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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曙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作品集多部，获得多项文学奖。
那是1978年的春天。
和煦的春风一阵又一阵地吹拂着原野，冬眠的大地开始复苏，冰河逐漸解冻，树枝抽出了新芽，迎春花含苞待放……
就在那个春天，我通过高考，来到省城上学。
1977年冬天的那次高考，真是非同小可。那是我们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对整个民族都有里程碑意义，对考上大学的人来说，更是生命中的标志性大事。特别对于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可谓人生的转折点，考上大学、中专，预示着跳出农门远走高飞。我的家乡太穷了，穷得让人绝望。每一个农家孩子都向往考上大学、中专，去城里上学、工作。
开学了，全班42个同学，其中30多个就来自农村。尽管那时候甘肃农村穷得吃不饱、穿不暖，但同学们却一个个穿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许多同学的衣服、裤子都是新崭崭的。孩子去城里上学了，那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家里就是再穷，也要给置办一身新衣服。我也不例外，父母集中全家的布票，倾尽全家的财力给我买了一块面料，做了一身新衣服。
那时候上学有助学金，高的每月20元，低的十几元，根据家庭经济状况评定。虽然只有十几二十元，吃饭也够了，大灶上的一个素菜5分钱，荤菜1毛钱。但要买别的，就捉襟见肘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来大城市读书的兴奋渐渐过去了、褪色了，接着而来的是繁重的学习生活，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平凡日子。
大多数人对物质的欲望是一种本能。同学们的生活慢慢地在发生变化，欲望也在悄悄地滋长，最典型的就是对手表的渴望。
最初是家在城市的同学戴着手表。有几个是在到校几个月后戴上的，有几个甚至一入校就戴着。再后来，家在农村的同学也有人戴上了手表，先是一个，接着，又是一个……
有一块手表真是太让人羡慕了。课间休息时，不用时时竖起耳朵听上课的铃声，一听到铃声就撒腿往教室里跑，看一眼手表，提前几分钟从从容容地走到教室里就行了;上课时，可以掌握还有多少时间下课;特别是考试的时候，可以掌握什么时候交卷，合理安排答卷时间。还有，大家都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心里都有一点虚荣。腕上有一块金灿灿的手表，时不时扬起胳膊扫一眼，撩起衣袖看一眼，内心充满了豪迈。特别是夏天穿短袖的季节，手表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泽，明晃晃的，衬托得人的内心都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
戴表的同学越来越多了，没有戴的渐渐成了少数。我心里慢慢地就有了失落感。当初戴表的只是几个同学时，向他们问一下时间很正常，戴表的同学也会很自豪地告诉你。等戴表的同学成了多数，没有表的成了少数时，反而不好意思问时间了。
我越来越盼望自己有一块手表。
我知道，一块手表对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1978年的甘肃农村，仍然是人民公社、生产队，依旧是大锅饭。一个工值只有两毛钱，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苦干一年，倒欠下生产队几十元口粮款。我们兄弟三个，我在兰州上学，大弟弟上初中，小弟弟上小学。全家的经济来源只有母亲养的几只鸡下的蛋，父亲偷偷地拿到集市上卖了，供我们几个上学。再就是父亲在院子里种了几十棵向日葵，两个弟弟一放学就抬水浇灌，一天天、一月月地盼望，巴望着向日葵长大、开花、结果。等向日葵成熟了，设法卖掉，过年时好给我们兄弟三个买一件新衣服。新衣服我先穿，然后两个弟弟穿。那些年我们兄弟几个穿的衣服，都是我穿过后大弟穿，大弟穿后小弟穿。那时候的衣服又不结实，等我穿过时，已经破旧了。即使我穿过的旧衣服，也是弟弟们的最爱。父母穿的衣服，更是补丁摞补丁。
家里这么个经济状况，我怎么张得开口让父亲给我买一块手表呢？那时候一块“上海”“北京”牌手表得整整120元，对父亲来说，那是个天文数字啊！1978年春天，政策稍稍宽松一些，农民卖农副产品，不再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可是，家徒四壁，让父亲卖什么呢？
我心里很清楚，无论如何，我不能张口向父亲要手表。
尽管这样，对手表的渴望一天天折磨着我。班上没有戴表的同学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反而鹤立鸡群。尽管我一次次告诫自己：不能和别人比有没有手表，要比就比学习。但那不过是一种自我解脱、自我安慰罢了，对手表的期盼一分一毫不会因此而减弱。手表像一团乌云笼罩在我的心头。白天，同学们手腕上的表折射的光泽刺激着我;晚上，同宿舍的同学手表放射的夜光刺激着我。以至于到最后，手表折腾得我有些神经质，我不再向任何一个有表的同学问时间，不再提起、参与任何一个有关手表的话题。表面上，我似乎对手表很不在乎、甚至很蔑视，实际上心里对手表特别关注、向往。
