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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矛盾文学奖的得主，他被称作明星编剧，他习惯用很绕的方式讲故事，他称自己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编瞎话。但他的瞎话，成为了这个时代底线的探索。他就是刘震云。
明星编剧
很多人知道刘震云这个名字可能并不是通过他的书，而是通过一些影视剧。在《一地鸡毛》《手机》《我叫刘跃进》被改编成影视剧后，刘震云的名字被更多的人熟知，说他是明星编剧也不为过。甚至，他还在《甲方乙方》《手机》等影视剧里客串，不过，对于表演，刘震云微微笑道：“导演和我自己都觉得我没天赋，这事不成。”但他还是过了一把瘾。
有媒体问他，作为作家，你现在的名气不比明星差，你怎么想？刘震云开始一贯的玩笑回答：“一个作家比一个明星的名气大，这是应该的。别的作家也比梁朝伟这样的明星名气大，比如李白、曹雪芹。”他的话，听着像玩笑，但细想，玩笑里面似乎还有东西。
最近的一次当编剧的经历是《一九四二》，这部由他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电影被认为是中国2012年的年度大片。
说起小说原著《温故一九四二》，冯小刚表达了对刘震云的钦佩：“把这部小说改成电影太难了，在准备拍摄之前，有很多导演都劝我放弃。刘震云是个伟大的作家，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改编这部小说存在一个很大的难点，原著中几条线索各自独立，多方人物相互不见面，缺少一部电影必需的戏剧冲突。“我和刘震云商量时，他说我们都不是聪明人，用聪明的方式去改编也行不通，就要用最笨的方法。”冯小刚说。于是他们便用刘震云提出的笨办法，沿着故事的发生地点，在河南、山西、陕西、重庆等地一路寻访，听老百姓讲故事来充实剧本细节和人物形象，在此基础上刘震云再开始改编剧本，加入精彩而又合情合理的戏剧冲突。筹备的时候，刘震云改了10次，开拍前又改了10次。
尽管下了这么多功夫，可刘震云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职业编剧。“我只在把自己的小说变成剧本时才做，就相当于把自己家的树做成了板凳，与专门做板凳的木匠还是不一样的。我在编剧的道路上得的分非常少，只得了0.1分。”他这样说。
当被问起，小说被搬上银幕，是件幸福的事情吗？刘震云的回答却很实在，他说：“最大的好处还是跟小刚的合作，可以勾兑出东西。其实做这件事情，是两个蓄水池的勾兑。让两个蓄水池变得更宽、更高。而且比前者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可以经常见面聚会。”在网上依然有人批判，说作家转行编剧，借着影视剧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对于这些质疑，刘震云倒是看得开，他说：“影视让我的作品有知名度，呈几何级数扩展，让我拿到第二次稿费。钱对作家不是最重要，但也是相当重要的，可以维护他的自尊。如果是在寒酸状态下，写出的作品也是寒酸的。”
现实中的刘震云生活非常低调，明星编剧也好，畅销书作家也罢，大多数时候他就仅仅是一个观察者，一个写故事的人。“其实我一年365天，只有2个晚上在影视圈和电视圈。剩下的363个白天和晚上，我还是在书桌面前，跟我书里的人物在一起。”其实，剩下的363天，他也并不是完全耗在书桌前，他常常回到河南老家的老房子小住，吃吃烩面，去县城洗5块钱的澡，和乡亲们聊聊天。然后，筹划着另一部新作品。
中国最绕的作家
刘震云写民间、写官场，实际上写的是事情后面的“理儿”，小说表面上就是一个故事，并不绕，但那背后的“理儿”总是越想越绕，所以他被称为中国最绕的作家。新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也承袭了他的一贯风格，把一个简单的上访故事讲得特别复杂，而且这个故事的序言比正文还长。
对于这个“最绕作家”的名号，他笑纳了：“因为生活本身就很绕。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8件事。一件事里有8个道理，八八六十四个管道，这说起来就特别费劲儿。如果有人钻这个管道，把生活一归理，我们就活得简单了，但是中国没有产生这样的人，我们的思考习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我觉得把它说清楚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当我想说清楚的时候，人们又说太绕。可是，我对自己满意的一点就是，能听不同的意见，生活也变得更加愉快，什么叫愉快？就是两个字：明白。”
