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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拉克劳、墨菲“激进多元民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两股重要的多元话语思潮。它们之间存在复杂且隐晦的关联，梳理两种多元理论的诠释进路，不难发现，两者主要表现为方法论分歧、“多元”内涵的异质性及其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不同，而保卫马克思与贬斥主体性是它们共同的表征。全面科学地把握两者的联系与区别，旨在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研究，以期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多元决定;激进多元民主;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11-0019-05
阿尔都塞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人物，其思想在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又深远的影响。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直接催生了拉克劳、墨菲（下文简称拉墨）“激进多元民主”的萌芽，成为拉墨建构“后马克思主义”（自我标榜）的重要理论源泉，并对后现代性的开启也产生深刻影响。对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与拉墨的”激进多元民主”进行比较研究，全面科学地把握两者的联系与区别，旨在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研究，以期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多元决定与激进多元民主的相同点
阿尔都塞“多元决定”思想是拉墨建构以“激进多元民主”为核心的新社会主义策略的重要理论源泉。拉墨的“激进多元民主”直接继承了“多元决定”的某些理论特质，与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典型地表征出保卫马克思和贬斥主体性。
1.保卫马克思。阿尔都塞和拉墨虽然运用不同的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他们都基于同一目标指向：保卫马克思，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
阿尔都塞曾指出：“要是没有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自由化，我永远不会写任何东西”[1]4。针对当时出现的教条主义和苏共二十大以后泛滥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受到了非科学化的规定，马克思主义已面临严重的危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有必要对这种理论形势和政治局势实行干预。他豪情壮志地提出：“保卫马克思”。“多元决定”思想也正是在这种干预下的结果。基于理论形势和政治局势的促逼，阿尔都塞重新“症候”马克思原著，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一个科学的解释和规范，肃清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化思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解释后工业引发的新问题上一度失灵。拉墨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策略在反对资本主义中业已失去原有的效力。为了解除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危机，他试图构建激进多元民主的新政治规划蓝图，给左翼政治斗争提供新的革命方案，最终达及马克思的终极关怀取向——人类解放。于是，化本质主义为话语空间;化工人阶级为多元身份;化革命政治为文化政治。拉墨原本怀着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旨趣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美好愿望，但事实上，他们的激进多元民主是保守的政治，一种不科学的政治蓝图实现模式，其理论抱负成为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策略相悖的空想。
2.贬斥主体性。“多元决定”的直接动因是批判加罗蒂把马克思主义粉饰为黑格尔主义化和人道主义化。针对加罗蒂的扭曲，“多元决定”的生成力图证明：社会历史进程是多元决定的，人并非是历史的主体。可见，“多元决定”隐而不彰地传达对主体性的贬斥，压抑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定人的本性，驳斥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凸显和暧昧。在“多元决定”理论的铺垫基础上，“理论上反人道主义”对人的主体性思想予以更明朗化和公开化，鲜明地表达：马克思主义不是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基于“多元决定”的辐射和牵引，阿尔都塞于1968年作了一篇《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报告，其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即“历史是个无主体过程”，从而进一步粉碎了人在社会历史形态历程中的主体地位，贬低人类主体的价值和作用。
阿尔都塞指出：“从1845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2]222鉴于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彻底批判传统哲学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摒弃了异化、类本质等纯抽象思辨的概念，从而构建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等新概念为基础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以往主体性、理性主义、观念本质等哲学范畴从马克思的信条中清除出去，马克思不再把人的本性或人的本质作为自己理论大厦的根基，“人的概念或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不起理论作用了”[3]207，继而以一个新的理论总问题式置换人性或人本质总问题式来重新解释和实践世界。阿尔都塞的评判并不无根据。的确，马克思原文可资佐证：“我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4]415，在此尚不作对阿尔都塞的评判。人类主体在社会历史领域遭遇缺失，决定历史发展的是多元性的结果，并不存在所谓固定、永恒不变的主体地位。那么，人在社会结构系统中究竟处在何种境地抑或被赋予何种使命和职责呢？阿尔都塞进一步阐发：“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生产当事人所占有的地位和所负担的职能，而生产当事人只有在他们是这些职能的‘承担者’的范围内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1]209
