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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施福之子卢天恭，以及卢施福的忘年之交、安徽省摄影家协会顾问陆开蒂的记忆中，这位痴于钻研摄影的长者是怎样的面貌？2017年9月16日，本刊记者在安徽省合肥市拜访了两位已近古稀之年的老先生。
《中国摄影》：请问卢先生您对当时父亲的摄影有印象吗？
卢天恭：自我记事起，我就看着父亲的摄影作品一天天长大，所以对他的摄影创作是有印象的。我们共有兄妹六人，我年纪最小（1949年生）。由于父亲爱好摄影，我们同时代的生活照也留存较多。其中拍摄大哥与二哥的照片，多次获奖，并被美国的博物馆收藏，如今在丽水摄影博物馆里也有他当年拍摄我们的一幅作品。
《中国摄影》：1956年，卢施福为何会举家从上海迁居安徽？
卢天恭：当时，安徽方面到上海邀请专家进行支援建设。其中，在医疗卫生领域，医院对专业医生的需求量很大，而我父亲作为上海的知名开业医生，各方面条件都很符合，所以就被邀请赴安徽工作。尽管当时上海的条件比较好，但我感觉他可能喜欢尝试新的挑战，并不留恋富裕的条件，于是他来到了安徽。其实，早在1955年他就到了安徽，还去了佛子岭。这期间，父亲针对安徽的部分大型水利工程拍了很多照片。他在安徽工作一年后，我们全家就都搬到合肥来了（不包括已在东北、北京、上海工作的大哥、大姐和二哥）。
我们一家刚到安徽的时候，父亲的摄影创作遇到不小的考验。那会儿虽然住在干部疗养院，但没有单独的暗房，只能把餐厅进行隔断。到了夜晚，隔断间的两边都要用布挡起来，他才得以在里面进行暗房操作。操作台，盥洗盆都是他自己设计的，这些物件一直沿用到后来居住的地方，倒也很实用。
《中国摄影》：您父亲拍你大哥并获奖的作品《顽童》，您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吗？
卢天恭：具体的拍摄过程我其实并不了解，毕竟那时我尚未出生。不过，我觉得父亲把这类拍摄当成一种“锻炼”，因此喜欢把家人作为拍摄素材。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经常在午觉刚睡醒的时候，人尚不清醒，父亲就把我们给弄起来，要求梳洗干净、穿戴整齐，然后开始让我们摆姿供他拍摄。
《中国摄影》：据说徐悲鸿曾找卢施福先生学习摄影，真有此事？
卢天恭：关于徐悲鸿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小时候曾经看见过一块牌匾，当时放在我们家顶楼的储藏室里，那块牌子写的是“听雨亭”。于是我询问我的母亲此为何意，她说徐悲鸿先生曾于1930年代来家中找我父亲学习摄影，他也喜欢徐先生的绘画作品，因此他们交往日渐密切。还为此专门在家里搭建了一座大房间，窗户很多，宽敞明亮。于是，这房间成为他和徐先生聚会切磋的固定场所。我家那时候六层楼高，一楼是诊所，二楼是父亲休息的地方，这么一层一层上来，由于屋顶是用铁皮做的，所以下雨的时候就会哗啦啦地响。所以，徐悲鸿先生很幽默地跟我父亲说，这间屋子不如就叫它“听雨亭”吧！之后，徐先生专门题写了牌匾，大概还挂过一段时间，这是我推测的，因为我们发现牌匾时，它已存放在储藏室。
我父亲曾让徐先生随意作画并悬挂在家中多个地方，留存了不少绘画作品。但是很可惜，当时全家人都没有太在意，一直到举家搬到安徽的时候都没有带来，留在了老屋的储藏室里。等后来时间一长我们再返回查看时，这些画作都慢慢流失了，可能是被人拿出去变卖了。其中，很多作品都有徐先生专门给我父亲的题款。父亲与徐悲鸿等名流的往来，也说明他在1930年代就因摄影享誉上海滩。
《中国摄影》：关于您父亲与摄影，卢先生还记得哪些细节？
