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60年代初期的香港人Joe，于1985年步入社会，相继在亚洲、欧洲、美国的500强公司中担任过中层管理职位。他介绍说，“我们这一代的香港人是最幸运的，赶上了香港最好的时候。”从他参加工作一直到2000年左右，香港处于亚洲商业的中心地位，也是欧美企业在亚洲的落脚点和中转枢纽，背靠大陆的国际化，使得香港获得持续了一代人的繁荣。
　　


　　2000年之后，受大陆经济崛起和世界经济发展影响，香港的角色开始发生转变，从“世界展示的样板”逐渐回归本港生活。从语言的角度来看，香港人讲英语的环境渐渐减少，说中文的开始逐渐多起来。“我在大陆待了十年，现在已经习惯用拼音来输入简体汉字。但有些香港人看不惯，他们跟我抱怨，你为什么不能用繁体？汉字若倒回去20年，不该有这样的问题。作为香港人，你应该什么都会，什么都可以。英语可以，中文也可以;繁体可以，简体也可以，你才能跟亚洲那么多国家做生意。”简言之，“今天的香港人不够包容，而包容和开放，应该是香港人的生存本能。”
　　张五常说过，“香港的滑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自然结果。”商业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内地在有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化的大都市之后，整个大中华区域对香港以及港人的需求逐渐降低，现在“香港人不仅仅是说英文的机会少了，说普通话的机会也少了。”
　　而香港的年轻人囿于环境的变迁，缺少前往世界各地工作和生活的机会，相应地，也就缺少上一代人的“务实和包容”。以“微信”为例，这个手机应用在香港约有300多万使用者，占香港常驻人口的一半左右，用户以40岁以上的人居多。但不少年轻人就是不用微信，因为这是大陆来的东西，“他们跨过了从只反对不好到全盘反对的分界点，不再理性”，Joe说。
　　大陆开通自由行以后，不少到香港来旅游的内地游客，“不排队、随地吐痰甚至小便、高声讲话、扫货到精光”，都使得受过部分媒体负面宣传影响的香港年轻人对大陆有了更多的负面看法，滋生了情绪。同时，受经济形势影响，很多人的工作变得不稳定。年轻人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这无形中让那些情绪与日俱增。”
　　Joe说，今天的香港社会存在两种主张。一种是年轻人为主，一种是他们这些相对年长的人。占中就是年轻人做的，但稍微年长的人并不支持这种方式，“我所接触到的商业主流也并不支持。我们也尝试去帮年轻人打开眼界，走出去，脚踏实地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政府和一些机构曾建议让香港的年轻人在暑假去大陆接受几周的军训或者交流活动，他们反应强烈，说这是洗脑”，Joe有些无奈。
　　苦难才会让人成长，让人从骨子里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的一面。某种程度上讲，“生于安乐”，使得香港的一些年轻人被“宠坏”了，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穷苦。香港现在的秩序和繁荣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面包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知道从无到有的过程和其中的艰难，是现在香港的部分年轻人短视的原因。“香港的一些年轻人所厌恶的某些大陆同胞的缺点，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在的，却有很多都出现在了自己身上，但他们不知道。”
　　Joe坦言，“香港该怎么走出困境，我也不知道。香港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坏的点，接下来会不会反弹，我也不知道。”但他认为年长的主流的群体，早已意识到问题，并愿意看到改变，支持改变。这是一个有着开放的丰富经历的人群，他们是务实的，清醒的。
　　（崔涛志荐自《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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