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身为广空政治部宣传处新闻干事、同时兼任《空军报》特约记者的我正在广空航空兵运输机某部采访，忽闻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要举行国庆大阅兵，我精神为之一振。作为一名军人，如果能参加这一盛事，将是无尚光荣的。我一刻也不愿耽搁，利用飞机转场间隙，随机赶回广州，马不停蹄地回到部队，主动向单位和军区空军首长请缨到阅兵村采访，当日获准，手续从简。
　　1999年10月1日，“空中加、受油机”要飞临天安门上空，出现在空中第三梯队的位置上，由两架加油机和四架歼击机编成的两个三机楔形，飞行高度703米，速度550公里／小时。这就是大阅兵空中受阅方阵中首次露面的中国自行研制的、震惊世人的空中加、受油机梯队。这个梯队由空中加油机某团与歼击机航空兵某师组成，通过天安门上空時，成“品”字形楔队飞行。带队长机是一架加油机，左右后方跟进的是两架歼击受油战机。此编队能出现不仅首次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空军加、受油机的风采，也首次向人们宣告中国空军有了自己的空中加油机。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空军实现了战略性对接，也标志着中国空军远程作战能力有了突破性进展。它使中国成为继英、美、俄、法之后第五个掌握此项技术的国家。据有关人士介绍，空中加、受油机尽管在我国研究起步较晚，但技术研究起点高，一架加油机既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对四架歼击机的空中加油，还能对抗多种干扰和振动冲击，其中不少技术项目的运用在国内尚属首次。
　　
　　第一个登上中国空军加油机的非编制人员——与空中加油机一同飞翔的女兵
　　
　　我知道阅兵村有铁的纪律，非编人员未经特批一律不得靠近或触摸飞机，更别说是登机航拍了。要想登上空中加油机航拍，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奢望。
　　但是，我仍然有这样的梦想，而且挥之不去。我开始给自己创造条件，绞尽脑汁找登机的理由。受油机是战斗机，飞机只能乘坐飞行员一人。要想上飞机航拍，最好的摄影位置在加油机上。于是，我找到参加受阅加油机带队长机、特级飞行员尹培强，采取蘑菇战术，给他讲如果我能完成空中航拍，会给部队留下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意义深远，责任重大。结果第一次被他笑着礼貌地谢绝了；第二次又被他客气地婉转拒绝了；第三次，我拿出军区空军的牌子想吓他，没想到他又一脸严肃地问我要登机航拍特批文件，这下子我傻眼了。
　　航拍不成，再辟蹊径。我在阅兵村一待就是一个月。加、受油梯队分驻两地，我往返采访10余趟，行程上千公里，其中的辛苦现在想起来，都无法想像。人瘦了五公斤，皮肤晒成古铜色，完全没有了以往漂亮女孩的模样。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氛围和条件下，根本不允许我思考、畏惧，只是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完成好任务。我始终坚持白天飞行训练与飞行员一同进场，吃饭与地勤一个锅灶，夜晚挑灯赶写新闻稿。为此，与官兵们结下深厚的友谊，与飞行驾驶员和领航员关系称得上“哥们儿”，实在没机会只能依靠他们帮我拍几张照片作资料用。正待我不抱希望的时候，机会却悄悄来了。
　　1999年7月下旬的一天，空军领导和广州军区空军首长分别前往阅兵村看望大家。我主动承担了摄影师工作，陪同前往。参观慰问期间，我抓住机会提出升空航拍的请求，得到首长们认可，但提出要经阅兵部队一线指挥员批准。我再一次找到尹培强，这次不用蘑菇战术，而是以加油机受阅人员的军人姿态出现在他面前，没想到把他吓一跳，“一个星期没见，武记者怎么晒得跟我们一样了。”这时，加油机部队副政委李昌明和团副参谋长曹士锋在一旁说：“小武这些天不是跟着机务进场，就是和指挥人员在一起蹲塔台，已经是我们中的一员了。”在大家的证明下，尹团长思考很长一段时间后．回头说：“上面(飞机上)没有你的座位。”我表态道：“只要有位子，站着也行。”他又说：“你没有降落伞。”我说：“不怕，我相信你的飞行技术。”最后，他对航医交代，“如果武记者身体符合条件，明天放飞。”我兴奋得跳起来。航医也为我开心，说：“你都比我高小半头，还蹦呢！当心体检血压高。” 那天晚上的一觉，我反而睡得很踏实，第二天一早6点就起床，一切准备就绪早早来到机场。
　　翻开我当年写下的采访日记，是这样记载的：当日天气晴朗，风速2～3级，气温39℃。上午11点钟飞机返场，机场跑道地表温将达到57℃。我在上午7时45分开始准备登机。飞机主副驾驶员就位，领航员、加油员就位。我乘机长尹培强驾驶的第一架加油机升空，8时整。飞机准时起飞。第二架加油机是由副团长朱爱生驾驶的僚机紧跟其后，始终保持编队队形。