班上一个最要好的同学悄悄对我说：“你让家里给你买一块手表吧，班上没有表的同学眼看就剩你一个人了。我家在山区，家里都给我买了，你家在川区，再困难，也比我家强吧！”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一股无名之火在我的心里升腾起来，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那位同学竟然没有发现我情绪上的变化，又说：“一块表也就120元，家里凑上点，借上点，也就够了……”
我知道他是好意。本想给他解释一下家里的情况，谁知道话到嘴边，竟说成了“我不喜欢戴表，用处不大。”
掩耳盗铃是心理疾病的一种，多年以后，我对这一点都深信不疑。除了那些雄才大略的人，大多数人都是芸芸众生，内心的追求、渴望都有共同之处，至少有很多方面相似。超凡脱俗的人确实有，但是不多。人对有些事情表现出的满不在乎，实际上是特别在乎的最高表现形式。生活中的有些人总是要表现出对多数人追求的事物不屑一顾，实质是在掩饰自己的无可奈何，多多少少有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因素。如果他真是对这些事不屑一顾，反而会无所谓，毫不在意。如果刻意地表现出无所谓，正是有所谓的集中表现。
没有人比我更渴望有一块手表了。手表，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你越是不想提及的事情，偏偏有人要想让你提及。暑假回家，我的一个远房叔叔说：“你都到省城去上学了，你爸爸应该给你一块手表。”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没有吭声。
叔叔又说：“村上去城里上学的孩子都买表了。你去给你爸爸说说，让他给你一块表！”
我仍然没有吭声。
叔叔说：“你要不好开口，我去给你爸爸说。我们的孩子不缺胳膊不短腿，学习这么好。他们的孩子有的，我们家的孩子也应该有。”
我连忙制止：“别说了！我们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爸哪有钱给我买表呢？算了。”
叔叔说：“我知道你们家的情况。我又没说让你爸爸买，我是说让他把他从铁路上带回来的罗马表给你。”
我一下子怔在了那里：“我爸爸有一块罗马表？”
叔叔说：“怎么没有？你爸爸在铁路上当工人的时候，戴着一块罗马表，我亲眼见过。只是他后来返乡当农民后，就再也没有戴过。一定是他收藏起来了。”
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确实在山西的铁路上当过工人，从学徒干起，一直干到了五级工，后来以工代干了。1960年，甘肃农村遇到了极大的灾荒，叔叔姑姑们面临饥馑之虞。为了不使自己的弟妹们饿死，他毅然决然辞去了公职，返乡开荒种地，挽救了弟弟妹妹的生命。母亲多少次给我讲过这个事情，我早已耳熟能详。可是，母亲从没有提及过父亲带回来了一块表啊！
因为家里过于贫穷，我从不向父母要什么。好在那时候上学不缴学费，一学期也就几毛钱的书本钱，最多一元。就是这几毛钱的书本钱，我也不主动向父亲要。多亏了我母亲非常敏感，每每开学时，见我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不说话，就知道要书本钱了。母亲会告诉父亲。父亲或是凑，或是借，总能给够我上学的钱。
但那天晚上，禁不住手表的诱惑。趁父亲不在，我躲躲闪闪地试探着问母亲：“妈，那时候你们在铁路上干得好好的，我爸爸都是五级工，以工代干了，怎么就回来了呢。你看，你们回来遭了多少罪啊。要是你们不回来，月月有工资，你们少吃多少苦不说，家里也没有这么困难……”
母亲说：“不回来我们一家当然好过。可是你爸爸兄妹9个，最小的才不到10岁，家里没有一个壮劳力，能熬过1960年的饥荒吗？要不是你爸爸回来开荒种洋芋、包谷，你的几个叔叔、姑姑就活不下来了……”
我又不顯山不露水地问： “你们在铁路上那么些年，一定置办了不少东西。那你们返乡时，家里的东西怎么处理了呢？”
母亲说：“小一点的自己带回来了，稍大些又能托运的，托运回来了，无法托运的送给房东了。”
“小的都带回来了？”
“也没有什么东西。那时候家里太穷，你爸爸又特别顾家，每月工资一发，给我们留几个生活费，其余的都寄给你爷爷养家了。手里老是没个钱，能置办什么呢？”
我嗫嗫嚅嚅地问：“我爸爸当工人时，给自己连一块手表都没有买吗？”问完，脸都红了。
我母亲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她对我们兄弟几个心理活动的敏锐把握，对他人思想感情的敏感体会，对事情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与她农家妇女的身份很不相称。以至于几十年以后，一个见过我母亲，也了解我的老作家对我说，你母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如果她能和你一样上过这么多学，取得的成绩不是你能望其项背的。
一瞬间，母亲已经完全明白我躲躲闪闪问来问去的目的了，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见我低下了头，用缓缓的语调告诉我：“你爸爸在铁路上时，确实有一块罗马表，是他凑了好几年的奖金买的，他特别稀罕那块表，经常拿在手里擦。去工地干活时都舍不得戴，怕给碰坏了，吩咐我给他收好。一下班先要回他的手表，经常拿在手里擦来擦去的……”
“那后来呢？”我紧张地问。
“我们返乡时，卖给了一个工友，我记得卖了120元钱。那时候家里太缺钱了，我们回来时，你爷爷奶奶都揭不开锅了。你爸爸用带回来的钱，偷偷买了些粮食、种子，才搭救下了一家人。饭都吃不上了，要手表干啥？”
