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
尔一定可以得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
“我不能够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被称为是人民军队的创建开始，而叶挺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两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又在广州起义时担任工农红军第一任总司令。毛泽东曾当面评价叶挺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新四军作为人民军队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战史当然也要从叶挺写起。
在“皖南事变”中，叶挺受党指示下山与国民党谈判被扣押。共产党除用各种渠道揭露真相外，还立即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意即叶挺释放以后仍任军长，这既是对叶挺的肯定，也是对新四军这段历史的肯定。叶挺在狱中回答敌人的诱降时说：“我是新四军军长，如果新四军有什么问题，一切责任应由我来承担。”这是叶挺对新四军的忠诚。
尽管蒋介石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深恶痛绝，但对于声名赫赫的叶挺却十分欣赏，想不惜一切代价极力拉拢他。
1941年1月，蒋介石接到叶挺被扣留的报告之后，随即命人前去劝降。劝降失败后，蒋介石对叶挺“不归顺”极不高兴，但并没有起杀心，还奢望叶挺有一天能够“归顺”他，帮助他“剿共”，于是一直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对他进行劝降，甚至三次亲自出面“软化”。
“要砍脑袋，就砍吧！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扣押后，几经辗转，被押到江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在这里，叶挺和他的随员被分开来，他被单独关押在一座庙堂里。随员们则被绳捆索绑，钉上脚镣，投入了暗无天日的山洞。
蒋介石试图说服叶挺。他派出的第一个劝降者，便是直接制造“皖南事变”的刽子手之一——顾祝同。
顾祝同是叶挺在保定军校的同学。他把叶挺从七峰岩的庙堂里接出来，安排到离上饶市16华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李村的一个单独院落里监禁。为了不让叶挺和外界接触，院落四周砌上一人多高的围墙，门口设有持枪的固定哨兵，院内院外都有便衣特务监视。每天，顾祝同都以美酒佳肴连续宴请叶挺，而且彬彬有礼，叙旧交，谈友情，待之以上宾。叶挺虽然满腹厌恶，却没有表露出来，他要看看这些双手沾满抗日将士鲜血的顽固派头目们如何表演。
不久后，在一次宴席上，顾祝同终于把蒋介石的底牌亮了出来。相关的文字记录可以还原当时的情景：
顾祝同满脸堆笑地说：“昨天，委员长从重庆拍来电报，专门问候希夷兄的情况。并嘱咐小弟，要给予特殊照顾。小弟深感荣幸……”
另一个在“皖南事变”中亲自指挥反动军队残杀抗日将士，与叶挺在保定军校也有同窗关系的上官云相配合着说：“是啊，委员长对叶将军这样器重关心，实属罕见！这真是礼贤下士，感人肺腑啊！”
顾祝同接着说：“希夷兄，委员长十分器重你，这次事变没有你的责任，是项英不听指挥，违反了军令、政令……”
叶挺禁不住打断他的话问道：“不知墨三（顾祝同字）兄可曾记得，几个月前，我们制定的新四军北移路线的规定？”
顾祝同当然记得，那次双方协议规定，新四軍走宣城一线去苏南，国军保其沿途安全。双方还在“规定”上签了字。顾祝同尴尬地说：“那次协议……已经取消了。”
“为什么要取消？”叶挺追问。
“情况发生变化了嘛。”
“既然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决定走国统区，这违反了什么军令、政令？”
顾祝同连忙摆手说：“哎，希夷兄，新四军的事，完全是项英听从延安的指挥，与你无关。委员长在电报中说，只要你能说明事变起因在于共产党员项英没有服从统一的军令、政令……”
叶挺闻言，义愤填膺，断然拒绝，他质问顾祝同道：“新四军是人民抗日军队，共产党是人民抗日党派，你们那么多装备精良的部队，为什么不上前线打日本，却转打艰苦抗战的新四军？我们按照你们指定的路线北撤，怎么是不服从军令？又怎么是‘叛变’？你们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又要把责任推到项英身上，岂不是伤天害理？！”
顾祝同和上官云相都愣住了。顾祝同故意不接叶挺的话茬，耐着性子继续劝道：“希夷啊，你又不是共产党员，何必替人受过呢！只要你声明一下事变的责任不在政府而在中共，便可以恢复你的自由，而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相屈，我们合作抗日。”
叶挺没等顾祝同的话落音，就拍案而起，大声说道：“我替谁受过？共产党有什么过？当今是国家危难存亡之际，我叶挺只想抗日，别无他念。你们反复无常，不顾国共合作抗日的诺言，陷害抗日的新四军，‘合作抗日’怎么说得出口？”
顾祝同有些沉不住气了，板起面孔说：“希夷，你这样做，就不想一想后果？”
