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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末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汉灵帝在位时期,宦官外戚轮流把持朝政,政治极其腐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军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中平六年(189年)四月,汉灵帝死,17岁的少帝刘辩即位,何太后的哥哥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召董卓率军入京,导致了长达四年的董卓之乱。在讨伐董卓过程中,各地军阀乘机扩大势力范围,混战连年。为镇压黄巾军起义、讨伐董卓、平定割据势力,曹操近四十年戎马倥偬,直至建安二十五年去世。正如元稹所说:“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曹操的优秀诗篇,多为其军旅途中有感而作。这些诗篇,有的反映了汉末动乱给国家、百姓带来的灾难,有的反映了征途艰难和征夫痛苦,有的抒发了壮心不已的慷慨志向,浸透着深厚的家国情怀。
《薤露行》《蒿里行》是集中反映汉末动乱的两首诗。前一首主要反映董卓乱汉、社稷倾危的史实,后一首则主要反映献帝初平元年(190)至建安二年(198)九年间的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被锺惺、谭元春誉为“汉末实录,真史诗也”(《古诗归》卷七眉批)。
《薤露行》写于汉献帝初平元年。张可礼《三曹年谱》说:“诗写白虹贯日、董卓焚洛阳、胁天子西迁诸事,均发生于是年。”(齐鲁书社1983年版,P45)在董卓乱汉前后,曹操先是劝阻何进招董卓进京,未获采纳,后拒绝董卓给他骁骑校尉的任命,逃回陈留募兵讨伐董卓。此诗就是他率军讨伐董卓途经洛阳有感而作。
全诗分两层写作。第一层从开头至“己亦先受殃”,高度概括了何进智小谋强、优柔寡断,致使汉少帝被张让挟持出走小平津,何进本人也被张让杀害的历史过程。其中“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对开启祸端的何进给予了猛烈抨击;“因狩执君王”,将国家遭难、政局动荡的情景高度凝练出来。其选词炼字技巧高妙,可见一斑。第二层,从“贼臣持国柄”到结尾,概述董卓进京把持国政,废杀少帝,焚毁洛阳宫室与宗庙,胁迫献帝西迁,迫使数百万百姓号泣同行的史实,揭露了董卓乱汉的罪行。结尾“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借《尚书大传》所载微子作《麦秀之歌》的典故,表达了对国家遭难的哀痛。微子“过殷之故墟,见麦秀之蔪蔪曰:‘此父母之国,宗庙社稷之所立也。’志动心悲”(《文选》卷六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曹操路过曾经金碧辉煌而今草木深深的洛阳,何尝也不是“志动心悲”呢!诗歌质朴古直,高度概括了汉灵帝死后董卓乱汉的前因后果,表达了对国家遭难的极度痛心。
《蒿里行》作于建安二年至建安三年(199)之间。据张可礼《三曹年谱》考证:诗中“淮南弟称号”,指建安二年春袁术于淮南称帝事。建安三年“十二月,操杀吕布,明年袁术卒。疑诗当作于上年操征袁术或是年征吕布欲还时”(齐鲁书社1983年版,P71)。
诗歌分三层,采用先抑后扬的笔法进行抒写。第一层为开头四句:“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义士,指以袁绍为盟主的讨伐董卓的关东各州郡将领。群凶,指董卓及其部属。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面。相传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在此会盟诸侯。乃心,指关东义士之心。这是用《尚书·康王之诰》“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的典故,说明众义士忠于王室,其兴兵目的在于迎还献帝重建洛京。咸阳,原为秦朝都城,这里代指王室。“义士”“讨”两个词,饱含着曹操最初对袁绍盟军的期待和赞许。第二层从“军合力不齐”到“刻玺于北方”,诗意陡转。“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形象描绘了袁绍盟军面对董卓部队的怯懦观望情状;“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深刻揭露了那些所谓“义士”讨伐董卓,并不是为了维护王室、安定天下,而是为了争夺政治利益,扩大势力范围,因此,他们不但未尽力攻打董卓部队,反而互相残杀兼并。“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是以袁术在淮南称帝、袁绍于初平二年刻皇帝印谋立刘虞为证,有力暴露了袁绍、袁术等军阀为了各自私利而战的卑鄙丑恶面目。