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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或许是建设和谐社会工程的组成部分。
耀邦在世时致力于社会的“平等、宽厚、宽容”，追求社会和谐，但也为推进和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他逝世十六年以来，人们更是日益感到，这个社会实在是太需要和谐了。
有朋友建议我写一点文字，纪念这位至今仍令人无法忘怀的伟大人物。我回答说：纪念的方式多种多样，何必要用文字呢?很多的话是无法用文字发表的，纪念要有评价，谁又有资格来对他作出历史的定评呢?
耀邦逝世时有讣告和长达4000字的悼词作为评价，十六年来却很少被媒体提及，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李锐先生诗云：“活在人心便永恒”，耀邦仍鲜活地生存在人们的心中，历史还无法盖棺。因此，我能谈的只有一点感想。
记得当年追悼耀邦的时候，悼词中的历史头衔成为颇费踌躇之事。有的老同志主张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最终没有授予这个头衔，仅在悼词的第二段用了“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不太通顺的话。
马克思在评价自己时说：“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是学者而非教主，他的伟大就在于——关注问题重于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需要和谐。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次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耀邦请他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叫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人心大顺、大喜、乐开花的社会，不就是社会的和谐吗?
胡耀邦主政期间，虽然“阶级斗争为纲”余韵犹存，有些人仍以此作为打人的棍子，但被耀邦尽力制止了。这一时期是百年中国社会少有的相对和谐时期，在结束了十年内乱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之后，人们以相对宽松的心情和蓬勃向上的朝气，重新憧憬共和国创立时和睦相处、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那时无须提倡，社会自有一种和谐气象!
耀邦刚逝世时，他的长子德平先生在一个座谈会上，请大家以“祥和”的心情进行悼念。虽不幸事与愿违，但我永远记住了这个词。后来李瑞环先生主持宣传工作时，也提倡社会的祥和。从胡德平呼唤祥和时起，到今天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十六年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回顾这段历史，令人回想耀邦时期的和谐，也令人深思为什么“和谐”成了如今需要特别追求的政治目标。
问题又在于需要告别历史。
建设和谐社会要有规则，否则游戏就玩得不和谐，这个规则就是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提倡过的民主宪政。蒋介石违背国父遗教，长期搞一党“训政”，坚持个人独裁，结果被主张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中共推翻，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当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即源于此。
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新领导人以后，颁布了一部宪法，却没有领导中国走向和谐社会，而是坚持斗争哲学，最终将人民拖入一场空前的历史浩劫，令宪法蒙尘。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定论的，无须我多说。
胡耀邦以顺口溜形式说出的停批邓、平冤案、抓生产这三条，是针对当时社会三大主要矛盾提出的：一是对重大政治事件作出公正评价，二是对大量冤、假、错案作出乎反，三是发展生产力。这三条对于恢复社会公正，重建民主法制，建设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后来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最终以执政党决议的方式，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告别“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阶段，才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以执政党决议形式做出的政治抉择，尚不等同于宪政意义上的全民意志，仍然需要法理的支撑。为彻底变人治为法治，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早在八十年代就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执政党在宪法的规范内执政。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仍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后果，在胡耀邦逝世十六年来日益凸显。由于权力不受监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某些既得利益者竟将“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旗帜，变成了公仆擅权。这是对社会公正的颠覆。腐败发展到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危险的程度，成为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重读胡耀邦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不禁联想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他说：“我们党成立六十多年来，主要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干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旧世界，推翻三座大山，一件是建设新世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当年数千万先烈流血奋斗牺牲，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振兴中华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
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不是否定人道主义的社会。如今，理想与现实出现了悖论：历史巨创的阴影，仍是挥之不去的梦魇；辉煌的“政绩工程”背后，闪动着各种群体事件的画面和众多上访者的身影；经济指数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层出不穷的“矿难”和种种安全事故。胡耀邦在二十九年前要解决的三大社会矛盾，又在新的层面重新浮现。人心大顺、大喜、乐开花的和谐社会，我们已经等待得太久太久。
历史每重复一次，代价就增长一倍。以中国“民智未开”为由拒绝民主宪政的说法，已经鼓噪百年，在某些人心目中，百姓永远是蒙昧的低能儿，需要训导责罚，才能苟活下去。在经历了先进文化多年的教育之后，身处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民众的觉悟总该有所提高，不该学习了一百年仍是蒙童。
对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言，空洞的历史头衔并不重要。蒙冤逝世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之所以需要总结，是因为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更加重要——人民会用行动书写历史。
历史的十字路口有一块路标，上面写着：“告别历史，或被历史告别。”要赢得未来，必须告别历史。但是——“历史，想对你说告别不容易。”
耀邦在世时致力于社会的“平等、宽厚、宽容”，追求社会和谐，但也为推进和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他逝世十六年以来，人们更是日益感到，这个社会实在是太需要和谐了。
有朋友建议我写一点文字，纪念这位至今仍令人无法忘怀的伟大人物。我回答说：纪念的方式多种多样，何必要用文字呢?很多的话是无法用文字发表的，纪念要有评价，谁又有资格来对他作出历史的定评呢?
