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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民国时期，黔东南林业得到了较好的开发，以杉木为主的各种林木得到普遍种植和有效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依据清水江文书资料，文章对之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林业开发;清水江文书;黔东南
清水江文书作为散存于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重要民间文献资料，主要记载了明清及民国时期流域地区人民在林业经济、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对清末民国时期黔东南林业开发不乏详实的记载。
一、订立佃栽杉木合同开发林业
早在乾隆时期，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就出现了佃栽合同。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一月二十三日天柱捆洞寨“刘文登、王昌礼栽杉合同”，其中有载：
“立合同人天柱县捆洞寨刘文登、王昌礼，今将杉秧栽种南孟龙乘波、相公龙朝二□□，名冉讲坡一所。承认栽杉俱要修理，长大发卖，议定二股均分，日后不得混争，藉故滋事。今恐后无凭，立此合同字为据。
外批：界址上抵盘路为界，下抵兴云龙朝山为界，右抵岩洞毫堑为界，左抵冲为界。
右批：限至明春杉木栽满，地租银止，若未栽满，地租仍在。
凭中代书：吴宏开
乾隆肆拾叁年正月二十三日立。”
上述佃栽合同，主要突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限至明春杉木栽满”，即到合同订立的第二年乾隆四十四年春，必须栽满所佃山场的杉木;二是“承认栽杉俱要修理”，即对所栽杉木需要重在管护。这对于确保杉木种植并得到有效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嘉庆之后，直至清末，通过订立佃栽合同从事栽杉生产的人逐渐增多。如道光八年（1828年）八月七日锦屏“林应科等立招蓄禁杉木合同字”，其中有载：
“立招蓄禁杉木合同字人寨母寨林应科，……先年佃栽杉木共计四千余株，因寨楼、寨特众横争，自愿将此山树木土股一股凭中捐入。土地神祠以作香火，兹府衙六房四班公同与蚁共另立合同蓄禁，日后杉木长大，发卖府衙，土股占一股，栽主占一股，二股均分。后木砍尽之日，此山土仍归退与寨母寨众等管业，不得异言。今有凭立此合同蓄禁字。
计开：
林应科佃种梨子树冲杉木，约计木三百余株。
馬宗广佃种境高杉木一冲，约计二百余株。
杨必清佃种叩有盘路上杉木，大小一十五冲，约计二千余株。
罗开文佃种底板杉木一巅三冲，约计一千余株。
林发通佃种梨子树下首冲杉木一冲，约计二十余株。
凭中：杨加积 杨昌用 马国正
代笔：林发文
道光八年八月初七日立合同。”
这是一份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佃栽合同，强调所栽杉木重在“蓄禁”。此外，合同还详细记载了林应科等佃种杉木的情况，数目不等，多者达二千余株。由此看出佃种者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
道光时期类似的佃栽合同还有。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八月一日锦屏加池村“姚发贵父子立佃字”，道光二十七年七月三日天柱“龙什钟兄弟二人立合同”。其中强调“务要努力种植，不得怠憜，荒山亦不得背地私卖”。重在勤于种植，严禁私卖荒山。
还有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十八日锦屏“龙发泰、姜双连、姜松宁立佃种栗栽杉字”，同样有载：“……其山佃栽之后，愿限五年成林，不得荒芜。如荒芜不栽挖者，毫无系分。”强调所种之栗所栽之杉必须五年成林，不得荒芜，如有荒芜，按合同规定论处。
民国时期是黔东南山林开发的兴盛期，在佃栽杉木及其管理方面要求更加具体严格。如民国三年（1914年）八月五日锦屏文斗苗寨“舒光逐立佃招帖字”有载：
