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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上世纪初进入怒江，与傈僳尊奉千年的“尼”争夺着信仰的世界，信仰的差异带来禁忌的对立，却未形成同一社区内族群的冲突，赞美诗的和声应和着巫师的经文吟唱，抚慰着同一屋檐下的人们。
彩云之南，有条怒江，从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凝思对望的巍峨峡谷里蜿蜒穿梭而过。若从高处俯视，峡谷上错落有致的“千只脚”（傈僳族民居）恰如点点繁星掩映在凤尾竹的婆娑舞姿里。这就是有着一千五百多年历史和六百年迁徙史的傈僳人家了。
作为早期进入中国内地的踏板，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省在上世纪初就频频被许多“外来客”所光顾。这些外来客中，许多身穿黑袍，口称上帝的神甫们在“上帝荣光的感召下”致力于滇西北一带传教，经过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有着东方大峡谷美誉的怒江峡谷终于成为了“福音谷”，基督教信仰深深地嵌入了傈僳人的生命和生活。与此对应的则是傈僳人对无处不在的“尼”（傈僳人本土信仰尊奉的对象，本文以“精灵”代指）的敬畏。作为傈僳传统信仰的核心因子，由“尼”及“尼”人关系构建的传统信仰主宰了傈僳人一千多年的生活，傈僳人平和地生活在“尼”的世界里。
基督教的传播恰似一块大石投进了傈僳人生活的平静水面，激起无数水花，然而也仅仅只是水花，四溅开来之后的，却依然是一如当初的平静，似乎那块大石原本就存在于此。
信徒与非信徒共享着同一片天地，基督却与“尼”争夺着信仰的世界，信仰的差异带来禁忌的对立，却未形成同一社区内族群的冲突，赞美诗的和声应和着巫师的经文吟唱，抚慰着同一屋檐下的人们。基督教在改变傈僳人的同时也悄悄地改头换面，成为怒江傈僳人文化的一部分。
精灵俯瞰的衡宇
远在公元前后，越巂、犍为、台登、邛都、定簰等地都是傈僳族的先民聚居的区域。此时傈僳氏族和集团既未形成统一的族称，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一些分散的、大大小小的部落。等到了中原战乱纷呈的三国时期，蜀国管辖之下的定县（今盐边一带）开始出现了笮、巂、邛、昆明、摩沙等不同部落集团的名称。其中，“笮”可能即为傈僳族的先民，至今云南藏族仍称傈僳族为“笮巴”，而傈僳人中也一直流传说金沙江东岸的盐源、盐边是他们祖先聚居的地方，傈僳的圣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三国到隋代，文献上始终没有出现过“傈僳”这一族称。
公元八世纪，当时的吐蕃和唐朝矛盾加深，处于这一冲突中心的各个部落，便卷入了这一斗争漩涡之中。“栗粟”这个名称也第一次出现在了史册上，唐樊绰《蛮书》卷四名类第四：“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八世纪中叶，当时游离于唐朝、南诏和吐蕃三大势力之间的勿邓、丰巴、两林三大乌蛮部落的大鬼主（大首领）都得到了唐朝的封赐，而“栗粟”一直处于这三大部落的统治之下。
傈僳原本无文无字，祖先的踪迹只能见于历代的正传野史之中。唐代的点滴笔墨之后，惟有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详细记载：“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局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取草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唯皮张耳。”
