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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在河南的南部，河南人把它当南方，南方人把它当北方。信阳以北，任何河流冬季都将冰封；信阳以南，即使三九严寒，河水照旧汩汩奔流。
多年以来，中原文明、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在这里碰撞杂交，终于催生了一个兼容并蓄却又风格独特的淮河文化。其中的饮食文化，更是首屈一指。福建多地的美食，在信阳找到源头；更遥远的东南亚地区，也在信阳找到祖根。
而今，总人口近千万的信阳，有数十万大军在京津沪穗等全国各地从事餐饮服务。
这个城市物产丰富，又有着漫长的美食传统，让现代人很难想象，50年前这里会出现大饥荒。而饥饿的记忆，也成为这座美食之城的隐秘而确凿的推动力。
居民楼里的美食
信阳的冬天像极了北方的城市，2012年底的一天，瑞雪纷飞。市中心八一步行街小区余富贵家里，3室1厅灯火灿烂，各个房间一片欢声笑语。其中最大的一间屋子里，摆着几台餐桌，几只煮沸的火锅点燃了热烈的气氛，一桌满怀敬意的亲人热情地招呼着69岁的老人何先生，给老人接风洗尘。
如果你以为这是余富贵在招待亲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信阳市大大小小家庭餐馆中的一个。这些家庭餐馆稠密地分布在每个居民楼里。餐馆老板将本来应该用作居住的房间简单装修，摆上餐桌、麻将桌，就可以开张迎宾。
余家的餐馆是这个小区最早的家庭餐馆，也是信阳全市最早的家庭餐馆之一。虽然经营了将近20年，餐馆却始终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为了方便食客寻找，老余在南北两个窗户都挂上一串大红灯笼。这一做法被后来者沿用。走进信阳任何一个居民楼，如果看到窗户上的灯笼，尽管上门品尝美食。
客人们酒至半酣，激情被酒精点燃，声调越来越高昂。
食客们的欢声笑语，冲击着余富贵的耳膜。身材消瘦的他沉默地盯着灶头陶罐里升腾的雾气。这个经营家庭餐馆的老板，在当地被称为信阳菜民间大师，劳作之余，他喜欢眺望街景，想象对面几家大酒店的盛况。
他家厨房外的城市，灯红酒绿。纷飞的雪花挡不住客人的脚步，这座城市里大小酒店餐馆，像此前的每一个日子一样，家家爆满。
在余富贵的厨房和库房里，储藏着大量食材，每天还会采买更多的新鲜蔬菜。
每天，余富贵要经手这么多食物，他把它们制作成精美的美食，可他没法忘记食品最基本的功能——50年前，他的爷爷，一个著名的厨师，因饥饿而死亡。
余富贵的老家在信阳罗山县定远乡，曾祖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厨师。祖父跟着曾祖父给举办红白喜事的东家干活，耳濡目染，也学了一手烹调的硬功夫。1959年大饥荒时，这个手头没有半粒米的大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伴饿死后，自己也饿死。
余富贵命大，度过饥荒后，瘦得像豆芽的他应征入伍，混到了饱饭吃。1990年，他转业进信阳市，在机械厂当车间主任。稳定的生活没过太长时间，和许多国企一样，机械厂陷入萧条。17年前，车间主任余富贵也下了岗。好在家里还有套房子，一群老哥们喜欢吃他做的罗山菜。他就势把家里改造了一下，在家属院里开起了第一个家庭餐馆。后来，八一路改造，攒了不少票子的他在步行街买了一套方便出入的大房子，把家庭餐馆迁到这里。
余富贵一家再也不会面对饥饿，可50年前的岁月从来没有真正抹去，余富贵总是忍不住去想，当年如果有这么多食物，他的爷爷奶奶，就不会饿死了。
在信阳，有太多人对食物的态度，还在被那段历史影响。
饥饿的纪念碑
吴永宽老人有个特殊的习惯，他一直不愿意把一顿饭吃得太饱。“不能糟蹋粮食，要不，老天爷还会报应的！”他这样解释他的古怪行为。他私下告诉人：吃太饱了，对不住那些饿死的亲人。
