玩意儿，所以将他们开设通商口岸的请求回绝了。当时幅员辽阔的中国的确有一定实力，然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烈的民族自信导致清政府盲目自大，以致无法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英国使团也看到了大清王朝繁荣背后的虚弱和无知，进而伺机侵略。
在衣着服饰方面，魏秀仁认为在各国都跟风洋装的形势下，应该坚持穿中目传统服饰。《花月痕》第四十七回提到“尔各国重洋服贾，亦当自惜身家”⑧。此外，他认为国人应该虔诚地信仰本国宗教，并且对外国宗教显示出排斥的态度。如《花月痕》第四十七回提到：“天主教虽劝人為善，而汉人白有圣教，不准引诱传习，如其有之，经地方查出，授受均行正法。”⑨魏秀仁认为异教会混乱华夏，夷狄之物尚不可用，夷狄之思则更不可信。身为华夏传人，应当坚守华夏本位，捍卫华夏精神的纯洁性。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魏秀仁同清政府一样，认为中国同外国的关系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花月痕》第四十七回诏书的内容明显体现了其天朝上国的思想：“咨尔倭人，远来海岛，以贸迁为绝伎，以货殖为资生，市舶虽人其征，理藩未登其赆，乃躏东南，遂窥西北，庇我剧盗，辱我疆臣，尔诈尔虞，如鬼如蜮。”⑩魏秀仁借皇帝之口用诏书的形式指责侵略国作为地位低贱的“外夷”，不但没有对天朝行朝贡等一系列外交礼节，还蹂躏天朝领土，侮辱天朝疆臣。在19世纪以前，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邦交甚少。虽有相隔甚远、交通不便等因素，但主要是因为中国不承认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强烈的尊华卑夷思想直接形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盲目白大的外交特点。
在鸦片战争前，清朝实行严格的通商制度。外国人的商业活动被限制在几处。《花月痕》第四十七回：“一、准以江南上海，浙江舟山，福建闽安镇、厦门，广东濠镜为倭船停舶埠头。二、倭船进口，由封疆大吏派员验明有无夹带禁物。如有携带，一经察出，货半没官，半奖查验之员，人即照例惩办。三、倭船出口，由封疆大吏派员验明有无夹带纹银。如有携带，一经察出，银半没官，半奖查验之员，人即照例惩办。”（11）此外，外国人进出口自由也受到了限制，他们不能随便带“夷妇”入内。《花月痕》第四十七回：“一、倭船不准携带妇女入口，亦不准携带中国男女出口。有犯者照例惩办。”@在鸦片战争前，海关关税是由清政府制定的，外国人不准干预。《花月痕》第四十七回：“税务统归于各道监督，倭目不准干预，有犯者以不应论。一茶叶大黄准以洋货洋钱交易，唯不准偷漏，如有偷漏，货半没官，半奖查验之员，原船着回本国，不准贸易。”（13）其实，早年严苛的通商制度是为了防止海上倭寇对沿海人民的骚扰，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最初外国人对清政府的通商制度虽有不满，但由于其商业规模不是很大，故还可暂且容忍。但到了18世纪末，大量商品急需中国这个销售市场。中国严格的通商制度极大地阻碍了其商业发展，这一点无疑成了鸦片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魏秀仁在《花月痕》中详细陈述了抗倭功绩，尽显我国将领在对抗“外夷”时的英勇。如《花月痕》第四十七回提到：“随后卓然、果斋各率所部四千人，遵檄抵津。遂择日祭旗，连营海口，诱贼上岸，三战三捷，沉了火轮船二十七座，擒了倭鬼万有余人，荷生传令各营，倭鬼悉数纵回，只留倭目数人，押送保定看守，以俟勘问……到了次年庚中秋，逆倭又自粤东驶船百余艘，游弋海口，欲谋报复，却不敢上岸，荷生复行申讨。贼正轰炮，忽倒了炮手三人，执旗大头目一人。你道为何呢？原来卓然是百步射。果斋连珠箭，都展出神技来以此贼不敢战而去。”（14）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国人将外国人视为蛮夷，从生理和智力上对其加以贬低和鄙视。这些对外部世界的错误认知直接导致了清政府在后期的鸦片战争中不可能树立正确的对敌态度和制定合理的战略。
魏秀仁在面对“外夷”求和的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即使倭寇拿着奇珍异宝来贿赂，也坚决不愿求和，只能接受他们投诚。这一点也是其天朝上国、盲目自大思想的表现。《花月痕》第四十七回：“于是逆倭遣人赍书津门，说是讲和，荷生笑向卓然等，道这两字却要一争，不该说是讲和，便将原书掷还不阅……我们不是那先前蓟门节度、粤东节度，你国若说‘讲和’这两字，我们是不依呢。若说悔罪投诚、吁求招抚，我们便为转奏，再看圣意如何。你不想中国三十年兵燹是那个开端，前前后后糟蹋几许生灵？你还装聋做哑么？倭目俯伏当面汗流浃体，说道以前曲直，我也不敢深辩，事到如今，就是遵元帅教训悔，罪投诚吁求招抚罢。荷生正色道，这八字不是我教你说呢，要你国王有个求抚降表说了才算，我是论道理，不准你们说个‘讲和’两字哩。”（15）面对倭寇的求和，魏秀仁将其造成中国生灵涂炭的事实诉之笔端。故拒不接受求和，只能接受对方投诚。投诚意指军队或人员叛离所属集团，归属对方，即投降。可见，此时的魏秀仁对外夷仍然是持不平等对待的轻视态度。