到了十五、十六世纪，居丽江、维西一代的大批傈僳族沦为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农奴和奴隶。据《丽江府志》载，木氏土司在其领地内拥有“庄奴”（即私庄农奴）及“院奴”（即家奴）共达2344人之多，而这其中大多是傈僳族。当时，在维西厅境内，归附于禾娘女千总的傈僳族也需要向其缴纳一定的岁贡，并承担各种杂役。
从十六世纪（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开始，丽江木氏土司与西藏统治集团之间为争夺中甸、维西、德钦等地，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先后延续达八十年之久，在这期间，木氏土司不断征调各族人民充当兵丁参与作战，其中包括了大批傈僳族的人民。在攻打维西的几次战役中，傈僳族兵丁虽表现神勇，但他们的待遇缺极为苛刻。一些兵丁因不堪忍受，便率整个家族或整个部落渡过澜沧江，越过碧罗雪山，来到怒江两岸。他们来到怒江地区之后，很快便制服了以前居住在那里的怒族居民，成为当地的统治民族。
十九世纪以来，傈僳族的几次民族大迁徙包括：1803年（清嘉庆八年）恒乍绷起义后的大迁徙；1821年（道光元年）永北傈僳族唐贵起义后的大迁徙；1894年（光绪二十年）永北傈僳族丁洪贵、谷老四起义后的大迁徙。这些迁徙共同的特点是由东向西进行，按照傈僳族自己的说法，就是“顺着太阳落的地方迁徙”。19世纪中期和末页，成批的傈僳族更是向西越过了高黎贡山，进入缅甸境内，另有几批沿澜沧江、怒江向南，最后抵达老挝、泰国。傈僳族分布广，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就此形成。
纷争不断的战争，长久未停的迁徙并未磨灭傈僳人的信念，他们始终相信自己是自然的骄子，维系这一信念的就是那对“尼”（精灵）的遵从。精灵是自然的化身，山石隐之，涧水掩之，树木藏之，屋棚佑之；精灵是意念的象形，祖先化而为之，哀愁聚而生之，病痛久而成之。它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喜怒哀乐紧紧牵动着傈僳人的生活。“尼”充斥于傈僳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时它们象赌气的小孩儿，任凭人们如何祭奠祷告，就是不显现自己的能力，使得傈僳人打猎空手而归，捕鱼毫无收获；有时它们又象威严的统治者，任何人不得冒犯，高山上大声的呼号，山涧里不着调的嬉戏，田间的打闹，房屋内不规范的举止等等，都会触怒它们，给肇事者带来一定程度的惩罚；更多的时候，傈僳人祈求于它们，邀功于它们，相信着它们，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田耕渔猎，抑或是冲突战争，精灵与傈僳人同在。
与精灵观念紧密相连的是对“(食出)”（蛊毒）的认识，无村没有(食出)，无(食出)不成寨。蛊毒往往是傈僳人解释病痛的第一起因，也是傈僳巫医传承的肇始之源。同时，玛（放蛊女）的共同指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傈僳村寨的联系——艳丽而不太合规矩的女孩往往被指认为放蛊女。蛊痛的解决，依照傈僳人的认识，非巫医不可，现代医学虽可以减缓病痛，但根治还得巫师出马。
“尼”（精灵）是傈僳人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的载体，“(食出)”（蛊毒）则是傈僳人对未知的恐慌想象。尼充斥于傈僳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食出)”则恰如人影，傈僳人时刻躲避，它却反复隐现，傈僳人的世界就是“尼”和“(食出)”的天地，没有它们，人们就无法理解周围的环境，认知也就不再可能，生活将出现紊乱，社区无法维系。