第三层从“铠甲生虮虱”到结尾,集中描写了军阀混战不休给广大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其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二句,是对无辜百姓在军阀混战中纷纷死亡、暴尸荒野、千里无人烟的悲惨景象的真实描写。结尾“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直接抒发了诗人对百姓遭难的痛心。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质朴描写中溢于笔端。
正因目睹了汉末动乱中王室孱弱、权臣误国、国家遭难、军阀争利、百姓遭殃的社会现实,曹操为之哀伤,为之断肠,故而冒天下之大不韪,挟天子以令诸侯,投身到统一北方、安定天下的军旅生涯中。
近四十年的军旅生涯,不知经历多少艰难困苦,曹操的《苦寒行》《却东门西行》,就是真实反映军旅路途艰辛和征夫恋家思归的两首诗。
建安五年(200年),经官渡之战,曹操大败袁绍,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建安十年(205年)十月,袁紹旧部、并州刺史高干听说曹操将攻打乌桓,举兵反曹,扼守壶关口。建安十一年(206年)正月,曹操率军从邺城出发亲征高干,途经太行山,创作了《苦寒行》。
全诗从军旅路途极端苦寒着笔,分六层抒写。第一层为开头四句,极写太行山路崎岖之苦。第二句“艰哉何巍巍”,连用两个感叹词“哉”“何”,凸显出太行山路艰险非同寻常。三、四句“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特写太行山羊肠坂道路极端弯曲狭窄,以至人马行于其间时刻有性命之忧。征途的艰苦卓绝,跃然目前。第二层从“树木何萧瑟”到“雪落何霏霏”,着力写太行山的萧瑟寒冷。北风呼啸,雪落霏霏,足见山间气候彻骨寒冷,道路泥泞湿滑。中间还有“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更见征途的艰险可畏。而曹军不畏艰苦的坚韧顽强,亦由此展现。第三层从“延颈长叹息”到“思欲一东归”,直抒诗人的内心矛盾,此中有面对极端苦寒的怀乡思归,更有对将士们的关心体恤,真实感人。第四层从“水深桥梁绝”到“薄暮无宿栖”,写出了行军进退两难的困境:欲继续前行,则水深桥断;欲回师还归,却旧路难寻。诗情至此跌落低谷。第五层从“行行日已远”到“斧冰持作糜”,写曹军面对苦寒迎难而上、百折不挠:路途艰难,但行行不止;人马同饥,则凿冰煮粥。体现了为荡平叛乱、安定天下不惧苦寒、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诗情由此振起。第六层为最后二句:“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东山》,即《诗经·豳风·东山》。《毛诗序》认为:“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诗人用这一典故收尾,一则如张玉谷所说“援古醒出所以行役之故作收,更得恤下大体”(张玉谷《古诗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P176),二则表达了他期待像周公东征那样平定叛乱、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 正因本着平定叛乱的大无畏精神,曹操及其将士在建安十一年三月大败高干,一举平定并州。
《却东门西行》的创作年代存疑。据“鸿雁出塞北”“冉冉老将至”两句推断,此诗可能作于曹操出征辽东、大败乌桓之前。诗歌分四层,以结尾句“故乡安可忘”为中心,回环往复抒写了征夫怀乡思归的强烈愿望。
第一层为开头六句,以塞北鸿雁起兴。“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开头二句就以鸿雁来自塞北寂寞无人之地,奠定了全诗清冷凄凉的基调。鸿雁随冬春节令推移,整齐行列,南北迁徙万里,虽然劳顿,却终能“春日复北翔”回归故里,反兴征夫无法返乡,人不如雁。第二层从“田中有转蓬”到“万岁不相当”。“当”,指相遇、会合。这是以脱离本根“随风远飘扬”、与故根永无会合之日的蓬草,比喻长期转战四方难以回家的征夫。无限伤感,无限同情,全凝在这一反一正的比兴中。第三层从“奈何此征夫”到“何时返故乡”,直接描写征夫从军的状况:马不减鞍,铠甲不离身,冉冉年老,却不知何时返乡。最后一层,从“神龙藏深泉”到结尾,用神龙藏于深源、猛兽步于高岗、狐狸死前将头朝向出生丘陵作比兴,揭出征夫思乡的主题。而神龙、猛兽之喻,更于悲凉中见慷慨。
整首诗,善用比兴,层层深入,情感真挚,动人心弦。真实传达了诗人渴望战事早日结束、天下征人得以还乡安享晚年的美好愿望。
