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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或许可从历史事件中窥知一二。
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是美国经济狂飙式发展后所栽的一个大跟头。
从192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以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汽车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投资热情高涨，催生了股市的繁荣和资本泡沫的泛滥。在大萧条爆发后的第四年——1933年，和1929年相比，煤炭产量下降41%，钢产量下降76%，汽车产量下降80%，GDP下降55.3%，9000多家银行破产或关闭。
经济危机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进程：股市崩盘—银行倒闭—货币供应不足—购买力下降—通货紧缩—厂家降价、关闭、解雇工人—大规模失业—购买力进一步下降—经济的全面崩溃。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用经济周期理论无法解释大萧条为什么会历时如此长的时间，又跌得如此深重。几十年来，很多学者用毕生的心血来研究大萧条产生的原因，但即使今天，依然没有一个让大家都信服的理论来解释这一切。
投资消费失衡说
威廉·曼彻斯特的名著《光荣与梦想》中的观点似乎代表了美国大众的主流看法：“大萧条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从柯立芝总统到胡佛总统任内的繁荣并没有确实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了大规模的生产技术，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既然有大量的商品生产，消费者的购买力也需要相对提高，就是说要增加工资。但19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的产量。”
这也和中国高中《政治经济学》课本上的观点完全吻合。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与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形成的相对过剩，是这场危机最合理的解释。
甚至被大萧条搞得灰头土脸的胡佛总统在多年以后承认，他在当商务部长期间，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没有注意到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在卸任多年之后，他才有所醒悟：“为数不多的几千个亿万富翁占有大部分的生产成果，而其他人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接着他以更加坚定的口吻给出了自己的结论：“终结了繁荣的这场崩溃，其主要原因是：工业没有能把它的脚步传递给消费者。”
台湾历史学者陈静瑜在其中文版《美国史》中，分析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流行看法：“1920年代繁荣的背后潜伏着许多阴暗面。政府采取放任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基本理论认为，如果政府对经济发展不加‘干扰’，商业利润便会以工资的形式分配给工人。工人可以用工资来购买公司的股票，从而分享公司的财富。大部分美国人都赞同这种见解。”
美国历史学家狄克逊·韦克特在他的《大萧条时代》一书中也持类似观点：“美国经济的主要缺点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显现出严重的失衡。1923-1928年，投资收益增长四倍多，而工资指数只增长了12%。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十年，股民收入中如此大的份额用来投资，也从未有过当前这样生产如此壮观的超过消费。”
金融政策偏颇说
历史学家艾伦·布伦克利笔下的《美国史》，试图全面地梳理有关大萧条的各种分析。他指出，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普遍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危机持续的时间如此之长，问题不是为什么会出现危机而是危机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他最后将大萧条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1920年代的经济繁荣主要靠几项基础工业，特别是建筑业和汽车业。1920年代末期这些工业开始出现下滑，新兴工业也在涌现并试图填补空缺，但由于实力不强，无法阻挡其他工业领域的下滑趋势。二是购买力分配不均，从而导致消费需求疲软。三是美国经济的信贷结构。农民大多数都深陷债务，小银行一直是处境艰难，客户不断拖欠债务，导致银行破产。四是国际贸易。一战中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欠美国银行大笔债务，这些国家为了偿还债务，坚持向德国和奥地利索要战争赔款，但德国和奥地利拿不出钱来还债。