叶挺说：“后果还用我想吗？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我‘叛变’，将我‘革职’，‘交军法审判’了吗？我正等着公开的军法审判呢！我要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只要人民了解我叶挺，要杀要关皆由你们。”
上官云相看顾祝同劝不动叶挺，便威胁说：“叶军长，军令、国法可是无情的啊！”
叶挺大义凛然地说：“要砍脑袋，就砍吧！我叶挺的为人你们也略知一二，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顾祝同只好将“宴请”活动停止下来，另打别的主意。
“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
正当叶挺身居斗室，和蒋介石相抗衡的时候，一个叛徒却在新四军被俘干部中鬼鬼祟祟地走来走去。此人就是原新四军军部参谋处长、北移之前调任一纵队副司令员的赵凌波。被俘后，他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背叛革命，当了集中营的教官，到处找人“谈话”，想拉人下水。他的恶行很快被传开了。叶挺得知后十分生气，他说：“做叛徒是最可耻的，终究要被人民唾弃！”
一天，赵凌波按照国民党的安排，换上新四军的军装，“看望”叶挺来了。见到叶挺后，他敬礼报告：“军长，我被关押在隔壁，经过再三要求，他们才准许我见你……” 叶挺喝问：“你来见我要做什么？”赵凌波原以为叶挺被单独囚禁，不会知道他投降叛变的事，这时才知道事已败露。叶挺听不得他的谎言，站起来狠狠地抽了他几个耳光，又端起身边的火炉、茶壶劈头盖脸地掷了过去，将他赶了出去。
对叛徒登门这件事，叶挺非常反感。他后来说：“蒋介石和顾祝同们卑鄙无耻到这步田地，在敌人面前一点办法、一点勇气也没有，但干起陷害抗日忠良的勾当，他们的办法倒是很多。真是欺人太甚，岂有此理！”
叶挺气病了。他不起床，不散步，连饭也吃得很少。特务们慌了手脚，给他请来了医生，派来了护理员，但叶挺都不要。他说：“我有我自己的医生，你们把他弄到哪里去了？顾祝同曾经答应过我，让他和我关押在一起。”
为了达到“软化”叶挺的目的，顾祝同不但把原新四军军医处处长王聿先送来，还把叶挺的侄子、原副官处副官叶育青，侄孙叶天流一起送来了。他们每天早晨从七峰岩监狱被押来李村，和叶挺在一起，下午再押回去。如叶挺所料，顾祝同是想利用骨肉親人之情，达到劝降的目的。顾祝同的副官处长茅遒功事前找了叶育青、叶天流谈话，希望他们说服叶挺。但他们见到叶挺后，向他保证：“我们没有忘记长辈的教导，没有辜负党的期望，请您放心吧！”
顾祝同还把叶挺关在上饶的信息传给已回澳门的叶挺夫人李秀文。李秀文得知叶挺战败入狱，生死未卜，十分担心，就派叶挺的副官梅文鼎来上饶打听消息。梅文鼎几经波折，才抵达上饶，经多方交涉，见到了茅遒功。茅遒功故伎重施，让他劝叶挺写悔过书。
梅文鼎见到叶挺时，叶挺正向王聿先、叶育青、叶天流了解新四军还有哪些人关押在上饶。当他听说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秘书处长黄诚、三纵队司令员张正坤、二纵队副司令员冯达飞、5团团长徐锦树、5团指导员胡崇德、军部秘书陈子谷等上百人，都被关押在监牢里，经受着严刑拷打和百般凌辱，过着非人的生活时，不禁痛心疾首，备感内疚。
梅文鼎带来了李秀文的亲笔信，这让叶挺非常吃惊，他知道这又是蒋介石、顾祝同搞的“亲情软化”。他对梅文鼎说：“我的身体还好。我的志愿是坚持抗日救国，请你回去转告各亲友。”
第二天，梅文鼎又来到囚室，叶挺把写给李秀文的回信交给了他。这封信很短，其中有几句话反映出叶挺当时的真情实感：“你们不要再派人来看我，你们也勿想来。砍头，就砍头好了，你们来看什么！”
1941年2月12日，叶挺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一述其志”的信件，提出“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概予释放”;“或判挺以无期徒刑，并准许少数高级干部伴随禁锢，其余概行释放”，是叶挺被扣以后，考虑得最多的事，也是令他最痛苦的事。他觉得自己身为军长，有愧于被投入监狱、无端蒙冤的新四军干部、战士。沉重的负疚之感，促使他多次向顾祝同表示自己“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信中，他又把这个愿望向蒋介石提出。这是他又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申明大义，表明他绝不会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发表反共声明。
顾祝同屡次劝降都遭到叶挺的反驳，弄得他理亏心虚，感到无能为力。他看了叶挺写给蒋介石的信，立即用加急电报发往重庆，并布置人小心看管照料叶挺，等候上面发落。
“除了恢复自由，并让我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让我带兵打鬼子，除此之外，任何安排我都不能接受”
叶挺给蒋介石的信发出5个多月后，1941年7月里的一个早晨，一大群特务、宪兵拥进叶挺的囚室，向他宣布：“委员长请军长到重庆去，现在就走。”
叶挺借收拾物品的机会，给囚在上饶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写了几句话，揉成一个小纸团，丢在地下。一个同情新四军的宪兵拾到那张纸条，交给了王聿先和叶育青。纸条上写的是：“我走了。途中可能遭到意外。但他们要想逼我屈服，则万万办不到。”
