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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德性即知识”研究的一步步推进，有一个观念逐渐成为共识：在这短短五个字的命题中，知识与美德之间的张力极大，远不是简单的等于符号就能够阐释完整的。因此，本论文目的是依托文本考察此命题中与幸福相关的“知识”概念，虽然苏格拉底没有明确给出知识的定义或者分类，但是从《普罗泰戈拉篇》中仍然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把与幸福相关的知识称作“度量的技艺”。“度量的技艺”作为获取幸福的“知识”对于我国当今的道德建设颇有参考价值，而在“如何度量”的问题上，苏格拉底为我们作了很好的示范。
关键词：度量的技艺;善;快乐;知识;幸福
一、“善”、“恶”的词义考察
为了保证行文的流畅度，避免下文中某个概念阐释的插入，在对该命题进行论述之前，有必要确定经典概念的含义，下面是对两个经典概念进行的分析。
“善”的希腊文是“agathon”，有好、有用、有益等含义，“善”概念既是道德意义上的，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善”。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始终在这两种意义上切换地使用“善”概念，他也常将“善”概念直接与“好”概念等同，“好”概念亦具有两种意义上的含义。因此可以确定的是，“苏格拉底的善蕴含有益、有用的功利性意义，他没有将善和有益、功用对立起来。”[1]“‘善’在柏拉图哲学中既是伦理学概念，又是存在论概念。”[2]什么是道德意义呢？例如命题“苏格拉底是一个好人”，从道德意义上来解释，即苏格拉底做出了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从存在论意义上来看，即苏格拉底以人之为人的良好壮状态存在着，比如健康的、创造力的等等。
苏格拉底说到：“怎样才能进展顺利，使人成为一名好医生呢？显然是学会如何治疗疾病。”[3]这里的“好医生”明显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即具备医生之为医生的良好性能;而在另一处，苏格拉底说：“接下去，西摩尼德似乎想要提出这样一个论证，尽管变成一个好人真的很难，然而还是可能的，至少在短时间是可能的，但是变成好人以后要保持这种状态，做一个好人那是不可能的和超越人性的。”[3]这时“好人”与“高尚的人”对应，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好”。同理，“恶”概念也具有伦理学和存在论上两个层面的涵义，当提到命题“无人自愿作恶”时，此时的“恶”概念即是伦理学上的恶，也是存在论上的恶。
二、“知识即度量的技艺”的命题背景
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与普泰戈拉讨论“趋乐避苦”问题时第一次提到“度量的技艺”：
“现在如果我们的幸福取决于行动，我的意思是取决于选择较大的和避免较小的，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在于度量的技艺还是在于由现象产生的印象？我们难道没有看到现象把我们引上歧途，使我们陷入混乱，因此我们的行为和选择大小中，我们不断地接受和拒绝相同的东西，而度量的技艺则会消除印象产生的效果，通过对事物真实状态的揭示，可以使灵魂生活在平静与安宁之中，与真理在一起，以此拯救我们的生命。”[3]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尤其重视这种技艺，甚至直接表明幸福取决于选择大或避免小的，也就是说幸福的关键在于作出正确的选择，而正确选择的前提是度量出孰大孰小。这种度量的技艺在苏格拉底看来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它能透过现象消除印象产生的效果。人在未掌握度量的技艺之前，在现象的迷惑下，以为自己已经做出了大小好坏的区分，但是得出的结果却总与预期相悖——比如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但是总有人在做对自己有害的事情。
