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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出自挪威学者的《族群与边界》开辟了族群研究的新领域，书的编者及序言作者弗雷德里克·巴特提出了著名的“族边理论”。从社会学意义出发，族边理论提供了这样的启示：无论是学术概念还是组织互动，不是非此即彼的隔离，社会边界的维持存在着以差异和演化为本质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族群边界；族群认同；文化差异；边界维持
一、内容概述与著名序言
（一）七篇族群论文概述
哈拉尔德·埃德黑姆的《当族群身份成为社会污名》是基于挪威北部西芬马克峡湾与水道挪威人和海岸拉普人（萨米人）杂居区的田野研究，拉普人在挪威主体民族推动“挪威化”的政治过程中遭到污名化，不得不做“社会适应”。贡纳尔·哈兰的《民族过程中的经济决定因素》描述分析西部苏丹富尔人和巴加拉人这两个具有生态互补性的族群之间的边界维持过程，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中，他们的族群身份的确已经发生了转换。简·彼得·布洛姆的《族群与文化的分化》研究了挪威南部的山地和低地农民的族群关系，认为族群的边界并非形式上的文化差异，而是这些文化差异由更根本层面的差异所决定，即整体身份的互补性及其固化。卡尔·埃里克·克努森的《分化与融合：埃塞俄比亚南部的族群关系面面观》运用民族志材料呈现埃塞俄比亚南部围绕阿尔西人的族际关系，文中阐释了广泛的多种族群类型、边界维持机制和族际关系策略，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仅仅以文化解释族群的有限性。亨利·西弗茨《墨西哥南部的族群稳定与边界动态》，讨论了墨西哥南部恰帕斯高地一个典型的“多族群社会”中在生活领域尤其是商业领域的融合和边界问题，展示的是一个拒绝族群身份变迁的案例。弗雷德里克·巴特的《帕坦人的认同与维持》关注的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毗连地区生活的一群庞大且不断扩张的、没有集中化、存在持续裂变或复制的帕坦族群，作者认为，表面上是可以通过文化特征来区分的，但从这些内部和外部差异的具体实际上来看，族群认同通过公共行为而维持着稳定的边界。卡尔·伊西科维齐的《老挝境内的邻居们》通过民族志材料分析认为，生态及语言都可能没那么重要，政治目的、行为与最终结构形成了族群彼此的边界。综合来看，各篇田野研究论文虽基于广泛而不同的文化背景，阐释了不同的族群性及族群间关系特点，但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族群边界的生产和维持的互动过程。
（二）“族边理论”：巴特序言
序言是巴特的是族群边界研究的理论性升华，抽象层次高于全书其他具体研究文章。 这篇序言被当时的国际人类学界认为是在族群研究方面提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重要观点，并开启了人类学关于族群、族群性、族群认同、族群边界等问题的广泛讨论，其深远影响力延续至今。全文开篇即反对以文化差异和独立性为重心的传统人类学研究，指出各种具体族群差异在社會互动与涵化中持续存在的特殊点，强调将注意力从文化或历史边界转到社会边界上来；随后从概念、方法、理论、区别、变迁、相关因素等方面进一步论证族边理论。
在一般方法上，巴特提示要基于现实材料做重新思考，关注社会互动特征，从而使族群概念及阐释具备了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与转向。同时，具体的研究方法则是一种“生成性视角”（generative viewpoint），旨在探究族群生产和维持的动态过程，并因此把观察的焦点从族群内部或本身转移到族群间的界限上。在族群概念的理论阐述中，巴特明确反对以往人类学著作通常的“理想型”界定，“公式”的存在阻碍我们对现象及问题的进一步理解。巴特倡导一种变化的新视角以求突破这种局限，进而从两大方面阐释“族群”涵义，其一是作为文化单位，其二是作为组织类型。在第一方面，巴特不主张把文化特征当做原因或标准，以此去界定和区分族群，而应将其看作是指向或结果。显性文化形式是变化多样的，而且不必然由其背后的生态所一一决定。
二、延伸探讨：非此即彼和研究关系
（一）族群：客观的文化单位和主观的组织建构
族群概念最早使用于20世纪30年代，随后学术界出现了很多阐释，但由于所基于的理论不同，各族群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不尽相同。有学者将目前涉及族群概念界定的理论概括为三大类，即原生主义、建构主义及这两种族群理论的折中。[2]虽然不少评论认为巴特关于族群的组织性界定更倾向于主观建构一类，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抛弃族群现象所携的客观要素，即文化特征丛以及在历史维度上的累积或变迁。相反，他也十分注重在族群身份变化和族群边界维持时，基于认同与否的二分机制，互动关系中的具体文化特征表达各不相同的。在本书出版25年后（90年代）的一篇回顾检阅性的文章里，巴特也再次首先提出了现代视角下的“文化”问题，并继续强调称文化中的全球经验性差异是连续的，并非被分割成独立体，而在族群组织过程中，文化差异在具体情境中是可变通和适应性的某种核心的族群表征建立起或维持着边界。
（二）认同：从个体到族群再到国家
