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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吴朗西曾在美术生活画报社做编辑工作，此后创办了漫画生活画报社、文化生活出版社。他自从开始编辑生涯后就结识了鲁迅，并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从鲁迅日记看，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两年时间里，他是与鲁迅密切接触的年轻人之一，也是鲁迅晚年最信任的出版家。这个时期是鲁迅写作、翻译、编辑画册最旺盛的时期，也是父亲编辑出版事业从初创到成熟的时期。鲁迅晚年的作品几乎全部交由父亲出版，他自己出钱选编的画册也交给父亲出版。
青少年吴朗西的爱国情怀
1904年10月6日，父亲吴朗西出生于四川开县的一户小康之家。我的祖父吴绍庚，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自学成才，时任开县县政府秘书。父亲的启蒙老师便是我的祖父。父亲13岁时就读于江北县县立高等小学，16岁时考上了巴县县立中学。此时，新文化、新思潮强烈地冲击着他。当时，他读过的印象最深的有两本书，一本是《极乐地》，另一本便是《共产党宣言》。1921年暑假，17岁的父亲只身离乡背井去了上海。到上海后，先就读于私立澄衷中学，次年转入中国公学中学部。在中国公学读书期间，教师沈仲九和匡互生对他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匡互生，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与助人为乐、教育救国的奉献精神，因而在学生中享有很高威信。
1923年夏，父亲在中国公学中学部毕业后只身去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可惜未被录取，后便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旁听数月。他认为，通过学习外语可以获取国外先进的思想和知识。之后，他又决定去杭州，报考教会学校——之江大学。这一年的夏天，他被高三年级组录取。他的同班同学有陆圣泉（陆蠡）、许天虹（白石）、吴金堤等，由于他们志趣相投，成为知己好友，后来又一起创办和经营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校期间，父亲因维护同学的利益与学监发生冲突，被迫离开杭州，重又到上海。
当时中国公学匡互生老师在上海淞江创办立达学园，父亲邀约同学合伙在立达学园附近租了一家店面，开设学生商店。他白天去市区进货，晚上拼命自学英语，他想通过商店经营获利，待有机会报考大学。就在那时，父亲结识了在立达学园上学的母亲柳静。学生商店经营状况一般，与原来的设想差距很大。父亲听说日本有些穷苦学生一边卖报一边读书，便想效仿，于是关了学生商店，决定勤工俭学，去日本读书。
1926年4月，父亲考上了东京上智大学德文系。在日本求学的最初两年里，他的生活十分窘迫，学费一再拖欠。两年后，有了报考四川省庚款补助费的机会，他便去使馆应试。考试试题是有关日本文化方面的。他出于爱国热情，颂扬了5000年中国文明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毫无颂扬日本文化之意。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居然考取了四川省留日庚款官费生。这一下他这个穷学生顿时富有起来，每月有了70日元的补助，这些钱不仅能保证他安心读书，而且自给有余，还可以帮助一些穷朋友。
那时父亲攻读的是德国文学，主攻课程是《歌德研究》。而那时，父亲兴趣十分广泛，戏剧理论、舞台艺术和苏联文学都是他所喜爱的。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惊破了他的学者梦，爱国激情再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义无反顾地舍弃即将到手的文凭和优裕的官费生待遇，和好友伍禅一起离开东京，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
他怀着满腔热情回到国内，然而现实让他大失所望。当时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满怀爱国激情的他报国无门。他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也没了着落。幸好结识多年的女友柳静在身边，给了他一些精神上的慰藉，让他安下心来，依靠翻译维持生计。
1932年7月，父亲应友人福建泉州平民中学校长陈范予之聘，去平中任教。泉州平中是一所有名的进步中学，校长陈范予、教务长叶非英，都是崇尚正义、甘愿奉献、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在泉州平中期间，他担任英文教师，课余常对学生讲解世界文学名著故事，指导学生阅读法国和苏联的革命小说，组织读书会，交流学习心得，深得学生爱戴。
鲁迅关注《美术生活》
1933年10月，父亲因探母病回到故乡四川。行前，他曾与在南京的我母亲相约：现在虽暂时天各一方，以后谁先有了安定的工作，便把对方叫来一起生活。此时，母亲的哥哥柳溥庆在上海为三一印刷公司创办《美术生活》画报，缺少编辑，这样，父亲于1934年初进了《美术生活》画报社，母亲也辞去南京女中图书馆的工作，到画报社担任会计总务。这年4月，相恋了十年的情人终于结为夫妇。
舅舅柳溥庆，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便参加了留法预备班学习法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他是商务印书馆内第一个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印刷工人，与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沈雁冰（茅盾）编在同一个小组，沈雁冰、沈泽民等有时就到母亲家里与柳溥庆一起开会。所以，母亲认识沈雁冰比父亲早。1924年春，柳溥庆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学的是照相制版印刷工艺，这使他成为中国印刷界的前辈。新中国成立后，柳溥庆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总工程师、印制研究所所长，在印刷领域做出过重大贡献，被评为新中国杰出的出版家。
