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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无巧不成书。
有了“巧”，就定能成为好书吗?也未然。
古代有一种“回文体”，无论顺读、倒读、左右横读，都能顺应成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晋代女子苏惠织在锦帛上的《回文璇玑图诗》，共八百四十一字，纵横反复诵读，可演变出七千九百五十八首诗。这种设计，可谓“巧”矣，但毕竟是文字游戏，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
某些古典戏曲中，大凡写到才子走投无路、落难异乡之时，常常会有一个彩球突然从高台上抛下，与千人万众中，不偏不倚恰巧落在他的怀里，转眼间，落拓文人就成了侯门相府的乘龙快婿，于是时来运转，平步青云。这种幸遇，也算“巧”了。但毕竟是些编撰的故事，仅博一笑而已。
尽管这样，人们还是爱看巧书、巧戏。不少优秀作品，也常常以巧取胜。明代白话小说《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写得那么引人入胜，就好在一个“巧”字上；印度《流浪者》吸引了那么多观众，正在于顽固坚持“好人的儿子是好人，贼的儿子是贼”血统论的法官拉贡纳特，恰恰撞在自己这套谬论的枪口上，发现自己起诉的窃贼拉兹，正巧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儿子；安徒生童话《野天鹅》中，最扣人心弦之处，是公主艾丽莎恰巧在临刑前的一刹那，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件荨麻衣服，挽救了变成野天鹅的哥哥们和自己的生命；话剧《雷雨》在舞台上四十余年艺术生命不衰，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剧本精心设计了出人意料的巧合：受尽周朴园欺辱的鲁侍萍，远在他乡，誓不再进周公馆；事隔十多年后，偏巧她的女儿四凤又误入周公馆，与周家大少爷周萍相爱，而这个周萍，又偏巧是四凤同母异父的哥哥!
巧合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艺术魅力，文艺作品中又怎样安排成功的巧合呢?
如果把文艺作品比作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的窗口，那么，在艺术领域的千窗万棂中，以巧取胜的作品就是这样一个十分奇妙的窗口：在这里，人们观察到的，似乎是异乎寻常、逾越常规的特殊生活秩序，而这种特殊的生活秩序一经作者形象地合理解说，人们就更深刻地认识了生活的必然规律。
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常常是错综交叉的。安排巧合的情节，就是种种矛盾错综交叉的通常形式，而去寻求一个在时间、地点、条件方面最不寻常的矛盾交叉点。对于正常的生活秩序来说，这个矛盾交叉点，有着极大的偶然性。没有偶然性，就没有巧合。根据小说《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改编的昆剧《十五贯》，是一部著名的巧戏，大幕一拉开，就出现了一连串越出生活常规的偶然性事件：尤葫芦借了十五贯钱，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女儿苏雪娟问他钱的来历，醉意蒙咙的尤葫芦无意中说了句戏言：“是你的卖身钱。”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女儿是不会在意父亲这种酒后胡言的，偏巧苏雪娟并不是尤的亲生女，于是误信为真，连夜逃走，这是一。
