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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是从水果摊上一只香蕉的糜烂开始的。
戴眼镜的女人，和她的水果们坐在三轮车上。一些苹果、橘子、柚子、雪梨，甚至火龙果，在香蕉的黄褐斑弥漫之前，蒙上了灰尘。它们迟钝、笨拙，和一根香蕉比，内心坚硬，表里如一。但它们终究还是会败给时间，和另一个无人挑拣的午后。
女人的眼镜片很厚。啤酒瓶底那么厚吧，若不是遗传性的近视定是后面看书学习所致。四十多岁的人，是不会被电视和手机戕害的。那厚厚的镜片，把鼻梁都压歪了，把她的日子也压歪了。
每个早晨，九十点的样子，她蹬着三轮车，微胖的身子一左一右，摆动着，咣当当来了。她停好车子。每天都是固定的位置，好多年了，一成不变，车子长了记性似的，到了地方，主动往那一歪，一副疲惫劳顿之貌。她打开车厢，从纸箱里把水果一一掏出，吹打掉浮尘，归着类一层层摆好。
她这么摆的时候，她的眼镜片糊着的尘土和水渍让她恍惚，似乎整个早晨的光线都在恍惚。她摘掉眼镜，把镜片塞进嘴里，哈气，然后用衣襟擦拭。当她把两只镜片擦完后，她的邻居——卖关东煮的两口子，也到了。
他们的手推车，两层玻璃架，是摆菜的，下面是煮菜的格子，最下面一层是柜子，装着水啊菜啊鸡柳啊辣椒啊调料啊塑料袋啊一次性餐盒啊硫磺熏过的一次性筷子啊炸弹一样的煤气罐啊，或许还有别的。他们也是哐当当来了。一些贴上去的红字，残缺不全，粘着油垢。
女人开火，调料，格子用洗洁精擦过，异常明亮。男人从柜子里翻出一堆菜，都已经串成了串，依次摆在玻璃柜上。他擤鼻，用手背揩掉，再用手掌搓了一阵。他给戴眼镜的女人打招呼，他都不知道该问她什么，他想着鼻涕搓一下就干净了。他最后还是挤了一句话，关于天气的，过几天可能降温。这不痛不痒的事，跟他们没屁关系。
雨雪收摊。天晴出门。都是这么过的。
他们在这所职业学校门口守了两三年了，也许更久，没有人在意。和他们一起守的，还有卖擀面皮的男人、卖烤串的两口子、卖饼干零食的女人、卖手抓饼的姑娘、卖袜子内裤口罩线衣鞋垫打底裤的小伙。他们把各自的摊子摆在校门两侧。都是各自熟知的位置，不存在抢占。你守着你的一坨地方，就算守住了你的清贫日子。他们和十米开外的一群麻雀一样，只在这一坨地方起伏、觅食，也只能在这一坨地方起伏、觅食，或者丢盹，看时光在眼角的皱纹里，汩汩而流，最后，羽毛灰旧，满身黯淡。
生意是从十二点以后开始的。这地方没有太多路人，离小区也远。学生放学，除去食堂的，总有些要到外面吃。女孩子，嘴馋，闻见关东煮的麻辣味就流口水，还想买几颗苹果睡前吃。但大铁门是锁着的，铁门上，套着一个小门，小门半开，站着两个干瘪的保安，耷拉着帽子，耷拉着脑袋，鬼子一样两手塞在裤兜，抖着腿。同样还站着四五个学生，耳朵里塞着耳机，套着带有学生会字样的红袖标，面目冷峻，眼珠歪斜，带着执法者的骄横和傲慢。他们一道看守大门，不容许学生随便出进。
一些学生爬在大铁门上，脸贴着栅栏杆，嚷嚷着：擀面皮，给我来一碗，醋少辣椒多。好勒——擀面皮用油腻的手抓了一大把擀面皮，装进太铁马勺，调好酸、醋、盐、芝麻，最后狠狠剜一勺子辣椒，开始搅和，最后装进套有塑料袋的碗里，别上一次性筷子，提到门口，塞进栅栏，接过钱。一气呵成，很麻利。一碗四元。