《美术生活》画报是柳溥庆与上海美术界人士钱瘦铁、江小鹣、郎静山等发起创办的，由三一印刷公司金有成、俞象贤出版发行。柳溥庆时任三一印刷公司照相制版部部长。那时，父亲在杂志社任编辑，主要负责文字工作。
《美术生活》画报受到鲁迅的关注。当时，《美术生活》是中国一流的大型美术杂志，采用最新式的照相制版工艺和最先进的一次能印双色的平版印刷设备，刊物印刷精美。中国著名的美术界大师张大千、张善子、徐悲鸿、林风眠、黄宾鸿等，经常在《美术生活》上发表作品。《美术生活》还刊登苏联木刻，如索洛成赤克的《高尔基像》、保夫理诺夫的《契诃夫像》、克拉甫兼柯的《列宁公墓》和《拜伦像》等。当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编辑赵家璧，为印刷出版《苏联版画集》，向鲁迅打听日本印 刷厂的地址和印制工本费用时，鲁迅在回信中推荐了《美术生活》，并提出了具体建议：“就是印《引玉集》那样的太小，二百页左右，成本总要将近四元，所以‘价廉物美’，实际上是办不到的，除非出版者是慈善家，或者是一个呆子。回寓后看到了最近的《美术生活》，内有这回展览的木刻四幅，觉得也还不坏，颇细的线，并不模糊，如果用这种版印，我想，每本可以不到二元的。我的意思，是以为不如先生拿这《美术生活》去和那秘书商量一下，说明中国的最好印刷，只能如此，而定价却比较廉，否则，学生们就买不起了。于是取一最后的决定，这似乎比较的妥当。”
《美术生活》还报道一些国外的政治、文化方面的重要信息，选登几幅揭露和讽刺当时社会现实的漫画，还专门开辟了一个名叫《怪理怪趣》的专栏，发表青年画家的漫画，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创办《漫画生活》，
与鲁迅开始交往
当时在上海，有一群具有正义感的青年画家，如黄士英和上海美专的学生蔡若虹、黄鼎等，他们主要通过漫画揭示社会的阴暗面。然而，《美术生活》毕竟是一本艺术刊物，在政治上保持中性立场，对那些嘲讽社会现实的漫画不可能多用，也不宜多用。当时上海已有一家漫画刊物，但内容庸俗，这些青年画家都不愿意给它投稿。于是他们就来与父亲商量，能不能筹办一份具有警示社会性质的漫画刊物，利用漫画这种嬉笑谩骂的艺术手段，揭露社会弊端，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态度，让灾难深重的民众有所警觉。这一建议与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父亲的办刊旨趣不谋而合，立即得到他的赞同。好在由于工作关系，他与印刷厂和发行单位都很熟悉，出版发行都不成问题。于是，他与三一印刷公司商量，另办一个刊物，名为《漫画生活》。他的举动得到文艺界、美术界和公司的大力支持，终于在1934年9月10日正式创刊，编辑为吴朗西、黄士英、黄鼎和钟山隐，父亲是实际的主持者。
对于《漫画生活》的办刊理念，父亲在其所写的《漫画生活》的《开场白》中作了明确说明：“我们且翻开今天的节目来看看：战乱失业，灾荒、饥饿的大悲剧占据了这动乱时代的大舞台。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大众的生活实在太悲惨了。然而在舞台的另一角却有少数在这火山口上跳舞享乐的人们。这样展开在我们眼前的世界是充满着何等的矛盾。不过我们相信这不调和的现象是应该消灭的，迟早是会消灭的。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刊物在这样的时代中产生了。它只是一只摄取时代舞台上悲喜剧的镜头；陈列在读者面前的作品，也就是上演过的悲喜剧一幕一幕的写真。表演的情节：矛盾也罢，愉快也罢，悲苦也罢，我们只知道忠实地摄取，敬待读者自己去玩味，去证实，去认清，去批评。这便是我们这小小刊物的小小希望。”
在《漫画生活》初创时期，父亲通过友人茅盾的介绍结识了鲁迅。父亲向鲁迅约稿，鲁迅很快就答应，于是在《漫画生活》第二期上便刊登了鲁迅《说面子》一文。对此，鲁迅在1934年10月5日的日记中记有“上午寄漫画生活稿一篇”，这一篇稿子便是《说面子》，它标志着鲁迅与父亲交往的开始。同年10月30日，鲁迅在日记中说：“吴朗西邀饮于梁园，晚与仲方同去，合席十人。”“仲方”即茅盾，同席的还有黄源、许粤华等。在宴请时父亲继续向鲁迅、茅盾等约稿。因鲁迅对父亲和《漫画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为《漫画生活》属于“大受压迫”的进步刊物。
《漫画生活》杂志有一半篇幅刊登杂文和讽刺小品，作者均是著名进步作家，像鲁迅、茅盾、巴金、老舍、胡愈之、王统照、张天翼、欧阳山、黎烈文、丽尼、靳以等。父亲敢于直面人生的编辑理念，使这些进步作家乐意为《漫画生活》写稿，并且父亲在组稿过程中与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漫画生活》上，父亲还以石生、静川等笔名译写了许多文章，如翻译日本冈本一平的《漫画论》和《西洋漫画史略》，撰写了《漫画家的素质》等。这些文章对当时的漫画艺术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由于父亲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漫画生活》上，正好友人丽尼供职的《大众小说》停刊，便介绍丽尼进了《美术生活》编辑部，接替自己原来的工作。
《漫画生活》在创刊号上介绍了苏联木刻家亚力克舍夫的作品《母亲》与《铁流》的插图，以后又陆续刊登鲁迅培养的青年木刻家李桦、陈烟桥、赖少其等人革命性、战斗性很强的作品。鲁迅很重视这一刊物，他在向日本友人推荐《芒种》和《漫画生活》这两种进步刊物时说：“《芒种》是反对林语堂的刊物，《漫画生活》则是大受压迫的杂志。上海除了色情漫画之外，还有这种东西，作为样本呈阅。”国民党图书检查机关很快就发现《漫画生活》的进步倾向，1935年底，鲁迅的讽刺小品《阿金》准备在《漫画生活》上刊出，遭到了检查人员的刁难，不仅不准许刊登，还送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审查。次年4月23日，鲁迅又撰写了《弄堂生意古今谈》，发表在第9期上，署名“康郁”。