主体性的边缘化在拉墨的思想域中被继承与发展，他们对主体观的批判和肢解比阿尔都塞表现得更加彻底和直白。拉墨直言不讳地讲：“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声明……现在已经不可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5]4。拉墨认为主体范畴存在会导致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泛滥，在“人”范畴内引发的经验与先验、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科学与伦理等一系列对立现象难以解决。他们进一步指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文本中使用‘主体’范畴，在话语结构中都是在‘主体立场’的意义上去这样做的。”[5]128拉墨否认主体是社会复杂关系的本源，其存在的可能性要依赖于话语，从这个意义讲，对主体范畴的考察应从“主体立场”角度出发，但是，“主体立场”的发生空间又是存在话语空间。因此，每一个“主体立场”都代表一种话语立场。在拉墨看来，社会是话语的社会，社会的意义在于话语的建构，而作为社会结构系统中的主体人自然也逃不出话语的“劫难”。这种将主体范畴延伸到话语空间，究其原因是，话语表征出开放性、差异性和分散性，毋庸置疑，这就自然而然地瓦解传统主体所内含的统一性、普遍性和固定性。通過对话语空间中立场的剖析，导引出“主体立场”之间是平等的和多元的，他们进而将批判的角点聚焦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革命主体——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作为‘变化的历史性力量’的观念已不再有效了”[6]66。对于工人阶级的界定，这是马克思的一种先验性设定，即假设了一种先于一切社会活动的前定性和统一性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声称自己知道根本上被确定的历史过程，对实际事件的理解只能意味着把它当成已经先验地被决定了的现实演化过程的一个因素”[5]19-20。由此，这就和黑格尔预先设定的内在本原——绝对精神——的演进逻辑如出一辙。观照现实，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生态主义等新型的对抗资产阶级形式不断涌现。拉墨认为，阶级已不再存在，与之代替的是多元身份。 二、多元决定与激进多元民主的相异点
拉墨的激进多元民主虽然直接继承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思想的某些特质，表征出保卫马克思和贬斥主体性的重合，但是拉墨不满阿尔都塞对“多元决定”的运用，并对“多元性”发挥得更加彻底。因此，激进多元民主和“多元决定”也表现出如下差异性：
1.方法论分歧：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结构主义不再重点关注事物存在本身，转而聚焦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研究。阿尔都塞正是运用结构主义方法重新“症候”马克思主义原著，以至形成一支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即“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主要基于葛兰西、德里达、阿尔都塞、拉康理论的铺垫，从与阿尔都塞思想关系来看，除了存在吻合外，他们表征出更多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方法论原则上受益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方法论上看，“多元决定”和“激进多元民主”主要存在如下差异：
一是整体性与去总体化。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强调整体性，而拉墨主张消解整体性、去总体化。整体性是指各要素或部分组成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在结构的内部，要素之间是有规则、有秩序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内部相互融通、自我调节的系统。因此，整体性不是各部分或要素简单相加的结果。“生产关系的结构规定着经济本身，那么，一定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规定，必然要通过社会各个层次及其固有的联连的型式（即作用型式）的整体概念的规定才能完成”[7]292。在阿尔都塞看来，界定生产关系的概念时，并不是孤立地、片面地去理解和把握，而是将它置于它本身所处的复杂的系统中，通过与社会内部的其它各层次的相互联结的关系来全面定义。
反之，拉墨极力反对和消解总体性，因为总体性会窒碍事物的发展，形成思想僵化的形而上学原则，抹杀个体的多样性和活力。但是，它将促使社会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开放性的彰显，为他建构“激进多元民主”政治创造条件。拉墨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文的开篇就直接指出：“领导权将暗示缺席的总体”[5]1。拉墨认为，领导权的逻辑意蕴着一种非总体化的偶然性逻辑，当与本质主义逻辑脱离后，更有利于人们对社会多元的认同，尤其是政治认同，并且这种认同不再是既定的事实，而是开放的、偶然的、非统一的。
二是因果性和随机性。因果性意蕴着普遍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特征。阿尔都塞反对历史上两类主流因果观：一类是以伽利略和笛卡尔为代表的线性因果观;一类是以莱布尼茨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表现因果观。为了消除由一个原因和结果构成的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的因果观，阿尔都塞提出具有异质性的马克思主义结构因果观。他指出：结构是内在于要素或它们关系的整体中，而非是外在的分离的。结构既是原因又是结果，作为隐而不彰的原因埋藏在复杂整体的深层，不是外在显现物，而结果也不是先验的对象要素抑或预先在结构区域空间留下自身的足迹，相反，结构内在于它的结果中。
量子力学的问世引发人们重新审视某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例如，质疑因果性、普遍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合理性，与之相对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价值更加彰显。拉墨也借用随机性来支撑他的激进多元民主理论。他们建构一套话语理论试图摧毁因果观念，拒斥用因果性、必然性、可理解性来解释社会历史，强调社会历史是随机性、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开放性。
2.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不同。在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时，阿尔都塞多次强调经济基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归根到底的支配作用，与此同时也注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一方面，它有效地回驳了庸俗的经济主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扭曲;另一方面，阿尔都塞过分的夸大上层建筑的作用限度，认为在特殊的环境状态下上层建筑成为和经济基础等量齐观的有效决定因素。拉墨对阿尔都塞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行为表示不满，究其原因是，阿尔都塞对“多元决定”发挥的不彻底性，保留了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作用，必然会导致新的本质主义复发。于是，拉墨对经济基础实行彻底的瓦解，铲除经济基础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基，并将上层建筑凌驾经济基础之上，给予“政治优先性”。由此可见，基于拉墨视域，上层建筑的地位业已超越了经济基础的支配地位。