“立佃招帖字人松孙舒光逐，为因无地种栗，自愿佃到文斗寨主家姜杰相弟兄等分落祖遗之山一块，地名冉下宜内一岭，界至上登陆十两山，下抵傍角溪，左右凭冲，四抵指明。其山自佃之后，任凭栽种，限至五年成林，不得荒芜。倘有荒芜，另招别人进山种栗。佃种成林之后，候木长大再分合同。此山止栽半，下截杉木长大留住方可。如不留住，先问地主，然后问人。恐口无凭，立此佃招字为据是实。
代笔：正志
民国三年甲寅八月初五日立。”
由此可知，文斗寨舒光逐佃种姜杰相的栗山，按合同规定“限至五年成林，不得荒芜。倘有荒芜，另招别人进山种栗。”这与上述宣统三年龙发泰等立佃种栗栽杉合同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待栗木长大后再分合同，之前重在山林管理。
又如民国七年（1918年）二月十六日锦屏“姜永春等立佃栽杉木字”，其中记载：
“立佃栽杉木字人姜永春、姜必诚等，今佃到众山山友姜为召、姜学广、姜吉春、灿春等之山一幅，坐落地名白山得山。界限上凭永春田，下抵溪，左凭文斗姜建猷得买本寨为玉之山，右凭田角以下冲为界，下截上凭岩洞、盘过洞却以溪为界。其山照界挖种栽杉，不有荒芜，限至三年排行，五年成林，如不成林排行者，栽手无分。恐口无凭，立此佃栽字为据。
民国七年二月十六日天福笔立。”
这里，该佃栽合同议定“其山照界挖种栽杉，不有荒芜，限至三年排行，五年成林，如不成林排行者，栽手无分。”指出所栽杉山不得荒芜，除了五年成林，还必须三年排行，对佃栽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直至民国后期，还有不少类似的佃栽合同。如民国三十年（1941年）三月六日剑河八卦村“彭天寿、彭元丰招佃栽杉合同”，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六日八卦河寨“潘德焯等招佃栽杉合同”等。其中强调“特立合同付执为准，共同修薅其木”，“如有因地界发生任何纠葛事端，概由地主自理，不干栽主之事”，重在搞好杉木种植与管理。
这表明，从事以杉木为主的木材种植与管理，一直是清水江流域地区人民的传统生产活动。这一活动带动了当地林业经济的发展，为他们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如锦屏境内，清代仅由茅坪、王寨、卦治每年输出的杉木，就价值白银二百万到三百万两，其他如集中于古州（今榕江）等地的杉木销售数量，亦相当可观[1]。 二、订立栽杉分股合同开发林业
这里，栽杉分股合同与上述佃栽杉木合同有一定的联系，但亦有区别，表现为规模有所扩大，生产要求逐渐提高，且是清末民国时期黔东南的主要生产形式。
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十三日天柱“杨安隆与龚占鳌共栽杉木分股合同”，其中有载：
“立合同字人杨安隆，情因开到本村，龚占鳌今到塘黄波杉土一团。上抵胡宏章田坎为界，下抵凹抵龚东永杉土为界，左抵龙东源田坎为界，右抵沟抵东源杉土为界，右下抵龚东永杉土为界，四坻分明。开挖栽木之嫩杉木，目前陆续栽有数十余根，已经成林。其木贰股均分，栽主六根，地主四根。日后栽主不开，后来地主各人挖杉栽木，再栽不限定多少，二比一同修薅，其木成林，亦系二股均分，不得异言。恐后无凭，立有合同执一纸存照。
安隆请笔姜老全。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三日立字。”
由上可知，合同议定“贰股均分，栽主六根，地主四根”，且栽主、地主“同修薅”，促使“其木成林”。可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举动，有利于共同管护山林，促使林木良好生长。
至民国时期，这种栽杉分股合同逐渐增多，通过分股实现对山林的有效管理。如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十九日天柱勒洞村“龙则科、龙则奎、龙则林等与刘永乾父子四人共栽杉木分股合同”，其中记载：
“立合同字人高旧村龙则科、龙则奎、龙则林、龙则伴，今因祖父遗有地土壹团，分为四大股，在居仁里界内，土名美弄坡。上下抵栽主，左抵彦寿山，右抵地主山，四至分明。情因于癸丑年佃与地棉村刘永乾父子四人开垦，当日凭中议定，栽成嫩杉，自愿料理三年，恐兄弟各居，或有不同心协修，彼股自愿丢息，及三年已满，栽主、地主二被同修，日后杉木长大，地主、栽主二股均分。此杉木出山，地归原主。恐后无凭，立有合同为据。