《漫画生活》出了13期后停刊。父亲从1934年4月参加《美术生活》编辑部，到1935年6月离开创办的《漫画生活》杂志，前后虽不过一年多时间，但在编辑出版方面取得了不斐的成绩。这段时间为后来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文生社）的创办做了思想和业务上的准备。
文化生活出版社与鲁迅的密切关系
办出版社的起因是，丽尼当时翻译了纪德的《田园交响乐》，但苦于没有地方出版，于是父亲就想创办一家出版社，解决出版难的问题。父亲感到，《田园交响乐》尽管是一本好书，但当时读者中很少有人知道纪德，这本书对一般读者不大会有吸引力，而创社之初的头一炮必须打响。为此，他想到伍禅从日本带回来的由美国评论家约翰·史蒂尔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自从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好多人都在担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因此光是这本书的书名就已够吸引人了，何况内容也很充实。丽尼读了也觉得这本书肯定有销路，值得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于是父亲和母亲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文原著去拜访同学许天虹，把办书店的计划告诉他，请他赶快把这本书翻译出来。许天虹一口答应，很快就译好了。这样，《文化生活》丛刊第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率先于1935年5月20日出版，第二种《田园交响乐》也于6月初问世。
第一批书出版时，巴金尚在日本，此时父亲便给巴金写信索取书稿，并邀请他回国主持编辑工作。巴金当时已是拥有广大读者的著名作家，父亲早在1923年前后就与他相识，所以聘请他回国担任《文化生活》丛刊的主编和文生社的总编辑。
父亲、丽尼、伍禅、母亲是文生社的创始人，以后参与文生社工作的还有陆蠡、巴金、俞福祚、杨挹清、朱洗、毕修勺、吴克刚、黄源、吴金堤等人，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老同学、老朋友，其友谊基于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他们愿意为人类美好理想无偿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把主持正义、团结互助、无私奉献视为社会责任，并身体力行。
文生社创办后，黄源进一步向鲁迅介绍了父亲的情况。父亲与黄源在之大附中就相识，留学日本时曾住在一起。1934年因从事进步文学翻译，负责《译文》编辑，先期结识了鲁迅，深得鲁迅的信赖。鲁迅说书店是父亲他们几个文化人办的，比较好，就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俄罗斯童话》是通过黄源交付的鲁迅第一本书稿。鲁迅在1935年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得吴朗西信，并《俄罗斯童话》校稿一帖，至夜校毕。”8月24日记有：“复吴朗西信并还校稿。”9月11日写道：“得吴朗西信并《俄罗斯童话》10本，夜复。”鲁迅对书稿清样校对得十分认真仔细，使父亲和文生社的同仁都感佩之至。他们都表示，一定要学习鲁迅认真负责的精神，把编辑出版工作做好。
1935年9月15日，黄源邀请鲁迅、许广平、茅盾、黎烈文、吴朗西、巴金、胡风、傅东华等到南京饭店吃饭，席间商定由黄源主编的《译文丛书》就在文生社出版。10月8日，父亲与黄源一起到鲁迅家签订了《译文丛书》的出版合同。《译文丛书》是在鲁迅亲自关怀下出版的，第一批为两种，即鲁迅翻译的《死魂灵》和茅盾翻译的《桃园》。10月20日，鲁迅便将《死魂灵》译稿及序交给父亲。在此后的十几天里，父亲几乎每天不是到鲁迅家里去，便是收到鲁迅的来信，交往十分频繁。《死魂灵》在11月16日正式出版后，父亲亲自拿了5本布面精装的《死魂灵》书送到鲁迅家中。这两本著名作家的翻译作品，不仅为《译文丛书》奠定了健康进步的编辑方向，而且也为新创建的文生社带来了良好声誉。鲁迅还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编了两个集子——小说集《故事新编》和散文集《夜记》。该丛书还有曹禺的《雷雨》、沈从文的《八骏图》、李健吾的《以身作则》、卞之琳的《鱼目集》、茅盾的《路》、巴金的《神鬼人》等共16本。
文生社由于受到鲁迅等著名作家的支持，使新办的小出版社顿时声誉鹊起。在同文生社发生关系前，鲁迅曾为出版书籍同一些书店有过龃龉，吃了一些亏，他说过：“现在的一切书店，比以前更不如，他除想立刻发财外，什么也不想，即使订了合同，也可以翻脸不算的。”而文生社与鲁迅的关系非常融洽，对此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说道：“有关系较久的北新，有后起而出书较多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鲁迅后期的作品几乎全在文生社出版，无疑也证明文生社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此后，文生社出书速度不断加快，有一段时间几乎两天出一本书，足以与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匹敌。
深得鲁迅教诲
为了出版上的一些事务，父亲常到鲁迅家，鲁迅也很喜欢这个热情天真的年轻人，常常留他吃饭，每次都和他各饮半斤黄酒。鲁迅一喝酒，兴致很高，话也多起来，他们一个讲绍兴话，一个讲四川话，谁都不觉得理解上有什么困难。