与“说清楚”相对应的是“认真听”，为着这“明白”二字，“认真听”和“说清楚”同样重要。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农村妇女李雪莲去告状，各级官员都没理她，结果是，各级官员都倒了。刘震云认为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倾听”。“这些官员，关心的是升官发财的事，没有人倾听像李雪莲这样的人的内心活动。平常不听老百姓的声音，什么时候听呢？”
李雪蓮原本想解决的就是芝麻大的事情。她和丈夫为了生第二个小孩儿，假离婚，谁知离婚之后，丈夫跟了别的女人，成了真离婚。她要告丈夫甚至自己，纠正假离婚这件事情。这本来是她跟丈夫的事，很快变成了她跟法院的事，接着变成她跟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的事，她一路上访，最后闹到北京，闹到了人民大会堂。因为她的事情，各级官员阴差阳错地全被撤了职。政治的逻辑、社会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全掺到家务事中去了。本来一桩芝麻大的事情，因为大家都不听，于是这件事越来越绕，到了最后甚至无法收场。不过，既然绕，那总要绕明白的。于是刘震云设计了一个非常长的序言，来绕明白这个事。
小说分3章，前两章都是序言，第三章才是正文。李雪莲属于前两章最绕的那部分。小说的正文，则没有李雪莲，只有因为她而被撤职的前县长史为民。刘震云认为，老史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如果说李雪莲是用严肃对抗荒诞，老史就是用荒诞对抗荒诞。春运期间，当老史在北京火车站买不到火车票时，急中生智，举起一块要上访的牌子，结果，他被两个协警一路护送回了老家，连火车票都省了，而老史急着回家却只为打几圈麻将。老史看透了这一切，他反弹琵琶，把复杂变成了简单。绕到最后，很多人心里也渐渐开始明白了。
刘震云曾说，这本书是想探讨喜剧时代里荒诞的底线。但底线在哪儿？或者真的有底线吗？他也表示：其实并没有底线。这是一场探索，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应该反思。
幽默搬运工
幽默是刘震云的又一个大特点，但他说，许多慕名而找到他的人，可能最终都会连连叹气：“刘震云其实是一个特无趣的人。” 这样说，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太遵守规律了，而且不懂应酬，也不太会娱乐。每天早上6点半，准时起床，然后去跑步1个半小时，吃完早餐后，关掉手机，开始看书或写文章；中午休息2个小时，这时开一会儿手机；下午2点，关机，继续看书或写文章；晚上10点半，准时上床睡觉，每天保证睡眠8个小时，多年来都是如此。其实这是个很不错的习惯，渐渐地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都跟他学了。
但问题是，他毕竟渐渐接触了影视圈，成了公众人物，慕名与他结识的人也越来越多，他却依然如此，大多时候都在家里看书写作，几乎没有私人应酬。偶尔参加一些朋友聚会或宣传作品的聚会，却晚上10点一到，就开始哈欠连天了。他笑着说：“那可都是货真价实不可耽误的哈欠啊，比我在电影《我叫刘跃进》里客串的那个哈欠打得实在多了，你想这样一个人，谁愿意跟你闹到大半夜啊！”
关于幽默，刘震云说：“我并不是生产幽默，只是搬运幽默，把生活中的幽默搬进书里。”那些在他书中的幽默，也正是生活中的幽默，有时你甚至能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那些桥段总是让你笑着笑着能明白点儿什么。
他曾经讲过他的一个表弟，表弟说：“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刘震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老婆得了抑郁症。按说抑郁症应该是知识分子得，应该有钱的人得，应该是有权有势的人得，因为他们想的问题多。我老婆是一个农民，她怎么得了抑郁症？我每天从地里干活回来还要给她做饭。”这段话在他的书里，便是能令人捧腹的情节，但是当人们细想这件事，就会体味到另一种生活的质感，这种质感就是刘震云搬进他的书里，想要传递给人们的东西。
除了幽默，他书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原原本本来自于生活的，就像他曾笑言：“生活已经如此荒诞了，还用去编吗？”
舅舅控
刘震云爱拿他两个舅舅举例，觉得他们是真正有见识的人。
