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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6年7月，在第40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既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第一个岩画遗产，也是我国第一个“有机演进的残遗（或化石）景观”这一文化景观子类型的遗产地。目前在左江流域共发现80余处岩画点，它们沿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密集分布。其中位于崇左市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及扶绥县境内，密集分布的38处岩画，被选择纳入3个遗产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左江花山岩画的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独特的图像表达系统、艺术创作所达到的美学成就、杰出的作画技术等方面。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是岩溶地貌中、以岩画为核心、利用特定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自然与人的共同作品”。正是在岩画艺术与文化景观这两个范畴都体现出的优秀品质的交融，造就了该遗产在全球范围内的突出普遍价值。
关键词：左江花山岩画；岩画艺术；文化景观；突出普遍价值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境内广泛分布着典型的热带岩溶地貌，左江及其支流明江蜿蜒流淌，曲折盘旋于群峰之中，山峰在沿江一面往往形成高达几百米、唯有乘船方能抵近、难以攀援的悬崖绝壁。丛聚的山峰和其间的洼地对小气候、植被、动物都产生较强的封闭作用，再加上气候适宜，雨量充沛，为繁衍各种动植物资源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江边翠竹丛生、木棉似火，是白鹭等多种野生鸟类的栖息地。
温润的气候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当地先民的生存提供了基本保障，奇特而封闭的地理环境促进了岩画艺术的形成和发展。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骆越人在此区域繁衍生息了700年。为了表达对神明和自然的崇拜，他们有意识地选择江水转弯处、面对江水来向的崖壁，精挑细选崖壁上适宜的位置，用今天看来仍不可思议的技术和方式，绘制了大量场面宏大、动感强烈、神秘十足、震撼人心的岩画。岩画大多距江面15-100米，图案以蹲式人形图像为主，颜色全部为赭红色，在灰黄色的崖壁上显得格外鲜艳醒目，历经大约2000年的岁月侵蚀，它们留存至今，被称为“花山岩画”。
在左江流域目前共发现80余处岩画点，它们沿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密集分布，在岩溶地貌的衬托中，形成令人感觉神秘而震撼的文化景观，是世界岩画艺术宝库中具有独特品质的珍贵遗产。其中位于崇左市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及扶绥县境内，密集分布的38处岩画，被选择纳入3个遗产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从遗产类型来看，这既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第一个岩画遗产，也是我国第一个“有机演进的残遗（或化石）景观”这一文化景观子类型的遗产地。事实上，正是在岩画艺术与文化景观这两个范畴都体现出的优秀品质的交融，造就了该遗产在全球范围内的突出普遍价值。
一、岩画艺术杰作
岩画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类型之一，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1COMOS）的《世界遗产名录：填补空白——未来行动计划》（The World Heritage List：Filling the Gaps-an Action Plan for the Future，以下简称《GAP文件》）和《岩石艺术：申报前指南》（Rock Art：Pre-nomination Guidelines，以下简称《申报前指南》）中，岩石艺术遗址（ROCK-ARTSITES）被区别为考古遗址，列为一个独立的类型；并认为“就岩石艺术的地域跨度（除了南北极地区以外的世界各地）、相关遗产地的数量和种类（40多万）及时间跨度（至少四万年）而言，这种艺术无疑不同于人文古迹的其他要素。……逻辑上，未来几年中，将有更多关于岩石艺术的申报（更多岩石艺术有望被列为世界遗产）；同时，显然，‘最佳’遗产地的选择即使说不上竞争激烈，也必定十分严格。”
可见，岩画遗产虽然“是人类文化的基本表达方式之一，……不仅体现了人类的概念思维，同时也体现了位于传统社会核心并比任何其它世界艺术传统存在时间都久的信仰”，虽然《申报前指南》也认为应该将大量的岩画类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由于相关遗产地数量和种类太多，而且总是会因其特定的地理文化区域而具有特殊的价值，所以，“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岩石艺术遗产地，但只有拥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这类遗产地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因此，对于申报的岩画遗产来说，证明其突出普遍价值的难度很大。尽管如此，通过对遗产背景、意义、原创性及范围的详细调查和证明，以及在岩画特质、所处环境特征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左江花山岩画仍被证明无疑是全球范围内最杰出的岩画艺术之一，其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独特的图像表达系统、艺术创作所达到的美学成就、杰出的作画技术。
（一）独特的图像表达系统