市井无赖娄阿鼠，尽管手脚不干净，但鉴于尤葫芦的穷和“兔子不吃窝边食”的“贼规”，在通常情况下，是决不会去尤家偷窃的。偏巧这天深夜娄阿鼠赌钱输红了眼，急于翻回赌本，路过尤家时，又偏巧苏雪娟匆忙逃走时忘了关门，而尤葫芦又枕着十五贯醉卧在床，于是娄阿鼠入门偷窃，被尤察觉后，争夺十五贯时杀死了尤葫芦，这是二。
封建社会中陌生的男女青年，在通常情况下，是极少接触的，更不敢相互招呼。偏巧苏雪娟离家投亲时迷了路，而又正值夜深人静，四顾茫茫，心慌意乱之际，巧遇远道来贩货的青年佣工熊友兰。虽是素昧平生，但因问路心切，顾不得礼教规矩，只好向熊友兰询问道路，并结伴同行，这是三。
街坊邻里发现尤葫芦遇害，苏雪娟失踪，四处寻找，看到了苏雪娟与熊友兰同行。按通常情况，熟悉苏雪娟温柔端庄性格的邻里，还不致轻易就怀疑她是凶手t偏巧同行者熊友兰所带的钱款，也是十五贯，与尤葫芦失窃数字正巧相同，于是两个年轻人以通奸、谋财、害命嫌疑被押送官府，这是四。
对这件案子，只要查一查熊友兰的来历，只要查明熊友兰是异乡远道而来，与苏雪娟不可能早就相识，只要向熊友兰的雇主了解一下，弄清十五贯确是雇主交给他贩货的资金，即使是一般的糊涂官吏，也不致轻易断定苏、熊通奸。谋财，害命，更不致草率地判处死刑。偏巧遇到的是过于执这种主审官，不但糊涂，而且固执得出奇。他不仅不调查，就凭主观臆断作出结论；而且总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听不得别人不同的意见，硬是定了苏、熊死罪，这是五。
请看，这么多意想不到的巧事，通通汇集到一个交叉点上；这对于正常的生活秩序来说，有着多大的偶然性啊!
一部作品、一台戏曲充满这么多偶然性的巧合，会影响到其真实性吗?
其实，《十五贯》中的巧合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造成苏雪娟深夜潜逃的直接因素，是偶然的，这纯粹是因为尤葫芦酒醉后无意中的一句戏言。但是，这个偶然性的直接因素背后，却有一个必然性：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人身自由毫无保障，穷苦人家的女儿可以被当作商品在市场上标价出售!
造成尤葫芦死亡的直接因素，是偶然的，它正巧碰到娄阿鼠输红了眼，而苏雪娟逃走时又忘了关门。但是，这个偶然性因素中，也深寓着生活的必然：社会秩序极其混乱的旧中国，地痞流氓横行不法，忠厚的劳动者生命得不到保障。
构成苏、熊凶杀罪嫌疑的直接因素，是偶然的，他们正巧同途相遇，而熊友兰又正巧携带了十五贯。但是，这个偶然性因素中，也包含着必然的因素：在封建礼教占统治地位的旧社会，青年男女的任何偶然接触，都是一种“不贞”的罪行；而熊友兰因带十五贯钱获罪，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地位低微和生活贫困。“穷人有钱，来路一定不明”，这是封建统治者心中天经地义的法则。若熊友兰是家私万贯的贵公子，过于执会怀疑他为了区区十五贯就杀人越货吗?
致使苏、熊被草草定为死罪的直接因素，也是偶然的，因为他们正巧遇上了这个既糊涂又固执得出奇的过于执。但是，在统治者草菅人命的封建社会，即使不遇上这个过于执，这对年轻人难道就不会在另一个张于执、王于执手下丧生吗?这里，偶然性同样也有着必然性的现实基础。偶然中有必然，必然性的生活规律借助偶然性的特殊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巧合的全部奥秘。
也许有人会问：苏雪娟和熊友兰在临刑之际，巧遇清官况钟监斩，终于为况钟所救。这种偶然性的巧合事件，又有什么必然性呢?
这个难题，还是请况钟来回答吧。
“下官况钟，为救苏、熊于刀斧之下，斗胆违抗朝廷成法，明知监斩官无权问案，而有意为之。乌纱难保，命途多劫，此乃清官之下场也!”
这是况钟的唱词。在封建社会，即使有清官为民平冤这样的偶然性事件，但这种偶然性，是以最高统治者不许清官为民请命为前提、以清官无好下场的必然规律为背景的。因此，在《十五贯》偶然性结局背后，隐藏着一种必然性：正由于清官数量之少和做清官之难，所以除了苏雪娟、熊友兰这种极少数的幸免者外，绝大多数含冤受辱的劳动者，只有一个归宿一一弃尸刑场，老死监狱!