说是到重庆去，实际上走到桂林就停了下来，叶挺被移交给军统局桂林办事处，关进了七星岩的一个山洞里。岩洞一带戒备森严，活动范围很小，和外界的联系全被切断。生活水平也下降了，吃的住的都不如从前。叶挺心知肚明，这是蒋介石给他“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惩治，是折服他的另一个步骤。
叶挺准备长期坐牢。他买了一只羊，每天牵着出去放，挤羊奶补养身体。晚上不准出洞，他就用竹子和铁盒做了一盏小油灯，用来读书看报。
1942年1月3日，蒋介石觉得叶挺的苦头吃得差不多了，才下令将他解往重庆。
叶挺在军统特务的押解下，乘班机由桂林到达重庆。他没有被押到重庆郊外专关重犯的渣滓洞，而是被安顿在林森路的一所气派非凡的洋房里，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每顿饭都有佳肴美味。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还跑来对叶挺说：“叶军长，我们戴笠局长说了，你缺什么少什么，只管提出来，不必客气。”
如此提高“待遇”，叶挺明白他们想干什么——蒋介石还在算计着收买自己。果然，两天之后，沈醉带着理发师和新衣服来了，要叶挺理发修面，换衣服，改变一下精神面貌。叶挺说：“我的须发已蓄了一年，不获无条件释放绝不理。”
沈醉说：“重庆夏天极热，不理短些受不了，还会长虱子。”
叶挺说：“请不必担心，天气热也能忍受。”
沈醉见自己说服不了叶挺，只得把戴笠交的底牌亮出来：“叶将军，你不知道，委员长和陈长官（陈诚）可能要见你，那种场合你这样子……”
叶挺说：“那也没有关系，我不会为了见什么人而修理须发的。”
几天之后，陈诚来了。叶挺和陈诚既是保定军校同学，又是毕业后一起在粤军任职的老“袍泽”，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也是陈诚向蒋介石“保荐”的。所以蒋介石同意叶挺到重庆来，也想利用“荐举勋业名将”陈诚和叶挺的这层关系，说服叶挺“归顺”。
陈诚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但实际权力比这两个职位大得多。他以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引诱叶挺“归顺”，“如不愿意任实职，挂个‘高参’名义，长期休养”。 叶挺回应道：“你真想帮我的话，我请你劝说老蒋，无条件释放新四军被俘官兵。至于对我，除了恢复自由，并让我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让我带兵打鬼子，除此之外，任何安排我都不能接受。”
话说到这份上，陈诚也不好再劝了，他只好说“请希夷兄再考虑”，等他向蒋介石报告以后，再作商议。陈诚离开前，叶挺表示想见到周恩来和郭沫若，希望能帮助安排来这里见一面。陈诚答应代为报告，然后怏怏而返。
时过不久，陈诚又来一次，主要转达蒋介石的态度，驳回了叶挺对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的请求。对叶挺想见周恩来、郭沫若的要求，蒋介石也未回复。陈诚再三表示，他也同情在押人员的境遇，还要帮助交涉。同时还请叶挺考虑蒋介石的良苦用心，转到国民党方面去工作。双方自然谈不拢，又一次不欢而散。
蒋介石三次劝降;叶挺：“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2年5月12日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陈诚的心腹郭忏意外地登门拜访。见到叶挺时，郭忏赶紧申明来意：“叶军长，委员长赐见，特派兄弟我来接叶军长，请收拾一下上车吧。”晚上8时半，蒋介石“接见”了叶挺。
1996年在延安参加纪念“四八烈士”殉难五十周年活动时，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对叶挺长子叶正大说：“正大同志，我想起一件事，说明你爸爸真不愧是北伐时率部打出‘铁军’威风的硬汉。‘皖南事變’后他被关押，连老蒋亲自劝降，威逼利诱，他也巧妙地顶回去了。这件事的过程，你爸爸亲笔追记了一个‘笔录’。我那时就在党中央办公厅工作，看见过这个‘笔录’。后来转到哪里去了，我就记不清了！”经过多方查找，2007年，叶正大终于在中央档案馆找到这份“笔录”的真迹，还原了当年鲜为人知的历史一幕。
当时，叶挺料定蒋介石不敢公开报道这次会见。所以，事后他用文字追记下来，以便将来向党中央汇报。为了不被人识破，便于传出，笔录以甲（蒋介石）乙（叶挺）对话的形式记录两人之间的谈话内容，并以“△△△”代表新四军，“△△党”代表共产党，回避了这两个在当时犯忌讳的词。文中的“三人”，就是指蒋介石、叶挺和郭忏。下文为笔录全文：
（民国）三一年五月十二日晚上八时半
甲步入客厅频点首，口哼哼不止。三人三角对坐。
甲：身体很好？乙：还好！
甲：一年来修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很好让尔做点事。
乙：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甲：尔这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会杀了尔。去年（实是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尔回去，尔就回去。
