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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时期，在对“中国梦”这个话题开笔之前，有必要先来讲述两个历史典故，它们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典故中的两则。
第一则是《公羊传》中的《宋人及楚人平》。故事背景是春秋时楚宋两国交兵，楚军围困宋国都城，宋国已快要支撑不住，而楚军也只剩下够7天吃的粮食，粮尽就必须撤军回国。但双方都不了解对方的底细。而宋国大夫华元与楚国大夫司马子反会面时，华元首先告知对方，城中已经穷困到极点，乃至“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问华元，为何要把实情透露出来，华元回答“君子见人之厄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相信子反是君子，不会乘人之危。子反随即也告诉华元，7天之后楚兵粮食将尽，如果还没攻下城池，就将撤兵。子反回营后，将对话告诉楚王，楚王大怒，责备他为何要透露实情，子反回答道：“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后来楚王与子反一起撤围归国。
第二则是《吕氏春秋》中的记载。齐国和晋国交战，一位齐国士兵在战斗中失了自己的戟，但获得对方的长矛，在离开战场的路上心不自安。问一位路人，对方说，失兵器得兵器，没有遗憾，可以堂堂正正地走了。后来又遇到高唐的大夫叔无孙。叔无孙说，两种兵器不同，岂能相抵？于是士兵回到沙场战死。叔无孙说，“君子济人于患，必离其难。”也纵马追随士兵进入战场，“死而不反”。
无论在何时读这两则故事，都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它们显然经过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处理，但无论如何，它们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人对高尚道德的认知。第一个故事的关键词是“诚信”，第二个的关键词是“责任”。诚信很简单，就是无论何时都要告知真实的情况，“不欺人”、不隐瞒或者编造事实来牟取利益。责任意味着对自己应负责的事要恪尽职守，也意味着当别人因自己的原因而处于某种不利境地时，要分担其损失，甚至一起牺牲。两个故事所蕴含的更高意义是对道德准则的遵守。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春秋时代的贵族，“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他们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备，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如果用古希腊神话中黄金、白银、黄铜、黑铁时代的划分，可以说那是中国文化与道德上的“黄金时代”，至今引人遐想。
这些故事在今天也许看起来有点“迂腐”和“傻”，但只要看看我们身边的“世风日下”的种种表现，公共伦理与社会风气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甚至陷入某种危机：欺诈盛行、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知识产权和创新缺乏保护；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充满戒备，陌生人之间很容易因小事发生冲突，人际关系冷漠，人们普遍不愿帮助他人；严重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基本的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在很多地方，对生态和环境的漠视令人触目惊心，污染已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家庭变得脆弱不堪，离婚率上升，许多老人和儿童得不到照顾；人们对政府机构和专家学者的信任度降到最低点，民众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常常变得只有嘲讽而无建树；对物质享受的追求达到极致，金钱与地位变为唯一的评价标准，精神生活被彻底遗忘……凡此种种，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人们心中道德律的坍塌，传统的那些对上天、对习俗、对舆论的敬畏丧失，人心中归信仰力量统摄的那块领域，始终处于空白。
我们今天追慕古风，无非是因为对现实的失望。梁启超曾撰写过一篇《中国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在他看来，春秋时期中国民风“淳朴忠实”，其后的历史上有恶化时期也有好转时期，到了清朝，部分因为专制统治的强化，国民性格变得“庸懦、卑怯、狡诈”，而到了他生活的年代，即清末和民国初年，社会情况是“旧学渐灭，新学未成，青黄不接，谬想重叠”，民德方面则“恶浊达于极点，诸恶俱备”。不知梁启超如生活在当代，又将做出怎样的评论。
对所谓“国民性”的批判是“五四运动”之后知识界讨论的主题之一，但任何文化背后都有其政治、经济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原因。中国自古以来环境恶劣、资源贫乏而又人口稠密，又有漫长的政治专制史，既欠缺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也没有强有力的社会中间组织，底层人民生活困苦，只能靠自己和家族的力量求生存，也就表现为自私自利，有时为了生存下去不择手段。改革开放以来，过度强调对经济和财富的追求，加上“信仰真空”的出现，都促成了当今的“世风日下”。
信仰迷失和公共道德危机也是全世界的难题。西方社会学把这样的情况理解为“社会资本”的衰减。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们之间的联系，包括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及由此产生的信任。社会资本降低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信任的降低、经济交易成本的提高，损害民主制度的健康。帕特南也对过去30多年里美国社会资本的下降感到忧心忡忡。
许多人都会说，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市场和法治，但法律是明确的，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外来的强制，而道德是模糊的，只能依靠人们内心的自律。也有一种趋势是大家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体制”。但是人性造就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人性，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把责任归给“体制”是一种推卸和偷懒。如果我们人人都不改变，“体制”即使有所改变，也会走向劣化。
没有什么比公共道德问题更刺眼，但也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难找到解决的答案。正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改变，我才选择将改变作为我的梦想：在未来，希望国人少一些精明，多一些“傻”；少一些诡诈，多一些忠厚；少一些心计，多一些热情。希望“老实”不再成为贬义词，希望“厚黑学”不再流行，希望民风变得淳朴。我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但我们可以从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中汲取一些力量。
