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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樵(1894-1939年),名光荫,号右军之裔、雪山樵夫、寒鸦等,陕西神木县人。1914年就读于北京政法大学,1915年经李根源、裴宜丞推荐,在北京政法大学任职。还曾任陕西省省长李根源秘书、北洋政府农商部主事,因与当局政见不合,1923年归隐神木。曾任府谷麻地沟县丞、高志清新编八十六师驻南京国防部代表、扎萨克抗日政府秘书科长。著有《王雪樵墨迹选》于世。
王雪樵天资聪颖,幼而好学,少有书名,12岁为神木凯歌楼以榜书题匾,被誉为“神童”。1913年王雪樵入北京政法大学攻读法律,期间临池广涉汉魏六朝,搜求碑帖于书肆坊间,每得一册爱不释手,心悟手摹不曾间断。王雪樵在西安任职期间出入书肆碑林,收集历代书法拓本近千册,并广交同好,据传,其与于右任熟识即在此时。1922年,王雪樵又随李根源去北京任农商部主事,不久,王雪樵倦于官场的明争暗斗,萌生退意,遂于次年归隐神木。
1923年,29岁的王雪樵回到神木后出任神木大学堂堂长(小学校长),开设数学、史地、格致(自然)、体操等课程,进行新式教育。经过资产阶级法律教育、“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潮流洗礼的王雪樵,和旅外回乡学生史仙洲、张耀廷、郭莪村等人一起竭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打倒孔家店”,不时有惊世骇俗之举。在教学中,王雪樵增设了写字课,传授书法知识和技能,组织书法活动。在王雪樵周围,出现了一批得益于王雪樵的同龄后辈,如学生李二黑、贾绍丞、武新斋、乔国干、陈焕章等,后来都具有相当的书法水平。
王雪樵于书法成痴,每日清晨起床,不事盥洗即立于案前,杜绝一切干扰,专心致志,临习数百字而后他事,数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其家人因长期磨墨而叫苦不迭,尔后他的学生、亲友为之濡砚亦无不嗟叹劳累。王雪樵常对弟子言:“天分聪明者,也需垛两三房纸练字。”王雪樵每确定一帖,必临习数月,心悟玄微,苦练不辍。有一次,王雪樵为山西忻县一富户写完寿幛谢绝润金,富户过意不去,用四头骡子驮纸八垛,专程由山西运至神木相赠,王雪樵全部用来临帖练字,仅此一项书纸数万张。以笔为犁如牛之耕田,书法之于王雪樵,这种在功利之外的躬身力行,不但是为了精神的自由与心灵的安妥,而且更是为了“生命的自足存在”。
1925年,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过寿,派一副官携重金到神木请王雪樵写寿幛,其时王雪樵正在关帝庙避暑乘凉,来人手端银元依势作大,雪樵断然回绝:“字不卖钱,恕不从命。请复命井大人,是手为父母所生,先师所工,非井镇守使然,送客!”来人倨官傲慢,竟出胁迫之语,王雪樵猛地一巴掌扇过去,二百块银元在山坡上乱滚。隔数日,驻神木八十六师副师长高志清准备送井岳秀寿幛,托人传信请王雪樵书写,王雪樵闻信,大清早跑到族兄王应中家说:“老兄,我这几天要躲鬼,在你家住一段,我有上好纸墨,正好给你写几条。”王雪樵禀性孤峻,不以笔墨侍奉权贵,如诗曰:“不如高卧且加餐。”但乡亲父老有所求,却无不应允,甚或倒贴纸墨,且数量巨大,其诗曰:“暂借老妪复瓦盆。”正因为如此,王雪樵的书作虽历经战乱、文革毁弃,至今仍有数百幅在榆林民间流传。