上世纪初的怒江地区，进出的通道仅有几条崎岖陡峭的人马驿道，天堑之所隔断的不单是人员物资的交流，更为深远的是文化的交往。偏处一隅的傈僳族，除去一山之隔的丽江白族和同流域的怒族偶有往来之外，孤寂而悠然地生活在这帝国西南边陲的峡谷间，直到一群传教士随着马帮的铃声走进怒江。
顽强的传教
1913年，英国传教士麦元西主持的缅甸八莫基督教内地会曾派遣一位缅籍克伦族青年教士巴托前来怒江地区传教，虽然他当时在这片区域起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却由此拉开了怒江州基督教史的序曲。
20世纪20年代，各海外教会组织和机构掀起了一轮入滇传教的高潮。
1929年，神召会美国牧师马导民派遣昆明大阪桥人杨雨楼（汉族）进入福贡，到达鹿马登传教。杨雨楼用一百块大洋向当地村民买下了一块土地作地基，准备修建教堂。当时福贡设治局长保维德得知此事，当即下令不准杨在当地建教堂，不准引荐外国人进入福贡传教，并勒令杨退还所购宅基地。杨雨楼这一次的探路工作以失败告终。1930年冬，马导民携带妻室、儿女、翻译员和入境证件，从维西徒步来到上帕村定居传教。保维德又一次派人前去盘查，但马导民出示了国民政府签发的入境传教证件，保维德便再无理由干涉。此后，马导民就开始正式在福贡开展活动。他先通过一些善事，如给贫困的村民施舍旧物衣被，给患病的村民祈祷送药等，逐渐笼络了人心。上帕村民肯阿念成为了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福贡人，之后，其它村民也纷纷入教，教徒人数迅速增长。当教徒人数增加到一定数量的时候，马导民又建立了今天福贡教会组织形式的雏形，并以上帕村为传教基地，培训教牧人员，派遣完成基础圣经学习的人前往周边村寨传教。基督教在福贡的传播呈燎原之势，入教的人数与日俱增。
除神召会以外，1920年，内地会英国牧师傅能仁也开始进入到泸水、碧江一带传教。在来到傈僳族地区之后，傅能仁并没有急于传教，而是先学习了半年傈僳语，并逐渐加深与村民之间的感情。之后，傅能仁又与缅甸浸礼会牧师巴东合作，创制了一套傈僳文字（这套文字至今仍在福贡县通用），并用这种文字翻译出了《约翰福音》和《圣经知识问答》，在缅甸印刷出版。傅能仁由此担任了云南省滇西一带中华基督教内地会的总负责人，总部设在保山。
传教士中，最为传奇也最为感人的应该是“阿夷达和阿姊达”（怒江福贡傈僳地区对美国传教士杨思慧夫妇的爱称，其中阿夷达意指令人尊敬的大哥，阿姊达意指令人尊敬的大姐）夫妇。
杨思慧，本名阿兰·库克（Allyn B.Cooke），1896年生于美国旧金山，毕业于洛杉机圣经学院，1918年参加中华基督教内地会，成为传教士。他来中国后，立志到西南山地少数民族中传教，1920年在云南被任命为牧师。经英国传教士傅立叶牧师介绍，他于1922正式开始到傈僳人聚居的乡间工作，足迹遍及该省几乎所有有傈僳人居住的地区。从1918年首次来中国，到1947年离开怒江大峡谷的里吾底村，除去短暂的休假，他在云南度过近三十个年头。
1932年的一个阴雨天，美籍牧师杨思慧携妻子Leila R.Cooke（也被为伊丽莎白或杨夫人）由昆明经腾冲来到怒江，陪伴他们的是一对翻译，几匹老马和几箱生活用品。在泸水，他们先拜会了已在此地传教经有余年的前辈牧师傅能仁，傅劝说杨思慧就在此地和他一起传教，因为再往里走，民风“颇不开化，蛮横无礼”，且生活交通极为困难。然而杨并没有听从劝阻，仍旧牵着他的老马，领着妻子走向了深深的峡谷。
五天之后，他们来到了架科底乡的里吾底村。如今人们只能想象那段崎岖的旅途——现在的怒江各乡镇都有省级公路通达，许多村寨也有公路或车道，但到里吾底村，仍要爬上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而到当年杨思慧修建的教堂，则还要爬上一个多小时。村民们排斥着这对初来乍到年轻夫妇，他们找不到可以借宿的人家，只好在牛棚外搭起了一个草屋；他们无法获得食物，只能隔三差五地下山购买；更为苦恼的是，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的上帝。