一席话说得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父亲为了自己的弟弟妹妹连公职都辞了，连心爱的手表都卖了。而我是怎样当哥哥的呢？新衣服都是我先穿，我穿过后才是弟弟们穿。我这样拐弯抹角地向父母要手表算什么呢？
从此，我再没有提及过手表的事情。
我知道，父母已经知道了我想要一块手表的心思，只是他们没有办法。
不提，不等于心里完全不想。尽管从此我想有一块的愿望大大淡化，但每每看到同学们手腕上的表，我就会想到父亲的手表，心里便隐隐作痛。
一年过去了。
1979年的秋天，整个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甘肃农村稍滞后一点，虽然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政策已经开始松动了。允许农民出卖农副产品，甚至允许农民家里养羊了，日子慢慢好过了。
国庆节，父亲来城里看我。他说家里卖了几只鸡、一只羊、四五十棵向日葵，凑了120元钱，他和母亲商量，要给我买一块手表。
我一时半晌没有明白父亲的意思，呆呆地站在那里。
父亲说：“给你买一块手表。今天就去买！”
父亲不由分说，拉着我去了永昌路百货大楼。
百货大楼的手表柜台里。有“上海”“北京”“天津”几个牌子，价格基本上都是120元。
父亲让我挑一个牌子。
我左看右看，选中了“北京”牌。
父亲从他的旧帆布背包里取出了一个用手绢包起来的包裹，打开一层又是一层，足足有四五层。父亲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兴奋，手都有些微微发抖。当他打开最后一层手绢时，我惊呆了。
那是一叠什么钱啊，有十元的、五元的、两元的、一元的、五毛的、两毛的、一毛的，还有五分、两分、一分的纸币，甚至还有几个五分、两分、一分的硬币。我敢说，当时全中国流通的人民币币种，应有尽有。有的新，有的旧，有的平展，有的皱皱巴巴。 我知道，这些钱，每一张、每一枚后面都是一个故事。父母凑够这120元钱的过程不言而喻，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一时，我难过到了极点，拉着父亲说：“爸，我们不买了！”
父亲的敏感程度远远赶不上母亲，他没有发现我感情上的巨大波澜，说：“你这孩子，说好的事情，怎么又不买了？”
“我不需要手表，真的不需要！”我说。
父亲将那一包钱交给营业员：“别听这孩子的，我们就买这块。你数数，一分都不差，我都数了多少遍了。”
终于有了一块梦寐以求的手表。可是，那天，我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心潮的起伏慢慢平静下来以后，我开始打量“北京”牌手表。表盘比“上海”牌的要大，表底是暗红色的，四周则是银白色，红白相间，相互衬托，再加上银白色的表链，特别协调，戴在手腕上，沉甸甸的。放在耳边，秒针发出“蹭蹭蹭”的声音，在我听来，那简直就是美妙的音乐。
那块手表，不光好看，而且特别准确。我爱不释手，一有时间就擦来擦去。表面上的有机玻璃不小心有了划痕，就心痛得不行，涂上牙膏，反反复复地擦，直到擦掉划痕。
我爱表的性格是不是遗传了父亲的基因呢？
那块手表，我带了好多年，直到后来它磨损、破旧得实在走不动了，才收了起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加體会到了父母的爱心。
我想到了父亲的罗马表，想把他卖掉的那款罗马表给他买回来。
那时候，父亲的身体还好。我问他当时戴的罗马表是哪一款时，他说：“哪一款我说不清了，背面有1888几个大字，还有933637几个小字。”
几十年了，父亲能准确地说出这些数字，他对那块手表的喜爱由此可见。
我在兰州的表行询问，售货员说：“罗马表是瑞士1888年开始生产的。罗马手表的表背面都有1888几个字，至于我说的933637几个小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将20世纪90年代兰州市场上出售的几款罗马表拍成照片让父亲看，他仔细看过后，摇摇头说都不是。
我大失所望。
父亲的恋旧情结非常严重，他对自己使唤过的马、牛、骡子和养过的羊、鸡都有深厚的感情。一件穿旧的衣服、一双穿旧的鞋都舍不得丢掉。我知道，要买，就要买他戴过的那一款，否则，他心里会不舒服。
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在北京、上海的表店打听过，仍然没有找到有933637几个小字的那一款罗马表。
后来，父亲有病了，一病就是十年，先是脑供血不足，整天懵懵懂懂、迷迷瞪瞪睡不醒。慢慢发展到脑梗塞，不爱说话、不会说话，到最后干脆老年痴呆了。村上的人都说父亲傻了，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绝不相信。尽管那些年无法和父亲语言交流，但我觉得我和他的内心是可以沟通的。我能从父亲的眼中看出来他对子女的怜爱。即使他的双眼整天混沌迷离，我也能发现他在看到几天没见的儿子时，瞬间发出的光亮。父爱，真是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人，只要一息尚存，对儿女的爱都是不可抑止的。
他能认出自己的儿女，就一定能认出那款他心爱的罗马表。我给他买表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我想用那款表提醒父亲回忆起往事，回想起他青年时代的岁月。
我在国内的好多表店打问，上海南京路上一家表店里罗马表专柜的一位老营业员告诉我：“933637可能是第一代的意思，指的是第一代罗马表。罗马表有很多系列，你说的那一款已经见不到了。”
2006年5月11日，父亲离开了我。在他生前，我始终没有买回来那款手表，这成了我心中一个永远的痛。
我知道，父亲再也不需要手表了，就是我买到那款表，他也永远无法辨认了。
但是，我仍然想买到那款表。
2012年，我有了一个去香港的机会。