苏格拉底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不管是判断的人，还是行为发出者，都只看到了现象本身，从现象上看起来有大小好坏之分的事物，实际上是相同的东西;从现象上看起来相同的事物，实际上是有大小好坏之分的。总之，印象给人造成的效果是不真实的，如何避免在效果的指引下，陷入混乱，就需要关于这方面的认识，而这种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而进行度量的认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苏格拉底在下文更具体地解释道：“因为这种为人们所需的技艺包含着对过度与不足的估量，或者更加精确地说，是一种算术。”接下来，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篇》中对两个命题的探讨呈现出这种度量技艺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三、“做”（being）一个好人是不可能的
话题开始于普罗泰戈拉认为西摩尼德的一首诗存在前后矛盾，他的闡述如下：
“西摩尼德在一首诗中对帖萨利的克瑞翁之子撕拉帕斯说：‘要变成一个好人一方面真的很难，他的手脚和心灵都得循规蹈矩，他的成长方不受指责’。。。。。。那么你一定知道这首诗的开头说：‘尽管庇塔库斯确实是个聪明人，但我并不认为他常说的这句话是对的。这位圣贤说，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很难’。你得明白，写这些话的人就是写前面那些诗句的同一位诗人。”[3]
苏格拉底揭示了矛盾背后的“不矛盾”，他对“成为”（to be）好人与“做”（being）好人进行了区分——西摩尼德之所以批评庇塔库斯，是因为他认为“成为”一个好人才是真正困难的，“做”一个好人不在于困难与否，而直接是不可能的，只有上帝才能做到。苏格拉底给出了西摩尼德对此作出的两个论证，第一个是：“人只能是坏的，一旦不可改变的厄运降临，他就会被抛弃”。[3]苏格拉底对此分析到，在西摩尼德的这句诗中，厄运只能抛弃船主，因为其他人已经把命运交给了船主，当厄运来临时，船上的人是无所依靠的，所以“抛弃”用在他们身上是不合适的，就像你无法把一个已经躺在地上的人打倒，让他躺在地上。同理，不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好人，人变成好人之前人只能是坏的。第二个论证是：“因为如果他进展顺利，那么每个人都是好的，如果他进展不顺利，那么每个人都是坏的。”[3]苏格拉底认为，进展顺利就是通过学习，使人成功地成为好人，但是如果人一旦成为（to be）好人就是（being）好人的话，那么所有人都是好人，因为人总有作出好的行为的时候，成为坏人也是同理。换言之，人在获得美德之前，首先是处于美德的缺乏状态，或者缺乏美德是人获得美德之前的属性。这句诗的内在逻辑是，一个人总是在好人与坏人之间变动，好人做了坏事的一瞬间，好人就成为了坏人，就已经不再属于好人这一类别了，但是人们仍错将此当作：好人做了坏事。 最后苏格拉底总结到：“诗歌的这一部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做一个好人并继续保持这种状态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人可以变成好人，同一个人也可以变成好人，同一个人也可以变成坏人，诸神喜爱的是那些足做好人时间最長的人。”[3]从这句话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本人通过度量来看待人的好坏，就连做好人时间最长的人，也不能定义为好人，只能是受诸神喜爱的人。在接下来的这个命题中，这一度量会更加具体和彻底。
四、无人自愿作恶
“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追求痛苦？苏格拉底认为，人无论追求快乐还是痛苦，本质上追求的都是“善”，比如饮食男女追求饮食本身带来的快乐，患病者追求吃药产生的结果所带来的快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饮食男女与患病者所追求的快乐来自不同的对象，前者是由行为本身带来的，后者是行为结果所带来的。快乐是善的，痛苦是恶的，当某个事物给人带来属善的感受时，是这个事物就是快乐，反之同理。但是人们总是将事物本身和事物带来的后果混为一谈，这便是“趋苦避乐”这一吊诡命题产生的原因。苏格拉底指出了其本质所在：“撇开产生的任何后果不谈，就快乐本身而言，它们是好的吗？同理，痛苦就其本身而言，是坏的吗？”[3]饮食男女追求的善是食物、饮料、性本身带来的快乐，但是带来的结果是恶的感受，即疾病和贫穷，既然是恶的，就不能将之继续称为快乐，快乐已经改名换姓为痛苦了;另一个相反的事例是，外科手术、吃药、节食等等行为本身是恶的，但是从结果看来，又是善的。