也有要水果的，喊着，给我买四根香蕉。戴眼镜的女人用抹布扫打着香蕉上的灰土，说，四根，我给你咋称？要不这半把吧，芝麻蕉，甜得很。学生犹豫片刻，哦了一声。女人把香蕉装进塑料袋，也就七八根的样子，上称，称好。临提过去时，从另一把香蕉上掰掉一根，说，这一根送你的。那根开始发黑发软的香蕉跳进了袋子。一斤香蕉两块五。
中午的生意总算是好的，几千人的学校，养活几个小摊位是没有问题的。袜子内衣、饼干零食等，总是有学生需要的。他们在门内叫嚷着点好，外面的人手忙脚乱地弄好，提到跟前，塞进去，接过零钱。有时，也用脖子上挂的微信二维码扫。
也有些学生可以出校门买东西。他们出来后，在摊点前挑挑拣拣，带着得意的神情，这让爬在门上的学生异常羡慕。他们属于拥有特权的一个小群体。这种特权或许来自给保安的一包烟，和学生会值周的人是舍友，也可能是校园里面的二杆子，天不怕地不收，横着进竖着出，无人能管。
中午的忙乱、吵嚷过后，便消停了。他们开始收拾摊子，把东西码在三轮车和铁皮柜里，陆陆续续走了，只留下一些重复了千百遍的闲言碎语、玩笑和抬杠，跟脏兮兮的卫生纸一道，被风吹来吹去。一些麻雀落下来，捡食着残渣。不远处，梧桐树又开始枯萎了，风把它们皱巴巴的手掌揉响。校门口空荡荡的。他们为什么不等等晚上呢？他们不等，许是有缘由的。
戴眼镜的女人是不会想到有一天职业学校在河边开了一个正门。这一天还是来了，正门成了后门，且装上了两扇封闭的大铁门，彻底把学生和她隔绝了。其他人也没想到。有一天，当他们看着新安上的鐵门哐当一声闭上，大锁哐当一声上锁，他们日子里的光亮被挤压成了一道缝隙。
他们还指望这一中午百十元的收入过日子呢。这是他们唯一向生活探取光亮的方式。
后门锁掉以后的某天，他们终于找到了另外一道缝隙。一个偏门，在后门不远处。虽然紧紧锁着，但两扇门之间有半尺宽的缝，门下面也有一尺宽的缝。这就足够了。他们从后门处把摊子撤到偏门前，一一摆开。每到中午，学生们会自动围过来，隔着门缝喊要他们所需的东西。摆摊的人，应一声，三下五除二拾装好称毕，小些的，从门缝里塞进去，大些的，从门下面递进去。时间久了，他们和学生之间形成了某种默契，从门缝里那张挤扁的涂抹着厚厚粉底的脸上，摆摊的人就知道她需要什么，什么口味，要几份。
当然，有时候，生意难免会冷落的，毕竟门里的学生只能在狭窄的缝隙里购买所需，有些看不见的，便不会想起。摆摊的人，按份装好水果、杂货等，在门外大声吆喝：“苹果，大苹果，又大又圆的红富士，五颗，六元，谁要？袜子，五元三双，有没要的？手撕饼，一份两块五，一份两块五，便宜了，便宜了。” 这里俨然成了一处小小的市场，拥有了一切油腻、喧嚣和对生活的供需，以及在缝隙中寻求光亮的不死之心。带着卑微、不甘、挣扎。如同不远处梧桐树的干果实，过了整个冬天，即便孤零零地悬了好久，但依然裹着一个碧绿的梦境。
似乎这种缝隙里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也确实这样持续了好久。隔着铁门的生意，用声音沟通的生意，在城市某段被遗忘的巷道里的生意，锈迹斑驳的生意，小生意，难以糊口的生意。
可有一天，还是结束了。学校把偏门拆了，用砖块砌成了围墙。要求学生一律走正门，并安排学生会的在后门处值班，严防学生从外面购买东西。学校打着食品安全的旗号，气势汹汹地警告着学生，校园周边的垃圾食品一律不许购买，全封闭的学校将从各个方面严格管理。那个承包着学校食堂的老板，肥得如同一坨猪油，在厨师们的破袜臭鞋中滑过，脸上的笑，像极了隔夜的板结的水煮肉片。
