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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武帝时期是历史上一个非常辉煌灿烂的时期,政权统一,国家富庶,但是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好神仙方术,以严酷的刑罚治国,等等,使得西汉王朝盛极而将衰。司马迁以史学眼光及时关注到这一点,又逢李陵之祸,因而注意到德治和礼治的重要性,所以,对于孔子的学术司马迁是格外关心并潜心研究的。本文着重探讨了司马迁在德治方面对孔子思想的继承。
关键词: 《史记》 孔子 德治思想
以德治国和以刑罚治国这两方面的优劣在《史记》中是有所体现的,很显然,司马迁赞成德治,而前代的德治思想究竟是怎样影响这位史学家的呢?司马迁在文章中提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给自己思想的定位是是整合而非创造,在整合的过程中,周的“天敬有德”和孔子的宗周的德治理论影响了司马迁。
为了挽救周王朝的政治危机,孔子提出了恢复周礼的主张,而为了恢复周礼,还提出了“仁”的重要性,“仁”是内在修养,而“礼”则是这种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要想恢复周礼,只有内心真正做到了仁而爱人,才能在行为上符合礼仪规范。“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侑》)可见恢复周礼的关键在于“仁”。在《论语》一书中,“礼”字出现了75次,而“仁”字出现了109次,可以看出孔子的理想政治是以“仁”为基础的。反复强调“仁”,使得“仁”在德的基本内涵中的比重上升,成为衡量是否有“德”的重要标准,在阐释王道上,孔子强调“仁德”的君主得到拥护,逐渐形成了以德治为内核的王道思想。
周提出了“敬德”理论主张,以维护取得政权的合法性,但是经孔子的内仁外礼的反复阐释,德治思想才为秦汉统治者所注意并接纳。到汉武帝一朝,经学盛行一时,汉儒阐释经典的同时有一种倾向:力求能使君主行仁政,行仁政的具体表现即是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君主自身则尽量修身养性来减少过失。在这里孔子的学问成为主要阐释的内容,通过历代皇帝的对比和总结,得出结论,以此希求能够影响君主的言行。司马迁最尊崇的圣人是孔子,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断,阐释孔子仁学和德政的经学是司马迁德治思想的来源和重点。
我们可以从全书对帝王总的描述来体察司马迁的德治思想。首先,对于有德行的君主给予高度赞扬。对于孝文帝司马迁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在《史记·孝文本纪》中总结了孝文帝当政二十三年来的政绩:“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历史上孝文帝是有名的提倡节俭的君主,又从内政外交方面实行汉初制定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国泰民安,所以司马迁的赞语是:“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史记·孝文本纪》)
其次,对于暴虐的君主给予强烈的批判和公正的评论,尤其以过秦思想的讨论为主。西汉建国后,许多儒生为新朝积极服务,为君主总结强大的秦国短命而亡的原因,这在当时形成了一种风尚。秦以不可阻挡的气势扫平六国,强大无比,然而二世而亡,强烈的对比引人深思。从汉初至武帝时期,陆贾、贾谊、主父偃、严安等人分别对秦亡的原因进行总结,而几乎所有的见解都归于秦的残暴之上。最初引起广泛关注的过秦言论当属陆贾,《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可以说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久经沙场的刘邦并没有意识到行仁义的重要性,而这次对话也被儒生津津乐道。叔孙通总结得好,儒者難与进取,可与守成,儒家的德治思想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之后,贾谊作为士大夫,为汉王朝的稳定出谋划策,分别写了三篇《过秦论》,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走向灭亡。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汉武帝时期,主父偃谏伐匈奴:“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獘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咸)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踰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刍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虽然主父偃的本意是进谏阻止汉武帝伐匈奴,他把秦亡的原因归结为与匈奴的战争,是多少带些主观意见,然而一味的穷兵黩武使得民不聊生,其结局必然是百姓为生存而揭竿反叛,确是任何一个王朝的噩梦,从关注秦亡的现象,促使统治者认真考虑用兵一事。严安也就当时的政治情况发表自己的看法:“向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严安对于秦灭亡的原因也归结为对匈奴的战争,但是从严安的言论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秦的政策失衡所带来的毁灭。众多关于过秦的论述使得司马迁能够清晰地看到德治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也认识到统治者的个人作为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所以,君主的能够认识到以德治国就非常重要,在汉武帝实行推恩法来维护国家统一时,司马迁热烈地赞扬:“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
孔子周游天下宣传其德治和礼治思想,虽然失败了,但他思想的光辉却影响着后人,司马迁深刻地认识到德治的重要性,以古为鉴,资询治道,为后王“立法”——德治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参考文献:
[1]张强.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高祯霓.史汉论赞之研究[M].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