卢天恭：他基本上夜里很少睡觉，那时候他几乎把整个睡眠时间都安排在暗房里度过。晚上夜一深，等我們大家都入睡，他就钻进暗房了，经常搞到凌晨甚至是第二天早上。有时候我们一早起床了，发现他仍没有从暗房里出来，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因此我也印象较为深刻。当然，这与过去暗房操作复杂、工作效率很低有关，但父亲痴迷于钻研摄影，他的睡眠因此少之又少。
《中国摄影》：听说陆先生与卢老先生是忘年之交，并对其摄影创作有一定研究，您与他是如何结缘的？
陆开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与卢天恭是发小。我俩是小学同学，从二年级到四年级，虽然时间不长，但那时候我经常泡在他们家，小学毕业之后也一直有联系。
卢天恭：还有一点很重要，陆开蒂从小对摄影也特别喜欢并乐于钻研，他每次到我们家几乎都是和我父亲谈论各种关于摄影的话题，所以对于父亲的摄影创作，他比我还要熟悉得多。加上我当时对摄影兴趣不大，所以很少参与他们的聊天。
《中国摄影》：作为黑白影社的中坚力量，卢施福似乎对彩色摄影也非常感兴趣，还尝试过给黑白照片着色，你们对此了解吗？
陆开蒂：我认为卢老是受到了当时照相馆的影响。彩色照片过去是这样的：一种是用水彩，另一种是用油彩，但是用水彩存在一个问题，碰到水会慢慢脱掉。水彩上色之前，要把黑白照片染黄，染黄完了以后再用水彩慢慢磨，磨得不好就会把它洗掉。油彩则不一样，油彩完全是用透明的颜色，用小木签卷上棉絮慢慢慢慢地涂，保持的时间也相应比较长。
卢天恭：他就喜欢用油彩，颜料都是透明的，可能当时用的也是国外产的材料，解放前就开始用这些材料进行彩色照片的制作与尝试。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彩色照片上面涂着油彩，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1970年代后期着的色，这时候的他已坐在轮椅上，自己不能拍了。他找出之前感觉在暗房里黑白制作效果不理想的片子，再用上色的办法来弥补一些原来的不足。他还喜欢自己题字，字写得非常棒。他通常用绘图笔做签字笔，有的是用烫金的笔来签。那时候他比较慎重，尤其是送给别人的照片，他都要签字，签过后才送给别人。
父亲对彩色照片很感兴趣，他有段时间专门拍过彩色反转片，他喜欢新鲜、喜欢创新。不过，由于黑白影社的经历，他对黑白影像的研究非常深入和持久，我觉得他一生中的主要兴趣还是黑白摄影，而对于彩色摄影只是试探与向往。 《中国摄影》：关于黄山，那时候不少摄影名家都曾拍过，时至今日，卢施福在所有拍摄黄山的摄影师里面，也属于代表人物。迁居安徽之后，他上黄山的次数明显增多。这除了地理因素，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卢天恭：父亲迁居安徽之后确实上黄山的次数越来越多。由于早期在上海做职业医生，所以他去黄山的机会其实不多。迁居安徽后，他60岁时，安徽省委宣传部把他调入安徽省文联，担任《安徽画报》社的摄影顾问，并为《安徽画报》社创刊做了一些工作。期间，他有不少机会上黄山拍摄。特别是从1964年到1966年这段时间，他几乎每年都要去黄山至少两次，而且每次在山上呆的时间都比较长。
陸开蒂：其实，纵观卢老先生的摄影创作经历，他在1949年后就拍风光照片比较多了。1950年代后期转到安徽来之后，他更加充分地利用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尽管那时候为了拍摄黄山风光，从合肥到黄山路途很艰辛，需要从早上五六点坐车直到傍晚五六点才能到达歙县，再从歙县转到汤口，然后坐马车或者乘其他交通工具再上山，条件很差，非常辛苦。1960年代开始，转为专业摄影的卢老先生得以专攻黄山摄影，他不用再处理之前医院的工作，与此同时，黄山的硬件设施也开始得到改善，从一个单纯的风光景点变为安徽省的一个接待单位。
《中国摄影》：他去黄山拍照的时候，你们兄弟姐妹有没有跟他一起去过吗？