美国政府拒绝免除或消减债务，反而是向欧洲政府提供大笔贷款，让他们借新债还旧债。美国经济开始下滑后，欧洲国家再很难向美国借到钱。同时，美国保持高关税使欧洲商品很难进入美国市场，欧洲没有钱还债，便开始拒付贷款。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艾伦·布伦克利的同行，历史学家《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甚至将其中最后一点当作大萧条的最主要成因。他认为，造成这种意想不到的结局的原因之一是国际经济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在一战后美国成为大债权国时发展起来的。美国通常保持贸易顺差，同时由于保持高关税，贸易顺差被逐步拉大。不少国家因为支付战争债务，金钱不断流入美国。当必须偿还债务时，他们就不得不减少从美国的商品进口，美国的经济部门因而受损。
那场发端于美国的大萧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传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部分工业国都深陷泥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德国，它是第一个实现复苏的主要工业国家。隆多·卡梅伦和拉里·尼尔合著的《世界经济简史》中曾经描述：“1933年，德国还有600万的失业者，占劳动力的1/4。到了1939年，德国的经济就实现了空前繁荣，工作岗位超过了劳动力供给。主要是因为大规模公共建设项目和军备计划。”当然，大萧条的后期，美国也卷入了战争，这就是另外一种观点成立的理由：真正让美国走出大萧条泥潭的，并非罗斯福新政，而是二战。
1963年，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出版了长达800多页的鸿篇巨制《美国货币史》。在这本书中，弗里德曼用大量的篇幅试图证明：由于美联储在一系列的银行业恐慌中没有充当好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因而导致了大规模的货币供应紧缩，进而引发国内总需求、国民收入和就业的萎缩。大萧条以一种悲剧的方式印证了货币要素的重要性。
按照上述分析，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的一错再错才是引发经济危机，乃至长期大萧条的最直接原因。其第一个错误是在1927年底，在没有任何通胀苗头的情况下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由于担心投资者借银行的钱进行股市投机，这样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是物价的下跌和经济活动的萎缩。股市崩盘之后，由于人们对美元失去信心，纷纷抛出美元购买黄金，一些国家的央行也加入其中。美联储为了阻止黄金的流出，迅速提高了再贴现率。这一行动的确有效阻止了黄金的流出，却导致了更多的央行倒闭。
到了1932年4月，美联储终于在国会压力下放松了货币政策，尤其是实行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政府债券回购，为市场注入了流动性，在宽松货币的刺激下，经济复苏的苗头开始出现。但不幸的是，美联储在几个月后中止了这一计划，经济又戏剧性地重陷困境。之后，由于当选总统罗斯福一直未就经济政策明确表态，处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人们又纷纷开始将美元兑换黄金，导致又一批银行倒闭。直到罗斯福上台，切断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关联，启动了货币扩张，大萧条最惨烈的时期才真正过去。
有没有最佳途径？
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的解释在学院派经济学者中有着最广泛的认同，这种通过数学建模定量分析的研究方式，逻辑自洽，看似完美无缺，但并未形成社会的广泛共识。原因在于，更多的学者，尤其是非经济学学者相信，大萧条是在复杂的社会、文化、经济因素影响下的综合结果，不能将其归结于单一的货币政策失误。
按照弗里德曼的研究成果“健康的货币政策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如果这一理论成立，面对正在经历经济结构重大调整的中国经济反倒容易产生最乐观的预期。今非昔比，各国的货币政策早已脱离了金本位的束缚，加上体制优势，中国货币政策的腾挪空间十分宽松，因此对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完全没有必要担忧。
在所有有关大萧条解释的理论中，还有这样一种说法：“经济危机是一种周期性现象，如果早几年来临，汽车业和建筑业的发展潜力足以使经济快速复苏，而如果经济危机晚来几年，后起的新兴工业也有助于使经济快速复活。但危机恰好在1929年爆发，汽车和建筑业无力帮忙，新兴工业（航空、石化、塑料、电子、食品加工等）又来不及帮忙。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应对之策就是让投资向新兴工业倾斜。”这是经济学家迈克尔·伯恩斯坦在其《大萧条》一书中的核心观点。
也许，他们都是对的，只不过对大萧条研究的角度决定了观点的五花八门。就像面对一次莫名其妙的休克，每一个科室的大夫都会从自己的专业角度给出不同的分析。但不同的是，我们几乎不可能像现代医学那样有如此多的检验和分析工具。每一次的危机都是新问题，解决的办法也只能将能够想到的各种手段都用上。
对于当下的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缩小贫富差距，总会有管用的吧？