吴永宽是信阳光山县十里镇吴围孜村人，他常常来到田间两座石碑前，凝视着石碑上的72个人的名字，默默无语。
他的亲人，在1959至1962年间，因为饥饿，先后倒在这块石碑附近的房里房外、田间地头。2004年，老人在分给自己的土地上，立下这两块石碑，把因饥饿而死亡的亲人、乡亲的名字一个个刻在石碑上。
老人所在的吴围孜村，是那个饥饿年代的重灾区。能从那个年代幸存下来，吴永宽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照应着他。他顽强地生活着，并娶妻生子。其中的一个孩子，走出这片沉重的土地，成为定居美国的一个科研人员。
石碑上的72个名字，一部分存在吴永宽的记忆中；更大的一部分，是他在从村干部位置上退下来后，奔波数年，访遍周边十里八乡后，从同辈人脑子里搜罗的。
对那个特殊时代的人们，人们心照不宣，刻意不再重提让他们心悸的噩梦，尽量简单地说出死者的姓名、村落。但为了核对信息，他们时不时还要重新提起他们记忆中死者的惨状。这样，几年下来，那些死者的形象在老人心中渐渐复活。吴永宽说，不把他们的名字铭记下来，告诉后来者，他真的无法平静。
站在他自己立下的石碑前，吴永宽说，我只是想让后人们知道，他们家乡曾经拥有这样一群苦难者。
每年大年三十，吴永宽老人和吴围孜附近的村民都会盛满几大碗米饭、肉菜，放在石碑前。“让他们也好好吃个饱吧！”
吴永宽所在的光山县是司马光的故乡，县委招待所里还有据说司马光砸缸时期留下来的一口古井。光山人和司马光一样聪慧精明，这个县因此自称智慧之乡。这里是共和国将军尤太忠、万海峰、钱均等数十位将军的故乡，也是周恩来妻子邓颖超的娘家。
十里镇是信阳民俗风情里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这里民风热情，好吃、会吃。逢年过节，不管家里再穷，每家每户都会摆上满满一桌菜肴；家里来了客人，主人出门在村里挪借一圈，也要炒出几个像样的菜。至于红白喜事，更是大操大办，杀猪宰羊，大酒大肉。平时的日子，普通人家每顿饭也都要有炒菜。总而言之，再苦，也不能苦着嘴和肚子。 当地人常说：过去都饿怕了。现在日子好了，咋能再委屈自己？人生还不知有多长，吃点喝点是赚的，还不知道哪天眼一闭，什么都完了。
不但要吃饱，还要吃好，成了信阳人的头等大事。
信阳城区，从东到西，不过10公里；从南到北，也就六七公里。总建成区面积不足60平方公里，总常住人口仅60万人。余富贵曾调研信阳餐饮业现状，他惊讶地发现，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餐馆酒店至少有3000家，算上没名的家庭餐馆，最多可能近万家饭店。
城里主干道挂着精美招牌的，是这个城市餐饮大军中的“主力部队”。这些酒店位于闹市，房租高昂，证照齐全，高中低档不等，是公务消费、商务消费和大众消费的主力。
从南湾湖起源，穿城而过直抵25公里外平桥区五里镇最东端的浉河，南北两岸大小酒店星罗棋布。特别是南岸，东有挤得密密麻麻的各式农家山庄，西有肖家河一家挨着一家的“美食街”。
南湾湖是淮河上游特大型水库，面积是西湖的12倍。环湖公路两边，布满大大小小的农家山庄。数量是多少，根本无法统计。春季秋季，是这些“农家乐”饭店的旺季。
过去15年，余富贵的家庭餐馆也发展迅速，他在信阳全城共开了5家连锁的家庭餐馆，每个店聘请一个店长，统一采购原料，统一规范菜品，统一经营模式。
很多外地人来信阳，感叹信阳人会吃、舍得吃。他们疑惑：信阳不是河南省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吗？是不是都是吃穷的？
吃不穷的信阳
了解信阳的人都知道，信阳是吃不穷的，而且本应该越吃越富。
信阳古属申国，旧称义阳，中国南北分界线的淮河在城北20公里，中原与南方分界线的大别山主脉在城南40公里。有史以来，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分，降雨充沛，农业条件极好。以2012年为例，虽然连续遭遇3年旱灾，信阳仍然生产出中国百分之一的粮食，出产了河南百分之八十的水产，“鱼米之乡”，名至实归。大别山更是中国植物博物馆，北方的植物能生长，南方的植物也能生长，山里物产极其丰富。可以说，只要天下太平，信阳人就能吃饱喝好，过个小康生活。