讨笔：龙照恩
凭中：龙绪彬
立合同字二彼各据存照。
天运癸丑六月十九日立。”
这里，“天运癸丑”年当为民国二年（1913年）。当年高旧村人龙则科等将山佃与地棉村刘永乾等人栽种，雙方共立合同议定，栽主料理嫩杉三年，而后由栽主、地主共同管理，实行二股均分。合约双方共同管理山林成为天柱一带的主要生产形式。
又如民国七年（1918年）一月三十日天柱栗木村“龙求生租地与龙恩口、邓元清栽杉并收杉木二股合同”，其文称：
“立合同字人栗木村龙求生，今将山坡地名角口招大路坎脚地土一块，其界上抵大路，下抵冲，左右抵本主山为界，四至分明。今我愿将此山写与龙恩口、邓元清贰人开栽，杉木议定四股均分，栽主两股，地主两股，于去岁元清之股出卖，与我地主剩下恩口之股存在此杉木，而后砍伐出售，地归原主。恐口无凭，立有合同为据。
外批：三年成林，栽地贰主同修。
凭中：龙长生
请笔：龙生木
中华民国七年正月三十日立。”
上述合同，议定杉木四股均分，栽主、地主各占二股，强调“三年成林，栽地贰主同修”。同年，还立有类似的合同，即民国七年（1918年）五月六日天柱“龙锦才与龙喜禄、龙儒晶共栽杉木分股合同”，议定“共同栽杉壹千株，议定四六均分，栽股共占六成，地主占四成，栽股修蒿叁年，至四年地主同蒿。”
再如民国十九年（1930年）三月十日天柱“杨德正、杨德安、杨条恩共栽杉木分股合同”，其中记载：
“立合同契字人杨德正、杨德安、杨条恩三人，今因问到杨家共山步查沙土一团，……至分栽主，穗杉、穗正种下土壹仟壹佰株，条恩栽下二仟株，一共叁仟壹佰株杉木，以三种出。地主与栽主共偕修薅，成大分股，地主有四，栽主有六，至后不得废弃翻悔。若有何翻悔不修，将钱补到，不得异言。恐口无凭，立有合同字为据。
外批：栽木漆字人杨德正，一共壹百分股，栽主有六，地主有四。
代笔：杨光照
民国十九年三月十日合。”
由此看出，通过订立分股合同栽种的杉木有不少，其中栽主杨条恩等所栽杉木即达三千余株，由此可知当时栽杉的规模，同时议定“地主与栽主共偕修薅”。
上述这种“共偕修薅”之举，在之后的栽杉分股合同中还有体现。如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二月五日天柱丰保村“吴启义栽树分股承认合同”，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十日勒洞村“杨通益讨罗渊福、罗渊伴山栽杉木分股字”，等。其中议定“双方合修成林”，或“双方同薅修管理杉木”，栽主、地主共同管理山林。这样，既有效地保护了人工育林者的产权，又较好地调整和规范了各方的利益分配关系[2]，使以栽杉为主的种植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三、结语
纵观上述，清末民国时期黔东南林业得到了有效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黎平府“山多戴土，树宜杉。……树三五年即成林，二十年便供斧柯矣”[3]，“郡内自清江以下至茅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栋梁芒桷之材，靡不备具”，“黎平之民富于木”[4]。不仅开发了荒山，优化了自然环境，还带来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这说明，只要注重经营，不断总结成功的生产经验，始终把发展质量摆在突出的位置，就能逐步实现地方经济社会稳步发展，提高人民生产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侗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 侗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2]罗洪洋，张晓辉.清代黔东南文斗侗、苗林业契约研究[J].民族研究2003（3）.
[3]（清）爱必达，罗绕典.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4]（清）余渭.黎平府志（卷3下）[M].光绪十八年（1892年）刻本.