1926年春,刘振华在吴佩孚、张作霖的支持下,纠集十万人进攻西安、围城八个月之久,国民军将领杨虎城、李虎臣率全城军民坚守,时称“二虎守长安”,后冯玉祥将军率军入陕,西安之围被解。为庆祝西安解围,陕西各界举行游艺大会。应于右任之邀,王雪樵受命为大会书写榜书大字“游艺大会”为会额,受到了冯玉祥、于右任及二百同道名流的赞誉,一时书名大振。此次西安之行,让王雪樵终生引以为豪。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王雪樵曾任神木看守所所长。他嫉恶如仇,常为弱者抱打不平,但这一行为深为权贵势力所不容,一怒之下,王雪樵辞去所长之职,受八十六师副师长高志清之聘,任驻国防部代表居南京三年。后因其母去世,于1930年再次回到神木,又因患病,隐居古佛洞、关帝庙等处,静心专研诗文书法。1932年,古佛洞庙修竣,应高志清之请,王雪樵作《重修古佛洞碑记》,并为此碑篆额、书丹,记乃骈散结合,错落有致,文采斐然,书为隶体,浑厚劲健,深得汉人神髓。此一时期,王雪樵留下了大量的书作、手稿。
王雪樵遍游北京、太原、南京、西安、杭州、五台等名城古刹,搜奇仿古,抚碑读帖,眼界开阔,国学底蕴丰厚,诗文俱佳,又精研书之五体,锲而不舍,大起大落的经历、深厚的学养、再加上扎实的功力,为王雪樵的艺术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量的艺术实践,使王雪樵的书法产生了质的飞跃,臻至“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之境。其于篆由汉到秦再到先秦石鼓文,力追前贤。于隶遍临汉碑,若《史晨碑》《乙瑛碑》《曹全碑》《礼器碑》《衡方碑》《张迁碑》《华山碑》《石门颂》等,尤用力于《礼器碑》《乙瑛碑》《石门颂》,深得汉隶笔势气韵,作品古朴厚重、笔致苍劲、风骨宛然。《陕西省志·名人小辞典》中称其:“近代书法家,其作隶书松姿柏态,遒劲古苍。”钟明善评王雪樵隶书曰:“特别是《重修古佛洞碑记》,诉诸金石之后,倘置之《华山》《史晨》之间亦毫无逊色。”王雪樵浸淫六朝,遍临北碑,于《张猛龙》《张黑女》《石门铭》《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用功尤勤,其正书点画方峻、骨力洞达,奇正相生、浑厚雄强。五体之中,王雪樵以行书为最。其行楷用笔以方为主,铺毫而行,沉着稳健,点画刚柔相济,笔力遒劲振迅,凝练厚实,结体宽绰,抑左扬右,稳中见险,墨足力饱,气势开张,形成了雄强粗犷、朴拙浑厚的风貌。尤其大字五言联,其大、拙、重,犹如黄塬山峁般质朴浑实,又如塞上砍头柳般古拙丰茂,意境更显生犷苍茫。行草以“二王”为根基,参以魏碑,笔力矫健奇崛,刚中有柔,结体或方或圆,收放自如,用笔轻重交替,节奏铿锵,气脉贯通,有至性至情之鼓荡,律动的点线充满激情、冲动不息,书卷气外溢。王雪樵入古不泥古,以自己性情出之,书风个性鲜明,不同于古贤亦迥异于时流,卓然自成一家。
1936年秋,王雪樵赴北平参加“北平笔会”,经轮番竞选,反复鉴评,其书法作品被评为北方第六,书名于塞北竞相传颂。王雪樵北平归来,途经包头,在包头的青冢河畔,王雪樵留下了不少墨迹。
“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春王雪樵应内蒙扎萨克旗沙王和其子鄂贝子之邀赴内蒙,行前,应侄子王既佑之索,赋七绝两首:
夜雨泠泠书画连,王朗泼墨便天然。
从今留幅鹅经卷,竟作吾家故事传。
不妨衣食老风尘,诗酒清寒骨肉真。
留得千年遗像在,儿孙须仿画中人。
此时的王雪樵因为地方除恶送一劣绅进入监,却遭受地方恶势力迫害,故诗意凄清似有诀绝之意,亦可见他对自己书作及处世作为于内心之自信。
至内蒙,王雪樵任扎萨克政府秘书科长兼警备司令鄂贝王子的参谋,成为扎萨克政府的智囊人物。扎萨克政府在百灵庙战役后,协助傅作义、何柱国保护成吉思汗灵柩迁往西北,日本欲将蒙汉分而治之的阴谋遂告破产。1939年,壮志未酬的王雪樵逝于扎萨克旗(现伊旗新街镇),年仅46岁。
王雪樵穷困一生,死时仅一袭破皮袍裹身,然而却为后世留下近万件书作、十万余页手稿。1938年,王雪樵书屋遭日机炸毁,部分墨迹焚毁、失散,其家迁往神木城郊贺家坡。1942年,神木县长侯石年偕教育科长杨和春、民政科长张伯英两次前往贺家坡观赏王雪樵遗墨,用四亩半水地置换,在王雪樵遗作中拣去精品两箱及精拓碑帖数十册,日后又被亲朋顺手牵羊许多,散失竟尽。“文化大革命”中,王雪樵的家族、亲友及存有王雪樵墨迹者,纷纷“自我革命”,付之一炬。尽管如此,由于王雪樵喜交下层群众,馈赠频繁,书写量巨大,近年武绍文已觅集其父墨迹百余件,但民间散存仍然为数不少。
王雪樵在书法初步形成个人风格之时,因患伤寒被误诊,撒手人寰。天生斯人未尽才,能不叹乎?王雪樵的一生犹如彗星划过夜空,虽然短暂,却耀眼夺目。赵熊云:“民国时期,陕西的书画艺术活动是陕西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块亮色。当诸多书画大家依托西京金石书画学会,活跃于西安及关中地区时,王雪樵先生独秀于陕北及塞上,其书法风格与关中一脉相承,俱呈宽博敦厚的北派韵致。”艺术的力量,说到底就是人的力量。在土窑破屋中,王雪樵以心血为汁液调合汉魏于鼎鼐,融汇碑帖于一炉,胸中道义、腹内诗书化作笔底波澜,呈现出一种恢宏壮美的生命境界。他为世人留下的墨迹,无疑是书法艺术之库的瑰宝。(责编:李禹默)
王雪樵天资聪颖,幼而好学,少有书名,12岁为神木凯歌楼以榜书题匾,被誉为“神童”。1913年王雪樵入北京政法大学攻读法律,期间临池广涉汉魏六朝,搜求碑帖于书肆坊间,每得一册爱不释手,心悟手摹不曾间断。王雪樵在西安任职期间出入书肆碑林,收集历代书法拓本近千册,并广交同好,据传,其与于右任熟识即在此时。1922年,王雪樵又随李根源去北京任农商部主事,不久,王雪樵倦于官场的明争暗斗,萌生退意,遂于次年归隐神木。
1923年,29岁的王雪樵回到神木后出任神木大学堂堂长(小学校长),开设数学、史地、格致(自然)、体操等课程,进行新式教育。经过资产阶级法律教育、“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潮流洗礼的王雪樵,和旅外回乡学生史仙洲、张耀廷、郭莪村等人一起竭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打倒孔家店”,不时有惊世骇俗之举。在教学中,王雪樵增设了写字课,传授书法知识和技能,组织书法活动。在王雪樵周围,出现了一批得益于王雪樵的同龄后辈,如学生李二黑、贾绍丞、武新斋、乔国干、陈焕章等,后来都具有相当的书法水平。