问题是，信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是中原南下的战略要冲，更是楚国攻伐中原的桥头堡。封建帝王抢夺天下，这里是主战场。日寇侵略，信阳是重灾区，更是武汉会战的主战场。解放战争，刘邓挥师南下，第一步就是抢占大别山。
只要有战乱，信阳就很难逃脱蹂躏和摧残。唐末，黄巢、王仙之对申州（信阳）疯狂杀伐；明末，李自成再开杀戒。这两次屠杀，几乎都让信阳当时的人口锐减三分之二。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让信阳人口再次锐减。其中，新县的箭厂河乡，现在的人口仍未恢复到1920年代的水平。建城2500多年的信阳，被毁了无数次，重建了无数次。到1949年，城区仍不过10平方公里。
生命如此轻薄，命运如此叵测，信阳人情何以堪？与其盼望基本没什么希望的明天，还不如过好眼前的分分秒秒。那就吃吧，喝吧，痛快一时是一时，舒服一会是一会——这，大概就是信阳人集体潜意识里对人生最一致的感悟。这样一片土地上的一群人，最终，人人都成了美食的追求者。
而50年前那场大饥荒更是与众不同，它没有发生在战乱时期，也不因为天灾饥馑，那场饥荒过后，人们对吃更看重了。
很多老人回忆，到了1962年，在饿了多天之后，迎来了收获，有了粮食，不少人欢欣鼓舞，生火做饭，一下子吃了好几碗，结果，不少人肠胃被胀破，撑死了。
更多的食物拥进粮仓后，家家户户把原来腊卤煎晒的传统技术捡起来，美食之乡重新家家飘香。改革开放后，物质更加丰富，分工也开始细化，信阳各个县区的独特美食汇集到信阳城，动脑子的餐馆、酒店以本地菜做主打品牌，终于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信阳菜。
“当初当兵，是为了填饱肚子。后来开餐馆，还是为了吃饭。饿怕了啊！人活着，先得吃饱吃好。”余富贵说。
用《1942》纪念
2012下半年，很多食客来吃饭时，都在谈一部叫《1942》的电影。在这部表现河南大饥荒的电影中，信阳并没有出现，河南北部西部是当年饥饿的重灾区。可相同的饥饿的历史，让信阳人对这部电影尤其关注。
有一次，一位客人问余富贵：老板，1959年您多大？记不记得那时候饿死人的事情？
老人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神色黯然，说，怎么不记得，我的祖父、祖母都是活活饿死的，我自己侥幸，活了下来。
饭桌上经历过“粮食关”的，还有几位老人。这个话题激活了老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记忆，老人们放下筷子。
“说是天灾，其实更多是人祸。当时还属于信阳管辖的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带头放卫星搞粮食高产的浮夸风，埋下祸根。后来自然灾害发生了，信阳整个地区农民家里断粮。那么多粮食堆在仓库里，农民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谁也不敢动用。当时的信阳官员不仅瞒报灾情，而且依然催缴公粮，最终造成大量人员饿死。”一个曾经当过乡干部的老人说。
在信阳很多县区，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干部中1959年至1962年出生的，很少。因为饥饿，当时的生育率超低，即使有少数婴儿侥幸出生，也很难存活。
官方至今没有公布1959—1961年间信阳饿死的具体人数。经历过那个岁月的老人们说起自己当年被饿的经历，说起那些被饿死的邻居和亲人，很少能不哽咽。