阿尔都塞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经济基础从来不是单独的孤立的发生作用，是和社会结构内其它有效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例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特殊环境等对其的有效决定。然而，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效果并不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矛盾的多元决定及它们不平衡发展而发生相应的改变。“矛盾的这一‘方面’（生产力、经济、实践）必定起主导作用，而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必定起次要作用，却不了解归根到底由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在真实的历史中恰恰是通过经济、政治、理论等交替起第一作用而实现的”[2]。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在推动社会进程时是交替“值班”即轮流起第一性作用。阿尔都塞特别突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以致使它与经济基础处在同等地位，但他并没有像拉墨那样将经济基础铲除。
较之阿尔都塞，拉墨更加走向激进。他们首先肯定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的价值，因为它开启了某种新的连接概念的可能性，原本可以解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但是，这些都未能在预期范围内演进。“多元决定”概念也就逐渐在阿尔都塞话语中消失，最终导致一种新的本质主义的生发。他们力图攻破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经济，指出“经济空间本身被结构化政治空间”[5]85。铲除了经济基础的根基地位，留下的是空洞的話语逻辑，社会成为话语的社会。政治相对经济而言被拉墨赋予了享有特例的优先性，并在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都起着支配作用，而脱离现实的物质活动的政治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虚幻。由此可见，拉墨的理论逻辑实质是在唯心主义范畴统摄下的演绎。
3.“多元”的理论根基和对象不同。阿尔都塞的“多元”具有某种解构“中心化”的倾向，为拉墨开启“后马克思主义”学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可否认，拉墨继承了“多元”的某些因素，但是，除了某些重合点外，更加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是两者的“多元”理论根基的异质性，二是对“多元”运用的程度和范围不同。 一是“多元”理论根基的异质性。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是指“构成社会整体的各个社会领域是由异质的诸矛盾构成的异质的诸事件交互作用决定的复合体（结构），这种复合体（结构）的复合构成社会整体”[8]115。他的“多元决定”最终是屈服于“最后决定”，其理论根基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拉墨的“激进多元民主”的“多元”置于话语空间，经济基础根基被挖除。因此，他们的“多元”范畴的根基是历史唯心主义。
二是对象侧重性不同。阿尔都塞的“多元”是侧重于矛盾的多元性。在社会结构整体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多元矛盾形态，它们贯穿人类社会形态始终，规定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结构。拉墨的“多元”主要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体是多元身份的联合，而不是专属某个阶级抑或团体，以及实现政治民主形式的多元性。最后，拉墨指责阿尔都塞对“多元”的运用不够彻底，关键是对经济基础有所保留，认为阿尔都塞对“多元决定”使用的领域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为了清除阿尔都塞留下的诸如二元对立、本质主义等病症，他们对“多元决定”思想发挥的彻头彻尾，越走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航线。
三、几点启示
全面科学地把握两者的联系与区别，旨在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研究，同时对今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良好的启示作用。
1.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论与辩证法、自然观与历史观、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而产生的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但是，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在一定具体的历史的条件和范围内适用，超出其存在的界域，就有转化谬误的倾向，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马克思主义也如此。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后的当下，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的确业已乏力应对新环境引发的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重新诠释和解读马克思理论，以至完善和丰富马克思理论体系，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但是，在理解与把握、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要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践踏马克思主义原生态，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