卢天恭：从来没有。后来到他晚年的时候，70岁那年，他要再次去黄山拍摄，安徽省文联的领导非常照顾他，觉得他年纪大了，总是有一些不放心。于是，安徽省文联派了一名刘姓的工作人员，好像专门从事后勤工作，跟着我父亲一起上黄山，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中国摄影》：请问卢先生您对当时父亲的摄影有印象吗？
卢天恭：自我记事起，我就看着父亲的摄影作品一天天长大，所以对他的摄影创作是有印象的。我们共有兄妹六人，我年纪最小（1949年生）。由于父亲爱好摄影，我们同时代的生活照也留存较多。其中拍摄大哥与二哥的照片，多次获奖，并被美国的博物馆收藏，如今在丽水摄影博物馆里也有他当年拍摄我们的一幅作品。
《中国摄影》：1956年，卢施福为何会举家从上海迁居安徽？
卢天恭：当时，安徽方面到上海邀请专家进行支援建设。其中，在医疗卫生领域，医院对专业医生的需求量很大，而我父亲作为上海的知名开业医生，各方面条件都很符合，所以就被邀请赴安徽工作。尽管当时上海的条件比较好，但我感觉他可能喜欢尝试新的挑战，并不留恋富裕的条件，于是他来到了安徽。其实，早在1955年他就到了安徽，还去了佛子岭。这期间，父亲针对安徽的部分大型水利工程拍了很多照片。他在安徽工作一年后，我们全家就都搬到合肥来了（不包括已在东北、北京、上海工作的大哥、大姐和二哥）。
我们一家刚到安徽的时候，父亲的摄影创作遇到不小的考验。那会儿虽然住在干部疗养院，但没有单独的暗房，只能把餐厅进行隔断。到了夜晚，隔断间的两边都要用布挡起来，他才得以在里面进行暗房操作。操作台，盥洗盆都是他自己设计的，这些物件一直沿用到后来居住的地方，倒也很实用。
《中国摄影》：您父亲拍你大哥并获奖的作品《顽童》，您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吗？
卢天恭：具体的拍摄过程我其实并不了解，毕竟那时我尚未出生。不过，我觉得父亲把这类拍摄当成一种“锻炼”，因此喜欢把家人作为拍摄素材。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经常在午觉刚睡醒的时候，人尚不清醒，父亲就把我们给弄起来，要求梳洗干净、穿戴整齐，然后开始让我们摆姿供他拍摄。
《中国摄影》：据说徐悲鸿曾找卢施福先生学习摄影，真有此事？
卢天恭：关于徐悲鸿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小时候曾经看见过一块牌匾，当时放在我们家顶楼的储藏室里，那块牌子写的是“听雨亭”。于是我询问我的母亲此为何意，她说徐悲鸿先生曾于1930年代来家中找我父亲学习摄影，他也喜欢徐先生的绘画作品，因此他们交往日渐密切。还为此专门在家里搭建了一座大房间，窗户很多，宽敞明亮。于是，这房间成为他和徐先生聚会切磋的固定场所。我家那时候六层楼高，一楼是诊所，二楼是父亲休息的地方，这么一层一层上来，由于屋顶是用铁皮做的，所以下雨的时候就会哗啦啦地响。所以，徐悲鸿先生很幽默地跟我父亲说，这间屋子不如就叫它“听雨亭”吧！之后，徐先生专门题写了牌匾，大概还挂过一段时间，这是我推测的，因为我们发现牌匾时，它已存放在储藏室。
我父亲曾让徐先生随意作画并悬挂在家中多个地方，留存了不少绘画作品。但是很可惜，当时全家人都没有太在意，一直到举家搬到安徽的时候都没有带来，留在了老屋的储藏室里。等后来时间一长我们再返回查看时，这些画作都慢慢流失了，可能是被人拿出去变卖了。其中，很多作品都有徐先生专门给我父亲的题款。父亲与徐悲鸿等名流的往来，也说明他在1930年代就因摄影享誉上海滩。
《中国摄影》：关于您父亲与摄影，卢先生还记得哪些细节？
卢天恭：他基本上夜里很少睡觉，那时候他几乎把整个睡眠时间都安排在暗房里度过。晚上夜一深，等我們大家都入睡，他就钻进暗房了，经常搞到凌晨甚至是第二天早上。有时候我们一早起床了，发现他仍没有从暗房里出来，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因此我也印象较为深刻。当然，这与过去暗房操作复杂、工作效率很低有关，但父亲痴迷于钻研摄影，他的睡眠因此少之又少。