建安十年,袁紹子袁尚、袁熙投奔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欲借其兵力东山再起。为彻底消灭袁氏集团,安定北方,五十三岁的曹操于建安十二年(207年)五月率军北征乌桓,九月大胜而归。《步出夏门行》就是他凯旋后创作的组诗,真实表现了战前的严峻形势、凯旋途中的见闻和壮心不已的豪情。
组诗共五章。第一章《艳》,相当于组诗序曲。开头二句“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把大雨滂沱导致出征道路受阻的不利形势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面对恶劣气候,诸将对是否继续北征态度不一,诗人亦犹豫惆怅。最后一句“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东海即渤海。表明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诗人仍决意北征,体现了一位统帅周密思索而又果敢无畏的风范。
第二章《观沧海》,将家国情怀寓于山水之间,书写了诗人凯旋途中登临碣石山、远眺渤海的所见所思。登临时节虽已秋风萧瑟,但诗人眼中的秋景却是“树木丛生,百草丰茂”,一派盎然生机。被秋风吹动洪波涌起的大海,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能够容纳无垠宇宙,这是何等的气魄。这种惊人想象,正是此时作为胜利者的曹操气吞山河的情感外化。
第三、四章《冬十月》《河朔寒》,描写了凯旋归途之所见。前一章写孟冬十月北风呼啸,鸿雁南飞,鸷鸟熊罴潜藏,农事停歇,商旅活动准备开始;后一章写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寒冷异常,土地荒芜,人民贫困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看似平平,却体现了诗人对民生的热切关怀。
第五章《龟虽寿》,表现了诗人面对人寿有尽的客观现实依然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其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取身边战马为比兴,言年老伏在马槽边的千里马,仍想要驰骋千里;有为的壮士到了晚年,壮志亦丝毫未减。这是一位久经沙场、志气远大的老将内心的真实独白。其老当益壮的积极进取精神,千百年来令人叹赏。
曹操的这些军旅诗,反映汉末动乱以及军旅艰难、征夫痛苦者,足以使人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平生活的珍贵;抒写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情怀者,更能激发人积极进取、追求远大的雄心壮志。这些诗歌,代表了汉末建安时期诗人们心忧动乱、渴望和平、建功立业的时代强音,故不仅千百年来为人传唱,而且凝成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被继承与弘扬。
(作者系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薤露行》《蒿里行》:汉末动乱中的忧世悲慨
《薤露行》《蒿里行》是集中反映汉末动乱的两首诗。前一首主要反映董卓乱汉、社稷倾危的史实,后一首则主要反映献帝初平元年(190)至建安二年(198)九年间的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被锺惺、谭元春誉为“汉末实录,真史诗也”(《古诗归》卷七眉批)。
《薤露行》写于汉献帝初平元年。张可礼《三曹年谱》说:“诗写白虹贯日、董卓焚洛阳、胁天子西迁诸事,均发生于是年。”(齐鲁书社1983年版,P45)在董卓乱汉前后,曹操先是劝阻何进招董卓进京,未获采纳,后拒绝董卓给他骁骑校尉的任命,逃回陈留募兵讨伐董卓。此诗就是他率军讨伐董卓途经洛阳有感而作。
全诗分两层写作。第一层从开头至“己亦先受殃”,高度概括了何进智小谋强、优柔寡断,致使汉少帝被张让挟持出走小平津,何进本人也被张让杀害的历史过程。其中“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对开启祸端的何进给予了猛烈抨击;“因狩执君王”,将国家遭难、政局动荡的情景高度凝练出来。其选词炼字技巧高妙,可见一斑。第二层,从“贼臣持国柄”到结尾,概述董卓进京把持国政,废杀少帝,焚毁洛阳宫室与宗庙,胁迫献帝西迁,迫使数百万百姓号泣同行的史实,揭露了董卓乱汉的罪行。结尾“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借《尚书大传》所载微子作《麦秀之歌》的典故,表达了对国家遭难的哀痛。微子“过殷之故墟,见麦秀之蔪蔪曰:‘此父母之国,宗庙社稷之所立也。’志动心悲”(《文选》卷六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曹操路过曾经金碧辉煌而今草木深深的洛阳,何尝也不是“志动心悲”呢!诗歌质朴古直,高度概括了汉灵帝死后董卓乱汉的前因后果,表达了对国家遭难的极度痛心。