关键词：林业开发;清水江文书;黔东南
清水江文书作为散存于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重要民间文献资料，主要记载了明清及民国时期流域地区人民在林业经济、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对清末民国时期黔东南林业开发不乏详实的记载。
一、订立佃栽杉木合同开发林业
早在乾隆时期，清水江流域民族地区就出现了佃栽合同。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一月二十三日天柱捆洞寨“刘文登、王昌礼栽杉合同”，其中有载：
“立合同人天柱县捆洞寨刘文登、王昌礼，今将杉秧栽种南孟龙乘波、相公龙朝二□□，名冉讲坡一所。承认栽杉俱要修理，长大发卖，议定二股均分，日后不得混争，藉故滋事。今恐后无凭，立此合同字为据。
外批：界址上抵盘路为界，下抵兴云龙朝山为界，右抵岩洞毫堑为界，左抵冲为界。
右批：限至明春杉木栽满，地租银止，若未栽满，地租仍在。
凭中代书：吴宏开
乾隆肆拾叁年正月二十三日立。”
上述佃栽合同，主要突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限至明春杉木栽满”，即到合同订立的第二年乾隆四十四年春，必须栽满所佃山场的杉木;二是“承认栽杉俱要修理”，即对所栽杉木需要重在管护。这对于确保杉木种植并得到有效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嘉庆之后，直至清末，通过订立佃栽合同从事栽杉生产的人逐渐增多。如道光八年（1828年）八月七日锦屏“林应科等立招蓄禁杉木合同字”，其中有载：
“立招蓄禁杉木合同字人寨母寨林应科，……先年佃栽杉木共计四千余株，因寨楼、寨特众横争，自愿将此山树木土股一股凭中捐入。土地神祠以作香火，兹府衙六房四班公同与蚁共另立合同蓄禁，日后杉木长大，发卖府衙，土股占一股，栽主占一股，二股均分。后木砍尽之日，此山土仍归退与寨母寨众等管业，不得异言。今有凭立此合同蓄禁字。
计开：
林应科佃种梨子树冲杉木，约计木三百余株。
馬宗广佃种境高杉木一冲，约计二百余株。
杨必清佃种叩有盘路上杉木，大小一十五冲，约计二千余株。
罗开文佃种底板杉木一巅三冲，约计一千余株。
林发通佃种梨子树下首冲杉木一冲，约计二十余株。
凭中：杨加积 杨昌用 马国正
代笔：林发文
道光八年八月初七日立合同。”
这是一份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佃栽合同，强调所栽杉木重在“蓄禁”。此外，合同还详细记载了林应科等佃种杉木的情况，数目不等，多者达二千余株。由此看出佃种者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
道光时期类似的佃栽合同还有。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八月一日锦屏加池村“姚发贵父子立佃字”，道光二十七年七月三日天柱“龙什钟兄弟二人立合同”。其中强调“务要努力种植，不得怠憜，荒山亦不得背地私卖”。重在勤于种植，严禁私卖荒山。
还有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十八日锦屏“龙发泰、姜双连、姜松宁立佃种栗栽杉字”，同样有载：“……其山佃栽之后，愿限五年成林，不得荒芜。如荒芜不栽挖者，毫无系分。”强调所种之栗所栽之杉必须五年成林，不得荒芜，如有荒芜，按合同规定论处。
民国时期是黔东南山林开发的兴盛期，在佃栽杉木及其管理方面要求更加具体严格。如民国三年（1914年）八月五日锦屏文斗苗寨“舒光逐立佃招帖字”有载：
“立佃招帖字人松孙舒光逐，为因无地种栗，自愿佃到文斗寨主家姜杰相弟兄等分落祖遗之山一块，地名冉下宜内一岭，界至上登陆十两山，下抵傍角溪，左右凭冲，四抵指明。其山自佃之后，任凭栽种，限至五年成林，不得荒芜。倘有荒芜，另招别人进山种栗。佃种成林之后，候木长大再分合同。此山止栽半，下截杉木长大留住方可。如不留住，先问地主，然后问人。恐口无凭，立此佃招字为据是实。
代笔：正志