[3]郭丹.左传国策研究[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4]冯天瑜.中国文化发展轨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宴昌贵.中国古代地域文明纵横谈[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 《史记》 孔子 德治思想
以德治国和以刑罚治国这两方面的优劣在《史记》中是有所体现的,很显然,司马迁赞成德治,而前代的德治思想究竟是怎样影响这位史学家的呢?司马迁在文章中提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给自己思想的定位是是整合而非创造,在整合的过程中,周的“天敬有德”和孔子的宗周的德治理论影响了司马迁。
为了挽救周王朝的政治危机,孔子提出了恢复周礼的主张,而为了恢复周礼,还提出了“仁”的重要性,“仁”是内在修养,而“礼”则是这种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要想恢复周礼,只有内心真正做到了仁而爱人,才能在行为上符合礼仪规范。“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侑》)可见恢复周礼的关键在于“仁”。在《论语》一书中,“礼”字出现了75次,而“仁”字出现了109次,可以看出孔子的理想政治是以“仁”为基础的。反复强调“仁”,使得“仁”在德的基本内涵中的比重上升,成为衡量是否有“德”的重要标准,在阐释王道上,孔子强调“仁德”的君主得到拥护,逐渐形成了以德治为内核的王道思想。
周提出了“敬德”理论主张,以维护取得政权的合法性,但是经孔子的内仁外礼的反复阐释,德治思想才为秦汉统治者所注意并接纳。到汉武帝一朝,经学盛行一时,汉儒阐释经典的同时有一种倾向:力求能使君主行仁政,行仁政的具体表现即是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君主自身则尽量修身养性来减少过失。在这里孔子的学问成为主要阐释的内容,通过历代皇帝的对比和总结,得出结论,以此希求能够影响君主的言行。司马迁最尊崇的圣人是孔子,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断,阐释孔子仁学和德政的经学是司马迁德治思想的来源和重点。
我们可以从全书对帝王总的描述来体察司马迁的德治思想。首先,对于有德行的君主给予高度赞扬。对于孝文帝司马迁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在《史记·孝文本纪》中总结了孝文帝当政二十三年来的政绩:“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历史上孝文帝是有名的提倡节俭的君主,又从内政外交方面实行汉初制定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国泰民安,所以司马迁的赞语是:“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史记·孝文本纪》)
其次,对于暴虐的君主给予强烈的批判和公正的评论,尤其以过秦思想的讨论为主。西汉建国后,许多儒生为新朝积极服务,为君主总结强大的秦国短命而亡的原因,这在当时形成了一种风尚。秦以不可阻挡的气势扫平六国,强大无比,然而二世而亡,强烈的对比引人深思。从汉初至武帝时期,陆贾、贾谊、主父偃、严安等人分别对秦亡的原因进行总结,而几乎所有的见解都归于秦的残暴之上。最初引起广泛关注的过秦言论当属陆贾,《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可以说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久经沙场的刘邦并没有意识到行仁义的重要性,而这次对话也被儒生津津乐道。叔孙通总结得好,儒者難与进取,可与守成,儒家的德治思想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之后,贾谊作为士大夫,为汉王朝的稳定出谋划策,分别写了三篇《过秦论》,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走向灭亡。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汉武帝时期,主父偃谏伐匈奴:“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獘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咸)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踰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刍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虽然主父偃的本意是进谏阻止汉武帝伐匈奴,他把秦亡的原因归结为与匈奴的战争,是多少带些主观意见,然而一味的穷兵黩武使得民不聊生,其结局必然是百姓为生存而揭竿反叛,确是任何一个王朝的噩梦,从关注秦亡的现象,促使统治者认真考虑用兵一事。严安也就当时的政治情况发表自己的看法:“向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严安对于秦灭亡的原因也归结为对匈奴的战争,但是从严安的言论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秦的政策失衡所带来的毁灭。众多关于过秦的论述使得司马迁能够清晰地看到德治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也认识到统治者的个人作为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所以,君主的能够认识到以德治国就非常重要,在汉武帝实行推恩法来维护国家统一时,司马迁热烈地赞扬:“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
孔子周游天下宣传其德治和礼治思想,虽然失败了,但他思想的光辉却影响着后人,司马迁深刻地认识到德治的重要性,以古为鉴,资询治道,为后王“立法”——德治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参考文献:
[1]张强.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高祯霓.史汉论赞之研究[M].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
[3]郭丹.左传国策研究[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4]冯天瑜.中国文化发展轨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宴昌贵.中国古代地域文明纵横谈[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