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是美国经济狂飙式发展后所栽的一个大跟头。
从192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以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汽车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投资热情高涨，催生了股市的繁荣和资本泡沫的泛滥。在大萧条爆发后的第四年——1933年，和1929年相比，煤炭产量下降41%，钢产量下降76%，汽车产量下降80%，GDP下降55.3%，9000多家银行破产或关闭。
经济危机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进程：股市崩盘—银行倒闭—货币供应不足—购买力下降—通货紧缩—厂家降价、关闭、解雇工人—大规模失业—购买力进一步下降—经济的全面崩溃。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用经济周期理论无法解释大萧条为什么会历时如此长的时间，又跌得如此深重。几十年来，很多学者用毕生的心血来研究大萧条产生的原因，但即使今天，依然没有一个让大家都信服的理论来解释这一切。
投资消费失衡说
威廉·曼彻斯特的名著《光荣与梦想》中的观点似乎代表了美国大众的主流看法：“大萧条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从柯立芝总统到胡佛总统任内的繁荣并没有确实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了大规模的生产技术，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既然有大量的商品生产，消费者的购买力也需要相对提高，就是说要增加工资。但19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的产量。”
这也和中国高中《政治经济学》课本上的观点完全吻合。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与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形成的相对过剩，是这场危机最合理的解释。
甚至被大萧条搞得灰头土脸的胡佛总统在多年以后承认，他在当商务部长期间，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没有注意到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在卸任多年之后，他才有所醒悟：“为数不多的几千个亿万富翁占有大部分的生产成果，而其他人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接着他以更加坚定的口吻给出了自己的结论：“终结了繁荣的这场崩溃，其主要原因是：工业没有能把它的脚步传递给消费者。”
台湾历史学者陈静瑜在其中文版《美国史》中，分析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流行看法：“1920年代繁荣的背后潜伏着许多阴暗面。政府采取放任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基本理论认为，如果政府对经济发展不加‘干扰’，商业利润便会以工资的形式分配给工人。工人可以用工资来购买公司的股票，从而分享公司的财富。大部分美国人都赞同这种见解。”
美国历史学家狄克逊·韦克特在他的《大萧条时代》一书中也持类似观点：“美国经济的主要缺点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显现出严重的失衡。1923-1928年，投资收益增长四倍多，而工资指数只增长了12%。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十年，股民收入中如此大的份额用来投资，也从未有过当前这样生产如此壮观的超过消费。”
金融政策偏颇说
历史学家艾伦·布伦克利笔下的《美国史》，试图全面地梳理有关大萧条的各种分析。他指出，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普遍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危机持续的时间如此之长，问题不是为什么会出现危机而是危机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他最后将大萧条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1920年代的经济繁荣主要靠几项基础工业，特别是建筑业和汽车业。1920年代末期这些工业开始出现下滑，新兴工业也在涌现并试图填补空缺，但由于实力不强，无法阻挡其他工业领域的下滑趋势。二是购买力分配不均，从而导致消费需求疲软。三是美国经济的信贷结构。农民大多数都深陷债务，小银行一直是处境艰难，客户不断拖欠债务，导致银行破产。四是国际贸易。一战中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欠美国银行大笔债务，这些国家为了偿还债务，坚持向德国和奥地利索要战争赔款，但德国和奥地利拿不出钱来还债。美国政府拒绝免除或消减债务，反而是向欧洲政府提供大笔贷款，让他们借新债还旧债。美国经济开始下滑后，欧洲国家再很难向美国借到钱。同时，美国保持高关税使欧洲商品很难进入美国市场，欧洲没有钱还债，便开始拒付贷款。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艾伦·布伦克利的同行，历史学家《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甚至将其中最后一点当作大萧条的最主要成因。他认为，造成这种意想不到的结局的原因之一是国际经济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在一战后美国成为大债权国时发展起来的。美国通常保持贸易顺差，同时由于保持高关税，贸易顺差被逐步拉大。不少国家因为支付战争债务，金钱不断流入美国。当必须偿还债务时，他们就不得不减少从美国的商品进口，美国的经济部门因而受损。
