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教育“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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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教育这块土地,说不上丰沃,也谈不上贫瘠。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造化弄人,总之,在这块热土上,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在这一亩三分地里,犁土播种,浇水施肥,转瞬之间,已有三十六年了。当年的无心插柳,后来的努力生长,便有了今天的“柱子老师”。
  从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
  14岁那年,我不出意外地中考落榜了。这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意味着与学校和书本告别,意味着开始种田或学艺,也意味着没有了所谓的前途和“吃商品粮”的机会。
  农民该干的事情,我大体都干过。农民没有干过的一些事情,我也有干过的,比如看瓜、卖瓜、看坝、摘菱角。在那个文化贫瘠的年代,许多午后,许多夜晚,许多无所事事的时日,我还能够保持着对书籍的一种渴望。《苦菜花》《薛刚反唐》《月唐演义》等文学作品,陪我度过了那个充满失落和迷惘的两年失学时光。
  16岁那年的8月底,我侥幸地经过了村委会、管理区两级考试,成了一名民办教师。那时上课的具体情形,留在记忆里的画面并不多,但有两件事却时常想起,并让我受益良多。一是练毛笔字。课余时间,我喜欢写写毛笔字,主要是临写柳体。甚至,我还用毛笔写备课。二是学普通话。春夏之交,我常常拿着语文课本,信步校园周边的田埂上,尝试用普通话朗读课文;有时也找来一两张报纸,自主训练。那田地里新翻的泥土的气息,那虫鸣鸟叫的声音,似乎还依稀飄荡在耳畔。
  那时,没有“中师”文凭的教师都要参加“教材教法”“专业合格证”考试。后者要考语文、数学、教育学和心理学。这对于许多民办教师而言,是很困难的。
  好在我那时年轻、单纯,可以全身心地扑在学习上。专业合格证考试,并没有难住我,我一次性都考过关了,而且分数还挺高,据说是全镇的前几名。
  其间,我还报名参加了中师函授。这种学习,大多以自学为主,有时周末也参加本镇教育组组织的函授。两年后,我获得了我的第一个文凭:中师毕业证。
  第三年暑期,我又被调到了本管理区的另一所小学。当时该校正在兴建教学楼,老师们办公和住宿都挤在一间大教室里。我不喜欢闲聊,空闲时间便专心练写钢笔字。记得曾临写一本《红楼梦》诗词的字帖,写着写着,我不知不觉地把里面的诗词都背了下来。
  在这所学校里,我第一次参加全镇小学语文教师赛课活动。彼时,我在讲台上摸爬滚打刚好五年。因为效果不错,后来代表全镇参加县里的优质课比赛。对于一个民办教师而言,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锻炼机会。
  22岁那年,我终于有了考师范的资格。符合条件的,大概有三四十名教师。我考了第十名,刚过资格线。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是用一种悬梁刺股的方式在突击复习。理由很简单,我要“跳农门”。这是我从走上讲台的第一天起便有的梦想。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把从书店里买来的两套复习资料,共6本,啃了个滚瓜烂熟。考试成绩出来,我总分248分,大约过线20分。我终于可以走进师范的大门接受正规的师范教育了。
  1993年6月,我如期毕业,转为公办教师。那年秋季,恰逢县教育局组织“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十项全能比武”,我有幸通过镇里的遴选。在全县比赛中,我的“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和数学课均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从读者到作者
  我曾多次追问自己,为什么要搞教研?为什么要写文章?后来,我陆续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因为我的知识量不如人,要在讲台上站住脚,就必须在教学方法上有所思考、有所突破;因为教研让我尝到了甜头,学生在课堂上活起来了,考试成绩提高了,而且我的文章变成铅字了;因为农村学校太需要教学研究了,农村教师太需要教研领头雁了,我要“点燃激情,引向春天”……就这样,我踏上了教研之路。
  我的教学研究,是从“5·3·1”课堂结构模式开始的。我知道,我的文化底子较薄,要想在初中语文讲台上站稳脚跟,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但那时,我们这个偏远的县城里根本买不到一本教育专著。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位老师那里借来一本语文名家教育文集。我如获至宝,专心阅读,笔记做了整整一个本子。那可能是我语文教研的“第一桶金”。
  获得了这“第一桶金”后,我便开始改造我的课堂。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我自主构建起“5·3·1”课堂教学模式: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有计划地将每节课45分钟划分为三个阶段——5分钟的说话训练,30分钟的导读点拨,10分钟的巩固质疑。
  这样的教学模式,直至2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认为它很有意义,因为它切实调动了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当众说话的胆量和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成绩。同时,单就研究方式而言,也是很有价值的:广泛阅读,观察思考,提炼建模,实践应用,反思调整,这不正是教学研究最需要的实验精神和研究方法吗?