香港的商品非常丰富，尤其是钟表、电器、摄影摄像器材，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同去的伙伴们忙着买电器、照相机、摄像机。而我一到香港，就直奔钟表店。
香港的钟表店特别多，铜锣湾、中环、时代广场、旺角、金钟等繁华商业区都有很多钟表店。铜锣湾甚至有一条街都是卖钟表的。
我走了好几家，仍然没有那款罗马表。
铜锣湾一位卖表的女士说：“现在的名表这么多，单是瑞士生产的就有上百种，高中低档的都有。就是罗马表，也有多个系列，你为什么非要买那一款呢？”说着，她一口气报出来几十种表的品牌。
我笑了笑：“说我就想买那一款。”
她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说：“你想买中低档的，浪琴、古驰、佳明、美度、宝玑、天骏、欧米伽等等都很好啊！就是罗马表，也有中低档的啊！”
我说：“我还是想买那一款。”
她见我的决心很明确，介绍我去金钟商业街的一个罗马表专卖行，说那里有一个老师傅，一辈子都卖罗马表，对罗马表很熟悉。
怕我找不到，她在网上查了一下后，写了一个地址给我。
我直奔金钟商业街。
找到那家钟表行后，我一眼就看见了柜台里站着一个满头华发的老人，毫无疑问，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说明了来意。
老人指着十几个柜台内的表对我说：“这些都是罗马表。”
我说了我想要的那个款式。
老人显然是个罗马表的老行家。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顺着自己的思路循序渐进地给我介绍，说瑞士罗马表是弗茨·迈耶先生1888年在瑞士索洛图恩镇开始生产的，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拥有五行太阳家族、信心、黄貂鱼、迈凯莱EOS、卓越、R型、海岩等多个系列。
“我说的那一款叫什么？”我问。
“属于五行太阳家族，分为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系列。你说的那一款是水星系列中的第一代。水星系列也已经发展到好几代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戴第一代的了。” “那……还有出售的吗？”我紧张地问。
“你等一下。”他开始在电脑上查。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不到一分钟，他抬头对我说：“有！”
谢天谢地！
他说：“买这种款式的人很少，我们也就不在柜台里摆放了，但库房里还有。你确定要买，我们就从库房里调货。”
我说确定。
他打了个电话，说的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我知道他打的这个电话与我有关。
十几分钟后，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将表送来了。
老人在表盒中将表取出来，递给我看。
那块表的式样不太新颖，甚至有些老旧，是早些年我们常见的那種传统式样，表体有些厚，敦敦实实，表门是圆的，看上去淳朴温和，很舒服、很顺眼，最重要的，是在表底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1888几个大字和933637几个小字。
毋庸置疑，它就是我要找的那款表。
我抚摸着那块罗马表，潸然泪下。
看到我的神情，老人有些诧异，问：“您为什么非要买这款表呢？”他的普通话不太标准，但我完全能够听懂。
我把父亲的事情说了。
老人听完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难得你是一个重感情、有孝心的人，这样吧，这块表的售价是6200元人民币，我5200元卖给您！”
我及时表示了感谢。
付完款，我直接将表戴在了手腕上，走出了表店。
那一天，香港的天气特别晴朗，红彤彤的太阳照在人身上，暖融融的。我抬起手腕，仔细端详那块表，在金色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表体、表盘、表链搭配得和谐、自然，既不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也不逼仄寒酸、单薄轻佻。最让我心仪的，是它的表体厚重，拿在手里、戴在腕上沉甸甸的，非常符合我的心境。
千里迢迢、万里迢迢，我终于买到了这款手表。站在香港街头，我默默地遥望北方，那是我的父亲长眠的地方。他生前没有什么嗜好，也没有特别喜欢过什么，生活从没有给予过他可以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权利，只赋予了他像牛一样劳作的命运。从不到十岁去给人家放羊，到十六岁去当铁路工人，再到以后在黄土地里劳作，他劳累了一辈子，奉献了一辈子。他一辈子没有说过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没有说过什么好穿什么不好穿，也很少说过喜欢或不喜欢什么东西。如果说，他一生在物质上有什么喜好的话，那就是他喜欢这款罗马表。就是这款他心爱的罗马表，为了拯救爷爷奶奶和叔叔姑姑们的生命，他都毅然决然忍痛割爱，将它换成了粮食、种子。我非常钦佩父亲在生死关头面对亲情表现出的献身精神，也特别看不起那些在亲兄弟亲姐妹中都斤斤计较的人，连一母同胞尚且锱铢必较，能指望他对朋友同事有什么友情？还谈什么修身齐家？
父亲的品质，就像他生前喜爱的这款罗马表，金光灿灿，晶莹透亮;父亲的精神，就像这款罗马表一样，亮光闪闪;熠熠生辉。这块罗马表时时刻刻照耀着我，提醒着我，让我铭记家风，继承传统，珍惜亲情，珍惜爱与被爱的亲情，呵护爱与被爱的生活。