　　我终于登上了中国空军加油机，成为第一个登上空军加油机的非编制人员。
　　
　　三次升空航拍，身体素质考核成绩两次优秀一次良好——我是机组成员中唯一没有配备伞降装置的成员
　　
　　登上飞机才体会到浪漫与受阅部队无缘。飞行员从飞机发动开始运转的那一刻起，神经开始进入高度紧张期。飞机大、速度快，因而飞起编队难度也大。当天是我首次升空，尹团长告诉我：“今天你体验一下飞行，明天正式编队你就可以航拍了。”尹团长如此心细，令我感叹。
　　飞机很大，飞行员块头也大，机组成员各就各位，只有我是多余的。没有多余的位置可坐，我只能双脚站在机舱门上(加油机机舱门在机腹的位置)，一手扶相机，一手扶住副驾驶座椅保持身体平衡。我的左右是飞机正副驾驶员，前方是一领(第一领航员)，后方是二领(第二领航员)。他们的座椅下方，是伞降装置。我是机组成员中唯一没有配备伞降装置的人，而且还站立在机舱门上，可我一点也不紧张，因为我非常放心他们的驾驶技术。机组成员都忙着注视飞机仪表，机长还要随时和地面指挥保持联络。为了不给飞行员添乱，我只是偶尔借飞行员转动身体的间隙，乘机探头向外望去：天，蔚蓝如镜；云，如海潮层层，伴着震耳的轰鸣声，俯瞰翼下，白茫茫一片。
　　这时尹培强大声问道：“小武，感觉怎样？”我一脸的轻松样说：“没事！”只见他竖起大拇指告诉机组其他人。我这才发现大家正看着我．对我发出赞许的微笑。我颇为得意。
　　谁知尹团长接着说：“小武，抓稳，我们要作云中编队了。”我知道这是个高难度课目。飞机进入云中，飞行员不能用目视飞行，完全要依靠机载仪表飞行，需要飞行员具备扎实的基本功。云中的颠簸远比我想像的厉害。不到5分钟，我就吃不消了，头晕目眩、胃里翻江倒海，脸青、嘴乌、汗浸军装，真想一脚把门踢开跳下去。就在我快耍虚脱的那一刻，飞机已经返航落地了。一出舱门，吸进第一口新鲜空气，我顿时感到又活过来了。僚机的飞行员们一下来，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武记者怎样？”这边的飞行员手比成喇叭状喊道：“挺棒，还没交公粮(没吐的意思)。”
　　我因有些虚脱，对机场上令人窒息的热浪一点没感觉出来，脚一着地，就一屁股坐到跑道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被身后的领航员一把拎起来：“小心烫着，这地面能烫熟鸡蛋呢！我们试过。”
　　第二天，正式航拍。因为有了头天的飞行体验，上飞机前，我除了带上相机、胶卷，还带上航医给的几个塑料袋以备呕吐用。机组成员对我头天经受住了考验．给予赞赏，并争相给我介绍防晕机的技巧，告诉我想吐就吐出来，憋着会更难受。
　　第三天航拍，我已经是个较有经验的机组一员了。领航员在没有领航任务的空隙里，给我让出位置，给了我宝贵的1分45秒拍摄时间，使我实现了航拍的梦想。
　　
　　老朋友突然在空中相见，彼此竖起拇指表示问候。将军赞许，询问谁让上天——女中尉表示不能出卖朋友
　　
　　加受油机梯队分住两个机场，相隔数百公里，每次训练都要在空中相约编队后并入空中方阵。这就给编队飞行时间上增加了难度，不能提前一秒，也不能推后一秒。加油机领航员郝忠政的压力最大，每天要在航线地图上反反复复进行精细标画，对气象条件也要了如指掌。他模拟航线准时到达和飞机跟进编队误差不过一秒钟。别看长机机长尹培强团长身高1.80米，体重90公斤，可驾驶技术一流。他将偌大机体牢牢地自如地掌握在手中，可以让飞机快起来，也能慢下来。这种飞行技巧在空中等待受油机进入编队序列，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我亲历了这一场面。加油机航行10来分钟后，只见翼下绵延起伏的山峦之间，四架受油机飞旋而上，在空中漂亮地飞出一个小航线直接飞到加油机两翼，完成编队就在一瞬之间。随后，空军加受油机组成的第三空中梯队呈“品”字队形加入整个空中阅兵方阵。不管空中风速如何变化，空中梯队如同“空中长城”一般稳稳地朝着北京天安门飞翔。也就在这一刻，我探头拍摄到珍贵的编队图片资料。同时。也在这一瞬间，我在空中近距离看到受油机带队长机黄建明副师长和僚机飞行大队长于海涛。啪啪拍完照。兴奋之余，我冲着受油机飞行员竖起拇指，没想到意外地收到了回赠，时间很短，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晚上，返航回到阅兵村我才相信一切都是真的。因为，受油机阅兵村的战友们听飞行员说：“我在空中见到武艾丽了！”大家纷纷来电话向我表示祝贺。
　　空军首长知道我升空航拍后，专门给军区空军首长说：“应该给武艾丽立功，军人就要有这种献身精神。”当首长问我是谁批准我上飞机的时，我斗胆向首长提了一个问题：“能问一下首长是要表扬他还是批评他？”首长反问我为什么。我说“如果首长表扬他，我立刻告诉您，如果是批评，我就不能说，我不能出卖朋友。”首长听了笑得开怀，说：“好，我就不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