他一个舅舅是在他们村里赶马车的，赶得特别好，方圆几十里再调皮的牲口放到他手里，马上能变成一只猫。刘震云13岁时，这个舅舅问他：“你觉得你聪明吗？”刘震云回答说：“不太聪明，也不笨。”舅舅说：“世界上就怕这种人，要不你聪明，要不你是个傻子，你会生活得非常的幸福，这种既不聪明又不笨，不上不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难混。我教你一招，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劉震云记住了舅舅这句话，到现在为止，他就干了一件事——“编瞎话”，这件事让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而他的“瞎话”在某些程度上影响着这个时代。
另一个舅舅是个木匠，方圆几十里，活做得最好。这个舅舅跟他说：“你是不聪明的人，我再教你一招，做事情要慢。”刘震云也记住了，他写小说花的时间要比别人长一些，他认为这是他写作的最大诀窍。
刘震云其实还有第三个舅舅，他是崔永元。“崔永元是我的好朋友，认识很多年，跟崔永元聊天，总是非常开心。”崔永元还提醒他，《一地鸡毛》可以写续篇了，想一想30年后，书中的主角小林已是老林了。《一地鸡毛》的续作，刘震云连书名都想好了，就叫《鸡毛飞过三十年》。
在一次采访中，刘震云聊到冯小刚、王朔，说：“他们都是我舅舅！”刘震云佩服的人，他都乐意把他们称为舅舅，也是这样的不断交流与倾听，让他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中，写得出不曾和时代脱轨的故事。他不希望知识分子在这场荒诞剧里迷失，“中国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脑子都没问题，都挺灵光的。如果说他们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出现在眼睛上。知识分子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应该探索甚至照亮这个民族未来的道路。”
真人刘震云
无论是“明星编剧”“最绕作家”，还是“幽默搬运工”“舅舅控”，都是外界根据他的特点，赋予他的名号，实际上，刘震云就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真实的人，在荣誉中不会迷失。大家都好奇茅盾文学奖评出来时他在干什么，刘震云嘿嘿一笑：“我在菜市场买菜。当时正在犹豫，是买西红柿，还是买茄子？中午是吃西红柿打卤面，还是茄子打卤面？为什么犹豫，因为西红柿比茄子贵。正决定不了的时候，我的出版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获奖了，接着一句话是奖金比过去提高了。我当即决定买西红柿。”于是，当天中午，刘震云就吃上了鸡蛋西红柿面。有人问他这碗面跟平时味道是不是不一样，刘震云平淡地说：“确实很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鸡蛋就是鸡蛋，西红柿就是西红柿，不会因为外在事物的改变而发生事物内部的改变。”
一个真实的人，坦承自己的苦闷。人们想知道在家里他是怎样的角色，刘震云特别坦白：“在家是爱人和女儿说了算，早先是太太做老大，后来发展成女儿做老大，自始至终我要考虑的就是投靠哪一边。我也想过为什么就轮不到我呢？结果她们就一起告诉我答案：‘你太笨了！’”他还特别强调：“这不是开玩笑，她们是真的觉得我在生活能力方面智商不够，所以家里的事我有劲儿也使不上。有一回，我早上跑步回来，发现有一帮工人扛大木料上我们那栋楼，我就纳闷啊，这是怎么了？结果一上楼，好家伙，上的就是我们家，一问‘领导’才知道，要在阳台上搭个木亭子，我比工人知道的还晚呢！她们总怕什么事被我知道了会搅和烂了，关于这个我很苦闷。”
一个真实的人，不忘本。刘震云喜欢讲他的老家，这些故事里常常有他的祖母，那是他这辈子最敬仰的人。祖母割麦子出了名的快，问她怎么做到的，祖母说：“一直割到底，中间不要直起腰来。如果直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刘震云说：“你能想象一个矮小的女人，挥起镰刀，被遥无边际的麦田掩藏的情景吗？这个女人和她身后的麦田，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于是他也一样，在干活时尽量不直起腰来，要干就一直干到底。刘震云经常回河南老家，他说：“并不是要体验生活，就是想回去待一段时间。那里有从小到大熟悉的人，你有话想对他说，他也有话想对你说。他们会说一些自己遇到的特别个体的事，个体的高兴和个体的烦扰，因为他们从小就跟我在一起，这些事在我听起来会有特别大的感触。”
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被这个自称为“不聪明又不笨”的人一一记录下来，用他特有的方式呈现给人们，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评价他说：“刘震云的作品，透着一股子实在劲儿。”