长期以来同化在国人心中的“华夷”观念，使他们形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愚昧骄傲、盲目白大的民族优越感。此时的国人坚信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国力强盛。周边的蛮夷是不可能超越中国的，也不可能给天朝上国造成任何威胁，这样的华夷观淡化了国人的危机意识。
（二）从诗文集中看魏氏华夷观在鸦片战争后的转变
从魏氏作品可见，他对于两次鸦片战争十分关注。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魏秀仁完成了其华夷观的深刻转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大门，与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多。传统“天朝上国”的觀念受到了冲击，魏秀仁对“外夷”的态度也随着时事发生了改变，由一开始的轻视、排斥逐渐转变为客观、平等地看待。
据《续魏氏谱》记载魏秀，所著的《陔南山馆诗话》和《陔南山馆诗抄》基本著于咸丰十年，同治七年曾进行过增改。因此《陔南山馆诗话》和《陔南山馆诗抄》集中反映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内容。
1839年，清政府委任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事件直接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陔南山馆诗话》载：“道光十九年，公奉命办理粤东海口事物。既至，召诸番夷，谕以利害，遂尽括其趸船鸦片二万零八百八十三箱一举焚之。诸夷皆俯首听令，唯英吉利倔强难制，寻开府两粤。公宣谕德威缮守备于虎门各海口，添建炮台，设木桴、铁索。”（16）可见，在虎门销烟之时，魏秀仁已对“英夷”的强大有所察觉。
《陔南山馆诗话》载：“英人不得逞于粤，乃乘游弋福建厦门，首犯浙江定海，陷之，为要挟计，时庚子夏六月初八日也。”（17）此段记录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初始阶段——定海之战。这场战事最终以定海陷落英军获胜而告终，定海总兵张朝发、知县姚怀祥等先后殉职。定海也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西方通过战争方式占领的第一块领土。
1841年，英军突袭厦门，颜伯焘率军抗英。《陔南山诗话》第八卷中转录了林昌彝《射鹰楼诗话》（18）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描述：
庚子（1840）四月，夷船泊穿山洋及梅岭、厦门。辛丑（1841）复犯厦门。胶州柯易堂大令培元陷于国者九日，作《九日陷夷记》，其口号诗，有“吾无官守责，何以死疆场？吾为名义重，焉得辱犬羊”之句，闻者壮之。盖大令方罢官也。是时夷方乘间欲入福建，而颜鲁舆开府驻节厦门，锐意图之，征棉被，征牛皮，雷厉风行，期于必战。（19）
《清史稿》中也记载了颜伯焘战前之备战：“二十二年，奏请饷银二百万，造船募新兵及水勇八千，以备出洋御敌。”（20）
可见，魏秀仁的诗文集具有史诗性。颜伯焘虽做到了认真备战，但由于其骄傲自大，没有依据实际情况考虑作战方案，故而战败。《陔南山诗话》载：
辛丑七月，英人犯泉州、鼓浪屿，直攻厦门，金门总兵江继芸以护炮台落水死，副将凌志、都司王世俊、把总纪国庆、杨肇基、季启明等皆力战死。厦门陷，总督率道府以下退保同安。（21）
厦门此战，清军战死总兵1员，副将以下军官7员，士兵难计其数。英军则仅战死1人，伤16人。可虚骄心态下的颜伯焘却谎称他击沉英轮1艘、兵船5艘。魏秀仁深刻地认识到在这种尊华卑夷的虚骄心态下，国人的危机意识是难以被启发的。魏氏作品中不再盲目地赞颂我国将领英勇奋战的功绩，转而真实地陈述和转录中国惨败的事实，并且开始认真反思总结我方的思想和战略错误。
1842年，中英双方尝试议和，英军照会道光帝，提出必须派遣伊里布前去。（22）1842年8月29日，伊里布等人代表清朝政府同英军统帅璞鼎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陔南山馆诗话》第五卷《斯未信斋杂录》一文中记录了一首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正是对此事件的陈述：“夷狄穷中国，谁人竞主和！将军伊里布，宰相穆彰阿。时势已如此，苍生可奈何！侧闻开创始，百战定干戈。”（23）西方侵略者入侵中国，致使中华大地满目疮痍。中国虽不愿意与英国签订和平条约，然由于当时统治者已生畏夷之心，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妥协让步。至此，魏秀仁的华夷观已悄然发生了转变。他开始摒弃“天朝上国”的想法，从客观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中国国情。 道光二十三年（1843 ）癸卯，魏秀仁在《陔南山馆诗钞》中存有《台江酒楼题壁》八首，其中多是对于鸦片战争的感怀之作。如：“筹海编成万历出，俞龙戚虎有遗书。只今勋卫多儒雅，持较前人总不如。”（24）这首诗反映了万历年初倭寇犯台江的事件。魏秀仁在诗中指出：如今的将士早已不如“俞龙戚虎”那般勇猛善战，从侧面也在暗示如今中国远不及外国国力强盛。