乙：因为辞职没批准，只好回去，△△△案子我已尽了自己的能力，第一次给我们移动的命令是我到上饶去商议决定的。大意是：因皖南敌情和地形关系无法渡江，必须走苏南渡江过苏北，在移动期间苏南皖南各军部署不变动。假如调几师迫在我们周围则我是不能负责的，我预早已说过了，又渡江必须经过重重封锁线，必然会对敌作战，所以弹药须酌量发给。但到后来这个命令完全变更了，第二次命令要我们依期限由皖南渡江，又新调来了三个师连原有的共七个师，在我们一百里路内的周围，弹药又不发给，这个时候我打电去辞职，又没有批准。我只好带着部下去逃命，孝经上有这样说：小杖则受大杖则逃，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几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该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甲（大声）：尔的部下就是△△党，他们破坏抗战，搅乱后方，尔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吗？
乙：如果这样说，△△△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甲：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尔是不是△△党？
乙：到现在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甲：尔觉得△△党对，尔就到那里去，尔觉得国民党对，尔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
乙：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甲：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到第二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
乙：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甲：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复我。
乙：起立鞠躬：谢谢委员长。
乙回来还同郭谈话约一时，最后结语：我不能够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原本蒋介石以为自己亲自出马劝降，叶挺一定会屈服，没想到还是没有成功。不久之后，他又把叶挺囚禁在重庆郊外的一个小山沟里，与世隔绝。也就是在这里，叶挺写下了让无数人为之动容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尽管蒋介石第一次亲自劝降叶挺没有成功，但他还是不死心，又以宴请的名义来劝降，但叶挺不愿意去，他托来请他的人转告蒋介石：“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见面、好吃饭的，如果非要见面吃饭也可以，你得先把关在集中营里我的新四军部下给放了，否则我不会去见你。”
最后，几个特务强行架着叶挺参加了所谓的宴席。一见面，蒋介石就说：“希夷，只要你公开承认‘皖南事变’的一切问题在共产党，我就放你出去，包括上饶集中营的那些人。”
蒋介石的要求遭到了叶挺的严词拒绝。蒋介石再来一招，许诺给叶挺高官厚禄。叶挺要蒋介石先释放被监禁的部下，自己听凭处置。蒋介石不同意。于是叶挺说：“要是我不能对自己的部下负责任，我怎么还配去当委员长的高官？”
这样一来，蒋介石大怒，当场掀翻了桌子，第二次劝降不欢而散。
1942年底，叶挺被陈诚从重庆带到湖北恩施，此时的恩施既是武汉沦陷之后的临时省城，也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驻地。刚到恩施，叶挺被安顿在城东门“民享社招待所”。三个月后，为避免日机轰炸危险，由陈诚亲自选址，将叶挺夫妇迁移到西门外背靠梁子山的后山湾一栋民居，那儿地处偏僻，可以开荒种菜，饲养畜禽，相对自由和宽松。
1943年6月29日，蒋介石来恩施视察，其间再次召见叶挺。蒋介石对叶挺满口赞赏，夸他是难得的军事人才，准备委派他到其他军任军长，并给叶挺介绍这些军的地理位置和人员构成情况，表示出对叶挺的“信任”。
叶挺对此并不以为然，他说：“我现在还没有自由，怎么会考虑任职的问题。如果真的信任我，就请你先妥善解决‘皖南事变’，并无条件地释放全部被俘的新四军将士。”听了叶挺的话，蒋介石再次恼羞成怒，败兴而去。
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多方面的努力，叶挺重获自由，出狱后第二天即电告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天后，中共中央电告叶挺，毛泽东亲自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4月8日，叶挺与李秀文及博古等同志在返回延安，途中遭遇空难不幸逝世。一代英雄名将，从此陨落。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1988年，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为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
（参考资料：《叶挺舌战蒋介石：叶挺长子解读劝降“笔录”》《解放军报》2007年3月29日;《“北伐名将”叶挺在狱中与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党史纵览》2007年第7期;《皖南事变后叶挺将军舌战蒋介石劝降“笔录”露面》《大家故事（天下事）》2007年第8期;作者：叶正大、胡居成、陈世基）