左江花山岩画画面内容丰富，所表达的主题具有原始宗教的意义，是群体性祭祀场景的真实记录，画面图像大致可归纳为人物、典型器物、动物三大类。申报的38个岩画点可分为109处、193组，图像总数约为4050个，其中人物图像3315个，包括正身人像1152个、侧身人像2163个；器物图像621个，包括铜鼓图像368个、羊角钮钟图像11个、细钮钟（铃）图像5个、环首刀图像39个、有格或有首剑图像174个、扁茎短剑图像1个、渡船图像21个、男女交媾图2个；动物图像114个，包括犬类113个，飞禽类1个。
图像以人像为主，包括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两种类型，均为双腿呈下蹲状，双臂呈上举状的人形图案，即“蹲式人形”。该图像的图形特征鲜明而简单，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而厚重，并具有神秘而原始的视觉冲击力，是世界上出现较早、分布广泛的一个岩画表现主题，在世界岩画中具有普遍意义，但通常作为伴生图案，并非主要图案和主题。在左江花山岩画，“蹲式人形”却被作为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其比例高达82%，这种创作模式不仅强化了该符号图案厚重与强烈的力量，也为构建高度统一的图像表达系统奠定了基础。
早期的岩画采用简单、小型的正身人像进行简单排列，表现当地先民们在进行祭祀活动，各人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逐步地，在正身人像上或者旁边通过添加头饰、武器、铜鼓、飞禽走兽等，以区分人像的社会等级。据研究，正身人像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等级最低身上没有任何装饰物或佩饰的正身人像；二是等级较高有头饰（Y字型头饰）与武器佩饰（环首刀或长剑）的正身人像；三是等级最高有隆重头饰、武器佩饰、面前有祭犬（甚至手臂上挂有人祭）的正身人像。接着在中型以上的画面，尤其在大型画面中出现了侧身人像，用于烘托位于中心的正身人像的高等级与高规格。最终，通过精心构图、密集排列人物图案、特定人物的饰物繁缛夸张、人物图像大小的对比、小型侧身人像围绕簇拥大型正身人像等方式表达了一系列宏大的祭祀场面和情节，表现出热烈浓郁的气氛。 由此可见，一方面，左江花山岩画是由一系列不断重复、大量堆积的岩画原型符号——“蹲式人形”构成的岩画画面；另一方面，这些画面并不是一种符号的简单重复或重叠，而是运用这种基本符号，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一套建构画面的规则，如添加特定的人物装饰、人形大小对比、正侧面人像结合，以及大量图像密集组合等，通过这些规则，最终构建成内涵丰富、逻辑清晰的图像表达系统，创作出画幅巨大、内容丰富、描绘宏大祭祀场景的画面。
“蹲式人形”在画面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和以这一统一符号为基础建构表达系统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独创性和创造性，是左江花山岩画对于世界岩画的一个伟大贡献。
（二）艺术创作所达到的美学成就
左江花山岩画卓越的美学成就体现在其宏大场面的建构、独具匠心的构图，以及由于色彩的激越与力量而造成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典型的岩画场面为众多的侧身人围绕着一个形象高大的正身人，正身人的形态与侧身人有明显区别，正身人像下方有的有犬类图像。众多的侧身人像和形体较小的正身人应为行祭的主体；居于画面中心、形体高大显赫、装束特殊的正身人像，是行祭的指挥或灵魂人物。高度格式化了的人物动作形态和画面的格局表明，画面所表现的不是即兴舞蹈，而是一种受着某种观念强烈制约的形式固定化了的集体舞蹈，是当时人们举行原始宗教祭祀时集体歌舞的场面。通过密集而错落有致的人物排序，既突出核心人物的伟岸高大，更通过“众星捧月”的画面效果突出核心人物的重要，在表现“场面”与“过程”的能力上显示出了卓越的技巧，巨大而完整的反映当时祭祀仪式的画面得以建构。
“画板”材质和颜料的选择也很成功：灰黄色的裸露崖壁因为含有矿物质而不易风化，还有较好的吸水功能，不仅对制作岩画的颜料有非常好的吸附作用，还会发生很强的氧化作用，从而让颜色保持如新；赭红色的岩画采用当地常见的赤铁矿为主要颜料，以植物汁液为粘合剂，使绘制的露天岩画虽经历了2000余年的风吹日晒，仍然保持了鲜艳的色彩。同时，画面方向总是面向江水来向，因而顺流而下既能直面岩画，又可见岩画所在山崖之全貌——灰黄色的崖壁上绘制的赭红色的图案显得格外鲜艳醒目，在视觉传达上极具冲击和震撼效果，从而加强了岩画的仪式感和艺术表现力，使色彩的力量得到了充分发挥。
总之，左江花山岩画因其岩画画面之巨大、画面图像数量之密集、建构场面之宏大、表现形式之独特、色彩之鲜艳，形成了强烈的视觉效应和震撼力，具有独特的美学成就。在距今约两千年前，当地先民能够创造出巨大规模、内容复杂丰富、极富艺术张力的岩画，足见其伟大创造力和强烈的精神追求，并显示了其卓越的艺术构思及想象力。
（三）杰出的作画技术
就作画技术而言，左江花山岩画的创造性成就体现在作画位置之高、之陡，以及创作巨幅岩画和大型图像时对构图与比例的控制能力。
左江花山岩画大都绘制于距离水面15米以上的崖壁上，有19%的岩画点绘制于50米以上的崖壁之上，最高可达130米。作画的崖壁基本垂直于地面或上部外突下部内凹，攀爬在这种常人难以到达的位置作画具有较高的危险胜，并且巨大的岩画图像及画幅也极大地增加了绘制岩画的技术难度。
岩画的图像中约一半正身人像（约500多个）的高度为1-1.8米，在岩画遗产中属于个体人像普遍较大或巨大的，加之独具匠心的构图，密集错落的排序，构建了多处内容丰富的巨幅岩画。巨幅岩画创作对绘制者的工艺水平、绘制技术等有着极高的要求，不是单纯地把各种图像放大，而是要求绘制者具有高超的控制比例、构图，尤其是人物或动物造型的能力。在高而陡的崖壁上绘制与自己身高差不多高度或者更大尺度的单个图像、制作巨型画幅，比例与构图问题、图像组合的关系问题都更为复杂，比绘制小尺度的岩画要困难许多。
由此可见，左江花山岩画不但展现了当地先民对崖壁特点、颜料、画笔等物质条件的充分认识和掌握，还显示了作画者卓越的技术水平、工艺要求、艺术构思、身体体能与想象力。
上述成就在宁明花山岩画达到极致。宁明花山岩画所在崖壁高250米、宽200米，岩画距江面最高约90余米，底部高出江面30米，其中第一处的画幅宽约221米，高约40米，整个画面面积8000多平方米，共有人物、犬、器具等各种图像1951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幅岩画。
二、文化景观构成与特征