父亲曾翻译过德国漫画家奥纳夫·古尔布兰生的《过去》，在《漫画生活》上连载，但后来没有翻译下去了。鲁迅一直鼓励父亲继续搞翻译，鲁迅对他讲：“这本书蛮好嘛，你应该翻译下去！”又说：“你曾经搞过亨利·遮勒的《柏林生活素描》，这个办法我也很喜欢，你还可以再编一本嘛！”父亲回答说：“老实讲，我因为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主要差不多变成一个生意人了。所以现在差不多读书的时间也没有了。”“这样不行啊！当然，书生是做不好事情的，但是你本来是读书的，我想你应该抽些时间来。这套丛书我可以给你编，你也可把这二本搞下来。”当然他们谈的最多的还是书籍。鲁迅收藏的版画很多，他时常拿出一些版画给父亲看，说“这些都是值得介绍翻印的，慢慢来吧”。父亲买到一本德国漫画家卜劳恩的《父与子》，觉得这本书很有趣，又买了一本送给鲁迅。鲁迅看了，也被这些有趣的漫画惹得笑起来。还有一件事也是父亲不能忘怀的。1936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他到永安公司附近去参加鲁迅也出席的一个宴会，在日升楼下了电车，就跑到一家彩票店去买航空奖券，因为伍禅买奖券中奖，他也很想碰碰运气，也许能为文生社弄点资金。忽然感觉有人在拍他的肩膀，回头一看，原来是鲁迅，父亲好像做了错事被老师抓住的学生一样，窘得脸都红了，找不出旁的话说，却问鲁迅：“先生，您买不买奖券？”鲁迅笑着说：“我从来不买发财票。”父亲出于对鲁迅身体健康的关心，常劝他应该去日本温泉地带休养一下，换换空气，可是鲁迅总是说“再看吧”。
父亲给鲁迅出书绝不是为了赢利，而是对鲁迅怀有深深的敬意，所出的书一定要让先生满意。父亲在1980年6月写的一篇《鲁迅先生与文化生活出版社》文章中，有一段十分动情的回忆：“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出版事务的关系，我经常接近先生。我每次从先生那里回来，总是把先生的情况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关心先生的写作，关心先生的生活情况，关心先生的身体健康。我们每拿到先生的一部稿件，每出版了先生的一部书，我们是多么欢欣鼓舞啊！”
文生社于1935年11月出版了鲁迅翻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后，孟十还在上海书店发现了俄国阿庚画、培尔那尔特斯基刻的《死魂灵百图》画册，鲁迅对其十分欣赏，决定将它翻印出来。因为对该画册印成后的销售情况没有把握，鲁迅决定自己出钱翻印、由文生社发行。这反映了鲁迅对刚创办不久的文生社的关心和爱护。《死魂灵百图》精装本是鲁迅精心规划、由钱君匋设计装帧的。父亲和钱君匋为了达到鲁迅的要求，曾一起去选购纸张和绸面，跑了好多布店，最后在河南路的一家湖州绸庄看中一种绿绸，经鲁迅同意，做该画册的绸面用料。《死魂灵百图》印普通封面1000册，绸面500册，与鲁迅以前翻印的画册一样，署名三闲书屋翻印，并印上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的字样。在鲁迅所写的《死魂灵百图·小引》中最后有这样一句话：“至于校印装制，则是吴朗西君和另外几位朋友们所经营。这都应该在这里声明谢意。”
父亲还告诉我们，他在把印好的50本精装《死魂灵百图》送到鲁迅家后，就见鲁迅拿了一本就包扎起来，鲁迅动作熟练，把邮包包扎得整整齐齐。父亲十分惊讶，鲁迅突然说：“我是在南货店学过生意的啦。”父亲被这话逗笑了。然而，《死魂灵百图》在印工上并不理想，与鲁迅的要求仍有距离。鲁迅在1936年5月4日致曹白的信中说：“《死魂灵百图》，你买的太性急了，还有一种白纸的，印的较好，正在装订，我要送你一本。至于其中三张，原是密线，用橡皮版一做，就加粗，中国又无印刷好手，于是弄到这地步。至于刻法，现在只能做做参考，学不来了。”当鲁迅看到样书，发现这一缺点时，已来不及补救了，这使父亲十分难过。
鲁迅非常关心版画艺术的发展，他为资助出版社，曾两次托黄源拿来700元作为自费出版的经费。《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是鲁迅自己出钱印的画集，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印刷，并托请史沫特莱作序，于1936年5月出版。当时共印103本，鲁迅亲自编号，其中多数赠给友人。由于该画册印数甚少，鲁迅希望有人能翻印，借以扩大影响。鲁迅授权文生社，由父亲经手操办，用锌版制成缩印本，作为文生社《新艺术丛刊》第一种出版。打算印缩印本时，鲁迅原来打算自己出钱印，父亲再三对他说：“文生社的经济情况和一年前两样了。资金周转没有问题，而且这本书印出来一定有销路，不会赔本。”这样，鲁迅才同意由文生社来翻印出版。父亲曾与鲁迅商量，是不是采用铜版。可是试制了一张铜版，打出样张一看，质量不佳。父亲便只好再去找华东照相印刷公司负责人柳溥庆。柳溥庆对上次未能完全印好《死魂灵百图》也觉得很抱歉，表示这次他将从照相制版印刷全过程都由自己照看，保证印得让鲁迅满意。此时，鲁迅正在病中，父亲便向柳溥庆提出，不但要印得好，而且要印得快，让鲁迅早日看到成品。
1936年10月9日，《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缩印本打出印刷大样，父亲及时把大样拿到鲁迅家，鲁迅看后表示满意，该书才正式付印。10月16日，父亲直接从装订房里拿到几本精装本，立即送到鲁迅家中。鲁迅躺在藤椅上，仔细看后点头说：“这本版画印还可以，装帧也美观大方。以后的画集就照这样印，一个月可以印一本吧。”当时鲁迅的精神状态很好，消瘦的脸上流露出喜悦的神情。没想到，第二天鲁迅将该缩印本送给日本友人鹿地亘君时，不幸在外面受了风寒，气喘复发，以致一病不起，于10月19日溘然而去。
鲁迅去世后，父亲一心扑在治丧筹备委员会工作上，参与了全部治丧的具体工作。在鲁迅出殡的那天，他是抬棺入穴的八位青年文学工作者之一。葬礼结束后，他还迅速编出鲁迅纪念图片一套，共11张，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由文生社出版。为了安葬鲁迅，父亲连正在医院里临产的妻子也无暇探望。一周后，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取名“念鲁”，作为对鲁迅人格与精神的永远纪念。之后，父亲和黄源又全权负责《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辑出版事宜。他们克服了资金、印刷等困难，在冯雪峰、许广平的支持下，终于赶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那天出版了《鲁迅先生纪念集》，为追忆鲁迅献上一份珍贵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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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吴朗西的爱国情怀