《蒿里行》作于建安二年至建安三年(199)之间。据张可礼《三曹年谱》考证:诗中“淮南弟称号”,指建安二年春袁术于淮南称帝事。建安三年“十二月,操杀吕布,明年袁术卒。疑诗当作于上年操征袁术或是年征吕布欲还时”(齐鲁书社1983年版,P71)。
诗歌分三层,采用先抑后扬的笔法进行抒写。第一层为开头四句:“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义士,指以袁绍为盟主的讨伐董卓的关东各州郡将领。群凶,指董卓及其部属。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面。相传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在此会盟诸侯。乃心,指关东义士之心。这是用《尚书·康王之诰》“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的典故,说明众义士忠于王室,其兴兵目的在于迎还献帝重建洛京。咸阳,原为秦朝都城,这里代指王室。“义士”“讨”两个词,饱含着曹操最初对袁绍盟军的期待和赞许。第二层从“军合力不齐”到“刻玺于北方”,诗意陡转。“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形象描绘了袁绍盟军面对董卓部队的怯懦观望情状;“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深刻揭露了那些所谓“义士”讨伐董卓,并不是为了维护王室、安定天下,而是为了争夺政治利益,扩大势力范围,因此,他们不但未尽力攻打董卓部队,反而互相残杀兼并。“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是以袁术在淮南称帝、袁绍于初平二年刻皇帝印谋立刘虞为证,有力暴露了袁绍、袁术等军阀为了各自私利而战的卑鄙丑恶面目。第三层从“铠甲生虮虱”到结尾,集中描写了军阀混战不休给广大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其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二句,是对无辜百姓在军阀混战中纷纷死亡、暴尸荒野、千里无人烟的悲惨景象的真实描写。结尾“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直接抒发了诗人对百姓遭难的痛心。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质朴描写中溢于笔端。
正因目睹了汉末动乱中王室孱弱、权臣误国、国家遭难、军阀争利、百姓遭殃的社会现实,曹操为之哀伤,为之断肠,故而冒天下之大不韪,挟天子以令诸侯,投身到统一北方、安定天下的军旅生涯中。
《苦寒行》《却东门西行》:军旅生涯的悲悯情怀
近四十年的军旅生涯,不知经历多少艰难困苦,曹操的《苦寒行》《却东门西行》,就是真实反映军旅路途艰辛和征夫恋家思归的两首诗。
建安五年(200年),经官渡之战,曹操大败袁绍,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建安十年(205年)十月,袁紹旧部、并州刺史高干听说曹操将攻打乌桓,举兵反曹,扼守壶关口。建安十一年(206年)正月,曹操率军从邺城出发亲征高干,途经太行山,创作了《苦寒行》。
全诗从军旅路途极端苦寒着笔,分六层抒写。第一层为开头四句,极写太行山路崎岖之苦。第二句“艰哉何巍巍”,连用两个感叹词“哉”“何”,凸显出太行山路艰险非同寻常。三、四句“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特写太行山羊肠坂道路极端弯曲狭窄,以至人马行于其间时刻有性命之忧。征途的艰苦卓绝,跃然目前。第二层从“树木何萧瑟”到“雪落何霏霏”,着力写太行山的萧瑟寒冷。北风呼啸,雪落霏霏,足见山间气候彻骨寒冷,道路泥泞湿滑。中间还有“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更见征途的艰险可畏。而曹军不畏艰苦的坚韧顽强,亦由此展现。第三层从“延颈长叹息”到“思欲一东归”,直抒诗人的内心矛盾,此中有面对极端苦寒的怀乡思归,更有对将士们的关心体恤,真实感人。第四层从“水深桥梁绝”到“薄暮无宿栖”,写出了行军进退两难的困境:欲继续前行,则水深桥断;欲回师还归,却旧路难寻。诗情至此跌落低谷。第五层从“行行日已远”到“斧冰持作糜”,写曹军面对苦寒迎难而上、百折不挠:路途艰难,但行行不止;人马同饥,则凿冰煮粥。体现了为荡平叛乱、安定天下不惧苦寒、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诗情由此振起。第六层为最后二句:“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东山》,即《诗经·豳风·东山》。《毛诗序》认为:“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诗人用这一典故收尾,一则如张玉谷所说“援古醒出所以行役之故作收,更得恤下大体”(张玉谷《古诗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P176),二则表达了他期待像周公东征那样平定叛乱、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 正因本着平定叛乱的大无畏精神,曹操及其将士在建安十一年三月大败高干,一举平定并州。