族边理论所围绕的核心为“认同”。但作为一种个体主观状态的心理学判定则没有意义，只有将自我划归为某一群体的过程考察才能够理解族群归属感或族群认同，这一过程的结果是自我与内群体的相似性或一致性增强，与外群体的相异性得到了放大。族群的认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要素表征出来，其中文化和历史要素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包括语言、宗教界、习俗等等，这些要素在更广的横向范围内可以使个体与社会组织单位联系起来；而从族群成员个体角度出发，族群认同在主观情感的纵向层次上包含自我认同、群体归属感、社会事务卷入等。这种横向和纵向的发展使我们的关注目光投向了更宏大的问题。
（三）矛盾：国家同一化扩张与文化多样性生成
族群研究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实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大量的“差异歧视”现象。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国家的权力和力量越来越强大，配置资源和社会调控越来越繁多且深入，然而种族、民族及相互间的冲突没有消亡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于是有一个似乎是悖论的问题就要被提出来，为什么旨在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反而会被民族主义所绑架或者被民族矛盾所困扰。要想更深地理解这个问题，须回到现代民族的“前身”，即族群关系与边界的讨论。参照巴特关于族群边界理论的有关阐释，文化差异在人类社会中是恒久且广泛存在的，工业化、全球化虽然在物质层面实现了高度同化，但似乎也无法彻底抹平人类在生物进化谱系上自然生长的异质性。在这种根本异质性的基础上，对于无论是个体还是各种规模由小到大的组织来说，客观互动与主观认同都在所难免，边界的生发与维持也是必然。如果我们把这个客观前提简论为“多样性需求”的话，它就与一切旨在同一化的力量形成对抗。如同族群边界维持所依赖的表征因素因具体情境而各不相同或发生变迁一样，对抗的表征因素也会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型差异，烈度轻的如移民或投反对票，烈度强的如恐怖袭击或战争等，但其核心则是“认同”的反力——“辩异”甚至“排异”的存在。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克·巴特.族群与边界[J].高崇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99， （1） ：21-32.
作者简介：张琪（1984-），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社会学、环境社会学。
关键词：族群边界；族群认同；文化差异；边界维持
一、内容概述与著名序言
（一）七篇族群论文概述
哈拉尔德·埃德黑姆的《当族群身份成为社会污名》是基于挪威北部西芬马克峡湾与水道挪威人和海岸拉普人（萨米人）杂居区的田野研究，拉普人在挪威主体民族推动“挪威化”的政治过程中遭到污名化，不得不做“社会适应”。贡纳尔·哈兰的《民族过程中的经济决定因素》描述分析西部苏丹富尔人和巴加拉人这两个具有生态互补性的族群之间的边界维持过程，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中，他们的族群身份的确已经发生了转换。简·彼得·布洛姆的《族群与文化的分化》研究了挪威南部的山地和低地农民的族群关系，认为族群的边界并非形式上的文化差异，而是这些文化差异由更根本层面的差异所决定，即整体身份的互补性及其固化。卡尔·埃里克·克努森的《分化与融合：埃塞俄比亚南部的族群关系面面观》运用民族志材料呈现埃塞俄比亚南部围绕阿尔西人的族际关系，文中阐释了广泛的多种族群类型、边界维持机制和族际关系策略，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仅仅以文化解释族群的有限性。亨利·西弗茨《墨西哥南部的族群稳定与边界动态》，讨论了墨西哥南部恰帕斯高地一个典型的“多族群社会”中在生活领域尤其是商业领域的融合和边界问题，展示的是一个拒绝族群身份变迁的案例。弗雷德里克·巴特的《帕坦人的认同与维持》关注的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毗连地区生活的一群庞大且不断扩张的、没有集中化、存在持续裂变或复制的帕坦族群，作者认为，表面上是可以通过文化特征来区分的，但从这些内部和外部差异的具体实际上来看，族群认同通过公共行为而维持着稳定的边界。卡尔·伊西科维齐的《老挝境内的邻居们》通过民族志材料分析认为，生态及语言都可能没那么重要，政治目的、行为与最终结构形成了族群彼此的边界。综合来看，各篇田野研究论文虽基于广泛而不同的文化背景，阐释了不同的族群性及族群间关系特点，但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族群边界的生产和维持的互动过程。
（二）“族边理论”：巴特序言