民国三年甲寅八月初五日立。”
由此可知，文斗寨舒光逐佃种姜杰相的栗山，按合同规定“限至五年成林，不得荒芜。倘有荒芜，另招别人进山种栗。”这与上述宣统三年龙发泰等立佃种栗栽杉合同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待栗木长大后再分合同，之前重在山林管理。
又如民国七年（1918年）二月十六日锦屏“姜永春等立佃栽杉木字”，其中记载：
“立佃栽杉木字人姜永春、姜必诚等，今佃到众山山友姜为召、姜学广、姜吉春、灿春等之山一幅，坐落地名白山得山。界限上凭永春田，下抵溪，左凭文斗姜建猷得买本寨为玉之山，右凭田角以下冲为界，下截上凭岩洞、盘过洞却以溪为界。其山照界挖种栽杉，不有荒芜，限至三年排行，五年成林，如不成林排行者，栽手无分。恐口无凭，立此佃栽字为据。
民国七年二月十六日天福笔立。”
这里，该佃栽合同议定“其山照界挖种栽杉，不有荒芜，限至三年排行，五年成林，如不成林排行者，栽手无分。”指出所栽杉山不得荒芜，除了五年成林，还必须三年排行，对佃栽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直至民国后期，还有不少类似的佃栽合同。如民国三十年（1941年）三月六日剑河八卦村“彭天寿、彭元丰招佃栽杉合同”，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六日八卦河寨“潘德焯等招佃栽杉合同”等。其中强调“特立合同付执为准，共同修薅其木”，“如有因地界发生任何纠葛事端，概由地主自理，不干栽主之事”，重在搞好杉木种植与管理。
这表明，从事以杉木为主的木材种植与管理，一直是清水江流域地区人民的传统生产活动。这一活动带动了当地林业经济的发展，为他们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如锦屏境内，清代仅由茅坪、王寨、卦治每年输出的杉木，就价值白银二百万到三百万两，其他如集中于古州（今榕江）等地的杉木销售数量，亦相当可观[1]。 二、订立栽杉分股合同开发林业
这里，栽杉分股合同与上述佃栽杉木合同有一定的联系，但亦有区别，表现为规模有所扩大，生产要求逐渐提高，且是清末民国时期黔东南的主要生产形式。
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十三日天柱“杨安隆与龚占鳌共栽杉木分股合同”，其中有载：
“立合同字人杨安隆，情因开到本村，龚占鳌今到塘黄波杉土一团。上抵胡宏章田坎为界，下抵凹抵龚东永杉土为界，左抵龙东源田坎为界，右抵沟抵东源杉土为界，右下抵龚东永杉土为界，四坻分明。开挖栽木之嫩杉木，目前陆续栽有数十余根，已经成林。其木贰股均分，栽主六根，地主四根。日后栽主不开，后来地主各人挖杉栽木，再栽不限定多少，二比一同修薅，其木成林，亦系二股均分，不得异言。恐后无凭，立有合同执一纸存照。
安隆请笔姜老全。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三日立字。”
由上可知，合同议定“贰股均分，栽主六根，地主四根”，且栽主、地主“同修薅”，促使“其木成林”。可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举动，有利于共同管护山林，促使林木良好生长。
至民国时期，这种栽杉分股合同逐渐增多，通过分股实现对山林的有效管理。如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十九日天柱勒洞村“龙则科、龙则奎、龙则林等与刘永乾父子四人共栽杉木分股合同”，其中记载：
“立合同字人高旧村龙则科、龙则奎、龙则林、龙则伴，今因祖父遗有地土壹团，分为四大股，在居仁里界内，土名美弄坡。上下抵栽主，左抵彦寿山，右抵地主山，四至分明。情因于癸丑年佃与地棉村刘永乾父子四人开垦，当日凭中议定，栽成嫩杉，自愿料理三年，恐兄弟各居，或有不同心协修，彼股自愿丢息，及三年已满，栽主、地主二被同修，日后杉木长大，地主、栽主二股均分。此杉木出山，地归原主。恐后无凭，立有合同为据。
讨笔：龙照恩
凭中：龙绪彬
立合同字二彼各据存照。
天运癸丑六月十九日立。”