有了“巧”，就定能成为好书吗?也未然。
古代有一种“回文体”，无论顺读、倒读、左右横读，都能顺应成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晋代女子苏惠织在锦帛上的《回文璇玑图诗》，共八百四十一字，纵横反复诵读，可演变出七千九百五十八首诗。这种设计，可谓“巧”矣，但毕竟是文字游戏，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
某些古典戏曲中，大凡写到才子走投无路、落难异乡之时，常常会有一个彩球突然从高台上抛下，与千人万众中，不偏不倚恰巧落在他的怀里，转眼间，落拓文人就成了侯门相府的乘龙快婿，于是时来运转，平步青云。这种幸遇，也算“巧”了。但毕竟是些编撰的故事，仅博一笑而已。
尽管这样，人们还是爱看巧书、巧戏。不少优秀作品，也常常以巧取胜。明代白话小说《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写得那么引人入胜，就好在一个“巧”字上；印度《流浪者》吸引了那么多观众，正在于顽固坚持“好人的儿子是好人，贼的儿子是贼”血统论的法官拉贡纳特，恰恰撞在自己这套谬论的枪口上，发现自己起诉的窃贼拉兹，正巧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儿子；安徒生童话《野天鹅》中，最扣人心弦之处，是公主艾丽莎恰巧在临刑前的一刹那，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件荨麻衣服，挽救了变成野天鹅的哥哥们和自己的生命；话剧《雷雨》在舞台上四十余年艺术生命不衰，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剧本精心设计了出人意料的巧合：受尽周朴园欺辱的鲁侍萍，远在他乡，誓不再进周公馆；事隔十多年后，偏巧她的女儿四凤又误入周公馆，与周家大少爷周萍相爱，而这个周萍，又偏巧是四凤同母异父的哥哥!
巧合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艺术魅力，文艺作品中又怎样安排成功的巧合呢?
如果把文艺作品比作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的窗口，那么，在艺术领域的千窗万棂中，以巧取胜的作品就是这样一个十分奇妙的窗口：在这里，人们观察到的，似乎是异乎寻常、逾越常规的特殊生活秩序，而这种特殊的生活秩序一经作者形象地合理解说，人们就更深刻地认识了生活的必然规律。
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常常是错综交叉的。安排巧合的情节，就是种种矛盾错综交叉的通常形式，而去寻求一个在时间、地点、条件方面最不寻常的矛盾交叉点。对于正常的生活秩序来说，这个矛盾交叉点，有着极大的偶然性。没有偶然性，就没有巧合。根据小说《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改编的昆剧《十五贯》，是一部著名的巧戏，大幕一拉开，就出现了一连串越出生活常规的偶然性事件：尤葫芦借了十五贯钱，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女儿苏雪娟问他钱的来历，醉意蒙咙的尤葫芦无意中说了句戏言：“是你的卖身钱。”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女儿是不会在意父亲这种酒后胡言的，偏巧苏雪娟并不是尤的亲生女，于是误信为真，连夜逃走，这是一。
市井无赖娄阿鼠，尽管手脚不干净，但鉴于尤葫芦的穷和“兔子不吃窝边食”的“贼规”，在通常情况下，是决不会去尤家偷窃的。偏巧这天深夜娄阿鼠赌钱输红了眼，急于翻回赌本，路过尤家时，又偏巧苏雪娟匆忙逃走时忘了关门，而尤葫芦又枕着十五贯醉卧在床，于是娄阿鼠入门偷窃，被尤察觉后，争夺十五贯时杀死了尤葫芦，这是二。
