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劝学》见于司马光主编之《资治通鉴》卷 66,为汉献帝建安 15年(公元 210年)中的一件小事.虽是小事,但一旦进入了《资治通鉴》,一旦进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就不再是小事了.对于这样一篇文本,无论是基于我国的文化传统,还是基于人的基本习惯,都会认为其是一篇劝人学习的文章——这样的理解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国的文化习惯当中,历来是重视“学”的,《学记》作为遗传下来的最早的研“学”著作,便是佐证.至于用“劝”字,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教化”的另一种委婉阐释.总而言之,“劝学”的主题就是“劝\'学\'”.那么,《孙权劝学》进入课本,是不是就是为了通过“劝学”的解读,来让学生认识到“学”的重要性呢?如果只是这一目的,那这一文本似乎有不能承受之重.事实上,著名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先生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教学文言文的目的有四种:一是为了了解现代文章里出现的成语和典故,二是为了欣赏古典文学作品,三是为了接受文化遗产,四是为了写好白话文.”[1]这里,笔者以为更应当从第三点来构建对《孙权劝学》的理解,即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实不只是重“学”的,其实也是重“教”的:“劝\'学\'”与“\'劝\'学”应当是本文解读的两条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