《却东门西行》的创作年代存疑。据“鸿雁出塞北”“冉冉老将至”两句推断,此诗可能作于曹操出征辽东、大败乌桓之前。诗歌分四层,以结尾句“故乡安可忘”为中心,回环往复抒写了征夫怀乡思归的强烈愿望。
第一层为开头六句,以塞北鸿雁起兴。“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开头二句就以鸿雁来自塞北寂寞无人之地,奠定了全诗清冷凄凉的基调。鸿雁随冬春节令推移,整齐行列,南北迁徙万里,虽然劳顿,却终能“春日复北翔”回归故里,反兴征夫无法返乡,人不如雁。第二层从“田中有转蓬”到“万岁不相当”。“当”,指相遇、会合。这是以脱离本根“随风远飘扬”、与故根永无会合之日的蓬草,比喻长期转战四方难以回家的征夫。无限伤感,无限同情,全凝在这一反一正的比兴中。第三层从“奈何此征夫”到“何时返故乡”,直接描写征夫从军的状况:马不减鞍,铠甲不离身,冉冉年老,却不知何时返乡。最后一层,从“神龙藏深泉”到结尾,用神龙藏于深源、猛兽步于高岗、狐狸死前将头朝向出生丘陵作比兴,揭出征夫思乡的主题。而神龙、猛兽之喻,更于悲凉中见慷慨。
整首诗,善用比兴,层层深入,情感真挚,动人心弦。真实传达了诗人渴望战事早日结束、天下征人得以还乡安享晚年的美好愿望。
《步出夏门行》:壮心不已的凯旋之音
建安十年,袁紹子袁尚、袁熙投奔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欲借其兵力东山再起。为彻底消灭袁氏集团,安定北方,五十三岁的曹操于建安十二年(207年)五月率军北征乌桓,九月大胜而归。《步出夏门行》就是他凯旋后创作的组诗,真实表现了战前的严峻形势、凯旋途中的见闻和壮心不已的豪情。
组诗共五章。第一章《艳》,相当于组诗序曲。开头二句“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把大雨滂沱导致出征道路受阻的不利形势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面对恶劣气候,诸将对是否继续北征态度不一,诗人亦犹豫惆怅。最后一句“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东海即渤海。表明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诗人仍决意北征,体现了一位统帅周密思索而又果敢无畏的风范。
第二章《观沧海》,将家国情怀寓于山水之间,书写了诗人凯旋途中登临碣石山、远眺渤海的所见所思。登临时节虽已秋风萧瑟,但诗人眼中的秋景却是“树木丛生,百草丰茂”,一派盎然生机。被秋风吹动洪波涌起的大海,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能够容纳无垠宇宙,这是何等的气魄。这种惊人想象,正是此时作为胜利者的曹操气吞山河的情感外化。
第三、四章《冬十月》《河朔寒》,描写了凯旋归途之所见。前一章写孟冬十月北风呼啸,鸿雁南飞,鸷鸟熊罴潜藏,农事停歇,商旅活动准备开始;后一章写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寒冷异常,土地荒芜,人民贫困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看似平平,却体现了诗人对民生的热切关怀。
第五章《龟虽寿》,表现了诗人面对人寿有尽的客观现实依然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其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取身边战马为比兴,言年老伏在马槽边的千里马,仍想要驰骋千里;有为的壮士到了晚年,壮志亦丝毫未减。这是一位久经沙场、志气远大的老将内心的真实独白。其老当益壮的积极进取精神,千百年来令人叹赏。
曹操的这些军旅诗,反映汉末动乱以及军旅艰难、征夫痛苦者,足以使人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平生活的珍贵;抒写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情怀者,更能激发人积极进取、追求远大的雄心壮志。这些诗歌,代表了汉末建安时期诗人们心忧动乱、渴望和平、建功立业的时代强音,故不仅千百年来为人传唱,而且凝成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被继承与弘扬。
(作者系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