尔一定可以得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
“我不能够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被称为是人民军队的创建开始，而叶挺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两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又在广州起义时担任工农红军第一任总司令。毛泽东曾当面评价叶挺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新四军作为人民军队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战史当然也要从叶挺写起。
在“皖南事变”中，叶挺受党指示下山与国民党谈判被扣押。共产党除用各种渠道揭露真相外，还立即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意即叶挺释放以后仍任军长，这既是对叶挺的肯定，也是对新四军这段历史的肯定。叶挺在狱中回答敌人的诱降时说：“我是新四军军长，如果新四军有什么问题，一切责任应由我来承担。”这是叶挺对新四军的忠诚。
尽管蒋介石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深恶痛绝，但对于声名赫赫的叶挺却十分欣赏，想不惜一切代价极力拉拢他。
1941年1月，蒋介石接到叶挺被扣留的报告之后，随即命人前去劝降。劝降失败后，蒋介石对叶挺“不归顺”极不高兴，但并没有起杀心，还奢望叶挺有一天能够“归顺”他，帮助他“剿共”，于是一直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对他进行劝降，甚至三次亲自出面“软化”。
“要砍脑袋，就砍吧！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扣押后，几经辗转，被押到江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在这里，叶挺和他的随员被分开来，他被单独关押在一座庙堂里。随员们则被绳捆索绑，钉上脚镣，投入了暗无天日的山洞。
蒋介石试图说服叶挺。他派出的第一个劝降者，便是直接制造“皖南事变”的刽子手之一——顾祝同。
顾祝同是叶挺在保定军校的同学。他把叶挺从七峰岩的庙堂里接出来，安排到离上饶市16华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李村的一个单独院落里监禁。为了不让叶挺和外界接触，院落四周砌上一人多高的围墙，门口设有持枪的固定哨兵，院内院外都有便衣特务监视。每天，顾祝同都以美酒佳肴连续宴请叶挺，而且彬彬有礼，叙旧交，谈友情，待之以上宾。叶挺虽然满腹厌恶，却没有表露出来，他要看看这些双手沾满抗日将士鲜血的顽固派头目们如何表演。
不久后，在一次宴席上，顾祝同终于把蒋介石的底牌亮了出来。相关的文字记录可以还原当时的情景：
顾祝同满脸堆笑地说：“昨天，委员长从重庆拍来电报，专门问候希夷兄的情况。并嘱咐小弟，要给予特殊照顾。小弟深感荣幸……”
另一个在“皖南事变”中亲自指挥反动军队残杀抗日将士，与叶挺在保定军校也有同窗关系的上官云相配合着说：“是啊，委员长对叶将军这样器重关心，实属罕见！这真是礼贤下士，感人肺腑啊！”
顾祝同接着说：“希夷兄，委员长十分器重你，这次事变没有你的责任，是项英不听指挥，违反了军令、政令……”
叶挺禁不住打断他的话问道：“不知墨三（顾祝同字）兄可曾记得，几个月前，我们制定的新四军北移路线的规定？”
顾祝同当然记得，那次双方协议规定，新四軍走宣城一线去苏南，国军保其沿途安全。双方还在“规定”上签了字。顾祝同尴尬地说：“那次协议……已经取消了。”
“为什么要取消？”叶挺追问。
“情况发生变化了嘛。”
“既然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决定走国统区，这违反了什么军令、政令？”
顾祝同连忙摆手说：“哎，希夷兄，新四军的事，完全是项英听从延安的指挥，与你无关。委员长在电报中说，只要你能说明事变起因在于共产党员项英没有服从统一的军令、政令……”
叶挺闻言，义愤填膺，断然拒绝，他质问顾祝同道：“新四军是人民抗日军队，共产党是人民抗日党派，你们那么多装备精良的部队，为什么不上前线打日本，却转打艰苦抗战的新四军？我们按照你们指定的路线北撤，怎么是不服从军令？又怎么是‘叛变’？你们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又要把责任推到项英身上，岂不是伤天害理？！”
顾祝同和上官云相都愣住了。顾祝同故意不接叶挺的话茬，耐着性子继续劝道：“希夷啊，你又不是共产党员，何必替人受过呢！只要你声明一下事变的责任不在政府而在中共，便可以恢复你的自由，而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相屈，我们合作抗日。”
叶挺没等顾祝同的话落音，就拍案而起，大声说道：“我替谁受过？共产党有什么过？当今是国家危难存亡之际，我叶挺只想抗日，别无他念。你们反复无常，不顾国共合作抗日的诺言，陷害抗日的新四军，‘合作抗日’怎么说得出口？”
顾祝同有些沉不住气了，板起面孔说：“希夷，你这样做，就不想一想后果？”
叶挺说：“后果还用我想吗？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我‘叛变’，将我‘革职’，‘交军法审判’了吗？我正等着公开的军法审判呢！我要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只要人民了解我叶挺，要杀要关皆由你们。”
