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这是海明威关于巴黎的名言。很可惜，我年轻时连上海都没出过，遑论远西的巴黎了;除非是像人们常说的，上海是所谓“东方的巴黎”。不论我去到哪里，一生与我同在的，总是上海，而非巴黎。
　　 然而，我还是去过了巴黎，在巴黎住过，虽然早已不再年轻。我在拉丁区找吃的，找来找去，找到了海明威，他也在那里找吃的。在那些日子里，他在巴黎怎么也吃不饱，总是感到饥肠辘辘。“多走了路，加上天冷和写作，总使我感到饥饿。”以致他晚年回忆早先的“巴漂”经历，还用了“流动的盛宴”做书名，一看就知道是饿过的人写的。那种怎么也吃不饱的饥饿感，我在巴黎时虽不曾遇到，年轻时在上海却是体验过的。
　　 “我一直走过亨利四世公立中学，那古老的圣艾蒂安山教堂，刮着大风的先贤祠广场，然后向右拐去躲避风雨，最后来到圣米歇尔林荫大道背风的一边，沿着大道继续向前经过克吕尼老教堂和圣日耳曼林荫大道，直走到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我熟悉的好咖啡馆。”这是海明威刚到巴黎时常走的一段路，从他的住处到他喜欢的咖啡馆（他路过亨利四世中学时，萨特正好在里面读书）。对于住在圣雅克街附近的我来说，这段海明威之路虽也常走，却是以先贤祠广场为中心分两段走的。
　　 一段往西，通往卢森堡花园一带，两条林荫大道交汇处，是拉丁区的“上只角”，有各式各样的好咖啡馆，温暖、洁净而且友好，令人惬意，海明威喜欢在那儿写作。尤其是在巴黎阴冷的冬天，好咖啡馆外边生着火盆，即便坐在平台上也能取暖，要比他的工作室更加舒适，咖啡钱也不比取暖费更贵（他通常只要一杯奶咖，偶尔才会要酒或食物）。为了抵御街上美食的诱惑，他选择走没有餐馆的路线，让我想起马二先生游西湖。他曾在昂贵的米肖餐厅外面看着乔伊斯一家子在里面吃饭，就像马二先生看着热汤汤的燕窝海参一碗碗在跟前捧过去。他也会谎称有人请他在外面吃午饭，然后去卢森堡花园散两小时步，回家后向妻子描述午饭是多么的丰盛。据说他甚至因为饿得发慌，还抓过卢森堡花园里的鸽子。卢森堡花园里鸽子是真多，但我试过，鸽子们都机警得很，它们能靠近你，你却没法靠近它们。海明威大概又是在吹牛，但这个牛吹得让人伤心。也是为了打发午饭时间，他几乎每天都上卢森堡美术馆去看画，看塞尚、马奈、莫奈及其他印象派大师的画（而我在那里只看到过毕沙罗）。他发现饥饿时名画看起来更美，也能更深刻地理解画家的想法。他向往像塞尚绘画那样来写作，试图使自己的小说具有深度。如果卢森堡美术馆关门了，他就去斯泰因家蹭吃喝，就在附近的花园街27号，有美妙的油画、蛋糕和白兰地。正是她对海明威说：“你们是迷惘的一代。”后来他让这话见鬼去。
　　 一段往东，经过亨利四世中学与圣艾蒂安山教堂，来到狭窄而拥挤的笛卡尔街、穆费塔街，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美食街，有世界各地风味的小餐馆。我想那儿就是“流动的盛宴”，当时却几乎没有什么餐馆。笛卡尔街39号，是诗人魏尔伦在那里去世的旅馆，顶楼有一间海明威的工作室。每当他文思艰涩的时候，他就站在窗前，眺望巴黎的屋顶和烟囱。法国所有的好作家，波德莱尔、兰波、萨特，好像都住过巴黎的顶楼，都眺望过屋顶和烟囱。但他一直想退掉它以节省开支。现在他的纪念牌和魏尔伦的一起，挂在底楼一家酒吧门旁的墙上，让人感慨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再稍往东拐就是勒穆瓦納红衣主教街，魏尔伦住过48号，乔伊斯住过71号，海明威则在74号三楼住过近两年，与他首任妻子哈德莉·理查森。当时那是一个不能再穷的街区，他们租了个两居室套间，用煤球取暖，没有热水也没有室内盥洗设施，只有一只消毒的便桶，但可以眺望到美丽的景色，而且房租便宜。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们贫穷，却有青春和爱，所以仍十分幸福，从未觉得自己穷。他的小说从那里起步。现在当然又挂上了一块纪念牌，写着《流动的盛宴》里的最末一句：“这就是我们年轻时代的巴黎，那时我们很贫穷，很快乐。”我路过那儿好几次，总想停下来拍照。第一次没拍成，因为蓝色大门前煞风景地停了辆汽车;第二次拍成了。
　　 我就这样走过了一段海明威的“巴漂”之路，感受到“流动的盛宴”背后的心酸和忧伤。
　　 朱权利荐自《新民晚报》2019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