2.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国化的成果，它从后现代那种主张消解本体论，贬斥主体性，否定“逻各斯”和“在场”的思想域中跨越出，重新肯定人的“在场”，并且超越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对“人”的界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根据我国具体国情，依照人民大众利益需求而提出的，与马克思毕生的终极关怀取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相契合，也表明了党和政府充分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精髓，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由此可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因此，务必将这一理念贯彻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让广大人民感受到自身价值，增强精神力量，触发人民大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激情。而任何企图消解人民的主体性规定的行径，都是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逻辑、人民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规律相悖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复杂系统中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既创造了物质财富，又创造了精神财富。正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世界的存在才变得有意义。
3.正确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表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社会历史的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实现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社会能否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关键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和谐稳定。因此，着力把经济基础变革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相结合，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基本理论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承认经济基础的第一性，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層建筑的产生、变化、发展以及性质状态。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力，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后，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机构、法律体系、意识形态等也应不断的健全和完善，以便更好地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我国改革实践中，我们既要反对像阿尔都塞那样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等量齐观的“温和”，也要反对拉墨那种把铲除作为社会发展根基的经济基础的“偏激”。
参考文献：
[1]阿尔都塞，巴利巴尔.读《资本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一种激进民主政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6]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7]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8]金瑶梅.阿尔都塞及其学派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
[关键词]多元决定;激进多元民主;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11-0019-05
阿尔都塞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人物，其思想在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又深远的影响。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直接催生了拉克劳、墨菲（下文简称拉墨）“激进多元民主”的萌芽，成为拉墨建构“后马克思主义”（自我标榜）的重要理论源泉，并对后现代性的开启也产生深刻影响。对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与拉墨的”激进多元民主”进行比较研究，全面科学地把握两者的联系与区别，旨在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研究，以期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多元决定与激进多元民主的相同点
阿尔都塞“多元决定”思想是拉墨建构以“激进多元民主”为核心的新社会主义策略的重要理论源泉。拉墨的“激进多元民主”直接继承了“多元决定”的某些理论特质，与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典型地表征出保卫马克思和贬斥主体性。
1.保卫马克思。阿尔都塞和拉墨虽然运用不同的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他们都基于同一目标指向：保卫马克思，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
阿尔都塞曾指出：“要是没有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自由化，我永远不会写任何东西”[1]4。针对当时出现的教条主义和苏共二十大以后泛滥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受到了非科学化的规定，马克思主义已面临严重的危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有必要对这种理论形势和政治局势实行干预。他豪情壮志地提出：“保卫马克思”。“多元决定”思想也正是在这种干预下的结果。基于理论形势和政治局势的促逼，阿尔都塞重新“症候”马克思原著，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一个科学的解释和规范，肃清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化思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解释后工业引发的新问题上一度失灵。拉墨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策略在反对资本主义中业已失去原有的效力。为了解除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危机，他试图构建激进多元民主的新政治规划蓝图，给左翼政治斗争提供新的革命方案，最终达及马克思的终极关怀取向——人类解放。于是，化本质主义为话语空间;化工人阶级为多元身份;化革命政治为文化政治。拉墨原本怀着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旨趣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美好愿望，但事实上，他们的激进多元民主是保守的政治，一种不科学的政治蓝图实现模式，其理论抱负成为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策略相悖的空想。