《陔南山馆诗话》曾多次转述谢章铤所涉及“外夷”内容的作品。如第八卷转述了谢章铤的《台江修楔图序》：
忽见卜门万户，抗云蔽日，塔如厨如。青白缭错而上下者，夷居也。其修数百尺，首尾山立，帆若垂天之翼，深目高颧，欢笑于中者，夷船也。既而丁丁之声甚喧，遥望十数百人，引绳操斧斤，则以海氛逼虎门，治战舰也。（25）
1843年到1861年间，西方人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租界内高楼林立，种类繁多的新式交通工具，如轮船、汽车等，相继出现在通商口岸地区。这些现象反映了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猛烈冲击。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以及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渐次进步发展，国人眼中的“外夷”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衣、食、住、行。
三、结语
魏氏作品关于“外夷”的存录面极广，不仅表现在其才子佳人小说《花月痕》中，其诗文集也多处可见，南此可知魏秀仁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关注程度极高。其华夷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開始发生转变。由起初“天朝上国”的思想，到从客观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国情，再到对“外夷”客观平等的对待的过程中完成了其华夷观的转变。
①“不悔道人”这个名号始见于《碧花凝唾集》的署名，在《花月痕》这部小说中也可散见。
②⑥《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80册第654页，第654页。
③（19）（23）[清]陈庆冗：《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简介》，《古 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3期，第268页，第111页，第 111页。
④赵震野、王俊斌：《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 《江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62页。
⑤（7，15）[清]魏子安：《花月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第399页，第399页，第398页，第397页，第398页，第398 399页，第398页，第395页，第396页。
⑥《全唐诗》第7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27页。
（16）（17）（21）（24）林家溱：《福州坊巷志·林家溱文史丛稿》，福建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页，第280页，第281页，第283页。
（18）《射鹰楼诗话》云：“道光辛丑，英窥厦门。胶州柯易堂大令培元陷于围者九日，作《九日陷夷记》。其口号诗三日无官守责，何以死疆场、孟罢局名义重，焉得辱犬羊之句，读者壮之。”
（20）[清]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册，第11509页。
（22）新觉罗·伊里布（1772-1843），清朝宗室、大臣，字苹农，满洲镶黄旗人，签署《南京条约》的中方代表之一。
参考文献：
[1]《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陈庆元.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简介[J]古典文学知识，1997（3）.
[3]赵震野，王俊斌.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2）.
[4]魏子安花月痕[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5]王全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林家溱福州坊巷志·林家溱文史丛稿[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13.
[7]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