上官云相看顾祝同劝不动叶挺，便威胁说：“叶军长，军令、国法可是无情的啊！”
叶挺大义凛然地说：“要砍脑袋，就砍吧！我叶挺的为人你们也略知一二，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顾祝同只好将“宴请”活动停止下来，另打别的主意。
“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
正当叶挺身居斗室，和蒋介石相抗衡的时候，一个叛徒却在新四军被俘干部中鬼鬼祟祟地走来走去。此人就是原新四军军部参谋处长、北移之前调任一纵队副司令员的赵凌波。被俘后，他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背叛革命，当了集中营的教官，到处找人“谈话”，想拉人下水。他的恶行很快被传开了。叶挺得知后十分生气，他说：“做叛徒是最可耻的，终究要被人民唾弃！”
一天，赵凌波按照国民党的安排，换上新四军的军装，“看望”叶挺来了。见到叶挺后，他敬礼报告：“军长，我被关押在隔壁，经过再三要求，他们才准许我见你……” 叶挺喝问：“你来见我要做什么？”赵凌波原以为叶挺被单独囚禁，不会知道他投降叛变的事，这时才知道事已败露。叶挺听不得他的谎言，站起来狠狠地抽了他几个耳光，又端起身边的火炉、茶壶劈头盖脸地掷了过去，将他赶了出去。
对叛徒登门这件事，叶挺非常反感。他后来说：“蒋介石和顾祝同们卑鄙无耻到这步田地，在敌人面前一点办法、一点勇气也没有，但干起陷害抗日忠良的勾当，他们的办法倒是很多。真是欺人太甚，岂有此理！”
叶挺气病了。他不起床，不散步，连饭也吃得很少。特务们慌了手脚，给他请来了医生，派来了护理员，但叶挺都不要。他说：“我有我自己的医生，你们把他弄到哪里去了？顾祝同曾经答应过我，让他和我关押在一起。”
为了达到“软化”叶挺的目的，顾祝同不但把原新四军军医处处长王聿先送来，还把叶挺的侄子、原副官处副官叶育青，侄孙叶天流一起送来了。他们每天早晨从七峰岩监狱被押来李村，和叶挺在一起，下午再押回去。如叶挺所料，顾祝同是想利用骨肉親人之情，达到劝降的目的。顾祝同的副官处长茅遒功事前找了叶育青、叶天流谈话，希望他们说服叶挺。但他们见到叶挺后，向他保证：“我们没有忘记长辈的教导，没有辜负党的期望，请您放心吧！”
顾祝同还把叶挺关在上饶的信息传给已回澳门的叶挺夫人李秀文。李秀文得知叶挺战败入狱，生死未卜，十分担心，就派叶挺的副官梅文鼎来上饶打听消息。梅文鼎几经波折，才抵达上饶，经多方交涉，见到了茅遒功。茅遒功故伎重施，让他劝叶挺写悔过书。
梅文鼎见到叶挺时，叶挺正向王聿先、叶育青、叶天流了解新四军还有哪些人关押在上饶。当他听说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秘书处长黄诚、三纵队司令员张正坤、二纵队副司令员冯达飞、5团团长徐锦树、5团指导员胡崇德、军部秘书陈子谷等上百人，都被关押在监牢里，经受着严刑拷打和百般凌辱，过着非人的生活时，不禁痛心疾首，备感内疚。
梅文鼎带来了李秀文的亲笔信，这让叶挺非常吃惊，他知道这又是蒋介石、顾祝同搞的“亲情软化”。他对梅文鼎说：“我的身体还好。我的志愿是坚持抗日救国，请你回去转告各亲友。”
第二天，梅文鼎又来到囚室，叶挺把写给李秀文的回信交给了他。这封信很短，其中有几句话反映出叶挺当时的真情实感：“你们不要再派人来看我，你们也勿想来。砍头，就砍头好了，你们来看什么！”
1941年2月12日，叶挺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一述其志”的信件，提出“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概予释放”;“或判挺以无期徒刑，并准许少数高级干部伴随禁锢，其余概行释放”，是叶挺被扣以后，考虑得最多的事，也是令他最痛苦的事。他觉得自己身为军长，有愧于被投入监狱、无端蒙冤的新四军干部、战士。沉重的负疚之感，促使他多次向顾祝同表示自己“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信中，他又把这个愿望向蒋介石提出。这是他又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申明大义，表明他绝不会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发表反共声明。
顾祝同屡次劝降都遭到叶挺的反驳，弄得他理亏心虚，感到无能为力。他看了叶挺写给蒋介石的信，立即用加急电报发往重庆，并布置人小心看管照料叶挺，等候上面发落。
“除了恢复自由，并让我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让我带兵打鬼子，除此之外，任何安排我都不能接受”
叶挺给蒋介石的信发出5个多月后，1941年7月里的一个早晨，一大群特务、宪兵拥进叶挺的囚室，向他宣布：“委员长请军长到重庆去，现在就走。”
叶挺借收拾物品的机会，给囚在上饶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写了几句话，揉成一个小纸团，丢在地下。一个同情新四军的宪兵拾到那张纸条，交给了王聿先和叶育青。纸条上写的是：“我走了。途中可能遭到意外。但他们要想逼我屈服，则万万办不到。”
说是到重庆去，实际上走到桂林就停了下来，叶挺被移交给军统局桂林办事处，关进了七星岩的一个山洞里。岩洞一带戒备森严，活动范围很小，和外界的联系全被切断。生活水平也下降了，吃的住的都不如从前。叶挺心知肚明，这是蒋介石给他“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惩治，是折服他的另一个步骤。