偏门处变得空空荡荡。
几个月的热闹、烟火、油污、喊叫、零钞，不见了。偏门又回到了最初的冷清，这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它紧闭嘴唇，生硬缄默。把一群学生的饥饱和馋瘾割断，把几家人的日子和期盼割断。
麻雀们也会赶过来，这里已没有它们的零食。它们在干硬的水泥地上，坐下，晒着正午冷清的太阳。眼珠里含着红血丝，被阳光的针尖穿起来，试图缝补内心的破损。
风还是那些风。灰扑扑的，旧兮兮的，坐在墙头上，坐在梧桐树枝上，它们的袜子破了，大拇指露在外面。
摆摊子的人，又去了哪里？他们是不是开始寻找另一处缝隙，换取生活了？生活这块裹脚布那么长，其实能漏出光亮的缝隙不多。他们骑着三轮车，推着铁皮车，咣当当的，穿过幽暗的长长的巷道，寻找着某处缝隙，哪怕只有三尺宽，便已足够了。只要人勤快，肯吃苦，这缝隙，便是通向前程的路。他们定会这么想着，可这个早已精于粉饰的时代，人们竭力填抹着所有的缝隙，并进行刷白，制造着冠冕堂皇。
也有时候，后门和偏门处还会有不死心的人在徘徊，试图在这里寻觅一点收入。他是那个被漏掉的人，那个心怀侥幸的人，那个无缝可找的人。在没人摆摊的日子里，学校对偏门的管理也松散了。中午，不死心的人提着装过酒的旧袋子，来到墙根下。墙里面的男学生会朝他喊纸烟的名字，他从袋子里掏出一包，码好墙角的砖头，用塑料袋包好烟，挑在一根树枝顶端，爬上砖头，努力把身子绷直，把脑袋探过围墙，把烟递进去。砖头不便，他不知从何处找来了一个齐腰高的简易梯子。踩在梯子上，爬上墙头，轻松多了。
一个中午，能卖几包烟，没有人知道的。他和学生之间建立了某种信任。中午放学，犯了烟瘾的学生会溜到围墙下，从地上捡起他丢来的烟盒，塞进衣兜，微信支付后，迫不及待地钻进厕所，去过瘾了。
没有生意可做时，不死心的人坐在砖头上，用树枝在地上胡乱画写。他头顶的梧桐，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响着。麻雀们站在树枝上，木讷的样子，像极了树上结出的苦果子。
下午的光景，不会从水果摊上一只香蕉的糜烂草草收场了。
我从单位出来时，黄昏的破衣衫正好搭在十米外的铁塔上。幽暗而橘黄的光线里，一些浮尘纷纷跌落，一些无家可归的麻雀纷纷跌落，一些眼眶里被叫作飞蚊症的“黑丝线”纷纷跌落。
从职业学校紧锁的后门后退三百米，是一个叫某某家园的小区。拥堵、喧闹，混合着办证的黑色号码和门口就地摆放的菜摊子，暴露了小区经济适用房的面目。我去过好多次这个小区，除了塞满各种私家车外，就是花园里的月季开得没心没肺，自个儿扭拧腰肢，自个儿吐露秘密。
下象棋消磨时间的人还没有散去，他们老眼昏花，为一招棋争吵不休，似乎要把所剩不多的光景搭进去，也要挣个你短我长一样。人老了，他们所能争执的东西被时光悉数剥夺，只有一颗开裂的棋子，才有机会让他们搅动口舌。
那些生气的人，背搭着手，嘴里骂骂咧咧，离开了棋摊。他们手里握着的矿泉水瓶子被捏扁了。半个下午了，它在手里，沾满汗渍，满腹空空。
卖羊奶的人来了。
他骑着电三轮，从小区侧面的山坡上，慢悠悠滑下来，最后一个刹车，停在了路口。车厢里，站着两头奶羊。它们在车厢里摇摇晃晃，在刹车时身子前倾并点了一下头，才颤颤巍巍站稳，它们肚子下的奶子还在晃荡着。那奶子，硕大，淡红，滚圆，像一个即将吹爆的气球，让人心生不安。它们饱满的奶头，两根麦穗一般，装着浓稠的白色液体，稍一触碰，似乎就要散满地了。