1904年10月6日，父亲吴朗西出生于四川开县的一户小康之家。我的祖父吴绍庚，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自学成才，时任开县县政府秘书。父亲的启蒙老师便是我的祖父。父亲13岁时就读于江北县县立高等小学，16岁时考上了巴县县立中学。此时，新文化、新思潮强烈地冲击着他。当时，他读过的印象最深的有两本书，一本是《极乐地》，另一本便是《共产党宣言》。1921年暑假，17岁的父亲只身离乡背井去了上海。到上海后，先就读于私立澄衷中学，次年转入中国公学中学部。在中国公学读书期间，教师沈仲九和匡互生对他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匡互生，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与助人为乐、教育救国的奉献精神，因而在学生中享有很高威信。
1923年夏，父亲在中国公学中学部毕业后只身去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可惜未被录取，后便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旁听数月。他认为，通过学习外语可以获取国外先进的思想和知识。之后，他又决定去杭州，报考教会学校——之江大学。这一年的夏天，他被高三年级组录取。他的同班同学有陆圣泉（陆蠡）、许天虹（白石）、吴金堤等，由于他们志趣相投，成为知己好友，后来又一起创办和经营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校期间，父亲因维护同学的利益与学监发生冲突，被迫离开杭州，重又到上海。
当时中国公学匡互生老师在上海淞江创办立达学园，父亲邀约同学合伙在立达学园附近租了一家店面，开设学生商店。他白天去市区进货，晚上拼命自学英语，他想通过商店经营获利，待有机会报考大学。就在那时，父亲结识了在立达学园上学的母亲柳静。学生商店经营状况一般，与原来的设想差距很大。父亲听说日本有些穷苦学生一边卖报一边读书，便想效仿，于是关了学生商店，决定勤工俭学，去日本读书。
1926年4月，父亲考上了东京上智大学德文系。在日本求学的最初两年里，他的生活十分窘迫，学费一再拖欠。两年后，有了报考四川省庚款补助费的机会，他便去使馆应试。考试试题是有关日本文化方面的。他出于爱国热情，颂扬了5000年中国文明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毫无颂扬日本文化之意。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居然考取了四川省留日庚款官费生。这一下他这个穷学生顿时富有起来，每月有了70日元的补助，这些钱不仅能保证他安心读书，而且自给有余，还可以帮助一些穷朋友。
那时父亲攻读的是德国文学，主攻课程是《歌德研究》。而那时，父亲兴趣十分广泛，戏剧理论、舞台艺术和苏联文学都是他所喜爱的。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惊破了他的学者梦，爱国激情再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义无反顾地舍弃即将到手的文凭和优裕的官费生待遇，和好友伍禅一起离开东京，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
他怀着满腔热情回到国内，然而现实让他大失所望。当时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满怀爱国激情的他报国无门。他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也没了着落。幸好结识多年的女友柳静在身边，给了他一些精神上的慰藉，让他安下心来，依靠翻译维持生计。
1932年7月，父亲应友人福建泉州平民中学校长陈范予之聘，去平中任教。泉州平中是一所有名的进步中学，校长陈范予、教务长叶非英，都是崇尚正义、甘愿奉献、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在泉州平中期间，他担任英文教师，课余常对学生讲解世界文学名著故事，指导学生阅读法国和苏联的革命小说，组织读书会，交流学习心得，深得学生爱戴。
鲁迅关注《美术生活》
1933年10月，父亲因探母病回到故乡四川。行前，他曾与在南京的我母亲相约：现在虽暂时天各一方，以后谁先有了安定的工作，便把对方叫来一起生活。此时，母亲的哥哥柳溥庆在上海为三一印刷公司创办《美术生活》画报，缺少编辑，这样，父亲于1934年初进了《美术生活》画报社，母亲也辞去南京女中图书馆的工作，到画报社担任会计总务。这年4月，相恋了十年的情人终于结为夫妇。
舅舅柳溥庆，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便参加了留法预备班学习法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他是商务印书馆内第一个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印刷工人，与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沈雁冰（茅盾）编在同一个小组，沈雁冰、沈泽民等有时就到母亲家里与柳溥庆一起开会。所以，母亲认识沈雁冰比父亲早。1924年春，柳溥庆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学的是照相制版印刷工艺，这使他成为中国印刷界的前辈。新中国成立后，柳溥庆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总工程师、印制研究所所长，在印刷领域做出过重大贡献，被评为新中国杰出的出版家。