叶挺准备长期坐牢。他买了一只羊，每天牵着出去放，挤羊奶补养身体。晚上不准出洞，他就用竹子和铁盒做了一盏小油灯，用来读书看报。
1942年1月3日，蒋介石觉得叶挺的苦头吃得差不多了，才下令将他解往重庆。
叶挺在军统特务的押解下，乘班机由桂林到达重庆。他没有被押到重庆郊外专关重犯的渣滓洞，而是被安顿在林森路的一所气派非凡的洋房里，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每顿饭都有佳肴美味。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还跑来对叶挺说：“叶军长，我们戴笠局长说了，你缺什么少什么，只管提出来，不必客气。”
如此提高“待遇”，叶挺明白他们想干什么——蒋介石还在算计着收买自己。果然，两天之后，沈醉带着理发师和新衣服来了，要叶挺理发修面，换衣服，改变一下精神面貌。叶挺说：“我的须发已蓄了一年，不获无条件释放绝不理。”
沈醉说：“重庆夏天极热，不理短些受不了，还会长虱子。”
叶挺说：“请不必担心，天气热也能忍受。”
沈醉见自己说服不了叶挺，只得把戴笠交的底牌亮出来：“叶将军，你不知道，委员长和陈长官（陈诚）可能要见你，那种场合你这样子……”
叶挺说：“那也没有关系，我不会为了见什么人而修理须发的。”
几天之后，陈诚来了。叶挺和陈诚既是保定军校同学，又是毕业后一起在粤军任职的老“袍泽”，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也是陈诚向蒋介石“保荐”的。所以蒋介石同意叶挺到重庆来，也想利用“荐举勋业名将”陈诚和叶挺的这层关系，说服叶挺“归顺”。
陈诚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但实际权力比这两个职位大得多。他以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引诱叶挺“归顺”，“如不愿意任实职，挂个‘高参’名义，长期休养”。 叶挺回应道：“你真想帮我的话，我请你劝说老蒋，无条件释放新四军被俘官兵。至于对我，除了恢复自由，并让我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让我带兵打鬼子，除此之外，任何安排我都不能接受。”
话说到这份上，陈诚也不好再劝了，他只好说“请希夷兄再考虑”，等他向蒋介石报告以后，再作商议。陈诚离开前，叶挺表示想见到周恩来和郭沫若，希望能帮助安排来这里见一面。陈诚答应代为报告，然后怏怏而返。
时过不久，陈诚又来一次，主要转达蒋介石的态度，驳回了叶挺对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的请求。对叶挺想见周恩来、郭沫若的要求，蒋介石也未回复。陈诚再三表示，他也同情在押人员的境遇，还要帮助交涉。同时还请叶挺考虑蒋介石的良苦用心，转到国民党方面去工作。双方自然谈不拢，又一次不欢而散。
蒋介石三次劝降;叶挺：“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2年5月12日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陈诚的心腹郭忏意外地登门拜访。见到叶挺时，郭忏赶紧申明来意：“叶军长，委员长赐见，特派兄弟我来接叶军长，请收拾一下上车吧。”晚上8时半，蒋介石“接见”了叶挺。
1996年在延安参加纪念“四八烈士”殉难五十周年活动时，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对叶挺长子叶正大说：“正大同志，我想起一件事，说明你爸爸真不愧是北伐时率部打出‘铁军’威风的硬汉。‘皖南事變’后他被关押，连老蒋亲自劝降，威逼利诱，他也巧妙地顶回去了。这件事的过程，你爸爸亲笔追记了一个‘笔录’。我那时就在党中央办公厅工作，看见过这个‘笔录’。后来转到哪里去了，我就记不清了！”经过多方查找，2007年，叶正大终于在中央档案馆找到这份“笔录”的真迹，还原了当年鲜为人知的历史一幕。
当时，叶挺料定蒋介石不敢公开报道这次会见。所以，事后他用文字追记下来，以便将来向党中央汇报。为了不被人识破，便于传出，笔录以甲（蒋介石）乙（叶挺）对话的形式记录两人之间的谈话内容，并以“△△△”代表新四军，“△△党”代表共产党，回避了这两个在当时犯忌讳的词。文中的“三人”，就是指蒋介石、叶挺和郭忏。下文为笔录全文：
（民国）三一年五月十二日晚上八时半
甲步入客厅频点首，口哼哼不止。三人三角对坐。
甲：身体很好？乙：还好！
甲：一年来修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很好让尔做点事。
乙：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甲：尔这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会杀了尔。去年（实是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尔回去，尔就回去。