在苏格拉底看来，人们之所以看到有人追求痛苦或者作恶，原因要么是判断者混淆了行为本身和行为结果，没有从两者所所归属的性质来定义其为快乐或者痛苦，要么是行为者自己缺乏对行为本身所带来的结果是善还是恶的度量。而“无人自愿作恶”，是因为行为者希冀产生的结果是善的，而判断者看到的是现实却是恶的结果，如果从人所希冀发生的结果来看，人并不是自愿如此，只是因为缺乏度量技艺罢了。
除此以外，快乐与快乐，痛苦与痛苦之间也存在比较，“把快乐和快乐作比较，人们总是选择较大的快乐和更大的快乐;把痛苦和痛苦作比较，人们总是选择较小的痛苦和更小的痛苦。”[3]上一组例子是行为本身与行为产生的结果之间的比较，而这组例子是两个不同的，且都会带来痛苦或者快乐的行为之间的比较。但是不管怎么说，两种度量的技艺都与实现“善生”密切相关。
总结：
人的知识量与幸福并不存在直接的促进关系，但是具体的知识，比如“度量的技艺”却是具备美德，获得幸福的正确渠道，“如何实现幸福”或者“怎样才算实现幸福”，这是苏格拉底关注的问题。苏格拉底坚信，人之所以作恶（包含追求恶的事物，比如痛苦）是因为人缺乏对快乐和痛苦进行度量的技艺，人一旦具备相关的度量技艺，就会正确权衡行为本身与结果，从而调控自身，选择相应的行为进行实践。
通过对《普罗泰戈拉篇》的分析，我们明显地看到，苏格拉底的重点并不在于通过“无人自愿作恶”来对人性的高尚作出辩解，因为苏格拉底向来不自诩为一个“仁”者，而是清醒的“牛氓”，《普罗泰戈拉篇》目的在于教导人们“度量的技艺”。苏格拉底让我们明白，幸福并不意味着“什么事物让我变得幸福”，而是学会度量“选择什么会让我变得幸福”。另外，掌握其他知识和“幸福”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其他知识对度量技艺的促进却能够导向“善生”的实现。如何掌握这门度量的技艺成为我们当下急需解决的基本问题，而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篇》中的辩论和精彩的阐述，鲜活地呈现出这种技艺的运用，为我们作了很好的示范。
参考文献：
[1]叶秀山， 王树人总， 姚介厚著. 2005.《西方哲学史》第二卷：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p519
[2]冯俊. 2020.《西方哲学史》第一卷：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p266
[3]柏拉图著， 王晓朝译. 2002.《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p469 p468-469 p482 p482 p462-463 p469 p469 p470 p476 p481
作者简介：李华玉（1994—），女，蒙古族，贵州毕节，学历：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关键词：度量的技艺;善;快乐;知识;幸福
一、“善”、“恶”的词义考察
为了保证行文的流畅度，避免下文中某个概念阐释的插入，在对该命题进行论述之前，有必要确定经典概念的含义，下面是对两个经典概念进行的分析。
“善”的希腊文是“agathon”，有好、有用、有益等含义，“善”概念既是道德意义上的，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善”。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始终在这两种意义上切换地使用“善”概念，他也常将“善”概念直接与“好”概念等同，“好”概念亦具有两种意义上的含义。因此可以确定的是，“苏格拉底的善蕴含有益、有用的功利性意义，他没有将善和有益、功用对立起来。”[1]“‘善’在柏拉图哲学中既是伦理学概念，又是存在论概念。”[2]什么是道德意义呢？例如命题“苏格拉底是一个好人”，从道德意义上来解释，即苏格拉底做出了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从存在论意义上来看，即苏格拉底以人之为人的良好壮状态存在着，比如健康的、创造力的等等。
苏格拉底说到：“怎样才能进展顺利，使人成为一名好医生呢？显然是学会如何治疗疾病。”[3]这里的“好医生”明显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即具备医生之为医生的良好性能;而在另一处，苏格拉底说：“接下去，西摩尼德似乎想要提出这样一个论证，尽管变成一个好人真的很难，然而还是可能的，至少在短时间是可能的，但是变成好人以后要保持这种状态，做一个好人那是不可能的和超越人性的。”[3]这时“好人”与“高尚的人”对应，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好”。同理，“恶”概念也具有伦理学和存在论上两个层面的涵义，当提到命题“无人自愿作恶”时，此时的“恶”概念即是伦理学上的恶，也是存在论上的恶。