王雪樵于书法成痴,每日清晨起床,不事盥洗即立于案前,杜绝一切干扰,专心致志,临习数百字而后他事,数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其家人因长期磨墨而叫苦不迭,尔后他的学生、亲友为之濡砚亦无不嗟叹劳累。王雪樵常对弟子言:“天分聪明者,也需垛两三房纸练字。”王雪樵每确定一帖,必临习数月,心悟玄微,苦练不辍。有一次,王雪樵为山西忻县一富户写完寿幛谢绝润金,富户过意不去,用四头骡子驮纸八垛,专程由山西运至神木相赠,王雪樵全部用来临帖练字,仅此一项书纸数万张。以笔为犁如牛之耕田,书法之于王雪樵,这种在功利之外的躬身力行,不但是为了精神的自由与心灵的安妥,而且更是为了“生命的自足存在”。
1925年,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过寿,派一副官携重金到神木请王雪樵写寿幛,其时王雪樵正在关帝庙避暑乘凉,来人手端银元依势作大,雪樵断然回绝:“字不卖钱,恕不从命。请复命井大人,是手为父母所生,先师所工,非井镇守使然,送客!”来人倨官傲慢,竟出胁迫之语,王雪樵猛地一巴掌扇过去,二百块银元在山坡上乱滚。隔数日,驻神木八十六师副师长高志清准备送井岳秀寿幛,托人传信请王雪樵书写,王雪樵闻信,大清早跑到族兄王应中家说:“老兄,我这几天要躲鬼,在你家住一段,我有上好纸墨,正好给你写几条。”王雪樵禀性孤峻,不以笔墨侍奉权贵,如诗曰:“不如高卧且加餐。”但乡亲父老有所求,却无不应允,甚或倒贴纸墨,且数量巨大,其诗曰:“暂借老妪复瓦盆。”正因为如此,王雪樵的书作虽历经战乱、文革毁弃,至今仍有数百幅在榆林民间流传。
1926年春,刘振华在吴佩孚、张作霖的支持下,纠集十万人进攻西安、围城八个月之久,国民军将领杨虎城、李虎臣率全城军民坚守,时称“二虎守长安”,后冯玉祥将军率军入陕,西安之围被解。为庆祝西安解围,陕西各界举行游艺大会。应于右任之邀,王雪樵受命为大会书写榜书大字“游艺大会”为会额,受到了冯玉祥、于右任及二百同道名流的赞誉,一时书名大振。此次西安之行,让王雪樵终生引以为豪。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王雪樵曾任神木看守所所长。他嫉恶如仇,常为弱者抱打不平,但这一行为深为权贵势力所不容,一怒之下,王雪樵辞去所长之职,受八十六师副师长高志清之聘,任驻国防部代表居南京三年。后因其母去世,于1930年再次回到神木,又因患病,隐居古佛洞、关帝庙等处,静心专研诗文书法。1932年,古佛洞庙修竣,应高志清之请,王雪樵作《重修古佛洞碑记》,并为此碑篆额、书丹,记乃骈散结合,错落有致,文采斐然,书为隶体,浑厚劲健,深得汉人神髓。此一时期,王雪樵留下了大量的书作、手稿。
王雪樵遍游北京、太原、南京、西安、杭州、五台等名城古刹,搜奇仿古,抚碑读帖,眼界开阔,国学底蕴丰厚,诗文俱佳,又精研书之五体,锲而不舍,大起大落的经历、深厚的学养、再加上扎实的功力,为王雪樵的艺术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量的艺术实践,使王雪樵的书法产生了质的飞跃,臻至“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之境。其于篆由汉到秦再到先秦石鼓文,力追前贤。于隶遍临汉碑,若《史晨碑》《乙瑛碑》《曹全碑》《礼器碑》《衡方碑》《张迁碑》《华山碑》《石门颂》等,尤用力于《礼器碑》《乙瑛碑》《石门颂》,深得汉隶笔势气韵,作品古朴厚重、笔致苍劲、风骨宛然。《陕西省志·名人小辞典》中称其:“近代书法家,其作隶书松姿柏态,遒劲古苍。”钟明善评王雪樵隶书曰:“特别是《重修古佛洞碑记》,诉诸金石之后,倘置之《华山》《史晨》之间亦毫无逊色。”