耀邦逝世时有讣告和长达4000字的悼词作为评价，十六年来却很少被媒体提及，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李锐先生诗云：“活在人心便永恒”，耀邦仍鲜活地生存在人们的心中，历史还无法盖棺。因此，我能谈的只有一点感想。
记得当年追悼耀邦的时候，悼词中的历史头衔成为颇费踌躇之事。有的老同志主张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最终没有授予这个头衔，仅在悼词的第二段用了“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不太通顺的话。
马克思在评价自己时说：“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是学者而非教主，他的伟大就在于——关注问题重于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需要和谐。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次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耀邦请他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叫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人心大顺、大喜、乐开花的社会，不就是社会的和谐吗?
胡耀邦主政期间，虽然“阶级斗争为纲”余韵犹存，有些人仍以此作为打人的棍子，但被耀邦尽力制止了。这一时期是百年中国社会少有的相对和谐时期，在结束了十年内乱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之后，人们以相对宽松的心情和蓬勃向上的朝气，重新憧憬共和国创立时和睦相处、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那时无须提倡，社会自有一种和谐气象!
耀邦刚逝世时，他的长子德平先生在一个座谈会上，请大家以“祥和”的心情进行悼念。虽不幸事与愿违，但我永远记住了这个词。后来李瑞环先生主持宣传工作时，也提倡社会的祥和。从胡德平呼唤祥和时起，到今天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十六年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回顾这段历史，令人回想耀邦时期的和谐，也令人深思为什么“和谐”成了如今需要特别追求的政治目标。
问题又在于需要告别历史。
建设和谐社会要有规则，否则游戏就玩得不和谐，这个规则就是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提倡过的民主宪政。蒋介石违背国父遗教，长期搞一党“训政”，坚持个人独裁，结果被主张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中共推翻，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当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即源于此。
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新领导人以后，颁布了一部宪法，却没有领导中国走向和谐社会，而是坚持斗争哲学，最终将人民拖入一场空前的历史浩劫，令宪法蒙尘。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定论的，无须我多说。
胡耀邦以顺口溜形式说出的停批邓、平冤案、抓生产这三条，是针对当时社会三大主要矛盾提出的：一是对重大政治事件作出公正评价，二是对大量冤、假、错案作出乎反，三是发展生产力。这三条对于恢复社会公正，重建民主法制，建设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后来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最终以执政党决议的方式，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告别“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阶段，才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以执政党决议形式做出的政治抉择，尚不等同于宪政意义上的全民意志，仍然需要法理的支撑。为彻底变人治为法治，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早在八十年代就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执政党在宪法的规范内执政。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仍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后果，在胡耀邦逝世十六年来日益凸显。由于权力不受监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某些既得利益者竟将“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旗帜，变成了公仆擅权。这是对社会公正的颠覆。腐败发展到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危险的程度，成为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重读胡耀邦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不禁联想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他说：“我们党成立六十多年来，主要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干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旧世界，推翻三座大山，一件是建设新世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当年数千万先烈流血奋斗牺牲，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振兴中华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
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不是否定人道主义的社会。如今，理想与现实出现了悖论：历史巨创的阴影，仍是挥之不去的梦魇；辉煌的“政绩工程”背后，闪动着各种群体事件的画面和众多上访者的身影；经济指数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层出不穷的“矿难”和种种安全事故。胡耀邦在二十九年前要解决的三大社会矛盾，又在新的层面重新浮现。人心大顺、大喜、乐开花的和谐社会，我们已经等待得太久太久。
历史每重复一次，代价就增长一倍。以中国“民智未开”为由拒绝民主宪政的说法，已经鼓噪百年，在某些人心目中，百姓永远是蒙昧的低能儿，需要训导责罚，才能苟活下去。在经历了先进文化多年的教育之后，身处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民众的觉悟总该有所提高，不该学习了一百年仍是蒙童。
对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言，空洞的历史头衔并不重要。蒙冤逝世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之所以需要总结，是因为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更加重要——人民会用行动书写历史。
历史的十字路口有一块路标，上面写着：“告别历史，或被历史告别。”要赢得未来，必须告别历史。但是——“历史，想对你说告别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