《美术生活》画报是柳溥庆与上海美术界人士钱瘦铁、江小鹣、郎静山等发起创办的，由三一印刷公司金有成、俞象贤出版发行。柳溥庆时任三一印刷公司照相制版部部长。那时，父亲在杂志社任编辑，主要负责文字工作。
《美术生活》画报受到鲁迅的关注。当时，《美术生活》是中国一流的大型美术杂志，采用最新式的照相制版工艺和最先进的一次能印双色的平版印刷设备，刊物印刷精美。中国著名的美术界大师张大千、张善子、徐悲鸿、林风眠、黄宾鸿等，经常在《美术生活》上发表作品。《美术生活》还刊登苏联木刻，如索洛成赤克的《高尔基像》、保夫理诺夫的《契诃夫像》、克拉甫兼柯的《列宁公墓》和《拜伦像》等。当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编辑赵家璧，为印刷出版《苏联版画集》，向鲁迅打听日本印 刷厂的地址和印制工本费用时，鲁迅在回信中推荐了《美术生活》，并提出了具体建议：“就是印《引玉集》那样的太小，二百页左右，成本总要将近四元，所以‘价廉物美’，实际上是办不到的，除非出版者是慈善家，或者是一个呆子。回寓后看到了最近的《美术生活》，内有这回展览的木刻四幅，觉得也还不坏，颇细的线，并不模糊，如果用这种版印，我想，每本可以不到二元的。我的意思，是以为不如先生拿这《美术生活》去和那秘书商量一下，说明中国的最好印刷，只能如此，而定价却比较廉，否则，学生们就买不起了。于是取一最后的决定，这似乎比较的妥当。”
《美术生活》还报道一些国外的政治、文化方面的重要信息，选登几幅揭露和讽刺当时社会现实的漫画，还专门开辟了一个名叫《怪理怪趣》的专栏，发表青年画家的漫画，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创办《漫画生活》，
与鲁迅开始交往
当时在上海，有一群具有正义感的青年画家，如黄士英和上海美专的学生蔡若虹、黄鼎等，他们主要通过漫画揭示社会的阴暗面。然而，《美术生活》毕竟是一本艺术刊物，在政治上保持中性立场，对那些嘲讽社会现实的漫画不可能多用，也不宜多用。当时上海已有一家漫画刊物，但内容庸俗，这些青年画家都不愿意给它投稿。于是他们就来与父亲商量，能不能筹办一份具有警示社会性质的漫画刊物，利用漫画这种嬉笑谩骂的艺术手段，揭露社会弊端，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态度，让灾难深重的民众有所警觉。这一建议与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父亲的办刊旨趣不谋而合，立即得到他的赞同。好在由于工作关系，他与印刷厂和发行单位都很熟悉，出版发行都不成问题。于是，他与三一印刷公司商量，另办一个刊物，名为《漫画生活》。他的举动得到文艺界、美术界和公司的大力支持，终于在1934年9月10日正式创刊，编辑为吴朗西、黄士英、黄鼎和钟山隐，父亲是实际的主持者。
对于《漫画生活》的办刊理念，父亲在其所写的《漫画生活》的《开场白》中作了明确说明：“我们且翻开今天的节目来看看：战乱失业，灾荒、饥饿的大悲剧占据了这动乱时代的大舞台。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大众的生活实在太悲惨了。然而在舞台的另一角却有少数在这火山口上跳舞享乐的人们。这样展开在我们眼前的世界是充满着何等的矛盾。不过我们相信这不调和的现象是应该消灭的，迟早是会消灭的。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刊物在这样的时代中产生了。它只是一只摄取时代舞台上悲喜剧的镜头；陈列在读者面前的作品，也就是上演过的悲喜剧一幕一幕的写真。表演的情节：矛盾也罢，愉快也罢，悲苦也罢，我们只知道忠实地摄取，敬待读者自己去玩味，去证实，去认清，去批评。这便是我们这小小刊物的小小希望。”
在《漫画生活》初创时期，父亲通过友人茅盾的介绍结识了鲁迅。父亲向鲁迅约稿，鲁迅很快就答应，于是在《漫画生活》第二期上便刊登了鲁迅《说面子》一文。对此，鲁迅在1934年10月5日的日记中记有“上午寄漫画生活稿一篇”，这一篇稿子便是《说面子》，它标志着鲁迅与父亲交往的开始。同年10月30日，鲁迅在日记中说：“吴朗西邀饮于梁园，晚与仲方同去，合席十人。”“仲方”即茅盾，同席的还有黄源、许粤华等。在宴请时父亲继续向鲁迅、茅盾等约稿。因鲁迅对父亲和《漫画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为《漫画生活》属于“大受压迫”的进步刊物。
《漫画生活》杂志有一半篇幅刊登杂文和讽刺小品，作者均是著名进步作家，像鲁迅、茅盾、巴金、老舍、胡愈之、王统照、张天翼、欧阳山、黎烈文、丽尼、靳以等。父亲敢于直面人生的编辑理念，使这些进步作家乐意为《漫画生活》写稿，并且父亲在组稿过程中与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漫画生活》上，父亲还以石生、静川等笔名译写了许多文章，如翻译日本冈本一平的《漫画论》和《西洋漫画史略》，撰写了《漫画家的素质》等。这些文章对当时的漫画艺术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由于父亲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漫画生活》上，正好友人丽尼供职的《大众小说》停刊，便介绍丽尼进了《美术生活》编辑部，接替自己原来的工作。
《漫画生活》在创刊号上介绍了苏联木刻家亚力克舍夫的作品《母亲》与《铁流》的插图，以后又陆续刊登鲁迅培养的青年木刻家李桦、陈烟桥、赖少其等人革命性、战斗性很强的作品。鲁迅很重视这一刊物，他在向日本友人推荐《芒种》和《漫画生活》这两种进步刊物时说：“《芒种》是反对林语堂的刊物，《漫画生活》则是大受压迫的杂志。上海除了色情漫画之外，还有这种东西，作为样本呈阅。”国民党图书检查机关很快就发现《漫画生活》的进步倾向，1935年底，鲁迅的讽刺小品《阿金》准备在《漫画生活》上刊出，遭到了检查人员的刁难，不仅不准许刊登，还送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审查。次年4月23日，鲁迅又撰写了《弄堂生意古今谈》，发表在第9期上，署名“康郁”。