序言是巴特的是族群边界研究的理论性升华，抽象层次高于全书其他具体研究文章。 这篇序言被当时的国际人类学界认为是在族群研究方面提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重要观点，并开启了人类学关于族群、族群性、族群认同、族群边界等问题的广泛讨论，其深远影响力延续至今。全文开篇即反对以文化差异和独立性为重心的传统人类学研究，指出各种具体族群差异在社會互动与涵化中持续存在的特殊点，强调将注意力从文化或历史边界转到社会边界上来；随后从概念、方法、理论、区别、变迁、相关因素等方面进一步论证族边理论。
在一般方法上，巴特提示要基于现实材料做重新思考，关注社会互动特征，从而使族群概念及阐释具备了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与转向。同时，具体的研究方法则是一种“生成性视角”（generative viewpoint），旨在探究族群生产和维持的动态过程，并因此把观察的焦点从族群内部或本身转移到族群间的界限上。在族群概念的理论阐述中，巴特明确反对以往人类学著作通常的“理想型”界定，“公式”的存在阻碍我们对现象及问题的进一步理解。巴特倡导一种变化的新视角以求突破这种局限，进而从两大方面阐释“族群”涵义，其一是作为文化单位，其二是作为组织类型。在第一方面，巴特不主张把文化特征当做原因或标准，以此去界定和区分族群，而应将其看作是指向或结果。显性文化形式是变化多样的，而且不必然由其背后的生态所一一决定。
二、延伸探讨：非此即彼和研究关系
（一）族群：客观的文化单位和主观的组织建构
族群概念最早使用于20世纪30年代，随后学术界出现了很多阐释，但由于所基于的理论不同，各族群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不尽相同。有学者将目前涉及族群概念界定的理论概括为三大类，即原生主义、建构主义及这两种族群理论的折中。[2]虽然不少评论认为巴特关于族群的组织性界定更倾向于主观建构一类，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抛弃族群现象所携的客观要素，即文化特征丛以及在历史维度上的累积或变迁。相反，他也十分注重在族群身份变化和族群边界维持时，基于认同与否的二分机制，互动关系中的具体文化特征表达各不相同的。在本书出版25年后（90年代）的一篇回顾检阅性的文章里，巴特也再次首先提出了现代视角下的“文化”问题，并继续强调称文化中的全球经验性差异是连续的，并非被分割成独立体，而在族群组织过程中，文化差异在具体情境中是可变通和适应性的某种核心的族群表征建立起或维持着边界。
（二）认同：从个体到族群再到国家
族边理论所围绕的核心为“认同”。但作为一种个体主观状态的心理学判定则没有意义，只有将自我划归为某一群体的过程考察才能够理解族群归属感或族群认同，这一过程的结果是自我与内群体的相似性或一致性增强，与外群体的相异性得到了放大。族群的认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要素表征出来，其中文化和历史要素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包括语言、宗教界、习俗等等，这些要素在更广的横向范围内可以使个体与社会组织单位联系起来；而从族群成员个体角度出发，族群认同在主观情感的纵向层次上包含自我认同、群体归属感、社会事务卷入等。这种横向和纵向的发展使我们的关注目光投向了更宏大的问题。
（三）矛盾：国家同一化扩张与文化多样性生成
族群研究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实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大量的“差异歧视”现象。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国家的权力和力量越来越强大，配置资源和社会调控越来越繁多且深入，然而种族、民族及相互间的冲突没有消亡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于是有一个似乎是悖论的问题就要被提出来，为什么旨在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反而会被民族主义所绑架或者被民族矛盾所困扰。要想更深地理解这个问题，须回到现代民族的“前身”，即族群关系与边界的讨论。参照巴特关于族群边界理论的有关阐释，文化差异在人类社会中是恒久且广泛存在的，工业化、全球化虽然在物质层面实现了高度同化，但似乎也无法彻底抹平人类在生物进化谱系上自然生长的异质性。在这种根本异质性的基础上，对于无论是个体还是各种规模由小到大的组织来说，客观互动与主观认同都在所难免，边界的生发与维持也是必然。如果我们把这个客观前提简论为“多样性需求”的话，它就与一切旨在同一化的力量形成对抗。如同族群边界维持所依赖的表征因素因具体情境而各不相同或发生变迁一样，对抗的表征因素也会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型差异，烈度轻的如移民或投反对票，烈度强的如恐怖袭击或战争等，但其核心则是“认同”的反力——“辩异”甚至“排异”的存在。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克·巴特.族群与边界[J].高崇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99， （1） ：21-32.
作者简介：张琪（1984-），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社会学、环境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