  之后,我又开始了“双体互促”课题研究、立足于语文试题的研究、个性化阅读的研究、同步作文的研究,等等。一路研究,一路阅读和写作,一路发表文章和著书,就这样一直行走到今天。
  35岁那年,我在学校担任教研主任。3月的一天,校长让我和一位蔡先生到武汉办事。临行前,我带了一篇自己的文章。那篇文章本是我在学校教研会上的发言稿。
  当天下午办完事,我去了《湖北教育》杂志社一趟。就这样,我把稿子亲手交到了叶芬主编的手上。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封邮件,落款是“湖北教育报刊发行社”。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我的《用良好的心态进行校本教研》一文发表了!我真有点欣喜若狂。这既是我个人的突破,也是学校的突破,因为学校此前无人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教学文章。
  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后,我便又跟自己较劲,要向《中国教育报》进军。
  2005年,校本教研如火如荼。我阅读了数百篇论文,并结合学校工作实际,苦磨两个多月,撰写的《和谐校园,校本教研的绿地》终于在《中国教育报》上登载了。此后,我又陆续在《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上发表文章。   后来我把“火力”集中到语文专业上。其时,“教学反思”正“红火”,我便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切实做到每课一思。终于在某一个周末,《教学反思:求真·向善·唯美》一文瓜熟蒂落,很快便登载于《语文教学通讯》上。
  之后,我陆续在《语文教学通讯》上发表了《阳光·绿色·和谐——一线教师谈中考语文试题》《例说层进式阅读》等文章;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上发表了《有一种素质,叫主动成长》《“教死”或“教活”,只看“人的发展”》等文章,这些文章都来自我的教学研究。
  从“小我”到“大我”
  在做教研主任期间,我曾主编过两本校刊,一本是中学的《研修平台》,一本是中心学校的《教育简讯》。
  2004年秋季期末,县教研室主任专程来到学校,给我出了一个话题作文:“一个教研主任在学校校本教研中怎样发挥作用。”县教研室计划在开春后召开一个教育干部校本教研培训会,安排我做一个报告。这个题目在当时很有挑战性。经过一个寒假的思索,我写了《点燃激情,引向春天》一文。
  但如何营造氛围、点燃激情呢?我得搭建一个平台。深思熟虑后,我向校长提出了主编《研修平台》的想法。校长不假思索地同意了,还决定给刊发的每篇文章发10元钱的稿费。就这样,《研修平台》正式开始运作起来。
  记忆中,《研修平台》做到了十四期。文章都是本校教师的教学案例或教学思考。这些文字大多是我一字一句地敲打而成的,因为那时老师们基本上没有电脑,也不会打字。
  38岁那年,我被任命为副校长,调到了本镇的另一所中学。我刚调入的这所学校,当时正面临着撤并,面临着生源、质量、声誉、生存等方面的多重危机。老师们(包括校长、副校长们)没电脑可用,没网可上。更艰难的是,学校师资力量十分单薄,人心不稳、人浮于事的情况非常严重。现在回过头来看,在该校的三年里,我所坚持做的几件事都有一定的建设意义。一是为教师订阅教育专业报刊;二是通过物质奖励,鼓励教师迅速学会使用电脑;三是尽最大能力编好、用好“教学练”;四是经常深入课堂听课;五是让教师大会成为一种校本培训。
  学校最终还是没逃过被撤并的命运。在痛苦和煎熬中,我也得到了许多心灵的慰藉:质量意识——逐渐让全体老师达成了共识;学习氛围——在学校越来越浓郁;中考成绩——终于遏制了下滑势头,并艰难地在全县综合排名中上升了好几位;而最为难得的是,学校和老师们终于得到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教研成果。我的数十篇“同步作文”就是在那里写出来的,并出版了《我教语文的感觉》一书。
  41岁那年,我被调到了第三所中学,主管德育工作。我一方面为自己从未涉足德育而担忧,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没有过往的所谓经验而庆幸,因为我可以在自己的“一张白纸”上描绘出与时俱进的德育蓝图。经过思考,我提出了德育“双六一”(思路“六个一”、建设“六个一”)学年计划。这份学年计划,被当时的老师戏称为学校“发展规划纲要”。也因为如此,我开始了德育研究。
