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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看起来不期然的历史事件的降临,担当者的个人因素虽不能忽略,但个人因素只是历史舞台上的“跑龙套”者,连“主角”都算不上,更遑论以个人角色遮盖舞台背景了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一份所谓“总理遗言”,以油印、手抄的方式悄然传遍大江南北。谣言流传,自然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于是乎,上下齐心协力“追谣”——这是当年通用的一个词。
案情不久就真相大白。不过,结果多少让办案者感到意外:这个被定为大案的“总理遗言”,竟然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个23岁工人之手。一个23岁的年轻人,竟能惟妙惟肖地生造出老到如周恩来的遗嘱,不免让办案者都难以相信——背后肯定有一只高明的“黑手”。依照这一逻辑,“追谣”向纵深处推进,进入到追“黑手”的阶段,结果在全国引发牵涉大约上千人的大案。
如今,33年过去了。对于从1976年走过来的人来说,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那些人和事早已湮没,如同隐藏的“内存”,如果不是特意“激活”,连茶前饭后谈资的激情都不再,哪怕是当年掀起轩然大波的“总理遗言”案。而对于这一案件的当事人来说,则是另一种心态:当年“身在此山”的逼仄,没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条件;而时间的流失,不但无法磨灭记忆,反而会提供一个溯往的制高点。这大概是新近推出详述“总理遗言”案《重返1976》(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袁敏的哥哥袁中伟,虽说是“总理遗言案”核心成员,其实和“总理遗言”没有直接干系。但起草者李君旭的招供和袁中伟的家庭背景——一个符合办案者追索的幕后“黑手”的高干家庭,使当年专案人员在仔细研究袁中伟和李君旭的各种笔记本后就曾判断:“总理遗言”是“瓜子(袁中伟)的脑子,蛐蛐儿(李君旭)的笔”。由此袁敏的父亲、哥哥、姐姐均被牵连,而她自己也成为这一案件的直接亲历者。
袁敏在30年过后力图“重返1976”,本意不外是借助于时间冲刷出的制高点,从当年的“逼仄”转身,全方位地勾勒出这一案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这也是读者所期望的。不过,袁敏是作家,作家要担当起史家的任务,就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作者的笔墨,围绕着李君旭作了各种探寻,着眼点当然在于真相——对事实的还原;围绕着自己的家庭和亲历者的叙说,重点在于从不同侧面展现被卷入此案者的命运。这都是交代这一案件所需要的。可是,对于读者来说,这样就够了吗?
在袁敏笔下,借用李君旭的前女友的话说,李是一个“从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喜欢说假话,说假话常常说的自己都陶醉了”的人。一个人在亲友面前说假话,可看作是品质问题;可若在公众面前说假话,而且公众还信以为真,跟着他一起“陶醉”,最终成为一个社会谣言,这就不是狭隘的品质问题了。但在1976年,连一个青年工人都能模仿总理的口气写下“总理遗言”,说明了什么?对于为数众多的传抄者来说,对这份“遗言”深信不疑,又说明了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就构成了这一案件背后需要探寻的原因。可是,袁敏却蜻蜓点水地放过去了。
李君旭为什么能把“假话”说到了公众信以为真的程度?袁中伟为什么会成为“总理遗言”的“脑子”?是因为在他们23年成长的社会环境中,“政治话语体系”成为他们吮吸的唯一养料。
这套话语体系,在“文革”那个年代,被放大到人人耳熟能详的程度。对于像李君旭、袁中伟这样在这个年代成长、被政治话语体系渗透到骨髓的年轻人来说,要刻意模仿一位领导人的话,并不是什么难事,用不着与“说假话”的个人品质联系在一起;更何况李和袁都是胸怀理想放眼天下,以政治为己任,是那套“政治话语体系”熏陶出来的相当出色的人。在“总理遗言”之前,已经出现过与之雷同的制造所谓“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件”、“中央首长讲话”等等被中央高层列为重点追查的大案,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作者袁敏也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按理说,应该对此感同身受。可是,她却从李君旭前女友对李说谎话的评价入手,既费工夫又费笔墨地去追寻李写“总理遗言”的什么真相,难免有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我想,袁敏这种追寻,除了她不是历史学家之外,或许是受到了当年办案人员思路的误导。当年办案者认定,李君旭写不出这样老辣的“遗言”,一定有“幕后黑手”。袁敏否定了所谓“幕后黑手”,却又从李君旭的个人品质上入手来追寻。其实,每个看起来不期然的历史事件的降临,担当者个人因素虽不能忽略,但个人因素只是历史舞台上的“跑龙套”者,连“主角”都算不上,更遑论以个人角色遮盖舞台背景了。
“总理遗言”被制造后,众多的传抄者之所以不觉得可疑,除了公众因为相当熟稔那套“政治话语体系”而很容易对上号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舆论背景。从1976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的“梁效”《用革命的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一文可以得到反证。该文指出:“去年七、八、九3个月,当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社会上谣言四起。今年春天,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节节胜利的时候,大量反革命政治谣言又像污水似地从阴沟里冒了出来。一小撮阶级敌人甚至丧心病狂地伪造所谓‘毛主席的指示’,伪造所谓‘中央文件’,伪造所谓‘总理遗言’,伪造所谓‘中央首长讲话’等等……”
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认为,大凡得以不胫而走的谣言,应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该信息“并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而是通过某个个人,通过口传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二、“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它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三,“这个信息对群体来说又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会带来直接重大后果的。”