卖羊奶的男人下车，打开车厢的侧扇。奶羊乖巧，一动不动。来打奶的人，跟水房打水一样，排成一根细长的队。多是歪腰驼背的老头老太，穿插几个肥墩墩的小孩。男人接过瓶子，一手把瓶口对准奶头，一手往下捋奶。白亮的羊奶带着些微的膻味浇在了瓶子里。唰唰声混合着白沫子，撞击着瓶壁。一瓶满了，下一位。又一瓶满了，下一位。
一头奶羊一次能挤多少斤奶？我不知道。一斤这样的奶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同样我不知道的还有此刻，两头羊，站在车厢，面对一群前来索取奶水的人，会想些什么呢。它们呆呆站着，眼睛湿润，漆黑发亮，长长的睫毛挑着一些昏暗下来的光线。它们的两瓣粉嘴，显得干燥，乖驯，甚至带着一些委屈的样子。没有人在意它们想什么，就如同没有人在意我想什么。它们不过是他和他们产奶的机器，两只羊，罢了。
确实是两只羊。来自郊区的羊，也或者是来自北山的羊，当然不可能再是更远的地方和更近的地方。它们在日渐逼来的征地拆迁中，蠕动着嘴唇，细嚼慢咽着糟糕透顶的饲料。挖掘机的轰鸣声在嘴边抖动，它们干涩的舌苔也在抖动。它们一抬头，是不远处高耸的楼群和塔吊，那是城市，和城市高高撅起的屁股。它们一回头，是莽莽群山和山坡上的森林绿草，那是它们理想中的胃和肺。
这来自城乡结合部的羊，是农业败退、工业挺进时代的一颗零件。
它们第一次被带进城市，站在小区门口公然售卖奶水时，肯定是胆怯的，是羞涩的，是充满着浓稠委屈的。就如同它们第一次站在晃來摇去的三轮车上，内心肯定翻江倒海，跟一个黄土里滚爬过的人站在逐浪而行的小舟上，那种难受，都是一样的。 它们白花花的奶水被现场挤出，被带回家，上锅加热。对，一定得现场挤出来，在众目睽暌之下，在光天化日之下。
人们喝怕了掺水的羊奶，也怕极了添加过其他东西的羊奶。人们喝着寡淡无味的奶水，或者味道奇怪的奶水，咒骂着那些坏了良心的人。在诚信和道德被当成擦过屁股的卫生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的时刻，人们试图用监督，用目睹，来求得安心。
这是一个笑话，也是一种悲哀。
羊是无辜的。它们只需要草料，然后献出奶。至于掺水、作假、添加东西，这些做手脚的活，是你们人干的，也只有你们人能干得出来。
黄昏愈发浓烈。
道路拥挤，车辆吼叫。两头站在车厢里任人挤奶的羊，怀着两颗慌张之心。它们会不会纵身一跃，逃离这带着某种暴露和侮辱的现场榨取？它们不会的，它们无路可逃，它们不能违背规则。城市是不容许一只羊一路撒着豌豆般滚圆的粪蛋，信步走过步行街，走过商业大楼，走过十字路口，走过安装着假花的草坪的。它们是城郊的羊，挤奶是唯一的用途。为了让这种用途直观化，不被怀疑，它们带着奶水来到了小区门口。
很快，奶水被挤光了。空荡荡的奶子，如同一只旧布袋，或者漏了气的气球，软嗒嗒挂在两腿中间，再也没有那种沉重的鼓胀的晃荡感。
羊的眼睛愈发湿润，似乎噙着眼泪，不小心，就扑簌簌落下来了。卖羊奶的男人把二维码牌子塞进包里，把一堆毛票整理完毕之后，爬上电三轮，载着他的两头羊，颠颠簸簸走了。两头羊干瘦的屁股夹着细弱的尾巴，战战兢兢地站着，一不小心，就要一屁股坐到車厢里了.