文化景观是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大会上，在“文物”“建筑群”“遗址”之外提出的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文化景观见证了人类社会和居住地在自然限制和/或自然环境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进化，也展示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外部和内部的发展力量。文化景观主要可以被分为三类：人类刻意设计及创造的景观、有机演进的景观，以及关联性文化景观。其中有机演进的景观又可分为残遗（或化石）景观和持续性景观两个子类。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产生于最初始的宗教、社会需要，当地先民通过绘制岩画而赋予原本自然的山崖一河流一台地以宗教意义，实现了祭祀功能，是岩溶地貌中、以岩画为核心、利用特定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自然与人的共同作品”。它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的持续700年的岩画绘制活动，发展至目前的形式，是有机演进的残遗（或化石）景观。
（一）构成文化景观的自然要素
遗产所在区域位于云贵高原南缘向两广丘陵的转换处，西部为大青山山脉，南部为公母山山脉和十万大山余脉，地势大致西北及西南略高，向东倾斜，中部为左江及其支流切割而形成岩溶地形。申报的3个组成部分沿明江——左江，自上游而下游依次分布。遗产区I长约20公里，遗产区Ⅱ长约38公里，遗产区Ⅲ长约47公里。
山崖、河流和台地是构成每个景观单元的自然要素。
山崖是岩画的载体。左江沿岸区域为典型的峰丛洼地类型，连绵的青山形成大面积的山区，为左江花山岩画这一文化景观遗产提供了大的地貌背景。山峰海拔一般在200-400米，主要由石灰岩、白云岩等碳酸岩组成，为石炭纪至三叠纪的浅海海底沉积物。该区域岩层的背斜、向斜褶皱很普遍，断裂构造也非常发育，常见的有“节理”和“断层”两种。在绘有岩画的崖壁中，与断层直接相关的较少，多数是沿节理面崩落而形成的悬崖峭壁。断层构造及岩溶溶蚀作用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个个陡崖峭壁，为创作岩画提供了广阔的“画布”。 蜿蜒的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如玉带，串联起沿江两岸的各个景观单元，是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格局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自古至今，沿江行船一直是接近绝大多数岩画所在山崖的唯一交通方式。
台地位于左江及明江两岸一、二级阶地上，在岩画所在山崖的正对面或斜对面，与岩画隔江相望。台地通常高出水面约15-20米左右，开阔平坦，因河水长期的冲刷作用沉积而成。现多已开垦为耕地，数十个小规模村屯分布其间。尽管至今在台地上未发现与岩画同期的文化遗存，但根据地理环境来看，这些台地应当曾是先民们举行祭祀活动的陆地场所（同时还有在水上依靠船只进行的活动），也是他们生产生活的地方。
（二）独创的景观构成模式：岩画山崖河流台地
左江花山岩画选址独特。在岩溶地貌环境中，河流两侧山峰的临江面多有相对平整的崖面，为作画活动提供了一系列良好的画板。大江转弯处，山崖、山崖下的河流、对面的台地共同构成独特而又相对独立的场域。这种景观格局被当地先民所认识、利用，伴随着祭祀活动，有意选择在大江转弯处、面对江水来向的直立崖壁的高处——这种艰难的位置持续作画，创造出一系列由岩画、山崖、河流、台地共同构成的文化景观单元。
顺江而下，远远地即可与崖壁及绘于其上的岩画迎面相遇，而如果观画者站在岩壁下方，就很难观看到崖壁上画面，甚至只看画面下方的图像也会因过于昂首而感到颈部强烈不适。因此，选择这样的独特位置作画，不是为了让观看者们在岩壁下方观看，而是在距离崖壁较远地方，也就是在岩画对面的台地或在江面的行船上观望。可见在选择岩画位置时，当地先民已经将山川地貌纳入，对整个景观关系、视觉效果、精神感受、观看“场域”、祭祀场面等因素进行了综合考虑。这时，岩画已经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成了人类向山川与自然神灵传达的祈祷词。这些景观单元以其特定的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空间关系服务于祭祀仪式，展现了距今约2000年前当地先民与神明和自然对话的特有方式。
（三）有机演进的景观
左江及其支流明江串联各景观单元，整体呈现出“一带多点”的基本格局，在岩溶地貌的衬托中，神秘而震撼，并因岩画艺术的发展而呈现出“有机演进的景观”之特点。
左江花山岩画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第一期是开创期，这期的图像有较浓厚的写实意味，图像种类还不够繁多。第二期是鼎盛期，这期岩画分布地点最多，图像的种类及数量也最多，但图像的写实意味已经开始淡薄，开始具有某些图案化的特征。第三期处于持续阶段，与第二期的特点大致相同。但岩画分布地点、图像的种类及数量已经有所减少，而且此期图像更加显得图案化。第四期应是衰落期，岩画分布地点、图像的种类及数量已大为缩减，图像已呈现出高度的简化和图案化，完全丧失了第一期图像的写实意味。而且原来前三期所表现的浓烈的庄重的气氛也大为减退。这四期的发展轨迹是相互衔接和一脉相承的，各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申报的3个遗产区分别分布于左江及其支流明江的下、中、上游。从各期岩画的分布情况来看，第一期、第二期的岩画在遗产区Ⅲ内分布比例较高，第二期、第三期的岩画在遗产区Ⅱ内分布比例较高，第三期、第四期的岩画在遗产区Ⅰ内分布比例较高，因此，左江花山岩画整体呈现出重点作画区域从下游逐渐向中上游发展的过程。
同时，沿江区域地貌由下游的峰林谷地逐渐变为上游的峰丛洼地，崖壁的陡峭程度随之增陡，画布越来越大，岩画景观单元的封闭程度与围合感越来越强烈，绘制岩画和进行祭祀仪式的“场域”不断完善。因此，3个遗产区完整展现了左江花山岩画这一独创的图像表达系统的演变过程，以及祭祀景观单元的发展过程。
从其独创的景观构成模式及其体现的人与自然的沟通来看，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无疑是岩石艺术文化景观中的杰出范例，是世界岩画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三、作为历史见证的独特性