当年“总理遗言”的出现,既暗合了公众的“预感”,又拨动着他们盼望或恐惧的心理。袁敏对这一历史背景陈述的缺失,使“重返1976”这幕大剧,就只能在没有历史背景的舞台上演了。
(作者为北京学者)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一份所谓“总理遗言”,以油印、手抄的方式悄然传遍大江南北。谣言流传,自然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于是乎,上下齐心协力“追谣”——这是当年通用的一个词。
案情不久就真相大白。不过,结果多少让办案者感到意外:这个被定为大案的“总理遗言”,竟然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个23岁工人之手。一个23岁的年轻人,竟能惟妙惟肖地生造出老到如周恩来的遗嘱,不免让办案者都难以相信——背后肯定有一只高明的“黑手”。依照这一逻辑,“追谣”向纵深处推进,进入到追“黑手”的阶段,结果在全国引发牵涉大约上千人的大案。
如今,33年过去了。对于从1976年走过来的人来说,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那些人和事早已湮没,如同隐藏的“内存”,如果不是特意“激活”,连茶前饭后谈资的激情都不再,哪怕是当年掀起轩然大波的“总理遗言”案。而对于这一案件的当事人来说,则是另一种心态:当年“身在此山”的逼仄,没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条件;而时间的流失,不但无法磨灭记忆,反而会提供一个溯往的制高点。这大概是新近推出详述“总理遗言”案《重返1976》(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袁敏的哥哥袁中伟,虽说是“总理遗言案”核心成员,其实和“总理遗言”没有直接干系。但起草者李君旭的招供和袁中伟的家庭背景——一个符合办案者追索的幕后“黑手”的高干家庭,使当年专案人员在仔细研究袁中伟和李君旭的各种笔记本后就曾判断:“总理遗言”是“瓜子(袁中伟)的脑子,蛐蛐儿(李君旭)的笔”。由此袁敏的父亲、哥哥、姐姐均被牵连,而她自己也成为这一案件的直接亲历者。
袁敏在30年过后力图“重返1976”,本意不外是借助于时间冲刷出的制高点,从当年的“逼仄”转身,全方位地勾勒出这一案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这也是读者所期望的。不过,袁敏是作家,作家要担当起史家的任务,就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作者的笔墨,围绕着李君旭作了各种探寻,着眼点当然在于真相——对事实的还原;围绕着自己的家庭和亲历者的叙说,重点在于从不同侧面展现被卷入此案者的命运。这都是交代这一案件所需要的。可是,对于读者来说,这样就够了吗?
在袁敏笔下,借用李君旭的前女友的话说,李是一个“从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喜欢说假话,说假话常常说的自己都陶醉了”的人。一个人在亲友面前说假话,可看作是品质问题;可若在公众面前说假话,而且公众还信以为真,跟着他一起“陶醉”,最终成为一个社会谣言,这就不是狭隘的品质问题了。但在1976年,连一个青年工人都能模仿总理的口气写下“总理遗言”,说明了什么?对于为数众多的传抄者来说,对这份“遗言”深信不疑,又说明了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就构成了这一案件背后需要探寻的原因。可是,袁敏却蜻蜓点水地放过去了。
李君旭为什么能把“假话”说到了公众信以为真的程度?袁中伟为什么会成为“总理遗言”的“脑子”?是因为在他们23年成长的社会环境中,“政治话语体系”成为他们吮吸的唯一养料。
这套话语体系,在“文革”那个年代,被放大到人人耳熟能详的程度。对于像李君旭、袁中伟这样在这个年代成长、被政治话语体系渗透到骨髓的年轻人来说,要刻意模仿一位领导人的话,并不是什么难事,用不着与“说假话”的个人品质联系在一起;更何况李和袁都是胸怀理想放眼天下,以政治为己任,是那套“政治话语体系”熏陶出来的相当出色的人。在“总理遗言”之前,已经出现过与之雷同的制造所谓“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件”、“中央首长讲话”等等被中央高层列为重点追查的大案,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作者袁敏也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按理说,应该对此感同身受。可是,她却从李君旭前女友对李说谎话的评价入手,既费工夫又费笔墨地去追寻李写“总理遗言”的什么真相,难免有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我想,袁敏这种追寻,除了她不是历史学家之外,或许是受到了当年办案人员思路的误导。当年办案者认定,李君旭写不出这样老辣的“遗言”,一定有“幕后黑手”。袁敏否定了所谓“幕后黑手”,却又从李君旭的个人品质上入手来追寻。其实,每个看起来不期然的历史事件的降临,担当者个人因素虽不能忽略,但个人因素只是历史舞台上的“跑龙套”者,连“主角”都算不上,更遑论以个人角色遮盖舞台背景了。
“总理遗言”被制造后,众多的传抄者之所以不觉得可疑,除了公众因为相当熟稔那套“政治话语体系”而很容易对上号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舆论背景。从1976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的“梁效”《用革命的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一文可以得到反证。该文指出:“去年七、八、九3个月,当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社会上谣言四起。今年春天,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节节胜利的时候,大量反革命政治谣言又像污水似地从阴沟里冒了出来。一小撮阶级敌人甚至丧心病狂地伪造所谓‘毛主席的指示’,伪造所谓‘中央文件’,伪造所谓‘总理遗言’,伪造所谓‘中央首长讲话’等等……”
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认为,大凡得以不胫而走的谣言,应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该信息“并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而是通过某个个人,通过口传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二、“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它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三,“这个信息对群体来说又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会带来直接重大后果的。”
当年“总理遗言”的出现,既暗合了公众的“预感”,又拨动着他们盼望或恐惧的心理。袁敏对这一历史背景陈述的缺失,使“重返1976”这幕大剧,就只能在没有历史背景的舞台上演了。
(作者为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