从那一刻开始，我告诉自己，后半辈子，我只戴这块表。无论是生，还是死，不管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
那是1978年的春天。
和煦的春风一阵又一阵地吹拂着原野，冬眠的大地开始复苏，冰河逐漸解冻，树枝抽出了新芽，迎春花含苞待放……
就在那个春天，我通过高考，来到省城上学。
1977年冬天的那次高考，真是非同小可。那是我们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对整个民族都有里程碑意义，对考上大学的人来说，更是生命中的标志性大事。特别对于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可谓人生的转折点，考上大学、中专，预示着跳出农门远走高飞。我的家乡太穷了，穷得让人绝望。每一个农家孩子都向往考上大学、中专，去城里上学、工作。
开学了，全班42个同学，其中30多个就来自农村。尽管那时候甘肃农村穷得吃不饱、穿不暖，但同学们却一个个穿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许多同学的衣服、裤子都是新崭崭的。孩子去城里上学了，那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家里就是再穷，也要给置办一身新衣服。我也不例外，父母集中全家的布票，倾尽全家的财力给我买了一块面料，做了一身新衣服。
那时候上学有助学金，高的每月20元，低的十几元，根据家庭经济状况评定。虽然只有十几二十元，吃饭也够了，大灶上的一个素菜5分钱，荤菜1毛钱。但要买别的，就捉襟见肘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来大城市读书的兴奋渐渐过去了、褪色了，接着而来的是繁重的学习生活，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平凡日子。
大多数人对物质的欲望是一种本能。同学们的生活慢慢地在发生变化，欲望也在悄悄地滋长，最典型的就是对手表的渴望。
最初是家在城市的同学戴着手表。有几个是在到校几个月后戴上的，有几个甚至一入校就戴着。再后来，家在农村的同学也有人戴上了手表，先是一个，接着，又是一个……
有一块手表真是太让人羡慕了。课间休息时，不用时时竖起耳朵听上课的铃声，一听到铃声就撒腿往教室里跑，看一眼手表，提前几分钟从从容容地走到教室里就行了;上课时，可以掌握还有多少时间下课;特别是考试的时候，可以掌握什么时候交卷，合理安排答卷时间。还有，大家都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心里都有一点虚荣。腕上有一块金灿灿的手表，时不时扬起胳膊扫一眼，撩起衣袖看一眼，内心充满了豪迈。特别是夏天穿短袖的季节，手表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泽，明晃晃的，衬托得人的内心都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
戴表的同学越来越多了，没有戴的渐渐成了少数。我心里慢慢地就有了失落感。当初戴表的只是几个同学时，向他们问一下时间很正常，戴表的同学也会很自豪地告诉你。等戴表的同学成了多数，没有表的成了少数时，反而不好意思问时间了。
我越来越盼望自己有一块手表。
我知道，一块手表对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1978年的甘肃农村，仍然是人民公社、生产队，依旧是大锅饭。一个工值只有两毛钱，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苦干一年，倒欠下生产队几十元口粮款。我们兄弟三个，我在兰州上学，大弟弟上初中，小弟弟上小学。全家的经济来源只有母亲养的几只鸡下的蛋，父亲偷偷地拿到集市上卖了，供我们几个上学。再就是父亲在院子里种了几十棵向日葵，两个弟弟一放学就抬水浇灌，一天天、一月月地盼望，巴望着向日葵长大、开花、结果。等向日葵成熟了，设法卖掉，过年时好给我们兄弟三个买一件新衣服。新衣服我先穿，然后两个弟弟穿。那些年我们兄弟几个穿的衣服，都是我穿过后大弟穿，大弟穿后小弟穿。那时候的衣服又不结实，等我穿过时，已经破旧了。即使我穿过的旧衣服，也是弟弟们的最爱。父母穿的衣服，更是补丁摞补丁。
家里这么个经济状况，我怎么张得开口让父亲给我买一块手表呢？那时候一块“上海”“北京”牌手表得整整120元，对父亲来说，那是个天文数字啊！1978年春天，政策稍稍宽松一些，农民卖农副产品，不再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可是，家徒四壁，让父亲卖什么呢？
我心里很清楚，无论如何，我不能张口向父亲要手表。
尽管这样，对手表的渴望一天天折磨着我。班上没有戴表的同学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反而鹤立鸡群。尽管我一次次告诫自己：不能和别人比有没有手表，要比就比学习。但那不过是一种自我解脱、自我安慰罢了，对手表的期盼一分一毫不会因此而减弱。手表像一团乌云笼罩在我的心头。白天，同学们手腕上的表折射的光泽刺激着我;晚上，同宿舍的同学手表放射的夜光刺激着我。以至于到最后，手表折腾得我有些神经质，我不再向任何一个有表的同学问时间，不再提起、参与任何一个有关手表的话题。表面上，我似乎对手表很不在乎、甚至很蔑视，实际上心里对手表特别关注、向往。