二、“知识即度量的技艺”的命题背景
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与普泰戈拉讨论“趋乐避苦”问题时第一次提到“度量的技艺”：
“现在如果我们的幸福取决于行动，我的意思是取决于选择较大的和避免较小的，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在于度量的技艺还是在于由现象产生的印象？我们难道没有看到现象把我们引上歧途，使我们陷入混乱，因此我们的行为和选择大小中，我们不断地接受和拒绝相同的东西，而度量的技艺则会消除印象产生的效果，通过对事物真实状态的揭示，可以使灵魂生活在平静与安宁之中，与真理在一起，以此拯救我们的生命。”[3]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尤其重视这种技艺，甚至直接表明幸福取决于选择大或避免小的，也就是说幸福的关键在于作出正确的选择，而正确选择的前提是度量出孰大孰小。这种度量的技艺在苏格拉底看来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它能透过现象消除印象产生的效果。人在未掌握度量的技艺之前，在现象的迷惑下，以为自己已经做出了大小好坏的区分，但是得出的结果却总与预期相悖——比如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但是总有人在做对自己有害的事情。
苏格拉底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不管是判断的人，还是行为发出者，都只看到了现象本身，从现象上看起来有大小好坏之分的事物，实际上是相同的东西;从现象上看起来相同的事物，实际上是有大小好坏之分的。总之，印象给人造成的效果是不真实的，如何避免在效果的指引下，陷入混乱，就需要关于这方面的认识，而这种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而进行度量的认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苏格拉底在下文更具体地解释道：“因为这种为人们所需的技艺包含着对过度与不足的估量，或者更加精确地说，是一种算术。”接下来，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篇》中对两个命题的探讨呈现出这种度量技艺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三、“做”（being）一个好人是不可能的
话题开始于普罗泰戈拉认为西摩尼德的一首诗存在前后矛盾，他的闡述如下：
“西摩尼德在一首诗中对帖萨利的克瑞翁之子撕拉帕斯说：‘要变成一个好人一方面真的很难，他的手脚和心灵都得循规蹈矩，他的成长方不受指责’。。。。。。那么你一定知道这首诗的开头说：‘尽管庇塔库斯确实是个聪明人，但我并不认为他常说的这句话是对的。这位圣贤说，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很难’。你得明白，写这些话的人就是写前面那些诗句的同一位诗人。”[3]
苏格拉底揭示了矛盾背后的“不矛盾”，他对“成为”（to be）好人与“做”（being）好人进行了区分——西摩尼德之所以批评庇塔库斯，是因为他认为“成为”一个好人才是真正困难的，“做”一个好人不在于困难与否，而直接是不可能的，只有上帝才能做到。苏格拉底给出了西摩尼德对此作出的两个论证，第一个是：“人只能是坏的，一旦不可改变的厄运降临，他就会被抛弃”。[3]苏格拉底对此分析到，在西摩尼德的这句诗中，厄运只能抛弃船主，因为其他人已经把命运交给了船主，当厄运来临时，船上的人是无所依靠的，所以“抛弃”用在他们身上是不合适的，就像你无法把一个已经躺在地上的人打倒，让他躺在地上。同理，不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好人，人变成好人之前人只能是坏的。第二个论证是：“因为如果他进展顺利，那么每个人都是好的，如果他进展不顺利，那么每个人都是坏的。”[3]苏格拉底认为，进展顺利就是通过学习，使人成功地成为好人，但是如果人一旦成为（to be）好人就是（being）好人的话，那么所有人都是好人，因为人总有作出好的行为的时候，成为坏人也是同理。换言之，人在获得美德之前，首先是处于美德的缺乏状态，或者缺乏美德是人获得美德之前的属性。这句诗的内在逻辑是，一个人总是在好人与坏人之间变动，好人做了坏事的一瞬间，好人就成为了坏人，就已经不再属于好人这一类别了，但是人们仍错将此当作：好人做了坏事。 最后苏格拉底总结到：“诗歌的这一部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做一个好人并继续保持这种状态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人可以变成好人，同一个人也可以变成好人，同一个人也可以变成坏人，诸神喜爱的是那些足做好人时间最長的人。”[3]从这句话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本人通过度量来看待人的好坏，就连做好人时间最长的人，也不能定义为好人，只能是受诸神喜爱的人。在接下来的这个命题中，这一度量会更加具体和彻底。