2.贬斥主体性。“多元决定”的直接动因是批判加罗蒂把马克思主义粉饰为黑格尔主义化和人道主义化。针对加罗蒂的扭曲，“多元决定”的生成力图证明：社会历史进程是多元决定的，人并非是历史的主体。可见，“多元决定”隐而不彰地传达对主体性的贬斥，压抑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定人的本性，驳斥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凸显和暧昧。在“多元决定”理论的铺垫基础上，“理论上反人道主义”对人的主体性思想予以更明朗化和公开化，鲜明地表达：马克思主义不是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基于“多元决定”的辐射和牵引，阿尔都塞于1968年作了一篇《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报告，其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即“历史是个无主体过程”，从而进一步粉碎了人在社会历史形态历程中的主体地位，贬低人类主体的价值和作用。
阿尔都塞指出：“从1845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2]222鉴于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彻底批判传统哲学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摒弃了异化、类本质等纯抽象思辨的概念，从而构建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等新概念为基础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以往主体性、理性主义、观念本质等哲学范畴从马克思的信条中清除出去，马克思不再把人的本性或人的本质作为自己理论大厦的根基，“人的概念或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不起理论作用了”[3]207，继而以一个新的理论总问题式置换人性或人本质总问题式来重新解释和实践世界。阿尔都塞的评判并不无根据。的确，马克思原文可资佐证：“我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4]415，在此尚不作对阿尔都塞的评判。人类主体在社会历史领域遭遇缺失，决定历史发展的是多元性的结果，并不存在所谓固定、永恒不变的主体地位。那么，人在社会结构系统中究竟处在何种境地抑或被赋予何种使命和职责呢？阿尔都塞进一步阐发：“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生产当事人所占有的地位和所负担的职能，而生产当事人只有在他们是这些职能的‘承担者’的范围内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1]209
主体性的边缘化在拉墨的思想域中被继承与发展，他们对主体观的批判和肢解比阿尔都塞表现得更加彻底和直白。拉墨直言不讳地讲：“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声明……现在已经不可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5]4。拉墨认为主体范畴存在会导致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泛滥，在“人”范畴内引发的经验与先验、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科学与伦理等一系列对立现象难以解决。他们进一步指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文本中使用‘主体’范畴，在话语结构中都是在‘主体立场’的意义上去这样做的。”[5]128拉墨否认主体是社会复杂关系的本源，其存在的可能性要依赖于话语，从这个意义讲，对主体范畴的考察应从“主体立场”角度出发，但是，“主体立场”的发生空间又是存在话语空间。因此，每一个“主体立场”都代表一种话语立场。在拉墨看来，社会是话语的社会，社会的意义在于话语的建构，而作为社会结构系统中的主体人自然也逃不出话语的“劫难”。这种将主体范畴延伸到话语空间，究其原因是，话语表征出开放性、差异性和分散性，毋庸置疑，这就自然而然地瓦解传统主体所内含的统一性、普遍性和固定性。通過对话语空间中立场的剖析，导引出“主体立场”之间是平等的和多元的，他们进而将批判的角点聚焦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革命主体——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作为‘变化的历史性力量’的观念已不再有效了”[6]66。对于工人阶级的界定，这是马克思的一种先验性设定，即假设了一种先于一切社会活动的前定性和统一性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声称自己知道根本上被确定的历史过程，对实际事件的理解只能意味着把它当成已经先验地被决定了的现实演化过程的一个因素”[5]19-20。由此，这就和黑格尔预先设定的内在本原——绝对精神——的演进逻辑如出一辙。观照现实，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生态主义等新型的对抗资产阶级形式不断涌现。拉墨认为，阶级已不再存在，与之代替的是多元身份。 二、多元决定与激进多元民主的相异点
拉墨的激进多元民主虽然直接继承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思想的某些特质，表征出保卫马克思和贬斥主体性的重合，但是拉墨不满阿尔都塞对“多元决定”的运用，并对“多元性”发挥得更加彻底。因此，激进多元民主和“多元决定”也表现出如下差异性：
1.方法论分歧：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结构主义不再重点关注事物存在本身，转而聚焦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研究。阿尔都塞正是运用结构主义方法重新“症候”马克思主义原著，以至形成一支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即“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主要基于葛兰西、德里达、阿尔都塞、拉康理论的铺垫，从与阿尔都塞思想关系来看，除了存在吻合外，他们表征出更多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方法论原则上受益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方法论上看，“多元决定”和“激进多元民主”主要存在如下差异：
一是整体性与去总体化。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强调整体性，而拉墨主张消解整体性、去总体化。整体性是指各要素或部分组成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在结构的内部，要素之间是有规则、有秩序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内部相互融通、自我调节的系统。因此，整体性不是各部分或要素简单相加的结果。“生产关系的结构规定着经济本身，那么，一定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规定，必然要通过社会各个层次及其固有的联连的型式（即作用型式）的整体概念的规定才能完成”[7]292。在阿尔都塞看来，界定生产关系的概念时，并不是孤立地、片面地去理解和把握，而是将它置于它本身所处的复杂的系统中，通过与社会内部的其它各层次的相互联结的关系来全面定义。