基于其独特的景观构建方式和图像表达系统，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生动地描绘了自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约700年间，聚居于左江沿岸的骆越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发展面貌，以及该区域由舞蹈祭祀仪式、岩画绘制活动彼此交融而形成的极其繁荣、富有活力的祭祀传统。因其是迄今为止在该区域发现的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最重要的文化遗存，故这一见证既独特、神秘，又极其珍贵。
（一）左江沿岸的骆越人
岩画是左江沿岸区域宗教信仰发展的产物，当地先民们不畏艰险、攀登悬崖，专注地描绘了大量祭祀娱神的人物图像，折射出他们对自身力量的认识和对自然的态度，寄托着他们殷切而明显的功利祈求。在左江沿岸发现的岩洞葬。表明，在岩画出现之前，位于高处的陡峭岩壁已经成为当地先民期望与神灵沟通的精神寄托。这种丧葬习俗对后来出现的左江花山岩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与岩洞葬相比，岩画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更多付出和诉求。当地先民通过绘有岩画的山体，实现人与自然乃至与超自然的对话。他们相信，左江边上高耸的崖壁上可通天、下可按地，是与自然神灵沟通的最好通道，在山体上绘制岩画则是先民们期望与神灵沟通获得神力的表现方式。
就画面内容而言，从早期的“蹲式人型”的简单重复到后期复杂构图的演变，勾勒出700余年中当地社会发展过程——随着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的不断累加到各种人像图案中，显示着一个初级的等级社会逐渐地丰满起来，并不断地朝着更为复杂化的等级制度进化。岩画中的大型画面揭示出这个社会的结构——侧身人像、普通正身人像、图像中间的大型正身人像、带有各类装饰的正身人像显示了参与祭祀活动人群的不同角色和地位，折射出早期社会的等级。此外，画面中的铜鼓、羊角钮钟、铃和刀剑器物等图像证明当时的社会已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器成为显示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画面所描绘的各种整齐的横排队列、纵形队列等形式是强大的群体力量的表现；画面所描绘的狗的形象，反映了狗在骆越社会生活和宗教观念中的重要地位……总之，左江花山岩画大量的图像元素和密集丰富的画面展示了一部距今约2000年前左江沿岸区域的生动史书，让人们能从画面内容窥探到当地先民的社会制度、历史阶段、宗教信仰、风俗民情等内容。 就绘制岩画活动而言，要完成规模宏大、画面壮观、组合严谨、形象生动的岩画的创作与绘制，需要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表现力、娴熟的绘画艺术技能的专门画师。而且，岩画的绘制是一项综合性和集体性工程，需要经过多道程序：包括作画地点选择、构搭接近崖壁作画的阶梯或台架、采掘量大质优的颜料矿石、颜料的粉碎加工、画笔的制作等等，不仅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者，还要有细致的分工和专门的经验与技能才能完成。因此，左江花山岩画也证明了距今约2000年前的左江沿岸已经存在的社会分工——已有一部分人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主要从事手工业和商品的生产。
左江花山岩画的绘制虽然在东汉以后停止了，但作画的骆越人并没有消亡，也没有完全迁离。岩画所表达的铜鼓崇拜、水神崇拜、青蛙崇拜、犬崇拜、生殖崇拜、田（地）崇拜、鬼神崇拜等文化内容，在现代左、右江的民俗文化中依然存在。许多学者认为，今天广西壮族民间传统的舞蹈、民族服饰等等，就与古代的骆越人有着种种的关联。
（二）神秘的祭祀传统
左江花山岩画历经四个阶段发展而形成的高度系统的岩画艺术具备较强的可读性：它以一系列叙事性的画面记录了距今约2000年前左江沿岸的骆越人持续举行的、神圣而日渐盛大的祭祀仪式。这些仪式采取舞蹈方式，取悦或支配那些威胁自己的自然物及其神灵，祈求它们不要伤害自己，或者化害为利，逢凶化吉。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时，参加祭祀活动的成员在其首领或祭师的率领下，簇拥着首领或祭师，踏着铿锵的鼓乐节奏，跳起寓意深刻的舞蹈，以祈求神灵的庇佑。岩画画面中的图像和场景直接、丰富地展现了祭祀活动的内容和规模，并有多处图案反映了祭铜鼓、祀河、祀鬼神、祀田（地）神、祈求战争胜利、人祭等宗教信仰。
为使祭祀仪式永存，为使祭祀的效用长久，并表达人们时刻对神灵的膜拜和虔诚，画师们将神圣庄严、炽热激昂的祭祀仪式绘画于临江一面的崖壁上，使得这些震撼人心的场面永远定格于崖壁上。但除了用以记录外，绘制岩画行为自身也有其现实的目的与功利——因为这是一种早期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活动与过程，参与者获得族群的认同、集体的力量、传统仪式的教育，以及神的庇佑。因此，岩画制作的过程也成了一种祭祀性质的群体活动。这种活动在早期社会——无文字时代的社会，涵盖了传统教育、历史追溯、宗教仪式、社会制度乃至哲学与艺术等所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
从左江花山岩画的作画规模与难度来看，绘制岩画这一祭祀活动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无疑比举行它所记录的舞蹈祭祀仪式更多——这也可以说明绘制岩画活动自身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这种绘画祭祀与舞蹈祭祀仪式在左江沿岸区域彼此交融共生700余年，形成盛大、繁荣而又神圣、神秘的祭祀传统。这一传统目前已经消亡，留存至今的岩画则成为其独特的、唯一的见证。面对岩画，我们不仅能够从丰富的岩画画面内容中直接看到当地先民们举行的舞蹈祭祀仪式，还能间接地体会到本身也具有祭祀性质的岩画绘制活动。
综上所述，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是岩溶地貌中、以岩画为核心、利用特定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自然与人的共同作品”。作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左江沿岸骆越人留下的重要文化遗存，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以一系列以岩画为核心而精心建构的、服务于祭祀仪式的文化景观单元和其独特的“蹲式人形”为基础符号的图像表达系统，见证了距今约2000年前当地先民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发展面貌，反映了该区域由舞蹈祭祀仪式、岩画绘制活动彼此交融而形成的极其繁荣、富有活力的祭祀传统，以及人类与自然沟通的独特方式。不可思议的作画位置和大规模的图像证明，岩画的创作过程虽然异常艰难，但却达到了极高的美学成就，反映出创作者杰出的作画技术和强烈的精神追求。