四、无人自愿作恶
“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追求痛苦？苏格拉底认为，人无论追求快乐还是痛苦，本质上追求的都是“善”，比如饮食男女追求饮食本身带来的快乐，患病者追求吃药产生的结果所带来的快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饮食男女与患病者所追求的快乐来自不同的对象，前者是由行为本身带来的，后者是行为结果所带来的。快乐是善的，痛苦是恶的，当某个事物给人带来属善的感受时，是这个事物就是快乐，反之同理。但是人们总是将事物本身和事物带来的后果混为一谈，这便是“趋苦避乐”这一吊诡命题产生的原因。苏格拉底指出了其本质所在：“撇开产生的任何后果不谈，就快乐本身而言，它们是好的吗？同理，痛苦就其本身而言，是坏的吗？”[3]饮食男女追求的善是食物、饮料、性本身带来的快乐，但是带来的结果是恶的感受，即疾病和贫穷，既然是恶的，就不能将之继续称为快乐，快乐已经改名换姓为痛苦了;另一个相反的事例是，外科手术、吃药、节食等等行为本身是恶的，但是从结果看来，又是善的。
在苏格拉底看来，人们之所以看到有人追求痛苦或者作恶，原因要么是判断者混淆了行为本身和行为结果，没有从两者所所归属的性质来定义其为快乐或者痛苦，要么是行为者自己缺乏对行为本身所带来的结果是善还是恶的度量。而“无人自愿作恶”，是因为行为者希冀产生的结果是善的，而判断者看到的是现实却是恶的结果，如果从人所希冀发生的结果来看，人并不是自愿如此，只是因为缺乏度量技艺罢了。
除此以外，快乐与快乐，痛苦与痛苦之间也存在比较，“把快乐和快乐作比较，人们总是选择较大的快乐和更大的快乐;把痛苦和痛苦作比较，人们总是选择较小的痛苦和更小的痛苦。”[3]上一组例子是行为本身与行为产生的结果之间的比较，而这组例子是两个不同的，且都会带来痛苦或者快乐的行为之间的比较。但是不管怎么说，两种度量的技艺都与实现“善生”密切相关。
总结：
人的知识量与幸福并不存在直接的促进关系，但是具体的知识，比如“度量的技艺”却是具备美德，获得幸福的正确渠道，“如何实现幸福”或者“怎样才算实现幸福”，这是苏格拉底关注的问题。苏格拉底坚信，人之所以作恶（包含追求恶的事物，比如痛苦）是因为人缺乏对快乐和痛苦进行度量的技艺，人一旦具备相关的度量技艺，就会正确权衡行为本身与结果，从而调控自身，选择相应的行为进行实践。
通过对《普罗泰戈拉篇》的分析，我们明显地看到，苏格拉底的重点并不在于通过“无人自愿作恶”来对人性的高尚作出辩解，因为苏格拉底向来不自诩为一个“仁”者，而是清醒的“牛氓”，《普罗泰戈拉篇》目的在于教导人们“度量的技艺”。苏格拉底让我们明白，幸福并不意味着“什么事物让我变得幸福”，而是学会度量“选择什么会让我变得幸福”。另外，掌握其他知识和“幸福”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其他知识对度量技艺的促进却能够导向“善生”的实现。如何掌握这门度量的技艺成为我们当下急需解决的基本问题，而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篇》中的辩论和精彩的阐述，鲜活地呈现出这种技艺的运用，为我们作了很好的示范。
参考文献：
[1]叶秀山， 王树人总， 姚介厚著. 2005.《西方哲学史》第二卷：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p519
[2]冯俊. 2020.《西方哲学史》第一卷：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p266
[3]柏拉图著， 王晓朝译. 2002.《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p469 p468-469 p482 p482 p462-463 p469 p469 p470 p476 p481
作者简介：李华玉（1994—），女，蒙古族，贵州毕节，学历：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