（据凤凰网、新浪网、《看天下》《楚天都市报》相关资料整理）
明星编剧
很多人知道刘震云这个名字可能并不是通过他的书，而是通过一些影视剧。在《一地鸡毛》《手机》《我叫刘跃进》被改编成影视剧后，刘震云的名字被更多的人熟知，说他是明星编剧也不为过。甚至，他还在《甲方乙方》《手机》等影视剧里客串，不过，对于表演，刘震云微微笑道：“导演和我自己都觉得我没天赋，这事不成。”但他还是过了一把瘾。
有媒体问他，作为作家，你现在的名气不比明星差，你怎么想？刘震云开始一贯的玩笑回答：“一个作家比一个明星的名气大，这是应该的。别的作家也比梁朝伟这样的明星名气大，比如李白、曹雪芹。”他的话，听着像玩笑，但细想，玩笑里面似乎还有东西。
最近的一次当编剧的经历是《一九四二》，这部由他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电影被认为是中国2012年的年度大片。
说起小说原著《温故一九四二》，冯小刚表达了对刘震云的钦佩：“把这部小说改成电影太难了，在准备拍摄之前，有很多导演都劝我放弃。刘震云是个伟大的作家，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改编这部小说存在一个很大的难点，原著中几条线索各自独立，多方人物相互不见面，缺少一部电影必需的戏剧冲突。“我和刘震云商量时，他说我们都不是聪明人，用聪明的方式去改编也行不通，就要用最笨的方法。”冯小刚说。于是他们便用刘震云提出的笨办法，沿着故事的发生地点，在河南、山西、陕西、重庆等地一路寻访，听老百姓讲故事来充实剧本细节和人物形象，在此基础上刘震云再开始改编剧本，加入精彩而又合情合理的戏剧冲突。筹备的时候，刘震云改了10次，开拍前又改了10次。
尽管下了这么多功夫，可刘震云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职业编剧。“我只在把自己的小说变成剧本时才做，就相当于把自己家的树做成了板凳，与专门做板凳的木匠还是不一样的。我在编剧的道路上得的分非常少，只得了0.1分。”他这样说。
当被问起，小说被搬上银幕，是件幸福的事情吗？刘震云的回答却很实在，他说：“最大的好处还是跟小刚的合作，可以勾兑出东西。其实做这件事情，是两个蓄水池的勾兑。让两个蓄水池变得更宽、更高。而且比前者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可以经常见面聚会。”在网上依然有人批判，说作家转行编剧，借着影视剧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对于这些质疑，刘震云倒是看得开，他说：“影视让我的作品有知名度，呈几何级数扩展，让我拿到第二次稿费。钱对作家不是最重要，但也是相当重要的，可以维护他的自尊。如果是在寒酸状态下，写出的作品也是寒酸的。”
现实中的刘震云生活非常低调，明星编剧也好，畅销书作家也罢，大多数时候他就仅仅是一个观察者，一个写故事的人。“其实我一年365天，只有2个晚上在影视圈和电视圈。剩下的363个白天和晚上，我还是在书桌面前，跟我书里的人物在一起。”其实，剩下的363天，他也并不是完全耗在书桌前，他常常回到河南老家的老房子小住，吃吃烩面，去县城洗5块钱的澡，和乡亲们聊聊天。然后，筹划着另一部新作品。
中国最绕的作家
刘震云写民间、写官场，实际上写的是事情后面的“理儿”，小说表面上就是一个故事，并不绕，但那背后的“理儿”总是越想越绕，所以他被称为中国最绕的作家。新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也承袭了他的一贯风格，把一个简单的上访故事讲得特别复杂，而且这个故事的序言比正文还长。
对于这个“最绕作家”的名号，他笑纳了：“因为生活本身就很绕。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8件事。一件事里有8个道理，八八六十四个管道，这说起来就特别费劲儿。如果有人钻这个管道，把生活一归理，我们就活得简单了，但是中国没有产生这样的人，我们的思考习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我觉得把它说清楚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当我想说清楚的时候，人们又说太绕。可是，我对自己满意的一点就是，能听不同的意见，生活也变得更加愉快，什么叫愉快？就是两个字：明白。”
与“说清楚”相对应的是“认真听”，为着这“明白”二字，“认真听”和“说清楚”同样重要。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农村妇女李雪莲去告状，各级官员都没理她，结果是，各级官员都倒了。刘震云认为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倾听”。“这些官员，关心的是升官发财的事，没有人倾听像李雪莲这样的人的内心活动。平常不听老百姓的声音，什么时候听呢？”