没有人知道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杨思慧夫妇是如何得以坚持下来的。杨牧师并不急于劝人信教，而是通过生活的点滴接近这群精灵的子孙们：没有食物，杨思慧夫妇就自己动手种植蔬菜，西红柿，白菜，菠菜，洋丝瓜等诸多里吾底村民闻所未闻的蔬菜出现在了杨牧师的菜园子里。有几个胆大的村民开始向他们讨要种子，请教种法。杨思慧夫妇倾其所有来帮助这些村民：种子、知识、爱心。他们把蔬菜带入了这个精灵主宰的傈僳村寨，更把另一抹文化的颜色值入了傈僳人的心里。
里吾底与其它傈僳村寨一样，缺医少药，病痛到来时惟有求救于巫医，虽偶有见效，却常常无用，杨思慧夫妇的到来很大程度地改变了这个村寨的医疗状况。杨夫人常常送一些药物给向她求治的人们，她在收获感激的同时也收获了人们对上帝的敬仰。尤为重要的是，杨夫人能给傈僳妇女接生。
里吾底人很少有人叫得出牧师和夫人的英文或汉文姓名，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感情，管牧师叫“阿夷达”，管夫人叫“阿姊达”。阿夷达夫妇也将自己献给了这片土地：信仰，生活，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大卫和约瑟也生于斯，长于斯（大卫夫妇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带着孩子重回到福贡，参与了一个消除贫困的NGO组织。）
阿夷达夫妇立下将整部《圣经》翻译成傈僳文的宏愿，可此时的他们连日常的傈僳话都不会说。于是，他们“不论遇到老人小孩，男人女人都用傈僳语对话，听不懂的词语一句也不放过，一问再问，然后用笔记本记下来，还特向民间艺人求教丰富多彩的词汇、词语。……那时在木城坡村有两个很会唱傈僳族调子的老妈妈，杨主动找上门请两位老妈妈唱傈僳调子，开始两位老人都很拘束，后来就壮着胆子唱了几天，杨思慧夫妇都一一作了记录。通过收集整理傈僳歌曲，杨思慧夫妇感到傈僳调中的语言对偶句式与《旧约全书》中‘箴言录’和‘大卫诗’的句式很相似，连打官司时也用对偶句来陈述和发问，这是最有特色的一种表达形式，是一种很珍贵的语言。杨思慧夫妇根据两位老人唱的对偶句式，修改整理了赞美诗歌集，还翻译完成了《旧约全书》中精选出来的一本小册了。”（引自《史富相文集》，内部书稿）
在他们的感召下，人们合力完成了一项怒江史无前例的豪举：亲手建起了怒江峡谷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一座建筑物——可容纳几百人活动的里吾底教堂。
平和安详的生活
相较于其它地方的基督教，怒江傈僳区域的信徒表现出了极为突出的特性，甚至有别于隔山对望的另一个村。他们的基督教节日只有三个——圣诞、复活和感恩节，日期并不固定，通常会选择在该节庆日期前后的某个礼拜日，以符合自己的生产生活和信仰习惯；他们拒绝一切的宗教修饰，尤其是十字架装饰，除去信徒死后埋葬的坟墓，十字架无处可见，圣像、宗教画也无法藏身于此；至于一些禁忌的遵从则更为严格。这也使得人们在该区域很容易以“瓦库扒”（代指信奉基督的人）和“尼夏扒”（代指信奉“尼”的人）来认定各自的身份。
然而，潜藏在这显眼的分割线下的却是，社区内的人们对彼此生活的尊重，“尼夏扒”们忙碌于基督教节庆的准备，“瓦库扒”们则始终保持着对精灵的敬畏。刚唱完赞美诗的小伙子出了教堂毫不介怀地哼唱着傈僳的情歌小调，靠尼夏养家的巫师很自然的说耶稣的法力比我的大……