《漫画生活》出了13期后停刊。父亲从1934年4月参加《美术生活》编辑部，到1935年6月离开创办的《漫画生活》杂志，前后虽不过一年多时间，但在编辑出版方面取得了不斐的成绩。这段时间为后来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文生社）的创办做了思想和业务上的准备。
文化生活出版社与鲁迅的密切关系
办出版社的起因是，丽尼当时翻译了纪德的《田园交响乐》，但苦于没有地方出版，于是父亲就想创办一家出版社，解决出版难的问题。父亲感到，《田园交响乐》尽管是一本好书，但当时读者中很少有人知道纪德，这本书对一般读者不大会有吸引力，而创社之初的头一炮必须打响。为此，他想到伍禅从日本带回来的由美国评论家约翰·史蒂尔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自从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好多人都在担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因此光是这本书的书名就已够吸引人了，何况内容也很充实。丽尼读了也觉得这本书肯定有销路，值得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于是父亲和母亲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文原著去拜访同学许天虹，把办书店的计划告诉他，请他赶快把这本书翻译出来。许天虹一口答应，很快就译好了。这样，《文化生活》丛刊第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率先于1935年5月20日出版，第二种《田园交响乐》也于6月初问世。
第一批书出版时，巴金尚在日本，此时父亲便给巴金写信索取书稿，并邀请他回国主持编辑工作。巴金当时已是拥有广大读者的著名作家，父亲早在1923年前后就与他相识，所以聘请他回国担任《文化生活》丛刊的主编和文生社的总编辑。
父亲、丽尼、伍禅、母亲是文生社的创始人，以后参与文生社工作的还有陆蠡、巴金、俞福祚、杨挹清、朱洗、毕修勺、吴克刚、黄源、吴金堤等人，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老同学、老朋友，其友谊基于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他们愿意为人类美好理想无偿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把主持正义、团结互助、无私奉献视为社会责任，并身体力行。
文生社创办后，黄源进一步向鲁迅介绍了父亲的情况。父亲与黄源在之大附中就相识，留学日本时曾住在一起。1934年因从事进步文学翻译，负责《译文》编辑，先期结识了鲁迅，深得鲁迅的信赖。鲁迅说书店是父亲他们几个文化人办的，比较好，就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俄罗斯童话》是通过黄源交付的鲁迅第一本书稿。鲁迅在1935年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得吴朗西信，并《俄罗斯童话》校稿一帖，至夜校毕。”8月24日记有：“复吴朗西信并还校稿。”9月11日写道：“得吴朗西信并《俄罗斯童话》10本，夜复。”鲁迅对书稿清样校对得十分认真仔细，使父亲和文生社的同仁都感佩之至。他们都表示，一定要学习鲁迅认真负责的精神，把编辑出版工作做好。
1935年9月15日，黄源邀请鲁迅、许广平、茅盾、黎烈文、吴朗西、巴金、胡风、傅东华等到南京饭店吃饭，席间商定由黄源主编的《译文丛书》就在文生社出版。10月8日，父亲与黄源一起到鲁迅家签订了《译文丛书》的出版合同。《译文丛书》是在鲁迅亲自关怀下出版的，第一批为两种，即鲁迅翻译的《死魂灵》和茅盾翻译的《桃园》。10月20日，鲁迅便将《死魂灵》译稿及序交给父亲。在此后的十几天里，父亲几乎每天不是到鲁迅家里去，便是收到鲁迅的来信，交往十分频繁。《死魂灵》在11月16日正式出版后，父亲亲自拿了5本布面精装的《死魂灵》书送到鲁迅家中。这两本著名作家的翻译作品，不仅为《译文丛书》奠定了健康进步的编辑方向，而且也为新创建的文生社带来了良好声誉。鲁迅还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编了两个集子——小说集《故事新编》和散文集《夜记》。该丛书还有曹禺的《雷雨》、沈从文的《八骏图》、李健吾的《以身作则》、卞之琳的《鱼目集》、茅盾的《路》、巴金的《神鬼人》等共16本。
文生社由于受到鲁迅等著名作家的支持，使新办的小出版社顿时声誉鹊起。在同文生社发生关系前，鲁迅曾为出版书籍同一些书店有过龃龉，吃了一些亏，他说过：“现在的一切书店，比以前更不如，他除想立刻发财外，什么也不想，即使订了合同，也可以翻脸不算的。”而文生社与鲁迅的关系非常融洽，对此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说道：“有关系较久的北新，有后起而出书较多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鲁迅后期的作品几乎全在文生社出版，无疑也证明文生社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此后，文生社出书速度不断加快，有一段时间几乎两天出一本书，足以与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匹敌。
深得鲁迅教诲
为了出版上的一些事务，父亲常到鲁迅家，鲁迅也很喜欢这个热情天真的年轻人，常常留他吃饭，每次都和他各饮半斤黄酒。鲁迅一喝酒，兴致很高，话也多起来，他们一个讲绍兴话，一个讲四川话，谁都不觉得理解上有什么困难。