封建社会中陌生的男女青年，在通常情况下，是极少接触的，更不敢相互招呼。偏巧苏雪娟离家投亲时迷了路，而又正值夜深人静，四顾茫茫，心慌意乱之际，巧遇远道来贩货的青年佣工熊友兰。虽是素昧平生，但因问路心切，顾不得礼教规矩，只好向熊友兰询问道路，并结伴同行，这是三。
街坊邻里发现尤葫芦遇害，苏雪娟失踪，四处寻找，看到了苏雪娟与熊友兰同行。按通常情况，熟悉苏雪娟温柔端庄性格的邻里，还不致轻易就怀疑她是凶手t偏巧同行者熊友兰所带的钱款，也是十五贯，与尤葫芦失窃数字正巧相同，于是两个年轻人以通奸、谋财、害命嫌疑被押送官府，这是四。
对这件案子，只要查一查熊友兰的来历，只要查明熊友兰是异乡远道而来，与苏雪娟不可能早就相识，只要向熊友兰的雇主了解一下，弄清十五贯确是雇主交给他贩货的资金，即使是一般的糊涂官吏，也不致轻易断定苏、熊通奸。谋财，害命，更不致草率地判处死刑。偏巧遇到的是过于执这种主审官，不但糊涂，而且固执得出奇。他不仅不调查，就凭主观臆断作出结论；而且总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听不得别人不同的意见，硬是定了苏、熊死罪，这是五。
请看，这么多意想不到的巧事，通通汇集到一个交叉点上；这对于正常的生活秩序来说，有着多大的偶然性啊!
一部作品、一台戏曲充满这么多偶然性的巧合，会影响到其真实性吗?
其实，《十五贯》中的巧合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造成苏雪娟深夜潜逃的直接因素，是偶然的，这纯粹是因为尤葫芦酒醉后无意中的一句戏言。但是，这个偶然性的直接因素背后，却有一个必然性：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人身自由毫无保障，穷苦人家的女儿可以被当作商品在市场上标价出售!
造成尤葫芦死亡的直接因素，是偶然的，它正巧碰到娄阿鼠输红了眼，而苏雪娟逃走时又忘了关门。但是，这个偶然性因素中，也深寓着生活的必然：社会秩序极其混乱的旧中国，地痞流氓横行不法，忠厚的劳动者生命得不到保障。
构成苏、熊凶杀罪嫌疑的直接因素，是偶然的，他们正巧同途相遇，而熊友兰又正巧携带了十五贯。但是，这个偶然性因素中，也包含着必然的因素：在封建礼教占统治地位的旧社会，青年男女的任何偶然接触，都是一种“不贞”的罪行；而熊友兰因带十五贯钱获罪，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地位低微和生活贫困。“穷人有钱，来路一定不明”，这是封建统治者心中天经地义的法则。若熊友兰是家私万贯的贵公子，过于执会怀疑他为了区区十五贯就杀人越货吗?
致使苏、熊被草草定为死罪的直接因素，也是偶然的，因为他们正巧遇上了这个既糊涂又固执得出奇的过于执。但是，在统治者草菅人命的封建社会，即使不遇上这个过于执，这对年轻人难道就不会在另一个张于执、王于执手下丧生吗?这里，偶然性同样也有着必然性的现实基础。偶然中有必然，必然性的生活规律借助偶然性的特殊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巧合的全部奥秘。
也许有人会问：苏雪娟和熊友兰在临刑之际，巧遇清官况钟监斩，终于为况钟所救。这种偶然性的巧合事件，又有什么必然性呢?
这个难题，还是请况钟来回答吧。
“下官况钟，为救苏、熊于刀斧之下，斗胆违抗朝廷成法，明知监斩官无权问案，而有意为之。乌纱难保，命途多劫，此乃清官之下场也!”
这是况钟的唱词。在封建社会，即使有清官为民平冤这样的偶然性事件，但这种偶然性，是以最高统治者不许清官为民请命为前提、以清官无好下场的必然规律为背景的。因此，在《十五贯》偶然性结局背后，隐藏着一种必然性：正由于清官数量之少和做清官之难，所以除了苏雪娟、熊友兰这种极少数的幸免者外，绝大多数含冤受辱的劳动者，只有一个归宿一一弃尸刑场，老死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