近百年的基督教信仰传承，几代人的坚持使得福音不再被视为他者，相反，它已经融进了黑傈僳的民族文化，成为他们的文化因子。基督与“尼”原本是互相绝缘的两个领域，基督的信徒与“尼”的子民原本分居于各自的世界，安排着各自的生活。当下的这个傈僳村寨，信徒与子民却共居于一处，共耕于一地，共食于一釜，对立势必引发冲突，导致分裂，尊重才能和谐共处，于是，禁忌让位于规避，信仰托庇于生活。
彩云之南，有条怒江，从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凝思对望的巍峨峡谷里蜿蜒穿梭而过。若从高处俯视，峡谷上错落有致的“千只脚”（傈僳族民居）恰如点点繁星掩映在凤尾竹的婆娑舞姿里。这就是有着一千五百多年历史和六百年迁徙史的傈僳人家了。
作为早期进入中国内地的踏板，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省在上世纪初就频频被许多“外来客”所光顾。这些外来客中，许多身穿黑袍，口称上帝的神甫们在“上帝荣光的感召下”致力于滇西北一带传教，经过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有着东方大峡谷美誉的怒江峡谷终于成为了“福音谷”，基督教信仰深深地嵌入了傈僳人的生命和生活。与此对应的则是傈僳人对无处不在的“尼”（傈僳人本土信仰尊奉的对象，本文以“精灵”代指）的敬畏。作为傈僳传统信仰的核心因子，由“尼”及“尼”人关系构建的传统信仰主宰了傈僳人一千多年的生活，傈僳人平和地生活在“尼”的世界里。
基督教的传播恰似一块大石投进了傈僳人生活的平静水面，激起无数水花，然而也仅仅只是水花，四溅开来之后的，却依然是一如当初的平静，似乎那块大石原本就存在于此。
信徒与非信徒共享着同一片天地，基督却与“尼”争夺着信仰的世界，信仰的差异带来禁忌的对立，却未形成同一社区内族群的冲突，赞美诗的和声应和着巫师的经文吟唱，抚慰着同一屋檐下的人们。基督教在改变傈僳人的同时也悄悄地改头换面，成为怒江傈僳人文化的一部分。
精灵俯瞰的衡宇
远在公元前后，越巂、犍为、台登、邛都、定簰等地都是傈僳族的先民聚居的区域。此时傈僳氏族和集团既未形成统一的族称，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一些分散的、大大小小的部落。等到了中原战乱纷呈的三国时期，蜀国管辖之下的定县（今盐边一带）开始出现了笮、巂、邛、昆明、摩沙等不同部落集团的名称。其中，“笮”可能即为傈僳族的先民，至今云南藏族仍称傈僳族为“笮巴”，而傈僳人中也一直流传说金沙江东岸的盐源、盐边是他们祖先聚居的地方，傈僳的圣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三国到隋代，文献上始终没有出现过“傈僳”这一族称。
公元八世纪，当时的吐蕃和唐朝矛盾加深，处于这一冲突中心的各个部落，便卷入了这一斗争漩涡之中。“栗粟”这个名称也第一次出现在了史册上，唐樊绰《蛮书》卷四名类第四：“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八世纪中叶，当时游离于唐朝、南诏和吐蕃三大势力之间的勿邓、丰巴、两林三大乌蛮部落的大鬼主（大首领）都得到了唐朝的封赐，而“栗粟”一直处于这三大部落的统治之下。
傈僳原本无文无字，祖先的踪迹只能见于历代的正传野史之中。唐代的点滴笔墨之后，惟有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详细记载：“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局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取草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唯皮张耳。”