父亲曾翻译过德国漫画家奥纳夫·古尔布兰生的《过去》，在《漫画生活》上连载，但后来没有翻译下去了。鲁迅一直鼓励父亲继续搞翻译，鲁迅对他讲：“这本书蛮好嘛，你应该翻译下去！”又说：“你曾经搞过亨利·遮勒的《柏林生活素描》，这个办法我也很喜欢，你还可以再编一本嘛！”父亲回答说：“老实讲，我因为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主要差不多变成一个生意人了。所以现在差不多读书的时间也没有了。”“这样不行啊！当然，书生是做不好事情的，但是你本来是读书的，我想你应该抽些时间来。这套丛书我可以给你编，你也可把这二本搞下来。”当然他们谈的最多的还是书籍。鲁迅收藏的版画很多，他时常拿出一些版画给父亲看，说“这些都是值得介绍翻印的，慢慢来吧”。父亲买到一本德国漫画家卜劳恩的《父与子》，觉得这本书很有趣，又买了一本送给鲁迅。鲁迅看了，也被这些有趣的漫画惹得笑起来。还有一件事也是父亲不能忘怀的。1936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他到永安公司附近去参加鲁迅也出席的一个宴会，在日升楼下了电车，就跑到一家彩票店去买航空奖券，因为伍禅买奖券中奖，他也很想碰碰运气，也许能为文生社弄点资金。忽然感觉有人在拍他的肩膀，回头一看，原来是鲁迅，父亲好像做了错事被老师抓住的学生一样，窘得脸都红了，找不出旁的话说，却问鲁迅：“先生，您买不买奖券？”鲁迅笑着说：“我从来不买发财票。”父亲出于对鲁迅身体健康的关心，常劝他应该去日本温泉地带休养一下，换换空气，可是鲁迅总是说“再看吧”。
父亲给鲁迅出书绝不是为了赢利，而是对鲁迅怀有深深的敬意，所出的书一定要让先生满意。父亲在1980年6月写的一篇《鲁迅先生与文化生活出版社》文章中，有一段十分动情的回忆：“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出版事务的关系，我经常接近先生。我每次从先生那里回来，总是把先生的情况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关心先生的写作，关心先生的生活情况，关心先生的身体健康。我们每拿到先生的一部稿件，每出版了先生的一部书，我们是多么欢欣鼓舞啊！”
文生社于1935年11月出版了鲁迅翻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后，孟十还在上海书店发现了俄国阿庚画、培尔那尔特斯基刻的《死魂灵百图》画册，鲁迅对其十分欣赏，决定将它翻印出来。因为对该画册印成后的销售情况没有把握，鲁迅决定自己出钱翻印、由文生社发行。这反映了鲁迅对刚创办不久的文生社的关心和爱护。《死魂灵百图》精装本是鲁迅精心规划、由钱君匋设计装帧的。父亲和钱君匋为了达到鲁迅的要求，曾一起去选购纸张和绸面，跑了好多布店，最后在河南路的一家湖州绸庄看中一种绿绸，经鲁迅同意，做该画册的绸面用料。《死魂灵百图》印普通封面1000册，绸面500册，与鲁迅以前翻印的画册一样，署名三闲书屋翻印，并印上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的字样。在鲁迅所写的《死魂灵百图·小引》中最后有这样一句话：“至于校印装制，则是吴朗西君和另外几位朋友们所经营。这都应该在这里声明谢意。”
父亲还告诉我们，他在把印好的50本精装《死魂灵百图》送到鲁迅家后，就见鲁迅拿了一本就包扎起来，鲁迅动作熟练，把邮包包扎得整整齐齐。父亲十分惊讶，鲁迅突然说：“我是在南货店学过生意的啦。”父亲被这话逗笑了。然而，《死魂灵百图》在印工上并不理想，与鲁迅的要求仍有距离。鲁迅在1936年5月4日致曹白的信中说：“《死魂灵百图》，你买的太性急了，还有一种白纸的，印的较好，正在装订，我要送你一本。至于其中三张，原是密线，用橡皮版一做，就加粗，中国又无印刷好手，于是弄到这地步。至于刻法，现在只能做做参考，学不来了。”当鲁迅看到样书，发现这一缺点时，已来不及补救了，这使父亲十分难过。
鲁迅非常关心版画艺术的发展，他为资助出版社，曾两次托黄源拿来700元作为自费出版的经费。《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是鲁迅自己出钱印的画集，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印刷，并托请史沫特莱作序，于1936年5月出版。当时共印103本，鲁迅亲自编号，其中多数赠给友人。由于该画册印数甚少，鲁迅希望有人能翻印，借以扩大影响。鲁迅授权文生社，由父亲经手操办，用锌版制成缩印本，作为文生社《新艺术丛刊》第一种出版。打算印缩印本时，鲁迅原来打算自己出钱印，父亲再三对他说：“文生社的经济情况和一年前两样了。资金周转没有问题，而且这本书印出来一定有销路，不会赔本。”这样，鲁迅才同意由文生社来翻印出版。父亲曾与鲁迅商量，是不是采用铜版。可是试制了一张铜版，打出样张一看，质量不佳。父亲便只好再去找华东照相印刷公司负责人柳溥庆。柳溥庆对上次未能完全印好《死魂灵百图》也觉得很抱歉，表示这次他将从照相制版印刷全过程都由自己照看，保证印得让鲁迅满意。此时，鲁迅正在病中，父亲便向柳溥庆提出，不但要印得好，而且要印得快，让鲁迅早日看到成品。
1936年10月9日，《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缩印本打出印刷大样，父亲及时把大样拿到鲁迅家，鲁迅看后表示满意，该书才正式付印。10月16日，父亲直接从装订房里拿到几本精装本，立即送到鲁迅家中。鲁迅躺在藤椅上，仔细看后点头说：“这本版画印还可以，装帧也美观大方。以后的画集就照这样印，一个月可以印一本吧。”当时鲁迅的精神状态很好，消瘦的脸上流露出喜悦的神情。没想到，第二天鲁迅将该缩印本送给日本友人鹿地亘君时，不幸在外面受了风寒，气喘复发，以致一病不起，于10月19日溘然而去。
鲁迅去世后，父亲一心扑在治丧筹备委员会工作上，参与了全部治丧的具体工作。在鲁迅出殡的那天，他是抬棺入穴的八位青年文学工作者之一。葬礼结束后，他还迅速编出鲁迅纪念图片一套，共11张，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由文生社出版。为了安葬鲁迅，父亲连正在医院里临产的妻子也无暇探望。一周后，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取名“念鲁”，作为对鲁迅人格与精神的永远纪念。之后，父亲和黄源又全权负责《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辑出版事宜。他们克服了资金、印刷等困难，在冯雪峰、许广平的支持下，终于赶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那天出版了《鲁迅先生纪念集》，为追忆鲁迅献上一份珍贵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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