在一个不那么忙碌的夜晚，余富贵一个人去了电影院，看了《1942》。这部电影里没有信阳，可这个美食店的老板还是忍不住想起来自己和亲人经历的那段岁月。
饥饿与美食，已经被牢牢地钉在了一起。
多年以来，中原文明、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在这里碰撞杂交，终于催生了一个兼容并蓄却又风格独特的淮河文化。其中的饮食文化，更是首屈一指。福建多地的美食，在信阳找到源头；更遥远的东南亚地区，也在信阳找到祖根。
而今，总人口近千万的信阳，有数十万大军在京津沪穗等全国各地从事餐饮服务。
这个城市物产丰富，又有着漫长的美食传统，让现代人很难想象，50年前这里会出现大饥荒。而饥饿的记忆，也成为这座美食之城的隐秘而确凿的推动力。
居民楼里的美食
信阳的冬天像极了北方的城市，2012年底的一天，瑞雪纷飞。市中心八一步行街小区余富贵家里，3室1厅灯火灿烂，各个房间一片欢声笑语。其中最大的一间屋子里，摆着几台餐桌，几只煮沸的火锅点燃了热烈的气氛，一桌满怀敬意的亲人热情地招呼着69岁的老人何先生，给老人接风洗尘。
如果你以为这是余富贵在招待亲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信阳市大大小小家庭餐馆中的一个。这些家庭餐馆稠密地分布在每个居民楼里。餐馆老板将本来应该用作居住的房间简单装修，摆上餐桌、麻将桌，就可以开张迎宾。
余家的餐馆是这个小区最早的家庭餐馆，也是信阳全市最早的家庭餐馆之一。虽然经营了将近20年，餐馆却始终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为了方便食客寻找，老余在南北两个窗户都挂上一串大红灯笼。这一做法被后来者沿用。走进信阳任何一个居民楼，如果看到窗户上的灯笼，尽管上门品尝美食。
客人们酒至半酣，激情被酒精点燃，声调越来越高昂。
食客们的欢声笑语，冲击着余富贵的耳膜。身材消瘦的他沉默地盯着灶头陶罐里升腾的雾气。这个经营家庭餐馆的老板，在当地被称为信阳菜民间大师，劳作之余，他喜欢眺望街景，想象对面几家大酒店的盛况。
他家厨房外的城市，灯红酒绿。纷飞的雪花挡不住客人的脚步，这座城市里大小酒店餐馆，像此前的每一个日子一样，家家爆满。
在余富贵的厨房和库房里，储藏着大量食材，每天还会采买更多的新鲜蔬菜。
每天，余富贵要经手这么多食物，他把它们制作成精美的美食，可他没法忘记食品最基本的功能——50年前，他的爷爷，一个著名的厨师，因饥饿而死亡。
余富贵的老家在信阳罗山县定远乡，曾祖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厨师。祖父跟着曾祖父给举办红白喜事的东家干活，耳濡目染，也学了一手烹调的硬功夫。1959年大饥荒时，这个手头没有半粒米的大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伴饿死后，自己也饿死。
余富贵命大，度过饥荒后，瘦得像豆芽的他应征入伍，混到了饱饭吃。1990年，他转业进信阳市，在机械厂当车间主任。稳定的生活没过太长时间，和许多国企一样，机械厂陷入萧条。17年前，车间主任余富贵也下了岗。好在家里还有套房子，一群老哥们喜欢吃他做的罗山菜。他就势把家里改造了一下，在家属院里开起了第一个家庭餐馆。后来，八一路改造，攒了不少票子的他在步行街买了一套方便出入的大房子，把家庭餐馆迁到这里。
余富贵一家再也不会面对饥饿，可50年前的岁月从来没有真正抹去，余富贵总是忍不住去想，当年如果有这么多食物，他的爷爷奶奶，就不会饿死了。
在信阳，有太多人对食物的态度，还在被那段历史影响。
饥饿的纪念碑
吴永宽老人有个特殊的习惯，他一直不愿意把一顿饭吃得太饱。“不能糟蹋粮食，要不，老天爷还会报应的！”他这样解释他的古怪行为。他私下告诉人：吃太饱了，对不住那些饿死的亲人。
吴永宽是信阳光山县十里镇吴围孜村人，他常常来到田间两座石碑前，凝视着石碑上的72个人的名字，默默无语。
他的亲人，在1959至1962年间，因为饥饿，先后倒在这块石碑附近的房里房外、田间地头。2004年，老人在分给自己的土地上，立下这两块石碑，把因饥饿而死亡的亲人、乡亲的名字一个个刻在石碑上。