班上一个最要好的同学悄悄对我说：“你让家里给你买一块手表吧，班上没有表的同学眼看就剩你一个人了。我家在山区，家里都给我买了，你家在川区，再困难，也比我家强吧！”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一股无名之火在我的心里升腾起来，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那位同学竟然没有发现我情绪上的变化，又说：“一块表也就120元，家里凑上点，借上点，也就够了……”
我知道他是好意。本想给他解释一下家里的情况，谁知道话到嘴边，竟说成了“我不喜欢戴表，用处不大。”
掩耳盗铃是心理疾病的一种，多年以后，我对这一点都深信不疑。除了那些雄才大略的人，大多数人都是芸芸众生，内心的追求、渴望都有共同之处，至少有很多方面相似。超凡脱俗的人确实有，但是不多。人对有些事情表现出的满不在乎，实际上是特别在乎的最高表现形式。生活中的有些人总是要表现出对多数人追求的事物不屑一顾，实质是在掩饰自己的无可奈何，多多少少有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因素。如果他真是对这些事不屑一顾，反而会无所谓，毫不在意。如果刻意地表现出无所谓，正是有所谓的集中表现。
没有人比我更渴望有一块手表了。手表，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你越是不想提及的事情，偏偏有人要想让你提及。暑假回家，我的一个远房叔叔说：“你都到省城去上学了，你爸爸应该给你一块手表。”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没有吭声。
叔叔又说：“村上去城里上学的孩子都买表了。你去给你爸爸说说，让他给你一块表！”
我仍然没有吭声。
叔叔说：“你要不好开口，我去给你爸爸说。我们的孩子不缺胳膊不短腿，学习这么好。他们的孩子有的，我们家的孩子也应该有。”
我连忙制止：“别说了！我们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爸哪有钱给我买表呢？算了。”
叔叔说：“我知道你们家的情况。我又没说让你爸爸买，我是说让他把他从铁路上带回来的罗马表给你。”
我一下子怔在了那里：“我爸爸有一块罗马表？”
叔叔说：“怎么没有？你爸爸在铁路上当工人的时候，戴着一块罗马表，我亲眼见过。只是他后来返乡当农民后，就再也没有戴过。一定是他收藏起来了。”
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确实在山西的铁路上当过工人，从学徒干起，一直干到了五级工，后来以工代干了。1960年，甘肃农村遇到了极大的灾荒，叔叔姑姑们面临饥馑之虞。为了不使自己的弟妹们饿死，他毅然决然辞去了公职，返乡开荒种地，挽救了弟弟妹妹的生命。母亲多少次给我讲过这个事情，我早已耳熟能详。可是，母亲从没有提及过父亲带回来了一块表啊！
因为家里过于贫穷，我从不向父母要什么。好在那时候上学不缴学费，一学期也就几毛钱的书本钱，最多一元。就是这几毛钱的书本钱，我也不主动向父亲要。多亏了我母亲非常敏感，每每开学时，见我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不说话，就知道要书本钱了。母亲会告诉父亲。父亲或是凑，或是借，总能给够我上学的钱。
但那天晚上，禁不住手表的诱惑。趁父亲不在，我躲躲闪闪地试探着问母亲：“妈，那时候你们在铁路上干得好好的，我爸爸都是五级工，以工代干了，怎么就回来了呢。你看，你们回来遭了多少罪啊。要是你们不回来，月月有工资，你们少吃多少苦不说，家里也没有这么困难……”
母亲说：“不回来我们一家当然好过。可是你爸爸兄妹9个，最小的才不到10岁，家里没有一个壮劳力，能熬过1960年的饥荒吗？要不是你爸爸回来开荒种洋芋、包谷，你的几个叔叔、姑姑就活不下来了……”
我又不顯山不露水地问： “你们在铁路上那么些年，一定置办了不少东西。那你们返乡时，家里的东西怎么处理了呢？”
母亲说：“小一点的自己带回来了，稍大些又能托运的，托运回来了，无法托运的送给房东了。”
“小的都带回来了？”
“也没有什么东西。那时候家里太穷，你爸爸又特别顾家，每月工资一发，给我们留几个生活费，其余的都寄给你爷爷养家了。手里老是没个钱，能置办什么呢？”
我嗫嗫嚅嚅地问：“我爸爸当工人时，给自己连一块手表都没有买吗？”问完，脸都红了。
我母亲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她对我们兄弟几个心理活动的敏锐把握，对他人思想感情的敏感体会，对事情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与她农家妇女的身份很不相称。以至于几十年以后，一个见过我母亲，也了解我的老作家对我说，你母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如果她能和你一样上过这么多学，取得的成绩不是你能望其项背的。
一瞬间，母亲已经完全明白我躲躲闪闪问来问去的目的了，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见我低下了头，用缓缓的语调告诉我：“你爸爸在铁路上时，确实有一块罗马表，是他凑了好几年的奖金买的，他特别稀罕那块表，经常拿在手里擦。去工地干活时都舍不得戴，怕给碰坏了，吩咐我给他收好。一下班先要回他的手表，经常拿在手里擦来擦去的……”
“那后来呢？”我紧张地问。
“我们返乡时，卖给了一个工友，我记得卖了120元钱。那时候家里太缺钱了，我们回来时，你爷爷奶奶都揭不开锅了。你爸爸用带回来的钱，偷偷买了些粮食、种子，才搭救下了一家人。饭都吃不上了，要手表干啥？”
一席话说得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父亲为了自己的弟弟妹妹连公职都辞了，连心爱的手表都卖了。而我是怎样当哥哥的呢？新衣服都是我先穿，我穿过后才是弟弟们穿。我这样拐弯抹角地向父母要手表算什么呢？
从此，我再没有提及过手表的事情。