李雪蓮原本想解决的就是芝麻大的事情。她和丈夫为了生第二个小孩儿，假离婚，谁知离婚之后，丈夫跟了别的女人，成了真离婚。她要告丈夫甚至自己，纠正假离婚这件事情。这本来是她跟丈夫的事，很快变成了她跟法院的事，接着变成她跟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的事，她一路上访，最后闹到北京，闹到了人民大会堂。因为她的事情，各级官员阴差阳错地全被撤了职。政治的逻辑、社会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全掺到家务事中去了。本来一桩芝麻大的事情，因为大家都不听，于是这件事越来越绕，到了最后甚至无法收场。不过，既然绕，那总要绕明白的。于是刘震云设计了一个非常长的序言，来绕明白这个事。
小说分3章，前两章都是序言，第三章才是正文。李雪莲属于前两章最绕的那部分。小说的正文，则没有李雪莲，只有因为她而被撤职的前县长史为民。刘震云认为，老史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如果说李雪莲是用严肃对抗荒诞，老史就是用荒诞对抗荒诞。春运期间，当老史在北京火车站买不到火车票时，急中生智，举起一块要上访的牌子，结果，他被两个协警一路护送回了老家，连火车票都省了，而老史急着回家却只为打几圈麻将。老史看透了这一切，他反弹琵琶，把复杂变成了简单。绕到最后，很多人心里也渐渐开始明白了。
刘震云曾说，这本书是想探讨喜剧时代里荒诞的底线。但底线在哪儿？或者真的有底线吗？他也表示：其实并没有底线。这是一场探索，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应该反思。
幽默搬运工
幽默是刘震云的又一个大特点，但他说，许多慕名而找到他的人，可能最终都会连连叹气：“刘震云其实是一个特无趣的人。” 这样说，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太遵守规律了，而且不懂应酬，也不太会娱乐。每天早上6点半，准时起床，然后去跑步1个半小时，吃完早餐后，关掉手机，开始看书或写文章；中午休息2个小时，这时开一会儿手机；下午2点，关机，继续看书或写文章；晚上10点半，准时上床睡觉，每天保证睡眠8个小时，多年来都是如此。其实这是个很不错的习惯，渐渐地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都跟他学了。
但问题是，他毕竟渐渐接触了影视圈，成了公众人物，慕名与他结识的人也越来越多，他却依然如此，大多时候都在家里看书写作，几乎没有私人应酬。偶尔参加一些朋友聚会或宣传作品的聚会，却晚上10点一到，就开始哈欠连天了。他笑着说：“那可都是货真价实不可耽误的哈欠啊，比我在电影《我叫刘跃进》里客串的那个哈欠打得实在多了，你想这样一个人，谁愿意跟你闹到大半夜啊！”
关于幽默，刘震云说：“我并不是生产幽默，只是搬运幽默，把生活中的幽默搬进书里。”那些在他书中的幽默，也正是生活中的幽默，有时你甚至能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那些桥段总是让你笑着笑着能明白点儿什么。
他曾经讲过他的一个表弟，表弟说：“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刘震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老婆得了抑郁症。按说抑郁症应该是知识分子得，应该有钱的人得，应该是有权有势的人得，因为他们想的问题多。我老婆是一个农民，她怎么得了抑郁症？我每天从地里干活回来还要给她做饭。”这段话在他的书里，便是能令人捧腹的情节，但是当人们细想这件事，就会体味到另一种生活的质感，这种质感就是刘震云搬进他的书里，想要传递给人们的东西。
除了幽默，他书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原原本本来自于生活的，就像他曾笑言：“生活已经如此荒诞了，还用去编吗？”
舅舅控
刘震云爱拿他两个舅舅举例，觉得他们是真正有见识的人。
他一个舅舅是在他们村里赶马车的，赶得特别好，方圆几十里再调皮的牲口放到他手里，马上能变成一只猫。刘震云13岁时，这个舅舅问他：“你觉得你聪明吗？”刘震云回答说：“不太聪明，也不笨。”舅舅说：“世界上就怕这种人，要不你聪明，要不你是个傻子，你会生活得非常的幸福，这种既不聪明又不笨，不上不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难混。我教你一招，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劉震云记住了舅舅这句话，到现在为止，他就干了一件事——“编瞎话”，这件事让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而他的“瞎话”在某些程度上影响着这个时代。