《中国摄影》：听说陆先生与卢老先生是忘年之交，并对其摄影创作有一定研究，您与他是如何结缘的？
陆开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与卢天恭是发小。我俩是小学同学，从二年级到四年级，虽然时间不长，但那时候我经常泡在他们家，小学毕业之后也一直有联系。
卢天恭：还有一点很重要，陆开蒂从小对摄影也特别喜欢并乐于钻研，他每次到我们家几乎都是和我父亲谈论各种关于摄影的话题，所以对于父亲的摄影创作，他比我还要熟悉得多。加上我当时对摄影兴趣不大，所以很少参与他们的聊天。
《中国摄影》：作为黑白影社的中坚力量，卢施福似乎对彩色摄影也非常感兴趣，还尝试过给黑白照片着色，你们对此了解吗？
陆开蒂：我认为卢老是受到了当时照相馆的影响。彩色照片过去是这样的：一种是用水彩，另一种是用油彩，但是用水彩存在一个问题，碰到水会慢慢脱掉。水彩上色之前，要把黑白照片染黄，染黄完了以后再用水彩慢慢磨，磨得不好就会把它洗掉。油彩则不一样，油彩完全是用透明的颜色，用小木签卷上棉絮慢慢慢慢地涂，保持的时间也相应比较长。
卢天恭：他就喜欢用油彩，颜料都是透明的，可能当时用的也是国外产的材料，解放前就开始用这些材料进行彩色照片的制作与尝试。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彩色照片上面涂着油彩，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1970年代后期着的色，这时候的他已坐在轮椅上，自己不能拍了。他找出之前感觉在暗房里黑白制作效果不理想的片子，再用上色的办法来弥补一些原来的不足。他还喜欢自己题字，字写得非常棒。他通常用绘图笔做签字笔，有的是用烫金的笔来签。那时候他比较慎重，尤其是送给别人的照片，他都要签字，签过后才送给别人。
父亲对彩色照片很感兴趣，他有段时间专门拍过彩色反转片，他喜欢新鲜、喜欢创新。不过，由于黑白影社的经历，他对黑白影像的研究非常深入和持久，我觉得他一生中的主要兴趣还是黑白摄影，而对于彩色摄影只是试探与向往。 《中国摄影》：关于黄山，那时候不少摄影名家都曾拍过，时至今日，卢施福在所有拍摄黄山的摄影师里面，也属于代表人物。迁居安徽之后，他上黄山的次数明显增多。这除了地理因素，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卢天恭：父亲迁居安徽之后确实上黄山的次数越来越多。由于早期在上海做职业医生，所以他去黄山的机会其实不多。迁居安徽后，他60岁时，安徽省委宣传部把他调入安徽省文联，担任《安徽画报》社的摄影顾问，并为《安徽画报》社创刊做了一些工作。期间，他有不少机会上黄山拍摄。特别是从1964年到1966年这段时间，他几乎每年都要去黄山至少两次，而且每次在山上呆的时间都比较长。
陸开蒂：其实，纵观卢老先生的摄影创作经历，他在1949年后就拍风光照片比较多了。1950年代后期转到安徽来之后，他更加充分地利用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尽管那时候为了拍摄黄山风光，从合肥到黄山路途很艰辛，需要从早上五六点坐车直到傍晚五六点才能到达歙县，再从歙县转到汤口，然后坐马车或者乘其他交通工具再上山，条件很差，非常辛苦。1960年代开始，转为专业摄影的卢老先生得以专攻黄山摄影，他不用再处理之前医院的工作，与此同时，黄山的硬件设施也开始得到改善，从一个单纯的风光景点变为安徽省的一个接待单位。
《中国摄影》：他去黄山拍照的时候，你们兄弟姐妹有没有跟他一起去过吗？
卢天恭：从来没有。后来到他晚年的时候，70岁那年，他要再次去黄山拍摄，安徽省文联的领导非常照顾他，觉得他年纪大了，总是有一些不放心。于是，安徽省文联派了一名刘姓的工作人员，好像专门从事后勤工作，跟着我父亲一起上黄山，照顾他的生活起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