乙：因为辞职没批准，只好回去，△△△案子我已尽了自己的能力，第一次给我们移动的命令是我到上饶去商议决定的。大意是：因皖南敌情和地形关系无法渡江，必须走苏南渡江过苏北，在移动期间苏南皖南各军部署不变动。假如调几师迫在我们周围则我是不能负责的，我预早已说过了，又渡江必须经过重重封锁线，必然会对敌作战，所以弹药须酌量发给。但到后来这个命令完全变更了，第二次命令要我们依期限由皖南渡江，又新调来了三个师连原有的共七个师，在我们一百里路内的周围，弹药又不发给，这个时候我打电去辞职，又没有批准。我只好带着部下去逃命，孝经上有这样说：小杖则受大杖则逃，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几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该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甲（大声）：尔的部下就是△△党，他们破坏抗战，搅乱后方，尔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吗？
乙：如果这样说，△△△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甲：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尔是不是△△党？
乙：到现在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甲：尔觉得△△党对，尔就到那里去，尔觉得国民党对，尔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
乙：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甲：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到第二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
乙：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甲：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复我。
乙：起立鞠躬：谢谢委员长。
乙回来还同郭谈话约一时，最后结语：我不能够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原本蒋介石以为自己亲自出马劝降，叶挺一定会屈服，没想到还是没有成功。不久之后，他又把叶挺囚禁在重庆郊外的一个小山沟里，与世隔绝。也就是在这里，叶挺写下了让无数人为之动容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尽管蒋介石第一次亲自劝降叶挺没有成功，但他还是不死心，又以宴请的名义来劝降，但叶挺不愿意去，他托来请他的人转告蒋介石：“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见面、好吃饭的，如果非要见面吃饭也可以，你得先把关在集中营里我的新四军部下给放了，否则我不会去见你。”
最后，几个特务强行架着叶挺参加了所谓的宴席。一见面，蒋介石就说：“希夷，只要你公开承认‘皖南事变’的一切问题在共产党，我就放你出去，包括上饶集中营的那些人。”
蒋介石的要求遭到了叶挺的严词拒绝。蒋介石再来一招，许诺给叶挺高官厚禄。叶挺要蒋介石先释放被监禁的部下，自己听凭处置。蒋介石不同意。于是叶挺说：“要是我不能对自己的部下负责任，我怎么还配去当委员长的高官？”
这样一来，蒋介石大怒，当场掀翻了桌子，第二次劝降不欢而散。
1942年底，叶挺被陈诚从重庆带到湖北恩施，此时的恩施既是武汉沦陷之后的临时省城，也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驻地。刚到恩施，叶挺被安顿在城东门“民享社招待所”。三个月后，为避免日机轰炸危险，由陈诚亲自选址，将叶挺夫妇迁移到西门外背靠梁子山的后山湾一栋民居，那儿地处偏僻，可以开荒种菜，饲养畜禽，相对自由和宽松。
1943年6月29日，蒋介石来恩施视察，其间再次召见叶挺。蒋介石对叶挺满口赞赏，夸他是难得的军事人才，准备委派他到其他军任军长，并给叶挺介绍这些军的地理位置和人员构成情况，表示出对叶挺的“信任”。
叶挺对此并不以为然，他说：“我现在还没有自由，怎么会考虑任职的问题。如果真的信任我，就请你先妥善解决‘皖南事变’，并无条件地释放全部被俘的新四军将士。”听了叶挺的话，蒋介石再次恼羞成怒，败兴而去。
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多方面的努力，叶挺重获自由，出狱后第二天即电告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天后，中共中央电告叶挺，毛泽东亲自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4月8日，叶挺与李秀文及博古等同志在返回延安，途中遭遇空难不幸逝世。一代英雄名将，从此陨落。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1988年，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为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
（参考资料：《叶挺舌战蒋介石：叶挺长子解读劝降“笔录”》《解放军报》2007年3月29日;《“北伐名将”叶挺在狱中与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党史纵览》2007年第7期;《皖南事变后叶挺将军舌战蒋介石劝降“笔录”露面》《大家故事（天下事）》2007年第8期;作者：叶正大、胡居成、陈世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