王雪樵浸淫六朝,遍临北碑,于《张猛龙》《张黑女》《石门铭》《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用功尤勤,其正书点画方峻、骨力洞达,奇正相生、浑厚雄强。五体之中,王雪樵以行书为最。其行楷用笔以方为主,铺毫而行,沉着稳健,点画刚柔相济,笔力遒劲振迅,凝练厚实,结体宽绰,抑左扬右,稳中见险,墨足力饱,气势开张,形成了雄强粗犷、朴拙浑厚的风貌。尤其大字五言联,其大、拙、重,犹如黄塬山峁般质朴浑实,又如塞上砍头柳般古拙丰茂,意境更显生犷苍茫。行草以“二王”为根基,参以魏碑,笔力矫健奇崛,刚中有柔,结体或方或圆,收放自如,用笔轻重交替,节奏铿锵,气脉贯通,有至性至情之鼓荡,律动的点线充满激情、冲动不息,书卷气外溢。王雪樵入古不泥古,以自己性情出之,书风个性鲜明,不同于古贤亦迥异于时流,卓然自成一家。
1936年秋,王雪樵赴北平参加“北平笔会”,经轮番竞选,反复鉴评,其书法作品被评为北方第六,书名于塞北竞相传颂。王雪樵北平归来,途经包头,在包头的青冢河畔,王雪樵留下了不少墨迹。
“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春王雪樵应内蒙扎萨克旗沙王和其子鄂贝子之邀赴内蒙,行前,应侄子王既佑之索,赋七绝两首:
夜雨泠泠书画连,王朗泼墨便天然。
从今留幅鹅经卷,竟作吾家故事传。
不妨衣食老风尘,诗酒清寒骨肉真。
留得千年遗像在,儿孙须仿画中人。
此时的王雪樵因为地方除恶送一劣绅进入监,却遭受地方恶势力迫害,故诗意凄清似有诀绝之意,亦可见他对自己书作及处世作为于内心之自信。
至内蒙,王雪樵任扎萨克政府秘书科长兼警备司令鄂贝王子的参谋,成为扎萨克政府的智囊人物。扎萨克政府在百灵庙战役后,协助傅作义、何柱国保护成吉思汗灵柩迁往西北,日本欲将蒙汉分而治之的阴谋遂告破产。1939年,壮志未酬的王雪樵逝于扎萨克旗(现伊旗新街镇),年仅46岁。
王雪樵穷困一生,死时仅一袭破皮袍裹身,然而却为后世留下近万件书作、十万余页手稿。1938年,王雪樵书屋遭日机炸毁,部分墨迹焚毁、失散,其家迁往神木城郊贺家坡。1942年,神木县长侯石年偕教育科长杨和春、民政科长张伯英两次前往贺家坡观赏王雪樵遗墨,用四亩半水地置换,在王雪樵遗作中拣去精品两箱及精拓碑帖数十册,日后又被亲朋顺手牵羊许多,散失竟尽。“文化大革命”中,王雪樵的家族、亲友及存有王雪樵墨迹者,纷纷“自我革命”,付之一炬。尽管如此,由于王雪樵喜交下层群众,馈赠频繁,书写量巨大,近年武绍文已觅集其父墨迹百余件,但民间散存仍然为数不少。
王雪樵在书法初步形成个人风格之时,因患伤寒被误诊,撒手人寰。天生斯人未尽才,能不叹乎?王雪樵的一生犹如彗星划过夜空,虽然短暂,却耀眼夺目。赵熊云:“民国时期,陕西的书画艺术活动是陕西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块亮色。当诸多书画大家依托西京金石书画学会,活跃于西安及关中地区时,王雪樵先生独秀于陕北及塞上,其书法风格与关中一脉相承,俱呈宽博敦厚的北派韵致。”艺术的力量,说到底就是人的力量。在土窑破屋中,王雪樵以心血为汁液调合汉魏于鼎鼐,融汇碑帖于一炉,胸中道义、腹内诗书化作笔底波澜,呈现出一种恢宏壮美的生命境界。他为世人留下的墨迹,无疑是书法艺术之库的瑰宝。(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