另一个舅舅是个木匠，方圆几十里，活做得最好。这个舅舅跟他说：“你是不聪明的人，我再教你一招，做事情要慢。”刘震云也记住了，他写小说花的时间要比别人长一些，他认为这是他写作的最大诀窍。
刘震云其实还有第三个舅舅，他是崔永元。“崔永元是我的好朋友，认识很多年，跟崔永元聊天，总是非常开心。”崔永元还提醒他，《一地鸡毛》可以写续篇了，想一想30年后，书中的主角小林已是老林了。《一地鸡毛》的续作，刘震云连书名都想好了，就叫《鸡毛飞过三十年》。
在一次采访中，刘震云聊到冯小刚、王朔，说：“他们都是我舅舅！”刘震云佩服的人，他都乐意把他们称为舅舅，也是这样的不断交流与倾听，让他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中，写得出不曾和时代脱轨的故事。他不希望知识分子在这场荒诞剧里迷失，“中国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脑子都没问题，都挺灵光的。如果说他们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出现在眼睛上。知识分子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应该探索甚至照亮这个民族未来的道路。”
真人刘震云
无论是“明星编剧”“最绕作家”，还是“幽默搬运工”“舅舅控”，都是外界根据他的特点，赋予他的名号，实际上，刘震云就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真实的人，在荣誉中不会迷失。大家都好奇茅盾文学奖评出来时他在干什么，刘震云嘿嘿一笑：“我在菜市场买菜。当时正在犹豫，是买西红柿，还是买茄子？中午是吃西红柿打卤面，还是茄子打卤面？为什么犹豫，因为西红柿比茄子贵。正决定不了的时候，我的出版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获奖了，接着一句话是奖金比过去提高了。我当即决定买西红柿。”于是，当天中午，刘震云就吃上了鸡蛋西红柿面。有人问他这碗面跟平时味道是不是不一样，刘震云平淡地说：“确实很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鸡蛋就是鸡蛋，西红柿就是西红柿，不会因为外在事物的改变而发生事物内部的改变。”
一个真实的人，坦承自己的苦闷。人们想知道在家里他是怎样的角色，刘震云特别坦白：“在家是爱人和女儿说了算，早先是太太做老大，后来发展成女儿做老大，自始至终我要考虑的就是投靠哪一边。我也想过为什么就轮不到我呢？结果她们就一起告诉我答案：‘你太笨了！’”他还特别强调：“这不是开玩笑，她们是真的觉得我在生活能力方面智商不够，所以家里的事我有劲儿也使不上。有一回，我早上跑步回来，发现有一帮工人扛大木料上我们那栋楼，我就纳闷啊，这是怎么了？结果一上楼，好家伙，上的就是我们家，一问‘领导’才知道，要在阳台上搭个木亭子，我比工人知道的还晚呢！她们总怕什么事被我知道了会搅和烂了，关于这个我很苦闷。”
一个真实的人，不忘本。刘震云喜欢讲他的老家，这些故事里常常有他的祖母，那是他这辈子最敬仰的人。祖母割麦子出了名的快，问她怎么做到的，祖母说：“一直割到底，中间不要直起腰来。如果直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刘震云说：“你能想象一个矮小的女人，挥起镰刀，被遥无边际的麦田掩藏的情景吗？这个女人和她身后的麦田，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于是他也一样，在干活时尽量不直起腰来，要干就一直干到底。刘震云经常回河南老家，他说：“并不是要体验生活，就是想回去待一段时间。那里有从小到大熟悉的人，你有话想对他说，他也有话想对你说。他们会说一些自己遇到的特别个体的事，个体的高兴和个体的烦扰，因为他们从小就跟我在一起，这些事在我听起来会有特别大的感触。”
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被这个自称为“不聪明又不笨”的人一一记录下来，用他特有的方式呈现给人们，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评价他说：“刘震云的作品，透着一股子实在劲儿。”
（据凤凰网、新浪网、《看天下》《楚天都市报》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