它们上山了。提着空空荡荡的口袋。黄昏被无形的手扯去，如同撤掉那条遮挡人性恶之花的旧床单。天，黑了下来。羊奶在锅上，冒着热气，洁白而又浓郁。
我想起白天见过的另外一群羊，走过河道时，被阳光照得醉醺醺的。河道之前长满杂草，某个冬天，为了环境整治，那些草被连根铲掉了。黄土裸露在河床里，像有人撕开了伤口，在西北高原的某个正午让人眼涩。那群羊走过光秃秃的河床，伸着细嘴，寻找着可以塞满牙缝的东西。
它们也是一群来自郊区或北山的羊。只是它们是山羊。
它们是山羊，便注定是用来吃肉的。在一个惯于掺假、进嘴的东西难以保障其安全的日子里，有人会不会把一只山羊用电三轮拉进城，在小区门口当着众人之面，宰杀掉，用亲眼目睹的死亡，证明一只羊的清白？
王选，作家，现居甘肃天水。主要著作有《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等。
戴眼镜的女人，和她的水果们坐在三轮车上。一些苹果、橘子、柚子、雪梨，甚至火龙果，在香蕉的黄褐斑弥漫之前，蒙上了灰尘。它们迟钝、笨拙，和一根香蕉比，内心坚硬，表里如一。但它们终究还是会败给时间，和另一个无人挑拣的午后。
女人的眼镜片很厚。啤酒瓶底那么厚吧，若不是遗传性的近视定是后面看书学习所致。四十多岁的人，是不会被电视和手机戕害的。那厚厚的镜片，把鼻梁都压歪了，把她的日子也压歪了。
每个早晨，九十点的样子，她蹬着三轮车，微胖的身子一左一右，摆动着，咣当当来了。她停好车子。每天都是固定的位置，好多年了，一成不变，车子长了记性似的，到了地方，主动往那一歪，一副疲惫劳顿之貌。她打开车厢，从纸箱里把水果一一掏出，吹打掉浮尘，归着类一层层摆好。
她这么摆的时候，她的眼镜片糊着的尘土和水渍让她恍惚，似乎整个早晨的光线都在恍惚。她摘掉眼镜，把镜片塞进嘴里，哈气，然后用衣襟擦拭。当她把两只镜片擦完后，她的邻居——卖关东煮的两口子，也到了。
他们的手推车，两层玻璃架，是摆菜的，下面是煮菜的格子，最下面一层是柜子，装着水啊菜啊鸡柳啊辣椒啊调料啊塑料袋啊一次性餐盒啊硫磺熏过的一次性筷子啊炸弹一样的煤气罐啊，或许还有别的。他们也是哐当当来了。一些贴上去的红字，残缺不全，粘着油垢。
女人开火，调料，格子用洗洁精擦过，异常明亮。男人从柜子里翻出一堆菜，都已经串成了串，依次摆在玻璃柜上。他擤鼻，用手背揩掉，再用手掌搓了一阵。他给戴眼镜的女人打招呼，他都不知道该问她什么，他想着鼻涕搓一下就干净了。他最后还是挤了一句话，关于天气的，过几天可能降温。这不痛不痒的事，跟他们没屁关系。
雨雪收摊。天晴出门。都是这么过的。
他们在这所职业学校门口守了两三年了，也许更久，没有人在意。和他们一起守的，还有卖擀面皮的男人、卖烤串的两口子、卖饼干零食的女人、卖手抓饼的姑娘、卖袜子内裤口罩线衣鞋垫打底裤的小伙。他们把各自的摊子摆在校门两侧。都是各自熟知的位置，不存在抢占。你守着你的一坨地方，就算守住了你的清贫日子。他们和十米开外的一群麻雀一样，只在这一坨地方起伏、觅食，也只能在这一坨地方起伏、觅食，或者丢盹，看时光在眼角的皱纹里，汩汩而流，最后，羽毛灰旧，满身黯淡。
生意是从十二点以后开始的。这地方没有太多路人，离小区也远。学生放学，除去食堂的，总有些要到外面吃。女孩子，嘴馋，闻见关东煮的麻辣味就流口水，还想买几颗苹果睡前吃。但大铁门是锁着的，铁门上，套着一个小门，小门半开，站着两个干瘪的保安，耷拉着帽子，耷拉着脑袋，鬼子一样两手塞在裤兜，抖着腿。同样还站着四五个学生，耳朵里塞着耳机，套着带有学生会字样的红袖标，面目冷峻，眼珠歪斜，带着执法者的骄横和傲慢。他们一道看守大门，不容许学生随便出进。