到了十五、十六世纪，居丽江、维西一代的大批傈僳族沦为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农奴和奴隶。据《丽江府志》载，木氏土司在其领地内拥有“庄奴”（即私庄农奴）及“院奴”（即家奴）共达2344人之多，而这其中大多是傈僳族。当时，在维西厅境内，归附于禾娘女千总的傈僳族也需要向其缴纳一定的岁贡，并承担各种杂役。
从十六世纪（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开始，丽江木氏土司与西藏统治集团之间为争夺中甸、维西、德钦等地，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先后延续达八十年之久，在这期间，木氏土司不断征调各族人民充当兵丁参与作战，其中包括了大批傈僳族的人民。在攻打维西的几次战役中，傈僳族兵丁虽表现神勇，但他们的待遇缺极为苛刻。一些兵丁因不堪忍受，便率整个家族或整个部落渡过澜沧江，越过碧罗雪山，来到怒江两岸。他们来到怒江地区之后，很快便制服了以前居住在那里的怒族居民，成为当地的统治民族。
十九世纪以来，傈僳族的几次民族大迁徙包括：1803年（清嘉庆八年）恒乍绷起义后的大迁徙；1821年（道光元年）永北傈僳族唐贵起义后的大迁徙；1894年（光绪二十年）永北傈僳族丁洪贵、谷老四起义后的大迁徙。这些迁徙共同的特点是由东向西进行，按照傈僳族自己的说法，就是“顺着太阳落的地方迁徙”。19世纪中期和末页，成批的傈僳族更是向西越过了高黎贡山，进入缅甸境内，另有几批沿澜沧江、怒江向南，最后抵达老挝、泰国。傈僳族分布广，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就此形成。
纷争不断的战争，长久未停的迁徙并未磨灭傈僳人的信念，他们始终相信自己是自然的骄子，维系这一信念的就是那对“尼”（精灵）的遵从。精灵是自然的化身，山石隐之，涧水掩之，树木藏之，屋棚佑之；精灵是意念的象形，祖先化而为之，哀愁聚而生之，病痛久而成之。它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喜怒哀乐紧紧牵动着傈僳人的生活。“尼”充斥于傈僳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时它们象赌气的小孩儿，任凭人们如何祭奠祷告，就是不显现自己的能力，使得傈僳人打猎空手而归，捕鱼毫无收获；有时它们又象威严的统治者，任何人不得冒犯，高山上大声的呼号，山涧里不着调的嬉戏，田间的打闹，房屋内不规范的举止等等，都会触怒它们，给肇事者带来一定程度的惩罚；更多的时候，傈僳人祈求于它们，邀功于它们，相信着它们，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田耕渔猎，抑或是冲突战争，精灵与傈僳人同在。
与精灵观念紧密相连的是对“(食出)”（蛊毒）的认识，无村没有(食出)，无(食出)不成寨。蛊毒往往是傈僳人解释病痛的第一起因，也是傈僳巫医传承的肇始之源。同时，玛（放蛊女）的共同指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傈僳村寨的联系——艳丽而不太合规矩的女孩往往被指认为放蛊女。蛊痛的解决，依照傈僳人的认识，非巫医不可，现代医学虽可以减缓病痛，但根治还得巫师出马。
“尼”（精灵）是傈僳人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的载体，“(食出)”（蛊毒）则是傈僳人对未知的恐慌想象。尼充斥于傈僳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食出)”则恰如人影，傈僳人时刻躲避，它却反复隐现，傈僳人的世界就是“尼”和“(食出)”的天地，没有它们，人们就无法理解周围的环境，认知也就不再可能，生活将出现紊乱，社区无法维系。
上世纪初的怒江地区，进出的通道仅有几条崎岖陡峭的人马驿道，天堑之所隔断的不单是人员物资的交流，更为深远的是文化的交往。偏处一隅的傈僳族，除去一山之隔的丽江白族和同流域的怒族偶有往来之外，孤寂而悠然地生活在这帝国西南边陲的峡谷间，直到一群传教士随着马帮的铃声走进怒江。