  43岁那年,我被调整到另一所中学,主管了教学工作和德育工作。在不同学校、不同岗位,我曾尝试了一些较为新颖的做法,记下了诸多文字,也发表了数十篇关于学校管理方面的文章,比如《我当校长靠“作文”》《办好学校并不难》《做一个有专业底气的副校长》《校长也有教育名言》等,均登载于《中国教育报》。这为我出版专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岗位多次被调整,职称多年上不去,“突围”一词频频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我们需要“心灵突围”“理念突围”“课堂突围”“学校突围”。于是,我的第二本著作《乡村教师突围》很快诞生。一经出版,该书在许多乡村学校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为,需要“突围”的,几乎是全国所有乡村教师。
  这一年,我45岁。也是在这一年里,我被评为高级教师。
  从高级教师到特级教师
  评为高级教师后,我似乎进入一个快速成长阶段。其表现,一是又出版了3本专著,二是被评为湖北省特级教师,三是被黄冈师范学院聘为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
  想成为名师,乃至成为一名特级教师,这样的梦想应当是从2005年开始的。2004年,县教育局、教研室出台文件,在教研室内部人员和全县中小学教师队伍中,遴选“魅力教研人物”,当选者应同时满足“七条标准”。经学校推荐、教研室认可,我成为全县一线教师队伍中首位“魅力教研人物”。就在那时,我的心田里播下了一粒种子:成为一名特级教师。
  2007年春季,县教育局举行师德演讲比赛。我演讲的题目是《教育,我的理想》,内容包括“成长的足迹”“难解的情结”“心底的真爱”“痴迷的追求”和“赤诚的兼济”五个部分。也许是我的演讲内容有些个性,打动了评委,我获得了“特别优秀奖”。无论是《教育,我的理想》,还是《我的教研情怀》,一直是我最真实的想法,直到今日,这种理想和情怀并未动摇。
  在我看来,无论是名师还是特级教师,除了得到一张荣誉证书之外,应当具备以下六个条件:一是有厚实的文化底蕴,二是有朴实的教育情怀,三是有系统的教育思想,四是有较强的教学能力,五是有一流的教育效果,六是有较高的人气。
  我默默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成为名师之路,于我而言并不顺利。2007年、2017年两次申报“黄冈名师”,我都名落孙山。但我并不气馁。我要继续坚守,继续“突围”。
  2016年年底,我的第三本著作《公民教育与现代学校》正式出版。这本书的形成过程,我将其概括为“七年求索,五易其稿,三十万字,一个梦想”。这个梦想便是“公民教育”。
  我所提出的“公民教育”,是基于学生成长和学校发展的一种教育思想。学校实施“公民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美丽中国培养合格公民。
  也许是为了延续教育梦想,也许是为了读懂乡村少年,2017年元旦前夕,我和全班52名学生许下一个诺言:咱们一起完成一本书稿,名字暂定为《乡村少年说》。就这样,咱们师生53人从此开始了创作之路。
  2017年暑期,我被调整到镇中心学校。按照惯例,在这个岗位上就预示着告别讲台。如果我也按照这个惯例前行,我的“特级教师梦”便彻底破灭,同时我也可能与教学研究和教育写作诀别。
  那样的日子,虽然清闲,但绝非我想要的。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向领导申请,到中学开设“名著导读”这一课程。领导们很支持我的想法,就这样,我开始了艰难的、近乎疯狂的读写之路:清晨读,中午读,夜间读,见缝插针地读;闲暇写,周末写,過年写,疫情期间还是写。
  因为坚守,我完成初中阶段36本名著的导读文章,并在《中国教育报》《语文报》《语文教学通讯》《黄冈师范学院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导读论文和导读案例。
  因为坚守,2018年我被评为湖北省特级教师;因为坚守,2020年,我被黄冈师范学院聘为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因为坚守,2020年,我又出版了《乡村少年成长密码》和《特级教师陪你读名著》两本著作,并为《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本名著做了点评和导读。
  ……
  当年的懵懂少年,今日的知天命之年,“柱子老师”将一如既往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耕耘、播种、生长、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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