一些学生爬在大铁门上，脸贴着栅栏杆，嚷嚷着：擀面皮，给我来一碗，醋少辣椒多。好勒——擀面皮用油腻的手抓了一大把擀面皮，装进太铁马勺，调好酸、醋、盐、芝麻，最后狠狠剜一勺子辣椒，开始搅和，最后装进套有塑料袋的碗里，别上一次性筷子，提到门口，塞进栅栏，接过钱。一气呵成，很麻利。一碗四元。
也有要水果的，喊着，给我买四根香蕉。戴眼镜的女人用抹布扫打着香蕉上的灰土，说，四根，我给你咋称？要不这半把吧，芝麻蕉，甜得很。学生犹豫片刻，哦了一声。女人把香蕉装进塑料袋，也就七八根的样子，上称，称好。临提过去时，从另一把香蕉上掰掉一根，说，这一根送你的。那根开始发黑发软的香蕉跳进了袋子。一斤香蕉两块五。
中午的生意总算是好的，几千人的学校，养活几个小摊位是没有问题的。袜子内衣、饼干零食等，总是有学生需要的。他们在门内叫嚷着点好，外面的人手忙脚乱地弄好，提到跟前，塞进去，接过零钱。有时，也用脖子上挂的微信二维码扫。
也有些学生可以出校门买东西。他们出来后，在摊点前挑挑拣拣，带着得意的神情，这让爬在门上的学生异常羡慕。他们属于拥有特权的一个小群体。这种特权或许来自给保安的一包烟，和学生会值周的人是舍友，也可能是校园里面的二杆子，天不怕地不收，横着进竖着出，无人能管。
中午的忙乱、吵嚷过后，便消停了。他们开始收拾摊子，把东西码在三轮车和铁皮柜里，陆陆续续走了，只留下一些重复了千百遍的闲言碎语、玩笑和抬杠，跟脏兮兮的卫生纸一道，被风吹来吹去。一些麻雀落下来，捡食着残渣。不远处，梧桐树又开始枯萎了，风把它们皱巴巴的手掌揉响。校门口空荡荡的。他们为什么不等等晚上呢？他们不等，许是有缘由的。
戴眼镜的女人是不会想到有一天职业学校在河边开了一个正门。这一天还是来了，正门成了后门，且装上了两扇封闭的大铁门，彻底把学生和她隔绝了。其他人也没想到。有一天，当他们看着新安上的鐵门哐当一声闭上，大锁哐当一声上锁，他们日子里的光亮被挤压成了一道缝隙。
他们还指望这一中午百十元的收入过日子呢。这是他们唯一向生活探取光亮的方式。
后门锁掉以后的某天，他们终于找到了另外一道缝隙。一个偏门，在后门不远处。虽然紧紧锁着，但两扇门之间有半尺宽的缝，门下面也有一尺宽的缝。这就足够了。他们从后门处把摊子撤到偏门前，一一摆开。每到中午，学生们会自动围过来，隔着门缝喊要他们所需的东西。摆摊的人，应一声，三下五除二拾装好称毕，小些的，从门缝里塞进去，大些的，从门下面递进去。时间久了，他们和学生之间形成了某种默契，从门缝里那张挤扁的涂抹着厚厚粉底的脸上，摆摊的人就知道她需要什么，什么口味，要几份。
当然，有时候，生意难免会冷落的，毕竟门里的学生只能在狭窄的缝隙里购买所需，有些看不见的，便不会想起。摆摊的人，按份装好水果、杂货等，在门外大声吆喝：“苹果，大苹果，又大又圆的红富士，五颗，六元，谁要？袜子，五元三双，有没要的？手撕饼，一份两块五，一份两块五，便宜了，便宜了。” 这里俨然成了一处小小的市场，拥有了一切油腻、喧嚣和对生活的供需，以及在缝隙中寻求光亮的不死之心。带着卑微、不甘、挣扎。如同不远处梧桐树的干果实，过了整个冬天，即便孤零零地悬了好久，但依然裹着一个碧绿的梦境。
似乎这种缝隙里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也确实这样持续了好久。隔着铁门的生意，用声音沟通的生意，在城市某段被遗忘的巷道里的生意，锈迹斑驳的生意，小生意，难以糊口的生意。
可有一天，还是结束了。学校把偏门拆了，用砖块砌成了围墙。要求学生一律走正门，并安排学生会的在后门处值班，严防学生从外面购买东西。学校打着食品安全的旗号，气势汹汹地警告着学生，校园周边的垃圾食品一律不许购买，全封闭的学校将从各个方面严格管理。那个承包着学校食堂的老板，肥得如同一坨猪油，在厨师们的破袜臭鞋中滑过，脸上的笑，像极了隔夜的板结的水煮肉片。
偏门处变得空空荡荡。