从其独创的景观构成模式、岩画图像表达系统、罕见的作画位置、巨大的画幅规模、作为历史见证的独特性，及其体现的人与自然的沟通来看，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无疑是岩石艺术文化景观中的杰出范例，是世界岩画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关键词：左江花山岩画；岩画艺术；文化景观；突出普遍价值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境内广泛分布着典型的热带岩溶地貌，左江及其支流明江蜿蜒流淌，曲折盘旋于群峰之中，山峰在沿江一面往往形成高达几百米、唯有乘船方能抵近、难以攀援的悬崖绝壁。丛聚的山峰和其间的洼地对小气候、植被、动物都产生较强的封闭作用，再加上气候适宜，雨量充沛，为繁衍各种动植物资源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江边翠竹丛生、木棉似火，是白鹭等多种野生鸟类的栖息地。
温润的气候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当地先民的生存提供了基本保障，奇特而封闭的地理环境促进了岩画艺术的形成和发展。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骆越人在此区域繁衍生息了700年。为了表达对神明和自然的崇拜，他们有意识地选择江水转弯处、面对江水来向的崖壁，精挑细选崖壁上适宜的位置，用今天看来仍不可思议的技术和方式，绘制了大量场面宏大、动感强烈、神秘十足、震撼人心的岩画。岩画大多距江面15-100米，图案以蹲式人形图像为主，颜色全部为赭红色，在灰黄色的崖壁上显得格外鲜艳醒目，历经大约2000年的岁月侵蚀，它们留存至今，被称为“花山岩画”。
在左江流域目前共发现80余处岩画点，它们沿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密集分布，在岩溶地貌的衬托中，形成令人感觉神秘而震撼的文化景观，是世界岩画艺术宝库中具有独特品质的珍贵遗产。其中位于崇左市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及扶绥县境内，密集分布的38处岩画，被选择纳入3个遗产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从遗产类型来看，这既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第一个岩画遗产，也是我国第一个“有机演进的残遗（或化石）景观”这一文化景观子类型的遗产地。事实上，正是在岩画艺术与文化景观这两个范畴都体现出的优秀品质的交融，造就了该遗产在全球范围内的突出普遍价值。
一、岩画艺术杰作
岩画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类型之一，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1COMOS）的《世界遗产名录：填补空白——未来行动计划》（The World Heritage List：Filling the Gaps-an Action Plan for the Future，以下简称《GAP文件》）和《岩石艺术：申报前指南》（Rock Art：Pre-nomination Guidelines，以下简称《申报前指南》）中，岩石艺术遗址（ROCK-ARTSITES）被区别为考古遗址，列为一个独立的类型；并认为“就岩石艺术的地域跨度（除了南北极地区以外的世界各地）、相关遗产地的数量和种类（40多万）及时间跨度（至少四万年）而言，这种艺术无疑不同于人文古迹的其他要素。……逻辑上，未来几年中，将有更多关于岩石艺术的申报（更多岩石艺术有望被列为世界遗产）；同时，显然，‘最佳’遗产地的选择即使说不上竞争激烈，也必定十分严格。”
可见，岩画遗产虽然“是人类文化的基本表达方式之一，……不仅体现了人类的概念思维，同时也体现了位于传统社会核心并比任何其它世界艺术传统存在时间都久的信仰”，虽然《申报前指南》也认为应该将大量的岩画类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由于相关遗产地数量和种类太多，而且总是会因其特定的地理文化区域而具有特殊的价值，所以，“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岩石艺术遗产地，但只有拥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这类遗产地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因此，对于申报的岩画遗产来说，证明其突出普遍价值的难度很大。尽管如此，通过对遗产背景、意义、原创性及范围的详细调查和证明，以及在岩画特质、所处环境特征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左江花山岩画仍被证明无疑是全球范围内最杰出的岩画艺术之一，其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独特的图像表达系统、艺术创作所达到的美学成就、杰出的作画技术。
（一）独特的图像表达系统
左江花山岩画画面内容丰富，所表达的主题具有原始宗教的意义，是群体性祭祀场景的真实记录，画面图像大致可归纳为人物、典型器物、动物三大类。申报的38个岩画点可分为109处、193组，图像总数约为4050个，其中人物图像3315个，包括正身人像1152个、侧身人像2163个；器物图像621个，包括铜鼓图像368个、羊角钮钟图像11个、细钮钟（铃）图像5个、环首刀图像39个、有格或有首剑图像174个、扁茎短剑图像1个、渡船图像21个、男女交媾图2个；动物图像114个，包括犬类113个，飞禽类1个。
图像以人像为主，包括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两种类型，均为双腿呈下蹲状，双臂呈上举状的人形图案，即“蹲式人形”。该图像的图形特征鲜明而简单，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而厚重，并具有神秘而原始的视觉冲击力，是世界上出现较早、分布广泛的一个岩画表现主题，在世界岩画中具有普遍意义，但通常作为伴生图案，并非主要图案和主题。在左江花山岩画，“蹲式人形”却被作为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其比例高达82%，这种创作模式不仅强化了该符号图案厚重与强烈的力量，也为构建高度统一的图像表达系统奠定了基础。