我知道，父母已经知道了我想要一块手表的心思，只是他们没有办法。
不提，不等于心里完全不想。尽管从此我想有一块的愿望大大淡化，但每每看到同学们手腕上的表，我就会想到父亲的手表，心里便隐隐作痛。
一年过去了。
1979年的秋天，整个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甘肃农村稍滞后一点，虽然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政策已经开始松动了。允许农民出卖农副产品，甚至允许农民家里养羊了，日子慢慢好过了。
国庆节，父亲来城里看我。他说家里卖了几只鸡、一只羊、四五十棵向日葵，凑了120元钱，他和母亲商量，要给我买一块手表。
我一时半晌没有明白父亲的意思，呆呆地站在那里。
父亲说：“给你买一块手表。今天就去买！”
父亲不由分说，拉着我去了永昌路百货大楼。
百货大楼的手表柜台里。有“上海”“北京”“天津”几个牌子，价格基本上都是120元。
父亲让我挑一个牌子。
我左看右看，选中了“北京”牌。
父亲从他的旧帆布背包里取出了一个用手绢包起来的包裹，打开一层又是一层，足足有四五层。父亲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兴奋，手都有些微微发抖。当他打开最后一层手绢时，我惊呆了。
那是一叠什么钱啊，有十元的、五元的、两元的、一元的、五毛的、两毛的、一毛的，还有五分、两分、一分的纸币，甚至还有几个五分、两分、一分的硬币。我敢说，当时全中国流通的人民币币种，应有尽有。有的新，有的旧，有的平展，有的皱皱巴巴。 我知道，这些钱，每一张、每一枚后面都是一个故事。父母凑够这120元钱的过程不言而喻，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一时，我难过到了极点，拉着父亲说：“爸，我们不买了！”
父亲的敏感程度远远赶不上母亲，他没有发现我感情上的巨大波澜，说：“你这孩子，说好的事情，怎么又不买了？”
“我不需要手表，真的不需要！”我说。
父亲将那一包钱交给营业员：“别听这孩子的，我们就买这块。你数数，一分都不差，我都数了多少遍了。”
终于有了一块梦寐以求的手表。可是，那天，我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心潮的起伏慢慢平静下来以后，我开始打量“北京”牌手表。表盘比“上海”牌的要大，表底是暗红色的，四周则是银白色，红白相间，相互衬托，再加上银白色的表链，特别协调，戴在手腕上，沉甸甸的。放在耳边，秒针发出“蹭蹭蹭”的声音，在我听来，那简直就是美妙的音乐。
那块手表，不光好看，而且特别准确。我爱不释手，一有时间就擦来擦去。表面上的有机玻璃不小心有了划痕，就心痛得不行，涂上牙膏，反反复复地擦，直到擦掉划痕。
我爱表的性格是不是遗传了父亲的基因呢？
那块手表，我带了好多年，直到后来它磨损、破旧得实在走不动了，才收了起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加體会到了父母的爱心。
我想到了父亲的罗马表，想把他卖掉的那款罗马表给他买回来。
那时候，父亲的身体还好。我问他当时戴的罗马表是哪一款时，他说：“哪一款我说不清了，背面有1888几个大字，还有933637几个小字。”
几十年了，父亲能准确地说出这些数字，他对那块手表的喜爱由此可见。
我在兰州的表行询问，售货员说：“罗马表是瑞士1888年开始生产的。罗马手表的表背面都有1888几个字，至于我说的933637几个小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将20世纪90年代兰州市场上出售的几款罗马表拍成照片让父亲看，他仔细看过后，摇摇头说都不是。
我大失所望。
父亲的恋旧情结非常严重，他对自己使唤过的马、牛、骡子和养过的羊、鸡都有深厚的感情。一件穿旧的衣服、一双穿旧的鞋都舍不得丢掉。我知道，要买，就要买他戴过的那一款，否则，他心里会不舒服。
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在北京、上海的表店打听过，仍然没有找到有933637几个小字的那一款罗马表。
后来，父亲有病了，一病就是十年，先是脑供血不足，整天懵懵懂懂、迷迷瞪瞪睡不醒。慢慢发展到脑梗塞，不爱说话、不会说话，到最后干脆老年痴呆了。村上的人都说父亲傻了，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绝不相信。尽管那些年无法和父亲语言交流，但我觉得我和他的内心是可以沟通的。我能从父亲的眼中看出来他对子女的怜爱。即使他的双眼整天混沌迷离，我也能发现他在看到几天没见的儿子时，瞬间发出的光亮。父爱，真是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人，只要一息尚存，对儿女的爱都是不可抑止的。
他能认出自己的儿女，就一定能认出那款他心爱的罗马表。我给他买表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我想用那款表提醒父亲回忆起往事，回想起他青年时代的岁月。
我在国内的好多表店打问，上海南京路上一家表店里罗马表专柜的一位老营业员告诉我：“933637可能是第一代的意思，指的是第一代罗马表。罗马表有很多系列，你说的那一款已经见不到了。”
2006年5月11日，父亲离开了我。在他生前，我始终没有买回来那款手表，这成了我心中一个永远的痛。
我知道，父亲再也不需要手表了，就是我买到那款表，他也永远无法辨认了。
但是，我仍然想买到那款表。
2012年，我有了一个去香港的机会。
香港的商品非常丰富，尤其是钟表、电器、摄影摄像器材，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同去的伙伴们忙着买电器、照相机、摄像机。而我一到香港，就直奔钟表店。