反之，拉墨极力反对和消解总体性，因为总体性会窒碍事物的发展，形成思想僵化的形而上学原则，抹杀个体的多样性和活力。但是，它将促使社会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开放性的彰显，为他建构“激进多元民主”政治创造条件。拉墨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文的开篇就直接指出：“领导权将暗示缺席的总体”[5]1。拉墨认为，领导权的逻辑意蕴着一种非总体化的偶然性逻辑，当与本质主义逻辑脱离后，更有利于人们对社会多元的认同，尤其是政治认同，并且这种认同不再是既定的事实，而是开放的、偶然的、非统一的。
二是因果性和随机性。因果性意蕴着普遍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特征。阿尔都塞反对历史上两类主流因果观：一类是以伽利略和笛卡尔为代表的线性因果观;一类是以莱布尼茨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表现因果观。为了消除由一个原因和结果构成的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的因果观，阿尔都塞提出具有异质性的马克思主义结构因果观。他指出：结构是内在于要素或它们关系的整体中，而非是外在的分离的。结构既是原因又是结果，作为隐而不彰的原因埋藏在复杂整体的深层，不是外在显现物，而结果也不是先验的对象要素抑或预先在结构区域空间留下自身的足迹，相反，结构内在于它的结果中。
量子力学的问世引发人们重新审视某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例如，质疑因果性、普遍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合理性，与之相对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价值更加彰显。拉墨也借用随机性来支撑他的激进多元民主理论。他们建构一套话语理论试图摧毁因果观念，拒斥用因果性、必然性、可理解性来解释社会历史，强调社会历史是随机性、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开放性。
2.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不同。在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时，阿尔都塞多次强调经济基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归根到底的支配作用，与此同时也注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一方面，它有效地回驳了庸俗的经济主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扭曲;另一方面，阿尔都塞过分的夸大上层建筑的作用限度，认为在特殊的环境状态下上层建筑成为和经济基础等量齐观的有效决定因素。拉墨对阿尔都塞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行为表示不满，究其原因是，阿尔都塞对“多元决定”发挥的不彻底性，保留了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作用，必然会导致新的本质主义复发。于是，拉墨对经济基础实行彻底的瓦解，铲除经济基础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基，并将上层建筑凌驾经济基础之上，给予“政治优先性”。由此可见，基于拉墨视域，上层建筑的地位业已超越了经济基础的支配地位。
阿尔都塞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经济基础从来不是单独的孤立的发生作用，是和社会结构内其它有效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例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特殊环境等对其的有效决定。然而，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效果并不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矛盾的多元决定及它们不平衡发展而发生相应的改变。“矛盾的这一‘方面’（生产力、经济、实践）必定起主导作用，而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必定起次要作用，却不了解归根到底由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在真实的历史中恰恰是通过经济、政治、理论等交替起第一作用而实现的”[2]。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在推动社会进程时是交替“值班”即轮流起第一性作用。阿尔都塞特别突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以致使它与经济基础处在同等地位，但他并没有像拉墨那样将经济基础铲除。
较之阿尔都塞，拉墨更加走向激进。他们首先肯定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的价值，因为它开启了某种新的连接概念的可能性，原本可以解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但是，这些都未能在预期范围内演进。“多元决定”概念也就逐渐在阿尔都塞话语中消失，最终导致一种新的本质主义的生发。他们力图攻破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经济，指出“经济空间本身被结构化政治空间”[5]85。铲除了经济基础的根基地位，留下的是空洞的話语逻辑，社会成为话语的社会。政治相对经济而言被拉墨赋予了享有特例的优先性，并在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都起着支配作用，而脱离现实的物质活动的政治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虚幻。由此可见，拉墨的理论逻辑实质是在唯心主义范畴统摄下的演绎。
3.“多元”的理论根基和对象不同。阿尔都塞的“多元”具有某种解构“中心化”的倾向，为拉墨开启“后马克思主义”学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可否认，拉墨继承了“多元”的某些因素，但是，除了某些重合点外，更加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是两者的“多元”理论根基的异质性，二是对“多元”运用的程度和范围不同。 一是“多元”理论根基的异质性。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是指“构成社会整体的各个社会领域是由异质的诸矛盾构成的异质的诸事件交互作用决定的复合体（结构），这种复合体（结构）的复合构成社会整体”[8]115。他的“多元决定”最终是屈服于“最后决定”，其理论根基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拉墨的“激进多元民主”的“多元”置于话语空间，经济基础根基被挖除。因此，他们的“多元”范畴的根基是历史唯心主义。