早期的岩画采用简单、小型的正身人像进行简单排列，表现当地先民们在进行祭祀活动，各人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逐步地，在正身人像上或者旁边通过添加头饰、武器、铜鼓、飞禽走兽等，以区分人像的社会等级。据研究，正身人像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等级最低身上没有任何装饰物或佩饰的正身人像；二是等级较高有头饰（Y字型头饰）与武器佩饰（环首刀或长剑）的正身人像；三是等级最高有隆重头饰、武器佩饰、面前有祭犬（甚至手臂上挂有人祭）的正身人像。接着在中型以上的画面，尤其在大型画面中出现了侧身人像，用于烘托位于中心的正身人像的高等级与高规格。最终，通过精心构图、密集排列人物图案、特定人物的饰物繁缛夸张、人物图像大小的对比、小型侧身人像围绕簇拥大型正身人像等方式表达了一系列宏大的祭祀场面和情节，表现出热烈浓郁的气氛。 由此可见，一方面，左江花山岩画是由一系列不断重复、大量堆积的岩画原型符号——“蹲式人形”构成的岩画画面；另一方面，这些画面并不是一种符号的简单重复或重叠，而是运用这种基本符号，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一套建构画面的规则，如添加特定的人物装饰、人形大小对比、正侧面人像结合，以及大量图像密集组合等，通过这些规则，最终构建成内涵丰富、逻辑清晰的图像表达系统，创作出画幅巨大、内容丰富、描绘宏大祭祀场景的画面。
“蹲式人形”在画面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和以这一统一符号为基础建构表达系统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独创性和创造性，是左江花山岩画对于世界岩画的一个伟大贡献。
（二）艺术创作所达到的美学成就
左江花山岩画卓越的美学成就体现在其宏大场面的建构、独具匠心的构图，以及由于色彩的激越与力量而造成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典型的岩画场面为众多的侧身人围绕着一个形象高大的正身人，正身人的形态与侧身人有明显区别，正身人像下方有的有犬类图像。众多的侧身人像和形体较小的正身人应为行祭的主体；居于画面中心、形体高大显赫、装束特殊的正身人像，是行祭的指挥或灵魂人物。高度格式化了的人物动作形态和画面的格局表明，画面所表现的不是即兴舞蹈，而是一种受着某种观念强烈制约的形式固定化了的集体舞蹈，是当时人们举行原始宗教祭祀时集体歌舞的场面。通过密集而错落有致的人物排序，既突出核心人物的伟岸高大，更通过“众星捧月”的画面效果突出核心人物的重要，在表现“场面”与“过程”的能力上显示出了卓越的技巧，巨大而完整的反映当时祭祀仪式的画面得以建构。
“画板”材质和颜料的选择也很成功：灰黄色的裸露崖壁因为含有矿物质而不易风化，还有较好的吸水功能，不仅对制作岩画的颜料有非常好的吸附作用，还会发生很强的氧化作用，从而让颜色保持如新；赭红色的岩画采用当地常见的赤铁矿为主要颜料，以植物汁液为粘合剂，使绘制的露天岩画虽经历了2000余年的风吹日晒，仍然保持了鲜艳的色彩。同时，画面方向总是面向江水来向，因而顺流而下既能直面岩画，又可见岩画所在山崖之全貌——灰黄色的崖壁上绘制的赭红色的图案显得格外鲜艳醒目，在视觉传达上极具冲击和震撼效果，从而加强了岩画的仪式感和艺术表现力，使色彩的力量得到了充分发挥。
总之，左江花山岩画因其岩画画面之巨大、画面图像数量之密集、建构场面之宏大、表现形式之独特、色彩之鲜艳，形成了强烈的视觉效应和震撼力，具有独特的美学成就。在距今约两千年前，当地先民能够创造出巨大规模、内容复杂丰富、极富艺术张力的岩画，足见其伟大创造力和强烈的精神追求，并显示了其卓越的艺术构思及想象力。
（三）杰出的作画技术
就作画技术而言，左江花山岩画的创造性成就体现在作画位置之高、之陡，以及创作巨幅岩画和大型图像时对构图与比例的控制能力。
左江花山岩画大都绘制于距离水面15米以上的崖壁上，有19%的岩画点绘制于50米以上的崖壁之上，最高可达130米。作画的崖壁基本垂直于地面或上部外突下部内凹，攀爬在这种常人难以到达的位置作画具有较高的危险胜，并且巨大的岩画图像及画幅也极大地增加了绘制岩画的技术难度。
岩画的图像中约一半正身人像（约500多个）的高度为1-1.8米，在岩画遗产中属于个体人像普遍较大或巨大的，加之独具匠心的构图，密集错落的排序，构建了多处内容丰富的巨幅岩画。巨幅岩画创作对绘制者的工艺水平、绘制技术等有着极高的要求，不是单纯地把各种图像放大，而是要求绘制者具有高超的控制比例、构图，尤其是人物或动物造型的能力。在高而陡的崖壁上绘制与自己身高差不多高度或者更大尺度的单个图像、制作巨型画幅，比例与构图问题、图像组合的关系问题都更为复杂，比绘制小尺度的岩画要困难许多。
由此可见，左江花山岩画不但展现了当地先民对崖壁特点、颜料、画笔等物质条件的充分认识和掌握，还显示了作画者卓越的技术水平、工艺要求、艺术构思、身体体能与想象力。
上述成就在宁明花山岩画达到极致。宁明花山岩画所在崖壁高250米、宽200米，岩画距江面最高约90余米，底部高出江面30米，其中第一处的画幅宽约221米，高约40米，整个画面面积8000多平方米，共有人物、犬、器具等各种图像1951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幅岩画。
二、文化景观构成与特征
文化景观是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大会上，在“文物”“建筑群”“遗址”之外提出的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文化景观见证了人类社会和居住地在自然限制和/或自然环境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进化，也展示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外部和内部的发展力量。文化景观主要可以被分为三类：人类刻意设计及创造的景观、有机演进的景观，以及关联性文化景观。其中有机演进的景观又可分为残遗（或化石）景观和持续性景观两个子类。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产生于最初始的宗教、社会需要，当地先民通过绘制岩画而赋予原本自然的山崖一河流一台地以宗教意义，实现了祭祀功能，是岩溶地貌中、以岩画为核心、利用特定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自然与人的共同作品”。它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的持续700年的岩画绘制活动，发展至目前的形式，是有机演进的残遗（或化石）景观。