顽强的传教
1913年，英国传教士麦元西主持的缅甸八莫基督教内地会曾派遣一位缅籍克伦族青年教士巴托前来怒江地区传教，虽然他当时在这片区域起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却由此拉开了怒江州基督教史的序曲。
20世纪20年代，各海外教会组织和机构掀起了一轮入滇传教的高潮。
1929年，神召会美国牧师马导民派遣昆明大阪桥人杨雨楼（汉族）进入福贡，到达鹿马登传教。杨雨楼用一百块大洋向当地村民买下了一块土地作地基，准备修建教堂。当时福贡设治局长保维德得知此事，当即下令不准杨在当地建教堂，不准引荐外国人进入福贡传教，并勒令杨退还所购宅基地。杨雨楼这一次的探路工作以失败告终。1930年冬，马导民携带妻室、儿女、翻译员和入境证件，从维西徒步来到上帕村定居传教。保维德又一次派人前去盘查，但马导民出示了国民政府签发的入境传教证件，保维德便再无理由干涉。此后，马导民就开始正式在福贡开展活动。他先通过一些善事，如给贫困的村民施舍旧物衣被，给患病的村民祈祷送药等，逐渐笼络了人心。上帕村民肯阿念成为了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福贡人，之后，其它村民也纷纷入教，教徒人数迅速增长。当教徒人数增加到一定数量的时候，马导民又建立了今天福贡教会组织形式的雏形，并以上帕村为传教基地，培训教牧人员，派遣完成基础圣经学习的人前往周边村寨传教。基督教在福贡的传播呈燎原之势，入教的人数与日俱增。
除神召会以外，1920年，内地会英国牧师傅能仁也开始进入到泸水、碧江一带传教。在来到傈僳族地区之后，傅能仁并没有急于传教，而是先学习了半年傈僳语，并逐渐加深与村民之间的感情。之后，傅能仁又与缅甸浸礼会牧师巴东合作，创制了一套傈僳文字（这套文字至今仍在福贡县通用），并用这种文字翻译出了《约翰福音》和《圣经知识问答》，在缅甸印刷出版。傅能仁由此担任了云南省滇西一带中华基督教内地会的总负责人，总部设在保山。
传教士中，最为传奇也最为感人的应该是“阿夷达和阿姊达”（怒江福贡傈僳地区对美国传教士杨思慧夫妇的爱称，其中阿夷达意指令人尊敬的大哥，阿姊达意指令人尊敬的大姐）夫妇。
杨思慧，本名阿兰·库克（Allyn B.Cooke），1896年生于美国旧金山，毕业于洛杉机圣经学院，1918年参加中华基督教内地会，成为传教士。他来中国后，立志到西南山地少数民族中传教，1920年在云南被任命为牧师。经英国传教士傅立叶牧师介绍，他于1922正式开始到傈僳人聚居的乡间工作，足迹遍及该省几乎所有有傈僳人居住的地区。从1918年首次来中国，到1947年离开怒江大峡谷的里吾底村，除去短暂的休假，他在云南度过近三十个年头。
1932年的一个阴雨天，美籍牧师杨思慧携妻子Leila R.Cooke（也被为伊丽莎白或杨夫人）由昆明经腾冲来到怒江，陪伴他们的是一对翻译，几匹老马和几箱生活用品。在泸水，他们先拜会了已在此地传教经有余年的前辈牧师傅能仁，傅劝说杨思慧就在此地和他一起传教，因为再往里走，民风“颇不开化，蛮横无礼”，且生活交通极为困难。然而杨并没有听从劝阻，仍旧牵着他的老马，领着妻子走向了深深的峡谷。
五天之后，他们来到了架科底乡的里吾底村。如今人们只能想象那段崎岖的旅途——现在的怒江各乡镇都有省级公路通达，许多村寨也有公路或车道，但到里吾底村，仍要爬上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而到当年杨思慧修建的教堂，则还要爬上一个多小时。村民们排斥着这对初来乍到年轻夫妇，他们找不到可以借宿的人家，只好在牛棚外搭起了一个草屋；他们无法获得食物，只能隔三差五地下山购买；更为苦恼的是，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的上帝。