几个月的热闹、烟火、油污、喊叫、零钞，不见了。偏门又回到了最初的冷清，这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它紧闭嘴唇，生硬缄默。把一群学生的饥饱和馋瘾割断，把几家人的日子和期盼割断。
麻雀们也会赶过来，这里已没有它们的零食。它们在干硬的水泥地上，坐下，晒着正午冷清的太阳。眼珠里含着红血丝，被阳光的针尖穿起来，试图缝补内心的破损。
风还是那些风。灰扑扑的，旧兮兮的，坐在墙头上，坐在梧桐树枝上，它们的袜子破了，大拇指露在外面。
摆摊子的人，又去了哪里？他们是不是开始寻找另一处缝隙，换取生活了？生活这块裹脚布那么长，其实能漏出光亮的缝隙不多。他们骑着三轮车，推着铁皮车，咣当当的，穿过幽暗的长长的巷道，寻找着某处缝隙，哪怕只有三尺宽，便已足够了。只要人勤快，肯吃苦，这缝隙，便是通向前程的路。他们定会这么想着，可这个早已精于粉饰的时代，人们竭力填抹着所有的缝隙，并进行刷白，制造着冠冕堂皇。
也有时候，后门和偏门处还会有不死心的人在徘徊，试图在这里寻觅一点收入。他是那个被漏掉的人，那个心怀侥幸的人，那个无缝可找的人。在没人摆摊的日子里，学校对偏门的管理也松散了。中午，不死心的人提着装过酒的旧袋子，来到墙根下。墙里面的男学生会朝他喊纸烟的名字，他从袋子里掏出一包，码好墙角的砖头，用塑料袋包好烟，挑在一根树枝顶端，爬上砖头，努力把身子绷直，把脑袋探过围墙，把烟递进去。砖头不便，他不知从何处找来了一个齐腰高的简易梯子。踩在梯子上，爬上墙头，轻松多了。
一个中午，能卖几包烟，没有人知道的。他和学生之间建立了某种信任。中午放学，犯了烟瘾的学生会溜到围墙下，从地上捡起他丢来的烟盒，塞进衣兜，微信支付后，迫不及待地钻进厕所，去过瘾了。
没有生意可做时，不死心的人坐在砖头上，用树枝在地上胡乱画写。他头顶的梧桐，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响着。麻雀们站在树枝上，木讷的样子，像极了树上结出的苦果子。
下午的光景，不会从水果摊上一只香蕉的糜烂草草收场了。
黄昏和羊奶
我从单位出来时，黄昏的破衣衫正好搭在十米外的铁塔上。幽暗而橘黄的光线里，一些浮尘纷纷跌落，一些无家可归的麻雀纷纷跌落，一些眼眶里被叫作飞蚊症的“黑丝线”纷纷跌落。
从职业学校紧锁的后门后退三百米，是一个叫某某家园的小区。拥堵、喧闹，混合着办证的黑色号码和门口就地摆放的菜摊子，暴露了小区经济适用房的面目。我去过好多次这个小区，除了塞满各种私家车外，就是花园里的月季开得没心没肺，自个儿扭拧腰肢，自个儿吐露秘密。
下象棋消磨时间的人还没有散去，他们老眼昏花，为一招棋争吵不休，似乎要把所剩不多的光景搭进去，也要挣个你短我长一样。人老了，他们所能争执的东西被时光悉数剥夺，只有一颗开裂的棋子，才有机会让他们搅动口舌。
那些生气的人，背搭着手，嘴里骂骂咧咧，离开了棋摊。他们手里握着的矿泉水瓶子被捏扁了。半个下午了，它在手里，沾满汗渍，满腹空空。
卖羊奶的人来了。
他骑着电三轮，从小区侧面的山坡上，慢悠悠滑下来，最后一个刹车，停在了路口。车厢里，站着两头奶羊。它们在车厢里摇摇晃晃，在刹车时身子前倾并点了一下头，才颤颤巍巍站稳，它们肚子下的奶子还在晃荡着。那奶子，硕大，淡红，滚圆，像一个即将吹爆的气球，让人心生不安。它们饱满的奶头，两根麦穗一般，装着浓稠的白色液体，稍一触碰，似乎就要散满地了。
卖羊奶的男人下车，打开车厢的侧扇。奶羊乖巧，一动不动。来打奶的人，跟水房打水一样，排成一根细长的队。多是歪腰驼背的老头老太，穿插几个肥墩墩的小孩。男人接过瓶子，一手把瓶口对准奶头，一手往下捋奶。白亮的羊奶带着些微的膻味浇在了瓶子里。唰唰声混合着白沫子，撞击着瓶壁。一瓶满了，下一位。又一瓶满了，下一位。