（一）构成文化景观的自然要素
遗产所在区域位于云贵高原南缘向两广丘陵的转换处，西部为大青山山脉，南部为公母山山脉和十万大山余脉，地势大致西北及西南略高，向东倾斜，中部为左江及其支流切割而形成岩溶地形。申报的3个组成部分沿明江——左江，自上游而下游依次分布。遗产区I长约20公里，遗产区Ⅱ长约38公里，遗产区Ⅲ长约47公里。
山崖、河流和台地是构成每个景观单元的自然要素。
山崖是岩画的载体。左江沿岸区域为典型的峰丛洼地类型，连绵的青山形成大面积的山区，为左江花山岩画这一文化景观遗产提供了大的地貌背景。山峰海拔一般在200-400米，主要由石灰岩、白云岩等碳酸岩组成，为石炭纪至三叠纪的浅海海底沉积物。该区域岩层的背斜、向斜褶皱很普遍，断裂构造也非常发育，常见的有“节理”和“断层”两种。在绘有岩画的崖壁中，与断层直接相关的较少，多数是沿节理面崩落而形成的悬崖峭壁。断层构造及岩溶溶蚀作用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个个陡崖峭壁，为创作岩画提供了广阔的“画布”。 蜿蜒的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如玉带，串联起沿江两岸的各个景观单元，是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格局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自古至今，沿江行船一直是接近绝大多数岩画所在山崖的唯一交通方式。
台地位于左江及明江两岸一、二级阶地上，在岩画所在山崖的正对面或斜对面，与岩画隔江相望。台地通常高出水面约15-20米左右，开阔平坦，因河水长期的冲刷作用沉积而成。现多已开垦为耕地，数十个小规模村屯分布其间。尽管至今在台地上未发现与岩画同期的文化遗存，但根据地理环境来看，这些台地应当曾是先民们举行祭祀活动的陆地场所（同时还有在水上依靠船只进行的活动），也是他们生产生活的地方。
（二）独创的景观构成模式：岩画山崖河流台地
左江花山岩画选址独特。在岩溶地貌环境中，河流两侧山峰的临江面多有相对平整的崖面，为作画活动提供了一系列良好的画板。大江转弯处，山崖、山崖下的河流、对面的台地共同构成独特而又相对独立的场域。这种景观格局被当地先民所认识、利用，伴随着祭祀活动，有意选择在大江转弯处、面对江水来向的直立崖壁的高处——这种艰难的位置持续作画，创造出一系列由岩画、山崖、河流、台地共同构成的文化景观单元。
顺江而下，远远地即可与崖壁及绘于其上的岩画迎面相遇，而如果观画者站在岩壁下方，就很难观看到崖壁上画面，甚至只看画面下方的图像也会因过于昂首而感到颈部强烈不适。因此，选择这样的独特位置作画，不是为了让观看者们在岩壁下方观看，而是在距离崖壁较远地方，也就是在岩画对面的台地或在江面的行船上观望。可见在选择岩画位置时，当地先民已经将山川地貌纳入，对整个景观关系、视觉效果、精神感受、观看“场域”、祭祀场面等因素进行了综合考虑。这时，岩画已经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成了人类向山川与自然神灵传达的祈祷词。这些景观单元以其特定的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空间关系服务于祭祀仪式，展现了距今约2000年前当地先民与神明和自然对话的特有方式。
（三）有机演进的景观
左江及其支流明江串联各景观单元，整体呈现出“一带多点”的基本格局，在岩溶地貌的衬托中，神秘而震撼，并因岩画艺术的发展而呈现出“有机演进的景观”之特点。
左江花山岩画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第一期是开创期，这期的图像有较浓厚的写实意味，图像种类还不够繁多。第二期是鼎盛期，这期岩画分布地点最多，图像的种类及数量也最多，但图像的写实意味已经开始淡薄，开始具有某些图案化的特征。第三期处于持续阶段，与第二期的特点大致相同。但岩画分布地点、图像的种类及数量已经有所减少，而且此期图像更加显得图案化。第四期应是衰落期，岩画分布地点、图像的种类及数量已大为缩减，图像已呈现出高度的简化和图案化，完全丧失了第一期图像的写实意味。而且原来前三期所表现的浓烈的庄重的气氛也大为减退。这四期的发展轨迹是相互衔接和一脉相承的，各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申报的3个遗产区分别分布于左江及其支流明江的下、中、上游。从各期岩画的分布情况来看，第一期、第二期的岩画在遗产区Ⅲ内分布比例较高，第二期、第三期的岩画在遗产区Ⅱ内分布比例较高，第三期、第四期的岩画在遗产区Ⅰ内分布比例较高，因此，左江花山岩画整体呈现出重点作画区域从下游逐渐向中上游发展的过程。
同时，沿江区域地貌由下游的峰林谷地逐渐变为上游的峰丛洼地，崖壁的陡峭程度随之增陡，画布越来越大，岩画景观单元的封闭程度与围合感越来越强烈，绘制岩画和进行祭祀仪式的“场域”不断完善。因此，3个遗产区完整展现了左江花山岩画这一独创的图像表达系统的演变过程，以及祭祀景观单元的发展过程。
从其独创的景观构成模式及其体现的人与自然的沟通来看，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无疑是岩石艺术文化景观中的杰出范例，是世界岩画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三、作为历史见证的独特性
基于其独特的景观构建方式和图像表达系统，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生动地描绘了自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约700年间，聚居于左江沿岸的骆越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发展面貌，以及该区域由舞蹈祭祀仪式、岩画绘制活动彼此交融而形成的极其繁荣、富有活力的祭祀传统。因其是迄今为止在该区域发现的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最重要的文化遗存，故这一见证既独特、神秘，又极其珍贵。
（一）左江沿岸的骆越人