那场发端于美国的大萧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传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部分工业国都深陷泥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德国，它是第一个实现复苏的主要工业国家。隆多·卡梅伦和拉里·尼尔合著的《世界经济简史》中曾经描述：“1933年，德国还有600万的失业者，占劳动力的1/4。到了1939年，德国的经济就实现了空前繁荣，工作岗位超过了劳动力供给。主要是因为大规模公共建设项目和军备计划。”当然，大萧条的后期，美国也卷入了战争，这就是另外一种观点成立的理由：真正让美国走出大萧条泥潭的，并非罗斯福新政，而是二战。
1963年，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出版了长达800多页的鸿篇巨制《美国货币史》。在这本书中，弗里德曼用大量的篇幅试图证明：由于美联储在一系列的银行业恐慌中没有充当好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因而导致了大规模的货币供应紧缩，进而引发国内总需求、国民收入和就业的萎缩。大萧条以一种悲剧的方式印证了货币要素的重要性。
按照上述分析，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的一错再错才是引发经济危机，乃至长期大萧条的最直接原因。其第一个错误是在1927年底，在没有任何通胀苗头的情况下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由于担心投资者借银行的钱进行股市投机，这样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是物价的下跌和经济活动的萎缩。股市崩盘之后，由于人们对美元失去信心，纷纷抛出美元购买黄金，一些国家的央行也加入其中。美联储为了阻止黄金的流出，迅速提高了再贴现率。这一行动的确有效阻止了黄金的流出，却导致了更多的央行倒闭。
到了1932年4月，美联储终于在国会压力下放松了货币政策，尤其是实行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政府债券回购，为市场注入了流动性，在宽松货币的刺激下，经济复苏的苗头开始出现。但不幸的是，美联储在几个月后中止了这一计划，经济又戏剧性地重陷困境。之后，由于当选总统罗斯福一直未就经济政策明确表态，处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人们又纷纷开始将美元兑换黄金，导致又一批银行倒闭。直到罗斯福上台，切断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关联，启动了货币扩张，大萧条最惨烈的时期才真正过去。
有没有最佳途径？
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的解释在学院派经济学者中有着最广泛的认同，这种通过数学建模定量分析的研究方式，逻辑自洽，看似完美无缺，但并未形成社会的广泛共识。原因在于，更多的学者，尤其是非经济学学者相信，大萧条是在复杂的社会、文化、经济因素影响下的综合结果，不能将其归结于单一的货币政策失误。
按照弗里德曼的研究成果“健康的货币政策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如果这一理论成立，面对正在经历经济结构重大调整的中国经济反倒容易产生最乐观的预期。今非昔比，各国的货币政策早已脱离了金本位的束缚，加上体制优势，中国货币政策的腾挪空间十分宽松，因此对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完全没有必要担忧。
在所有有关大萧条解释的理论中，还有这样一种说法：“经济危机是一种周期性现象，如果早几年来临，汽车业和建筑业的发展潜力足以使经济快速复苏，而如果经济危机晚来几年，后起的新兴工业也有助于使经济快速复活。但危机恰好在1929年爆发，汽车和建筑业无力帮忙，新兴工业（航空、石化、塑料、电子、食品加工等）又来不及帮忙。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应对之策就是让投资向新兴工业倾斜。”这是经济学家迈克尔·伯恩斯坦在其《大萧条》一书中的核心观点。
也许，他们都是对的，只不过对大萧条研究的角度决定了观点的五花八门。就像面对一次莫名其妙的休克，每一个科室的大夫都会从自己的专业角度给出不同的分析。但不同的是，我们几乎不可能像现代医学那样有如此多的检验和分析工具。每一次的危机都是新问题，解决的办法也只能将能够想到的各种手段都用上。
对于当下的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缩小贫富差距，总会有管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