一头奶羊一次能挤多少斤奶？我不知道。一斤这样的奶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同样我不知道的还有此刻，两头羊，站在车厢，面对一群前来索取奶水的人，会想些什么呢。它们呆呆站着，眼睛湿润，漆黑发亮，长长的睫毛挑着一些昏暗下来的光线。它们的两瓣粉嘴，显得干燥，乖驯，甚至带着一些委屈的样子。没有人在意它们想什么，就如同没有人在意我想什么。它们不过是他和他们产奶的机器，两只羊，罢了。
确实是两只羊。来自郊区的羊，也或者是来自北山的羊，当然不可能再是更远的地方和更近的地方。它们在日渐逼来的征地拆迁中，蠕动着嘴唇，细嚼慢咽着糟糕透顶的饲料。挖掘机的轰鸣声在嘴边抖动，它们干涩的舌苔也在抖动。它们一抬头，是不远处高耸的楼群和塔吊，那是城市，和城市高高撅起的屁股。它们一回头，是莽莽群山和山坡上的森林绿草，那是它们理想中的胃和肺。
这来自城乡结合部的羊，是农业败退、工业挺进时代的一颗零件。
它们第一次被带进城市，站在小区门口公然售卖奶水时，肯定是胆怯的，是羞涩的，是充满着浓稠委屈的。就如同它们第一次站在晃來摇去的三轮车上，内心肯定翻江倒海，跟一个黄土里滚爬过的人站在逐浪而行的小舟上，那种难受，都是一样的。 它们白花花的奶水被现场挤出，被带回家，上锅加热。对，一定得现场挤出来，在众目睽暌之下，在光天化日之下。
人们喝怕了掺水的羊奶，也怕极了添加过其他东西的羊奶。人们喝着寡淡无味的奶水，或者味道奇怪的奶水，咒骂着那些坏了良心的人。在诚信和道德被当成擦过屁股的卫生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的时刻，人们试图用监督，用目睹，来求得安心。
这是一个笑话，也是一种悲哀。
羊是无辜的。它们只需要草料，然后献出奶。至于掺水、作假、添加东西，这些做手脚的活，是你们人干的，也只有你们人能干得出来。
黄昏愈发浓烈。
道路拥挤，车辆吼叫。两头站在车厢里任人挤奶的羊，怀着两颗慌张之心。它们会不会纵身一跃，逃离这带着某种暴露和侮辱的现场榨取？它们不会的，它们无路可逃，它们不能违背规则。城市是不容许一只羊一路撒着豌豆般滚圆的粪蛋，信步走过步行街，走过商业大楼，走过十字路口，走过安装着假花的草坪的。它们是城郊的羊，挤奶是唯一的用途。为了让这种用途直观化，不被怀疑，它们带着奶水来到了小区门口。
很快，奶水被挤光了。空荡荡的奶子，如同一只旧布袋，或者漏了气的气球，软嗒嗒挂在两腿中间，再也没有那种沉重的鼓胀的晃荡感。
羊的眼睛愈发湿润，似乎噙着眼泪，不小心，就扑簌簌落下来了。卖羊奶的男人把二维码牌子塞进包里，把一堆毛票整理完毕之后，爬上电三轮，载着他的两头羊，颠颠簸簸走了。两头羊干瘦的屁股夹着细弱的尾巴，战战兢兢地站着，一不小心，就要一屁股坐到車厢里了.
它们上山了。提着空空荡荡的口袋。黄昏被无形的手扯去，如同撤掉那条遮挡人性恶之花的旧床单。天，黑了下来。羊奶在锅上，冒着热气，洁白而又浓郁。
我想起白天见过的另外一群羊，走过河道时，被阳光照得醉醺醺的。河道之前长满杂草，某个冬天，为了环境整治，那些草被连根铲掉了。黄土裸露在河床里，像有人撕开了伤口，在西北高原的某个正午让人眼涩。那群羊走过光秃秃的河床，伸着细嘴，寻找着可以塞满牙缝的东西。
它们也是一群来自郊区或北山的羊。只是它们是山羊。
它们是山羊，便注定是用来吃肉的。在一个惯于掺假、进嘴的东西难以保障其安全的日子里，有人会不会把一只山羊用电三轮拉进城，在小区门口当着众人之面，宰杀掉，用亲眼目睹的死亡，证明一只羊的清白？
王选，作家，现居甘肃天水。主要著作有《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