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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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指引下,“家风”一词成为社会热词,在不断被大众重提与热议,同时也获得了大家的高度认同。家风,就是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传统、习俗、风气和规范,是上辈人对下辈人的言传身教,是前人给后人树立的价值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家风敦厚尤显重要。为了培植良好家风,构建和谐家庭关系,夯实家庭这一社会堡垒,进而培养全社会的良风美俗,疗治现今社会乱象,大象出版社全力打造了“名人家风丛书”。第一辑十种出版后,广受社会好评、媒体推荐。受到情势鼓舞,并经过精心编写,第二辑的“名人家风丛书”又“千呼万唤始出来”。而这本《坦易家国赤子心——梁启超与梁氏家风》乃是其中之一。
  梁启超,生在中国新旧交接的时代,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维新派领袖,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他早期从政,后期潜心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多领域均有所建树,可谓“学通古今中外,身阅坏空成住”,言满天下,名满天下,被称为“百科全书式”人物。但同时他更是一等一的教子高手。工作的繁忙并未让他由此而忽视陪伴家人,反而因为教子有方创造出无人能及的纪录——“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这份齐家教子的功夫,在后人的口口相传中,成为近现代的传奇!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个个了得: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我国杰出的建筑学家,其妻为一代才女林徽因;次子梁思永,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三子梁思忠,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军官,曾参加淞沪会战,但英年早逝;次女梁思庄,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四子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的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社会活动家,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四女梁思宁,新四军早期革命者;五子梁思礼,著名的火箭系统控制专家。其中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五子梁思礼三人均为国家级院士。
  梁氏子女如此熠熠生辉的履历表,兄弟三人皆为院士的成长史,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那么作为父亲的梁启超在教育子女方面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这本书就为我们做出了深入的阐释。
  一、梁启超之为人
  1.梁启超的“家国情怀”
  一生以变法强国为己任的梁启超,生于中国历史的转捩点,这让他自然背负了为国家民族命运与未来谋划的使命感,虽然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他的政治生涯有所受挫,但他如火的爱国热情,却点燃了一代仁人志士心中的明灯。而他也将一生不变的家国情怀,融入了几代梁氏后人的血脉。
  梁启超晚年著书立说的书斋名为“饮冰室”,而他也自称为“饮冰室主人”。饮冰”一词源于《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由此可见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梁启超内心之焦灼,“内热”唯有“饮冰”方可得解,而这两个字,也流露出梁启超浇不灭的家国情怀。“饮冰十年,难凉热血。”退出政坛后,梁启超在此安心著书立说,潜心思考中国社会的走向,而“饮冰室”也被他辟为一处供子女读书学习的地方,足可见他心中子女教育的重要性。他在这里写下“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九个子女未来的路。
  2.梁启超的“儿女情长”
  作为父亲,梁启超是位严父,会适时对儿女进行指导与斧正,但同时他又是位幽默风趣的慈父。他在教育子女方面,既有从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那里继承下来的“义理”和“名节”,强调内心修养、精神陶冶和人格磨炼,又有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个性、公民责任等理念。梁启超对九个儿女的教育,首先是基于父爱的教育,就是与孩子们做朋友。
  从梁启超给每个孩子取的外号中,便可以感受到那种浓烈的毫无间隙的父爱。他称大女儿思顺为“大宝贝”“我最爱的孩子”;他给三女儿思懿取了个外号叫“司马懿”;称思庄、思忠、思达为“小宝贝庄庄”“忠忠”“达达”;更是直接称小儿子思礼为“老白鼻”(老baby的谐音)。将那份父亲对儿女的宠溺表达得淋漓尽致。
  百忙之中,梁启超喜爱给孩子们写信。并且会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直白地表达出他对他们的爱是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他会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还会说:“我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亮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来,你们听见没有?”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个慈父爱子思子的拳拳之心,这份不隐藏的真诚而又炽热的父爱,今日的父母也少有能及。
  二、梁启超之教子
  1.谈为人
  在做人方面,梁启超首先要求自己的子女做一名负责任的国民。他曾写信告诉梁思顺:“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便是天地间堂堂地一个人”。在他看来,教育最关键的就是教人学做人。他在谈到求知与做人的关系时,曾如此不客气地告诫子女及其他青年人道: “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
  另外,梁启超还教育子女要在生活中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他曾给孩子们写信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瘤。”他希望孩子们不仅坚强努力,还能乐观风趣,有人情味。他最怕孩子们消极、气馁、悲观、忧郁,常常鼓励他们要保持“元气淋漓的气象”,才能做好事业。在梁启超看来,给孩子们树立通达、强健的人生观,比一味敦促他们求知更为重要。因为只有拥有通达、强健的人生观,才能让孩子们即使处于逆境,也能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从而帮助他们战胜困难。
  在做學问方面,梁启超一向不让孩子做拼命读书的腐儒,他认为学问兴味不能太过单调。他在当时就较为先进地提出做学问要讲“趣味主义”,杜绝“功利主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始终保持一种积极探求的勇气和精神,才能最终有所造诣。并且他勉励子女“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告诫他们治学不可急于求成,更不可贪图虚名。他原先希望梁思庄学生物,思庄不喜欢,他便不强求,反而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正是因为父亲的开明,才成就了日后一位著名的图书馆专家。
  梁启超平日虽从未强行给子女们规定学习方法,但也会把自己几十年的为学经验做以总结。他曾建议孩子们: “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所谓“猛火熬”是指先要下苦功夫大量地学习知识,而“慢火炖”则是指在广泛摄取知识后,加以消化吸收,从而真正将知识为我所用。梁家子女对其父的治学理念可谓融会贯通,才能一一出类拔萃。
  3.谈做事
  梁启超的赤子之心,大约只有一半给了亲人,而另一半则留给了家国百姓。从年轻时投身变法到年老时发奋著述,忧国忧民的深情,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晚年病重时,依然念念不忘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堂。”他用自己的言传身教,严格督责孩子们:“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应该让有限的生命去做有价值的事。”身验斯言,何其壮哉!而这种处事态度更是如烙印一般留在了子女的心上。
  梁启超还曾告诫子女:“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的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尽职尽责,这个做事标准看起来简单,其实要求甚高。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承担责任,即便一时做成大事,也不会获得长久的成功。而其子女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心地光明,做事坦荡,才会个个在事业上有所建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梁启超做父亲的开明之处,以及教育子女的高明之处。在润物细无声中,他的胸怀、眼界、生活态度与处事之道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子女。梁启超就像一位辛勤劳作的园丁,用自己的心力心血浇灌出了九朵绚烂的花朵,结出了累累硕果,九个子女,个个出众,皆为才俊,在各自的领域绽放异彩,而且继续把梁氏的优良家风传承下去。因此梁氏家风不得不令世人赞赏不已、羡慕至极,梁启超的为人为父之道和家风家教成为给世人留下的宝贵财富,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效仿的。翻开这本《坦易家国赤子心 梁启超与梁氏家风》,品读积厚行远的梁氏家风,定会让你有所感悟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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