这里，“天运癸丑”年当为民国二年（1913年）。当年高旧村人龙则科等将山佃与地棉村刘永乾等人栽种，雙方共立合同议定，栽主料理嫩杉三年，而后由栽主、地主共同管理，实行二股均分。合约双方共同管理山林成为天柱一带的主要生产形式。
又如民国七年（1918年）一月三十日天柱栗木村“龙求生租地与龙恩口、邓元清栽杉并收杉木二股合同”，其文称：
“立合同字人栗木村龙求生，今将山坡地名角口招大路坎脚地土一块，其界上抵大路，下抵冲，左右抵本主山为界，四至分明。今我愿将此山写与龙恩口、邓元清贰人开栽，杉木议定四股均分，栽主两股，地主两股，于去岁元清之股出卖，与我地主剩下恩口之股存在此杉木，而后砍伐出售，地归原主。恐口无凭，立有合同为据。
外批：三年成林，栽地贰主同修。
凭中：龙长生
请笔：龙生木
中华民国七年正月三十日立。”
上述合同，议定杉木四股均分，栽主、地主各占二股，强调“三年成林，栽地贰主同修”。同年，还立有类似的合同，即民国七年（1918年）五月六日天柱“龙锦才与龙喜禄、龙儒晶共栽杉木分股合同”，议定“共同栽杉壹千株，议定四六均分，栽股共占六成，地主占四成，栽股修蒿叁年，至四年地主同蒿。”
再如民国十九年（1930年）三月十日天柱“杨德正、杨德安、杨条恩共栽杉木分股合同”，其中记载：
“立合同契字人杨德正、杨德安、杨条恩三人，今因问到杨家共山步查沙土一团，……至分栽主，穗杉、穗正种下土壹仟壹佰株，条恩栽下二仟株，一共叁仟壹佰株杉木，以三种出。地主与栽主共偕修薅，成大分股，地主有四，栽主有六，至后不得废弃翻悔。若有何翻悔不修，将钱补到，不得异言。恐口无凭，立有合同字为据。
外批：栽木漆字人杨德正，一共壹百分股，栽主有六，地主有四。
代笔：杨光照
民国十九年三月十日合。”
由此看出，通过订立分股合同栽种的杉木有不少，其中栽主杨条恩等所栽杉木即达三千余株，由此可知当时栽杉的规模，同时议定“地主与栽主共偕修薅”。
上述这种“共偕修薅”之举，在之后的栽杉分股合同中还有体现。如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二月五日天柱丰保村“吴启义栽树分股承认合同”，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十日勒洞村“杨通益讨罗渊福、罗渊伴山栽杉木分股字”，等。其中议定“双方合修成林”，或“双方同薅修管理杉木”，栽主、地主共同管理山林。这样，既有效地保护了人工育林者的产权，又较好地调整和规范了各方的利益分配关系[2]，使以栽杉为主的种植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三、结语
纵观上述，清末民国时期黔东南林业得到了有效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黎平府“山多戴土，树宜杉。……树三五年即成林，二十年便供斧柯矣”[3]，“郡内自清江以下至茅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栋梁芒桷之材，靡不备具”，“黎平之民富于木”[4]。不仅开发了荒山，优化了自然环境，还带来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这说明，只要注重经营，不断总结成功的生产经验，始终把发展质量摆在突出的位置，就能逐步实现地方经济社会稳步发展，提高人民生产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侗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 侗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2]罗洪洋，张晓辉.清代黔东南文斗侗、苗林业契约研究[J].民族研究2003（3）.
[3]（清）爱必达，罗绕典.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4]（清）余渭.黎平府志（卷3下）[M].光绪十八年（1892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