岩画是左江沿岸区域宗教信仰发展的产物，当地先民们不畏艰险、攀登悬崖，专注地描绘了大量祭祀娱神的人物图像，折射出他们对自身力量的认识和对自然的态度，寄托着他们殷切而明显的功利祈求。在左江沿岸发现的岩洞葬。表明，在岩画出现之前，位于高处的陡峭岩壁已经成为当地先民期望与神灵沟通的精神寄托。这种丧葬习俗对后来出现的左江花山岩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与岩洞葬相比，岩画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更多付出和诉求。当地先民通过绘有岩画的山体，实现人与自然乃至与超自然的对话。他们相信，左江边上高耸的崖壁上可通天、下可按地，是与自然神灵沟通的最好通道，在山体上绘制岩画则是先民们期望与神灵沟通获得神力的表现方式。
就画面内容而言，从早期的“蹲式人型”的简单重复到后期复杂构图的演变，勾勒出700余年中当地社会发展过程——随着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的不断累加到各种人像图案中，显示着一个初级的等级社会逐渐地丰满起来，并不断地朝着更为复杂化的等级制度进化。岩画中的大型画面揭示出这个社会的结构——侧身人像、普通正身人像、图像中间的大型正身人像、带有各类装饰的正身人像显示了参与祭祀活动人群的不同角色和地位，折射出早期社会的等级。此外，画面中的铜鼓、羊角钮钟、铃和刀剑器物等图像证明当时的社会已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器成为显示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画面所描绘的各种整齐的横排队列、纵形队列等形式是强大的群体力量的表现；画面所描绘的狗的形象，反映了狗在骆越社会生活和宗教观念中的重要地位……总之，左江花山岩画大量的图像元素和密集丰富的画面展示了一部距今约2000年前左江沿岸区域的生动史书，让人们能从画面内容窥探到当地先民的社会制度、历史阶段、宗教信仰、风俗民情等内容。 就绘制岩画活动而言，要完成规模宏大、画面壮观、组合严谨、形象生动的岩画的创作与绘制，需要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表现力、娴熟的绘画艺术技能的专门画师。而且，岩画的绘制是一项综合性和集体性工程，需要经过多道程序：包括作画地点选择、构搭接近崖壁作画的阶梯或台架、采掘量大质优的颜料矿石、颜料的粉碎加工、画笔的制作等等，不仅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者，还要有细致的分工和专门的经验与技能才能完成。因此，左江花山岩画也证明了距今约2000年前的左江沿岸已经存在的社会分工——已有一部分人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主要从事手工业和商品的生产。
左江花山岩画的绘制虽然在东汉以后停止了，但作画的骆越人并没有消亡，也没有完全迁离。岩画所表达的铜鼓崇拜、水神崇拜、青蛙崇拜、犬崇拜、生殖崇拜、田（地）崇拜、鬼神崇拜等文化内容，在现代左、右江的民俗文化中依然存在。许多学者认为，今天广西壮族民间传统的舞蹈、民族服饰等等，就与古代的骆越人有着种种的关联。
（二）神秘的祭祀传统
左江花山岩画历经四个阶段发展而形成的高度系统的岩画艺术具备较强的可读性：它以一系列叙事性的画面记录了距今约2000年前左江沿岸的骆越人持续举行的、神圣而日渐盛大的祭祀仪式。这些仪式采取舞蹈方式，取悦或支配那些威胁自己的自然物及其神灵，祈求它们不要伤害自己，或者化害为利，逢凶化吉。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时，参加祭祀活动的成员在其首领或祭师的率领下，簇拥着首领或祭师，踏着铿锵的鼓乐节奏，跳起寓意深刻的舞蹈，以祈求神灵的庇佑。岩画画面中的图像和场景直接、丰富地展现了祭祀活动的内容和规模，并有多处图案反映了祭铜鼓、祀河、祀鬼神、祀田（地）神、祈求战争胜利、人祭等宗教信仰。
为使祭祀仪式永存，为使祭祀的效用长久，并表达人们时刻对神灵的膜拜和虔诚，画师们将神圣庄严、炽热激昂的祭祀仪式绘画于临江一面的崖壁上，使得这些震撼人心的场面永远定格于崖壁上。但除了用以记录外，绘制岩画行为自身也有其现实的目的与功利——因为这是一种早期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活动与过程，参与者获得族群的认同、集体的力量、传统仪式的教育，以及神的庇佑。因此，岩画制作的过程也成了一种祭祀性质的群体活动。这种活动在早期社会——无文字时代的社会，涵盖了传统教育、历史追溯、宗教仪式、社会制度乃至哲学与艺术等所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
从左江花山岩画的作画规模与难度来看，绘制岩画这一祭祀活动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无疑比举行它所记录的舞蹈祭祀仪式更多——这也可以说明绘制岩画活动自身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这种绘画祭祀与舞蹈祭祀仪式在左江沿岸区域彼此交融共生700余年，形成盛大、繁荣而又神圣、神秘的祭祀传统。这一传统目前已经消亡，留存至今的岩画则成为其独特的、唯一的见证。面对岩画，我们不仅能够从丰富的岩画画面内容中直接看到当地先民们举行的舞蹈祭祀仪式，还能间接地体会到本身也具有祭祀性质的岩画绘制活动。
综上所述，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是岩溶地貌中、以岩画为核心、利用特定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自然与人的共同作品”。作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左江沿岸骆越人留下的重要文化遗存，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以一系列以岩画为核心而精心建构的、服务于祭祀仪式的文化景观单元和其独特的“蹲式人形”为基础符号的图像表达系统，见证了距今约2000年前当地先民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发展面貌，反映了该区域由舞蹈祭祀仪式、岩画绘制活动彼此交融而形成的极其繁荣、富有活力的祭祀传统，以及人类与自然沟通的独特方式。不可思议的作画位置和大规模的图像证明，岩画的创作过程虽然异常艰难，但却达到了极高的美学成就，反映出创作者杰出的作画技术和强烈的精神追求。
从其独创的景观构成模式、岩画图像表达系统、罕见的作画位置、巨大的画幅规模、作为历史见证的独特性，及其体现的人与自然的沟通来看，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无疑是岩石艺术文化景观中的杰出范例，是世界岩画艺术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