二是对象侧重性不同。阿尔都塞的“多元”是侧重于矛盾的多元性。在社会结构整体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多元矛盾形态，它们贯穿人类社会形态始终，规定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结构。拉墨的“多元”主要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体是多元身份的联合，而不是专属某个阶级抑或团体，以及实现政治民主形式的多元性。最后，拉墨指责阿尔都塞对“多元”的运用不够彻底，关键是对经济基础有所保留，认为阿尔都塞对“多元决定”使用的领域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为了清除阿尔都塞留下的诸如二元对立、本质主义等病症，他们对“多元决定”思想发挥的彻头彻尾，越走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航线。
三、几点启示
全面科学地把握两者的联系与区别，旨在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研究，同时对今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良好的启示作用。
1.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论与辩证法、自然观与历史观、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而产生的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但是，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在一定具体的历史的条件和范围内适用，超出其存在的界域，就有转化谬误的倾向，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马克思主义也如此。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后的当下，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的确业已乏力应对新环境引发的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重新诠释和解读马克思理论，以至完善和丰富马克思理论体系，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但是，在理解与把握、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要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践踏马克思主义原生态，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
2.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国化的成果，它从后现代那种主张消解本体论，贬斥主体性，否定“逻各斯”和“在场”的思想域中跨越出，重新肯定人的“在场”，并且超越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对“人”的界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根据我国具体国情，依照人民大众利益需求而提出的，与马克思毕生的终极关怀取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相契合，也表明了党和政府充分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精髓，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由此可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因此，务必将这一理念贯彻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让广大人民感受到自身价值，增强精神力量，触发人民大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激情。而任何企图消解人民的主体性规定的行径，都是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逻辑、人民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规律相悖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复杂系统中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既创造了物质财富，又创造了精神财富。正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世界的存在才变得有意义。
3.正确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表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社会历史的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实现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社会能否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关键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和谐稳定。因此，着力把经济基础变革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相结合，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基本理论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承认经济基础的第一性，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層建筑的产生、变化、发展以及性质状态。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力，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后，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机构、法律体系、意识形态等也应不断的健全和完善，以便更好地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我国改革实践中，我们既要反对像阿尔都塞那样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等量齐观的“温和”，也要反对拉墨那种把铲除作为社会发展根基的经济基础的“偏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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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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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一种激进民主政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6]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7]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8]金瑶梅.阿尔都塞及其学派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