没有人知道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杨思慧夫妇是如何得以坚持下来的。杨牧师并不急于劝人信教，而是通过生活的点滴接近这群精灵的子孙们：没有食物，杨思慧夫妇就自己动手种植蔬菜，西红柿，白菜，菠菜，洋丝瓜等诸多里吾底村民闻所未闻的蔬菜出现在了杨牧师的菜园子里。有几个胆大的村民开始向他们讨要种子，请教种法。杨思慧夫妇倾其所有来帮助这些村民：种子、知识、爱心。他们把蔬菜带入了这个精灵主宰的傈僳村寨，更把另一抹文化的颜色值入了傈僳人的心里。
里吾底与其它傈僳村寨一样，缺医少药，病痛到来时惟有求救于巫医，虽偶有见效，却常常无用，杨思慧夫妇的到来很大程度地改变了这个村寨的医疗状况。杨夫人常常送一些药物给向她求治的人们，她在收获感激的同时也收获了人们对上帝的敬仰。尤为重要的是，杨夫人能给傈僳妇女接生。
里吾底人很少有人叫得出牧师和夫人的英文或汉文姓名，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感情，管牧师叫“阿夷达”，管夫人叫“阿姊达”。阿夷达夫妇也将自己献给了这片土地：信仰，生活，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大卫和约瑟也生于斯，长于斯（大卫夫妇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带着孩子重回到福贡，参与了一个消除贫困的NGO组织。）
阿夷达夫妇立下将整部《圣经》翻译成傈僳文的宏愿，可此时的他们连日常的傈僳话都不会说。于是，他们“不论遇到老人小孩，男人女人都用傈僳语对话，听不懂的词语一句也不放过，一问再问，然后用笔记本记下来，还特向民间艺人求教丰富多彩的词汇、词语。……那时在木城坡村有两个很会唱傈僳族调子的老妈妈，杨主动找上门请两位老妈妈唱傈僳调子，开始两位老人都很拘束，后来就壮着胆子唱了几天，杨思慧夫妇都一一作了记录。通过收集整理傈僳歌曲，杨思慧夫妇感到傈僳调中的语言对偶句式与《旧约全书》中‘箴言录’和‘大卫诗’的句式很相似，连打官司时也用对偶句来陈述和发问，这是最有特色的一种表达形式，是一种很珍贵的语言。杨思慧夫妇根据两位老人唱的对偶句式，修改整理了赞美诗歌集，还翻译完成了《旧约全书》中精选出来的一本小册了。”（引自《史富相文集》，内部书稿）
在他们的感召下，人们合力完成了一项怒江史无前例的豪举：亲手建起了怒江峡谷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一座建筑物——可容纳几百人活动的里吾底教堂。
平和安详的生活
相较于其它地方的基督教，怒江傈僳区域的信徒表现出了极为突出的特性，甚至有别于隔山对望的另一个村。他们的基督教节日只有三个——圣诞、复活和感恩节，日期并不固定，通常会选择在该节庆日期前后的某个礼拜日，以符合自己的生产生活和信仰习惯；他们拒绝一切的宗教修饰，尤其是十字架装饰，除去信徒死后埋葬的坟墓，十字架无处可见，圣像、宗教画也无法藏身于此；至于一些禁忌的遵从则更为严格。这也使得人们在该区域很容易以“瓦库扒”（代指信奉基督的人）和“尼夏扒”（代指信奉“尼”的人）来认定各自的身份。
然而，潜藏在这显眼的分割线下的却是，社区内的人们对彼此生活的尊重，“尼夏扒”们忙碌于基督教节庆的准备，“瓦库扒”们则始终保持着对精灵的敬畏。刚唱完赞美诗的小伙子出了教堂毫不介怀地哼唱着傈僳的情歌小调，靠尼夏养家的巫师很自然的说耶稣的法力比我的大……
近百年的基督教信仰传承，几代人的坚持使得福音不再被视为他者，相反，它已经融进了黑傈僳的民族文化，成为他们的文化因子。基督与“尼”原本是互相绝缘的两个领域，基督的信徒与“尼”的子民原本分居于各自的世界，安排着各自的生活。当下的这个傈僳村寨，信徒与子民却共居于一处，共耕于一地，共食于一釜，对立势必引发冲突，导致分裂，尊重才能和谐共处，于是，禁忌让位于规避，信仰托庇于生活。