第一则是《公羊传》中的《宋人及楚人平》。故事背景是春秋时楚宋两国交兵，楚军围困宋国都城，宋国已快要支撑不住，而楚军也只剩下够7天吃的粮食，粮尽就必须撤军回国。但双方都不了解对方的底细。而宋国大夫华元与楚国大夫司马子反会面时，华元首先告知对方，城中已经穷困到极点，乃至“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问华元，为何要把实情透露出来，华元回答“君子见人之厄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相信子反是君子，不会乘人之危。子反随即也告诉华元，7天之后楚兵粮食将尽，如果还没攻下城池，就将撤兵。子反回营后，将对话告诉楚王，楚王大怒，责备他为何要透露实情，子反回答道：“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后来楚王与子反一起撤围归国。
第二则是《吕氏春秋》中的记载。齐国和晋国交战，一位齐国士兵在战斗中失了自己的戟，但获得对方的长矛，在离开战场的路上心不自安。问一位路人，对方说，失兵器得兵器，没有遗憾，可以堂堂正正地走了。后来又遇到高唐的大夫叔无孙。叔无孙说，两种兵器不同，岂能相抵？于是士兵回到沙场战死。叔无孙说，“君子济人于患，必离其难。”也纵马追随士兵进入战场，“死而不反”。
无论在何时读这两则故事，都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它们显然经过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处理，但无论如何，它们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人对高尚道德的认知。第一个故事的关键词是“诚信”，第二个的关键词是“责任”。诚信很简单，就是无论何时都要告知真实的情况，“不欺人”、不隐瞒或者编造事实来牟取利益。责任意味着对自己应负责的事要恪尽职守，也意味着当别人因自己的原因而处于某种不利境地时，要分担其损失，甚至一起牺牲。两个故事所蕴含的更高意义是对道德准则的遵守。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春秋时代的贵族，“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他们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备，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如果用古希腊神话中黄金、白银、黄铜、黑铁时代的划分，可以说那是中国文化与道德上的“黄金时代”，至今引人遐想。
这些故事在今天也许看起来有点“迂腐”和“傻”，但只要看看我们身边的“世风日下”的种种表现，公共伦理与社会风气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甚至陷入某种危机：欺诈盛行、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知识产权和创新缺乏保护；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充满戒备，陌生人之间很容易因小事发生冲突，人际关系冷漠，人们普遍不愿帮助他人；严重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基本的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在很多地方，对生态和环境的漠视令人触目惊心，污染已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家庭变得脆弱不堪，离婚率上升，许多老人和儿童得不到照顾；人们对政府机构和专家学者的信任度降到最低点，民众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常常变得只有嘲讽而无建树；对物质享受的追求达到极致，金钱与地位变为唯一的评价标准，精神生活被彻底遗忘……凡此种种，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人们心中道德律的坍塌，传统的那些对上天、对习俗、对舆论的敬畏丧失，人心中归信仰力量统摄的那块领域，始终处于空白。
我们今天追慕古风，无非是因为对现实的失望。梁启超曾撰写过一篇《中国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在他看来，春秋时期中国民风“淳朴忠实”，其后的历史上有恶化时期也有好转时期，到了清朝，部分因为专制统治的强化，国民性格变得“庸懦、卑怯、狡诈”，而到了他生活的年代，即清末和民国初年，社会情况是“旧学渐灭，新学未成，青黄不接，谬想重叠”，民德方面则“恶浊达于极点，诸恶俱备”。不知梁启超如生活在当代，又将做出怎样的评论。
对所谓“国民性”的批判是“五四运动”之后知识界讨论的主题之一，但任何文化背后都有其政治、经济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原因。中国自古以来环境恶劣、资源贫乏而又人口稠密，又有漫长的政治专制史，既欠缺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也没有强有力的社会中间组织，底层人民生活困苦，只能靠自己和家族的力量求生存，也就表现为自私自利，有时为了生存下去不择手段。改革开放以来，过度强调对经济和财富的追求，加上“信仰真空”的出现，都促成了当今的“世风日下”。
信仰迷失和公共道德危机也是全世界的难题。西方社会学把这样的情况理解为“社会资本”的衰减。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们之间的联系，包括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及由此产生的信任。社会资本降低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信任的降低、经济交易成本的提高，损害民主制度的健康。帕特南也对过去30多年里美国社会资本的下降感到忧心忡忡。
许多人都会说，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市场和法治，但法律是明确的，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外来的强制，而道德是模糊的，只能依靠人们内心的自律。也有一种趋势是大家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体制”。但是人性造就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人性，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把责任归给“体制”是一种推卸和偷懒。如果我们人人都不改变，“体制”即使有所改变，也会走向劣化。
没有什么比公共道德问题更刺眼，但也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难找到解决的答案。正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改变，我才选择将改变作为我的梦想：在未来，希望国人少一些精明，多一些“傻”；少一些诡诈，多一些忠厚；少一些心计，多一些热情。希望“老实”不再成为贬义词，希望“厚黑学”不再流行，希望民风变得淳朴。我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但我们可以从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中汲取一些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