老人所在的吴围孜村，是那个饥饿年代的重灾区。能从那个年代幸存下来，吴永宽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照应着他。他顽强地生活着，并娶妻生子。其中的一个孩子，走出这片沉重的土地，成为定居美国的一个科研人员。
石碑上的72个名字，一部分存在吴永宽的记忆中；更大的一部分，是他在从村干部位置上退下来后，奔波数年，访遍周边十里八乡后，从同辈人脑子里搜罗的。
对那个特殊时代的人们，人们心照不宣，刻意不再重提让他们心悸的噩梦，尽量简单地说出死者的姓名、村落。但为了核对信息，他们时不时还要重新提起他们记忆中死者的惨状。这样，几年下来，那些死者的形象在老人心中渐渐复活。吴永宽说，不把他们的名字铭记下来，告诉后来者，他真的无法平静。
站在他自己立下的石碑前，吴永宽说，我只是想让后人们知道，他们家乡曾经拥有这样一群苦难者。
每年大年三十，吴永宽老人和吴围孜附近的村民都会盛满几大碗米饭、肉菜，放在石碑前。“让他们也好好吃个饱吧！”
吴永宽所在的光山县是司马光的故乡，县委招待所里还有据说司马光砸缸时期留下来的一口古井。光山人和司马光一样聪慧精明，这个县因此自称智慧之乡。这里是共和国将军尤太忠、万海峰、钱均等数十位将军的故乡，也是周恩来妻子邓颖超的娘家。
十里镇是信阳民俗风情里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这里民风热情，好吃、会吃。逢年过节，不管家里再穷，每家每户都会摆上满满一桌菜肴；家里来了客人，主人出门在村里挪借一圈，也要炒出几个像样的菜。至于红白喜事，更是大操大办，杀猪宰羊，大酒大肉。平时的日子，普通人家每顿饭也都要有炒菜。总而言之，再苦，也不能苦着嘴和肚子。 当地人常说：过去都饿怕了。现在日子好了，咋能再委屈自己？人生还不知有多长，吃点喝点是赚的，还不知道哪天眼一闭，什么都完了。
不但要吃饱，还要吃好，成了信阳人的头等大事。
信阳城区，从东到西，不过10公里；从南到北，也就六七公里。总建成区面积不足60平方公里，总常住人口仅60万人。余富贵曾调研信阳餐饮业现状，他惊讶地发现，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餐馆酒店至少有3000家，算上没名的家庭餐馆，最多可能近万家饭店。
城里主干道挂着精美招牌的，是这个城市餐饮大军中的“主力部队”。这些酒店位于闹市，房租高昂，证照齐全，高中低档不等，是公务消费、商务消费和大众消费的主力。
从南湾湖起源，穿城而过直抵25公里外平桥区五里镇最东端的浉河，南北两岸大小酒店星罗棋布。特别是南岸，东有挤得密密麻麻的各式农家山庄，西有肖家河一家挨着一家的“美食街”。
南湾湖是淮河上游特大型水库，面积是西湖的12倍。环湖公路两边，布满大大小小的农家山庄。数量是多少，根本无法统计。春季秋季，是这些“农家乐”饭店的旺季。
过去15年，余富贵的家庭餐馆也发展迅速，他在信阳全城共开了5家连锁的家庭餐馆，每个店聘请一个店长，统一采购原料，统一规范菜品，统一经营模式。
很多外地人来信阳，感叹信阳人会吃、舍得吃。他们疑惑：信阳不是河南省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吗？是不是都是吃穷的？
吃不穷的信阳
了解信阳的人都知道，信阳是吃不穷的，而且本应该越吃越富。
信阳古属申国，旧称义阳，中国南北分界线的淮河在城北20公里，中原与南方分界线的大别山主脉在城南40公里。有史以来，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分，降雨充沛，农业条件极好。以2012年为例，虽然连续遭遇3年旱灾，信阳仍然生产出中国百分之一的粮食，出产了河南百分之八十的水产，“鱼米之乡”，名至实归。大别山更是中国植物博物馆，北方的植物能生长，南方的植物也能生长，山里物产极其丰富。可以说，只要天下太平，信阳人就能吃饱喝好，过个小康生活。