香港的钟表店特别多，铜锣湾、中环、时代广场、旺角、金钟等繁华商业区都有很多钟表店。铜锣湾甚至有一条街都是卖钟表的。
我走了好几家，仍然没有那款罗马表。
铜锣湾一位卖表的女士说：“现在的名表这么多，单是瑞士生产的就有上百种，高中低档的都有。就是罗马表，也有多个系列，你为什么非要买那一款呢？”说着，她一口气报出来几十种表的品牌。
我笑了笑：“说我就想买那一款。”
她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说：“你想买中低档的，浪琴、古驰、佳明、美度、宝玑、天骏、欧米伽等等都很好啊！就是罗马表，也有中低档的啊！”
我说：“我还是想买那一款。”
她见我的决心很明确，介绍我去金钟商业街的一个罗马表专卖行，说那里有一个老师傅，一辈子都卖罗马表，对罗马表很熟悉。
怕我找不到，她在网上查了一下后，写了一个地址给我。
我直奔金钟商业街。
找到那家钟表行后，我一眼就看见了柜台里站着一个满头华发的老人，毫无疑问，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说明了来意。
老人指着十几个柜台内的表对我说：“这些都是罗马表。”
我说了我想要的那个款式。
老人显然是个罗马表的老行家。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顺着自己的思路循序渐进地给我介绍，说瑞士罗马表是弗茨·迈耶先生1888年在瑞士索洛图恩镇开始生产的，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拥有五行太阳家族、信心、黄貂鱼、迈凯莱EOS、卓越、R型、海岩等多个系列。
“我说的那一款叫什么？”我问。
“属于五行太阳家族，分为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系列。你说的那一款是水星系列中的第一代。水星系列也已经发展到好几代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戴第一代的了。” “那……还有出售的吗？”我紧张地问。
“你等一下。”他开始在电脑上查。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不到一分钟，他抬头对我说：“有！”
谢天谢地！
他说：“买这种款式的人很少，我们也就不在柜台里摆放了，但库房里还有。你确定要买，我们就从库房里调货。”
我说确定。
他打了个电话，说的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我知道他打的这个电话与我有关。
十几分钟后，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将表送来了。
老人在表盒中将表取出来，递给我看。
那块表的式样不太新颖，甚至有些老旧，是早些年我们常见的那種传统式样，表体有些厚，敦敦实实，表门是圆的，看上去淳朴温和，很舒服、很顺眼，最重要的，是在表底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1888几个大字和933637几个小字。
毋庸置疑，它就是我要找的那款表。
我抚摸着那块罗马表，潸然泪下。
看到我的神情，老人有些诧异，问：“您为什么非要买这款表呢？”他的普通话不太标准，但我完全能够听懂。
我把父亲的事情说了。
老人听完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难得你是一个重感情、有孝心的人，这样吧，这块表的售价是6200元人民币，我5200元卖给您！”
我及时表示了感谢。
付完款，我直接将表戴在了手腕上，走出了表店。
那一天，香港的天气特别晴朗，红彤彤的太阳照在人身上，暖融融的。我抬起手腕，仔细端详那块表，在金色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表体、表盘、表链搭配得和谐、自然，既不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也不逼仄寒酸、单薄轻佻。最让我心仪的，是它的表体厚重，拿在手里、戴在腕上沉甸甸的，非常符合我的心境。
千里迢迢、万里迢迢，我终于买到了这款手表。站在香港街头，我默默地遥望北方，那是我的父亲长眠的地方。他生前没有什么嗜好，也没有特别喜欢过什么，生活从没有给予过他可以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权利，只赋予了他像牛一样劳作的命运。从不到十岁去给人家放羊，到十六岁去当铁路工人，再到以后在黄土地里劳作，他劳累了一辈子，奉献了一辈子。他一辈子没有说过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没有说过什么好穿什么不好穿，也很少说过喜欢或不喜欢什么东西。如果说，他一生在物质上有什么喜好的话，那就是他喜欢这款罗马表。就是这款他心爱的罗马表，为了拯救爷爷奶奶和叔叔姑姑们的生命，他都毅然决然忍痛割爱，将它换成了粮食、种子。我非常钦佩父亲在生死关头面对亲情表现出的献身精神，也特别看不起那些在亲兄弟亲姐妹中都斤斤计较的人，连一母同胞尚且锱铢必较，能指望他对朋友同事有什么友情？还谈什么修身齐家？
父亲的品质，就像他生前喜爱的这款罗马表，金光灿灿，晶莹透亮;父亲的精神，就像这款罗马表一样，亮光闪闪;熠熠生辉。这块罗马表时时刻刻照耀着我，提醒着我，让我铭记家风，继承传统，珍惜亲情，珍惜爱与被爱的亲情，呵护爱与被爱的生活。
从那一刻开始，我告诉自己，后半辈子，我只戴这块表。无论是生，还是死，不管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