问题是，信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是中原南下的战略要冲，更是楚国攻伐中原的桥头堡。封建帝王抢夺天下，这里是主战场。日寇侵略，信阳是重灾区，更是武汉会战的主战场。解放战争，刘邓挥师南下，第一步就是抢占大别山。
只要有战乱，信阳就很难逃脱蹂躏和摧残。唐末，黄巢、王仙之对申州（信阳）疯狂杀伐；明末，李自成再开杀戒。这两次屠杀，几乎都让信阳当时的人口锐减三分之二。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让信阳人口再次锐减。其中，新县的箭厂河乡，现在的人口仍未恢复到1920年代的水平。建城2500多年的信阳，被毁了无数次，重建了无数次。到1949年，城区仍不过10平方公里。
生命如此轻薄，命运如此叵测，信阳人情何以堪？与其盼望基本没什么希望的明天，还不如过好眼前的分分秒秒。那就吃吧，喝吧，痛快一时是一时，舒服一会是一会——这，大概就是信阳人集体潜意识里对人生最一致的感悟。这样一片土地上的一群人，最终，人人都成了美食的追求者。
而50年前那场大饥荒更是与众不同，它没有发生在战乱时期，也不因为天灾饥馑，那场饥荒过后，人们对吃更看重了。
很多老人回忆，到了1962年，在饿了多天之后，迎来了收获，有了粮食，不少人欢欣鼓舞，生火做饭，一下子吃了好几碗，结果，不少人肠胃被胀破，撑死了。
更多的食物拥进粮仓后，家家户户把原来腊卤煎晒的传统技术捡起来，美食之乡重新家家飘香。改革开放后，物质更加丰富，分工也开始细化，信阳各个县区的独特美食汇集到信阳城，动脑子的餐馆、酒店以本地菜做主打品牌，终于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信阳菜。
“当初当兵，是为了填饱肚子。后来开餐馆，还是为了吃饭。饿怕了啊！人活着，先得吃饱吃好。”余富贵说。
用《1942》纪念
2012下半年，很多食客来吃饭时，都在谈一部叫《1942》的电影。在这部表现河南大饥荒的电影中，信阳并没有出现，河南北部西部是当年饥饿的重灾区。可相同的饥饿的历史，让信阳人对这部电影尤其关注。
有一次，一位客人问余富贵：老板，1959年您多大？记不记得那时候饿死人的事情？
老人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神色黯然，说，怎么不记得，我的祖父、祖母都是活活饿死的，我自己侥幸，活了下来。
饭桌上经历过“粮食关”的，还有几位老人。这个话题激活了老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记忆，老人们放下筷子。
“说是天灾，其实更多是人祸。当时还属于信阳管辖的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带头放卫星搞粮食高产的浮夸风，埋下祸根。后来自然灾害发生了，信阳整个地区农民家里断粮。那么多粮食堆在仓库里，农民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谁也不敢动用。当时的信阳官员不仅瞒报灾情，而且依然催缴公粮，最终造成大量人员饿死。”一个曾经当过乡干部的老人说。
在信阳很多县区，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干部中1959年至1962年出生的，很少。因为饥饿，当时的生育率超低，即使有少数婴儿侥幸出生，也很难存活。
官方至今没有公布1959—1961年间信阳饿死的具体人数。经历过那个岁月的老人们说起自己当年被饿的经历，说起那些被饿死的邻居和亲人，很少能不哽咽。
在一个不那么忙碌的夜晚，余富贵一个人去了电影院，看了《1942》。这部电影里没有信阳，可这个美食店的老板还是忍不住想起来自己和亲人经历的那段岁月。
饥饿与美食，已经被牢牢地钉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